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范本全书(3版官方文本合同说明签约须知典型案例特别提醒法律政策)( 下载 pdf 电子版 epub 免费 txt 2025

本书收录的均为 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原 工商行政管理总局）、有关中央部委和地方政府有关部门 的合同示范文本，内容系统全面，分类明确，查找方便，是全国市场监督管理系统、全国各类型企事业单位、各类市场经营主体、律师等法律从业人员等 的工具书。

书中除收录50多种合同示范文本之外，还有签约须知、重点法条、典型案例等栏目设置。签约须知以精练的文字概括了各类合同签约过程中的注意事项，尤其是可能遭遇的合同陷阱和防范技巧；重点法条是签订合同时必须掌握的法律常识；典型案例以案说法，形象生动。

章 买卖合同

一、签约须知

二、重点法条

三、典型案例

卖方因买方濒临破产停止履行合同，是否构成违约？

假意磋商给他人造成损失的，应否赔偿？

暴风雨能否构成违约的免责事由？

当事人能否以政策变化为由解除合同？

售楼广告是否构成合同的一部分？

四、示范文本

生鲜乳购销合同（示范文本，2016年版）

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示范文本）

商品房买卖合同（现售）（示范文本）

第二章 建设工程合同

一、签约须知

二、重点法条

三、典型案例

非法转包建设工程，如何支付工程款？

如何认定建设工程“阴阳合同”的效力？

发包方未按约定支付工程款，承包方能否就停工项目优先受偿？

工程造价能否中途变 ？

建设工程验收费用如何承担？

四、示范文本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示范文本，2017年版）

建设工程勘察合同（示范文本，2016年版）

建设工程设计合同（房屋建筑工程）（示范文本）

建设工程设计合同（专业建设工程）（示范文本）

水利工程施工监理合同（示范文本）

建设工程造价咨询合同（示范文本）

建设项目工程总承包合同（示范文本）（试行）

建设工程施工专业分包合同（示范文本）

建设工程施工劳务分包合同（示范文本）

工程建设项目招标代理合同（示范文本）

第三章 承揽合同

一、签约须知

二、重点法条

三、典型案例

承揽人擅自转包，合同能否解除？

分包人聘请的帮工发生意外，承揽人应否承担赔偿责任？

甲醛严重超标，装修人应否承担赔偿责任？

按天支付劳动报酬，是承揽关系还是雇佣关系？

四、示范文本

加工合同（示范文本）

定作合同（示范文本）

承揽合同（示范文本）

测绘合同（示范文本）

汽车维修合同（示范文本）

第四章 运输合同

一、签约须知

二、重点法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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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次非 发布时间：2023-06-05 22:38:31

  春怨诗、怀古诗、边塞诗、思亲诗、咏物诗，没几首小孩能读的诗。娃作业已布置完。最喜欢《不第后赋菊》“待到秋来八九月，我花开后百花杀。”

• 作者：孟鲁司特Phar 发布时间：2018-11-03 00:32:33

  划燃一根火柴，温暖一个寒冬....

• 作者：wy___wd 发布时间：2020-08-23 18:15:28

  2刷2022.3.22

• 作者：狄俄尼索斯 发布时间：2018-06-12 22:05:05

  2018秋招——银行2。

• 作者：fpxb 发布时间：2024-05-20 20:06:54

  陪着孩子读这本书，我觉得一点趣味也没有，孩子也读的累的不得了。我没有觉得这本书有任何值得在意的地方！

• 作者：小荷 发布时间：2017-07-08 16:03:10

  还可以啊，通俗易懂

• 上海苏报案：中西司法的融汇与碰撞

  作者：尤里卡 发布时间：2024-01-11 18:13:43

  我国近代史历史教科书提到了章炳麟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邹容的《革命军》，意在说明清末时期革命势力的崛起和民众思想的觉醒。但鲜少有人知道，在这个历史叙述的背后，还牵扯着一桩司法大案，那就是闻名中外的上海苏报案。这个案件混合了我国封建时期的县衙审判与西方现代的抗辩式审判，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审判形式在合流的同时，也有严重的冲突，从而使得该案成为中西司法优劣对比的典型案例。更重要的是，苏报案发生在清朝司法主权严重丧失的时代背景下，这一案件也促使清朝统治者以西方法律为师，加速了清末司法转型，成为了重要历史节点上的里程碑事件。

  一、《苏报》与陈范

  1903年，处于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辛亥革命的中间时期，或许没有太多值得书写的重大历史事件，但有学者将这一年称为“前夜的涌动”，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在这一年改良之音渐弱，革命之声高涨，很多有志之士相信只有实行彻底的革命，推翻满清政府的专制统治，才能让中国脱胎换骨，走向富强。在这个风起云涌的时代浪潮下，苏报案的发生除了偶然性之外，其中还蕴含着必然性。

  

  《苏报》创办于1896年，由胡璋所经营，以胡妻日本女子生驹悦的名义，在日本驻沪总领事馆注册。创办以来，《苏报》一直名头不响，所刊内容也无特色，由于与日本外务省和黑龙会有牵连，甚至还被时人认为是日本外务省设于上海的机关报。1900年，陈范接手此报，方才焕然一新，显现蓬勃之象。

  陈范，湖南衡山人，本名彝范，字叔柔，号梦坡，曾任江西铅山知县，1894年因教案被劾罢官，后移居上海，1900年购得《苏报》产权。值得一提的是，陈范虽为旧时秀才，思想却颇为开明，政治上主张效法欧美，维新变革，甚至他还被有些学者认为是我国最早提出节制生育的人（“中国欲强盛，当自限生殖始，盖生殖繁，则教养艰，矢折者不知其数，孱弱愚钝者，亦不知其数。流离困顿，惨苦万状，何如不生之为愈乎！”）。

  陈范接手《苏报》后，引入进步思想，鼓呼变法革新，“初力主变法，颇为读者欢迎，嗣复中于康梁学说，高唱保皇立宪之论，时人多以康党目之。”尽管风气为之一新，但《苏报》却是惨淡经营。发行量很少，收入也就困难，陈范只得拉上儿子、女儿、妹夫等家人担任主笔、编辑，以减少支出，维持运转。

  

  转机很快就来了。1902年上海南洋公学发生了“墨水瓶事件”，学生为反对校方专制统治而集体退学，这也是我国学运史上的第一次学生运动。这次事件迅速蔓延至东南沿海地区，形成了一股蔚为大观的“学界风潮”。风潮过后，为抵制广西巡抚借法兵法款平定内乱（后被证明为误传），以及俄国企图独占东北的霸蛮行为，学生爱国运动很快又演变成了轰轰烈烈的抗法拒俄运动。

  正是在这段时期，陈范结识了爱国青年章士钊，聘其为《苏报》主笔。章士钊时年21岁，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写下了一系列鼓吹革命的文章。《苏报》在国内众多报刊中一马当先，为爱国运动摇旗呐喊，为革命志士擂鼓助威，“即鼓吹罢学，与夹带革命，双方并进”。

  章士钊担任主笔当天就写下了《论中国当道者皆革命党》一文，言辞之激烈，内容之犀利，让陈范也心惊胆战，唯恐辛苦开创的基业毁于一旦。陈范第二天一早就对章士钊表达了这种担忧，但下午他就改变了主意，对后者言道，“本报恣君为之，无所顾藉”。为何突然有此转变呢？原来据人考证，陈范在当天的张园集会演讲中遇到了一位自称“孙中山”的人，说是秘密回国，以图革命，并向陈范在报馆谋取一个职位。陈范深信不疑，决定为革命贡献绵力。此人实则名为钱宝仁，只是混迹市井的流氓而已。不过，陈范的顾虑也非杞人忧天，《苏报》果然惹上了大麻烦。

  二、逮捕章炳麟与邹容

  章士钊担任主笔之后，《苏报》上的文章愈发激进，对于革命之鼓吹，更是“肆无忌惮”，目无“朝廷”，尤以六月刊发的文章为甚。试举几例：

  6月1日《苏报》宣称“大改良”，发表《康有为》一文，驳斥保皇，倡导革命：“而天下大事之所趋，其必经过一躺之革命，殆为中国前途万无可逃之例……革命之宣告殆已为全国之所公认，如铁案之不可移。”

  6月9日，章炳麟介绍邹容《革命军》时，旗帜鲜明地提出了排满思想：“其宗旨专在驱除满族，光复中国。笔极犀利，文极沉痛，稍有种族思想者，读之当无不拔剑起舞，发冲眉竖。若能以此书普及四万万人之脑海，中国当兴也勃焉，是所望于读《革命军》者。”

  6月10日，章炳麟《序革命军》发表：“抑吾闻之，同族相代，谓之革命；异族攘窃，谓之灭亡；改制同族，谓之革命；驱逐异族，谓之光复。今中国既灭亡于逆胡，所当谋者光复也，非革命云尔。容之署斯名，何哉？谅以其所规画，不仅驱逐异族而已，虽政教学术、礼俗材性，犹有当革命者焉，故大言之曰革命也。”

  6月29日，苏报摘录了《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中的部分内容，以《康有为与觉罗君之关系》刊出，文有此句：“载湉小丑，未辨菽麦，铤而走险，固不为满洲全部计。长素乘之，投间抵隙，其言获用。”其中直指光绪帝（载湉）为小丑，康有为（长素）不过为政治投机之人。针对康有为谓中国“公理未明、旧俗俱在”，只宜改良，该文继续辩驳道：“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旧俗之俱在，即以革命去之。革命非大雄大黄之猛剂，而实补泻兼备之良药矣。”

  《苏报》一系列文章不仅倡言革命，鼓动武力，还充满着排满思想，甚至直言“杀满”、辱骂皇帝，自然不为清廷所容。其实，当局早就对《苏报》有所关注，这次该报言辞激烈、毁谤政府，他们便着手拘捕事宜。然而，当局想要拿人并非易事，不仅要经过各国驻沪领事同意，还必须要过工部局这关。工部局又是何方神圣呢？

  自鸦片战争以来，清政府软弱无能，与西方列强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英、法、美、俄、日等国在上海建立了被称为“国中之国”的租界。在租界内，列强拥有独立的征税、治安等权利，也有独立的立法、行政、司法之权，体现在司法权上，就是我们经常听说的领事裁判权。此外，在上海租界，各国建立了以工部局为核心的立法体制、以工部局董事会为核心的行政体制，其中又以英国占据绝对主导地位，清廷的统治力量只能止步于租界。

  《苏报》馆正是坐落在租界内，因此，逮捕《苏报》所涉诸人，须各国驻沪领事和工部局都同意方可实施。各国驻沪领事并未过多插手阻碍，工部局初不允许，经过艰难交涉，方才松口，但有一条件，那就是逮捕之后，仍要在租界会审公廨由中外官员共同审理，不得移出。无奈之下，清方只得同意。

  确定逮捕名单后，当局即实施抓人，最终只抓获章炳麟、陈仲彝、钱宝仁、程吉甫、龙积之五人，邹容后来主动投案。陈仲彝为陈范之子，钱宝仁、程吉甫为报馆工人，龙积之与当时颇为轰动的湖北富有票案有关，但与本案无涉。因此，后四人其实与本案均无关联，在之后较为漫长的审判中，虽清方不允，但西方坚持放人，最终四人都被释放，《苏报》案的焦点也就集中在章炳麟、邹容两人身上。

  既已将人捕获，清方认为“此事关系太巨，非立正典刑，不能定国是而遏乱萌”，审判也就很快开始了。审判的过程，也是中国陈旧落后的司法制度、司法理念与西方注重程序、维护人权的司法制度、司法理念的直接交锋，两者在难以调和，相互抵牾之外，还发生了一些让人啼笑皆非的事情。

  三、审判与引渡

  1903年6月30日，案件在会审公廨进行了预审。会审公廨，也称会审公堂，是一个十分奇特的审判机构，也是中外兼有的混合法庭。1868年4月上海道台和英美等领事签订了《洋泾浜设官会审章程》，根据该章程在英美租界内设立了会审公廨。1901年上海英美租界会审公廨改为上海公共租界会审公廨，设有正会审官、副会审官、陪审官等职，有清朝官员，也有外方官员，不过陪审官由外国人担任，实际上把控着裁判权。

  由于邹容还未到案，第一次审判相对简单，但有两点值得一提：一、章炳麟起初不愿下跪，后经陪审官要求方才下跪，而在以往这样的混合法庭中，若有中外被告，往往是洋人站立、国人下跪接受审判的奇葩场面。二、这次审判清方聘请了上海著名的外籍律师古博，让他们意想不到的是，被告也聘请了律师帮助辩护，在两造皆为中国人的案件中，这还是第一次双方都聘请律师代为声张，也在很大程度上注定了本案不会沦为一场走过场的形式审判。

  7月15日，案件正式进行第一次公开审理，此时邹容也已投案。控方古柏律师以《苏报》所刊文章为证，控告众人“故意污蔑满清皇帝，挑诋政府，大逆不道。欲使国民仇视今上，痛恨政府，心怀叵测，谋为不轨”。中方谳员孙建臣先是威权施压，让众人老实招来；见堂下不应，竟又转为“哀求”，求章邹等人快快招供，尽早结案，大家省心。

  章炳麟在审判中更是戏弄起了孙建臣。在回应“载湉小丑，未辨菽麦”一句时，“所指书中‘载湉小丑’四字触犯清帝圣讳一语，我只知清帝乃满人，不知所谓圣讳，‘小丑’两字本作‘类’字或作‘小孩子’解，苏报论说，与我无涉，是实。”闻此“歪解”，孙建臣认为章炳麟必熟习中文，便问其“得自何科”，章戏曰：“我本满天飞，何窠之有？”

  7月21日，第二次公开审理此案，因清方已有引渡之意，希望将章邹等人引入己方地界便宜行事，以免西人之掣肘，因此这次审理更为简短，只有一个插曲值得一说。庭审中控方律师以本案“另有交涉”为由要求改期，辩护律师博易反问道：“现在原告究系何人？其为政府耶？抑江苏巡抚耶？上海道台耶？本律师无从知悉。”这个问题自然让熏染传统法思维的清方官员无从回答，只得笼统答以“系奉旨着江苏巡抚饬拘，本分府惟有尊奉宪札行事而已”。

  会审公廨乃清廷的“法外之地”，清方也深知此案“若依西律恐不重办”，因此开始交涉引渡事宜，展开了紧锣密鼓的外交行动。因章邹等爱国志士必然支持抗法拒俄运动，法俄两国乐见其成，美、意两国主张有条件引渡，英、日两国则拒绝引渡，尤以在租界占主导地位的英国态度坚决。反对引渡的理由，各国除了深知一旦引渡、章邹等人恐难保命外，还担心此案援引成例，其在租界的领事裁判权会被打开一道缺口，进而损害其特权。不过，清政府的积极运作还是颇有成效，就在看到一些进展的时候，这时发生的另一起案件，则让其引渡愿望彻底化为泡影，这就是轰动中外的沈荩案。

  四、兼具司法与政治的判决

  戊戌变法失败后，光绪帝被软禁，慈禧太后重新上台训政。维新派不甘失败，发起了庚子勤王运动，以图营救光绪帝，后运动失败，多人被杀。沈荩便是勤王运动的重要参与者，行动失败后他藏匿于京城，1903年被告发逮捕。沈荩被捕后，经慈禧授意，没有经过正常审判程序，竟被活活打死，其刑之酷，其状之惨，令人发指。这一不容于现代文明社会的行径很快传到了西方各国，也对其政府产生了直接影响。原本支持引渡章邹等人的国家纷纷转变态度，尤其是法国的转向，更是瓦解了支持清廷诉求的阵营。清廷再作努力，案件仍须在会审公廨审理。由于嫌犯被关押日久，工部局受到各方压力，也期尽快结案，否则就释放处理。

  12月3日，案件继续审理，由上海知县汪懋琨、谳员邓文堉、英国观审翟理斯主持审理，当然，只有翟理斯才有权作出最终判决。双方也都有外籍律师代为发言，只不过出现了一个十分吊诡却也可以理解的现象：尽管两造皆为中国人，鉴于双方律师身份以及清廷相关法律的缺位，案件适用的却是英国的法律，双方以诽谤煽动与言论自由互为攻防。

  审判初始，控方律师古柏以章邹“谋反悖逆”“聚众闹事”“扰乱人心”等为由，认定其为极其严重的反政府行为，但他并未适用《大清律例》，而是援引英律，定以“煽动性的诽谤罪”。不过这并非很严重的罪名，即使以此定罪，被告也判不了几年。辩护律师琼斯则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一针见血地指出若以诽谤言论治罪，则写作、印刷和出版应作为一个整体性罪名方可定罪。但章邹只承认写作行为，没有印刷、出版行为，按照“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控方须证明被告有此行为。当时上海没有正式的出版法律和正规的出版程序，控方要想提出证据，谈何容易？在接下来几日的审判中，庭审按照西方法律的程序，被告接受讯问、证人出庭作证、双方言辞辩论等，钱宝仁、程吉甫等四人与本案无关，相继被释放，只有章邹两人等待判决结果。

  判决结果虽然符合司法要义，却掺杂了太多的政治因素，这也不意外，苏报案自始至终都不是一个单纯的法律案件，清政府（外交部、江苏与上海当局）、各国驻京使馆、各国驻上海领事团、工部局甚至保皇派、革命党均被卷入其中。清政府虽然有意将苏报案所涉诸人处以死刑，但最终结果须经工部局同意，具体则须英国副领事翟理斯答允。在反复博弈之下，清政府的诉求由将章邹两人处死到“监禁免死”，再到“一犯（章炳麟）监禁三四年，一犯（邹容）监禁一年”，一再妥协，几无再降空间。1904年5月21日，中外双方宣布了最终判决：“至邹容作《革命军》一书，章炳麟作《訄书》，并作《革命军序》，又有驳康有为一书，言语纰谬，形同悖逆。彼二人者同恶相济，罪不容恕，议定邹容监禁二年，章炳麟监禁三年，罚作苦工，以示炯戒。限满释放，驱逐出境。此判。”

  在中外瞩目下，苏报案至此终于告一段落，局中人的后话却各不相同。邹容被折磨致病，于1905年4月3日瘐毙狱中，年仅20岁，后被南京临时政府追赠为“陆军大将军”；章炳麟1906年6月29日出狱当日即登上了赴日的客轮，继续从事革命事业。而《苏报》的老板陈范，案发之后避难日本，1904年回国后被捕，出狱后又参与革命、投身报业，一生也可谓有起有落，精彩跌宕。

  五、苏报案的历史价值

  鸦片战争之后，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逐渐打开了中国的大门，这些国家之所以能够拥有坚船利炮，背后则是先进的政治、经济、司法等制度，为其军事霸权提供了有力的支撑。以司法为例，苏报案是一个绝佳的样本，可供以考察和比较中西法制的利弊与优劣。历史烟云散去，重新回顾此案，也很难不生发深刻的启示与思考。

  其一，苏报案犹如一面照妖镜，将中国传统司法中的落后与荒诞尽数显影。如工部局基于法律援助制度，为被告聘请了辩护律师，这让清朝官员颇为不解和疑虑，湖广总督端方致内阁大学士张之洞的电文中就说道：“闻各犯律师系工部局代请，不知何心？”再如，在12月7日的审判中，辩护律师以陈范之子陈仲彝与该案无涉为由请求释放，知县汪懋琨却冒出一句让西人大跌眼镜的话：“你愿意替你的父亲顶罪吗？”针对章邹二人，汪懋琨也提出：“只要写今上一字，罪名足矣。”这些严重不符现代法治精神和司法正义的言行，不仅让西人匪夷所思，也使得他们更不信任清朝的司法。也不难设想，若章邹等人真要引渡成功，恐怕会落得与沈荩一般的惨烈下场。

  更重要的是，在呈现清朝的落后司法之外，苏报案还展示了西方司法的先进与优越之处。程序正义、律师辩护、法律援助、无罪推定、“谁主张，谁举证”、证人证言等一系列诉讼原则与规则，很好地保证了被告人的权利，也是章邹被轻判的重要原因，因此该案堪称一次生动鲜活的西方法治大讲堂。

  其二，苏报案一开始便被中外媒体连篇累牍地跟踪报道，阅者甚广，极大震撼了国人的神经，启发了他们的心智，孙中山就谓苏报案令“民气为之大壮”。就诉讼主体而言，这是清廷对个人发起的一场官司，尽管力量相差悬殊，但会审公廨保证了两造是以相对平等的主体展开控辩，不仅“满汉两族二百余年来未尝立于平等之地位也有之”，即使放眼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也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之事。

  对于清政府而言，苏报案则是一次严重的刺激。若清朝司法仍然野蛮落后，更给西方以口实，不愿放弃领事裁判权。官僚阶层视收回领事裁判权为“变法自强之枢纽”，清廷若想收回司法主权，势必要以西为师，进行彻底的司法变革。苏报案也是一次里程碑式的案件，更加促使清廷修订法律，以图与列强平等对话。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在清廷与列强对峙、保皇与革命交锋、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碰撞的时代浪潮下，苏报案作为牵涉所有这些因素的个案，因其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已经超越了时代，而被永远镌刻在了历史的卷轴上。

  （本文首发于《世界博览》2024年第1期）

• 当我们谈论学校时，我们在谈论什么？

  作者：Fred_Sun 发布时间：2017-10-28 17:03:59

  当我们谈论学校时，我们在谈论什么？

  毫无疑问，在民间，“名校”的核心标准就是升学率和考试成绩，这预示着宽广的未来和高薪体面的工作，几乎没有家长会反对素质教育，可是面对小升初、中考、高考这些关键的节点，一切理想和信念都成了浮云。

  《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第一章第三条规定：“义务教育必须贯彻国家的教育方针，实施素质教育，提高教育质量，使适龄儿童、少年在品德、智力、体质等方面全面发展，为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奠定基础。”很显然，即使是义务教育，学校也是要为培养一个 “高大全”的、被指定的目标而“奠定基础”，是为了培养“理想的新人”、“社会楷模”，而非“合格公民”，这些就是“素质”教育的目标吗？在这样的目标里面，学生个体、个性毫无空间。此外，这种对学校的殷切期望，与家长对学校的功利性目的，是那么的不协调、不相干，充满了讽刺啊。

  你一定在网上看到过这些口号：“决战小升初，赢在起跑线” “背水一战，冲刺中考”“决战高考，改变命运”。天哪，我们的孩子从小开始就一直在进行生死之战！考试即生活？这是为什么？原来，还有另外一种评价学校的视角，在敏锐的商人的眼中，学校应该是非常赚钱的产业啊。

  夹在庙堂和老百姓之间的学校，如何看待自身的责任、目的和手段，则微妙而复杂得多。

  近一二十年来，教育界对“应试教育”的反思不可谓不多，许多学校努力地从教育理念到教学方法都进行大胆探索。比如，身边的华阳小学以“生本教育”为教育理念，以“心自由，行至远”为校训，我个人非常欣赏。然而，就如同总结华阳小学成功经验时候相关报道所说：”结果是，生本教育实验班的学生，5年不参加当地的统考和抽考，但在最后的毕业考试中，该班平均成绩却在全区、全市最好。”我很怀疑，如果当年的实验班统考成绩平平，这项生本教育的实验能够走到今天吗？《羊城晚报》2015年有篇报道标题是《校长的教育理想深藏于心》，真是耐人寻味。我们应该理解学校的这种无奈，在来自制度的、家长的、社会的多重压力和混乱导向下，在学生长远利益和眼前利益间的艰难取舍和妥协。

  当我们谈论学校的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整个社会都迷失了，让我们听听大师约翰·杜威谈论学校和教育吧。

  杜威说：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

  关于“教育即生活”，杜威说“教育是社会生活的过程，而不是生活的预备。”什么意思呢？

  1）儿童在学校接受教育，这就是他们现在应该过的富有生气的、多姿多彩的生活，单纯为了他们“未来生活”而进行脱离其现实生活的教育是没有意义的。卢梭在《爱弥儿》里面说：“你为什么硬要他牺牲适合于他今天学习的东西，而去学习他未必能够长成到那样大的年龄的人才适合于学习的东西呢？”在这一点上，杜威坚定地支持卢梭，相信如果他看到《给孩子讲量子力学》这本著作，一定要摇头叹息说：你们别闹了……这个观点如果我们再往前延伸思考一下，谁又有资格为儿童设定一种未来的生活或是理想新人的目标呢？

  2）学校应该是儿童快乐生活的场所，教育方法和教材要符合儿童的欲望、心理。学校应该如同家庭一样，以儿童生活为中心，学习是通过生活的方式进行的，而不是完全以静听的方式。杜威批评说，在传统的教育里，学校的“重心在教师，在教科书以及你所喜欢的任何地方和一切地方，惟独不在儿童自己的直接的本能和活动。”所以，杜威理想中的学校，会提供厨房、纺织室、木工室、金工室这样的生活场所给学生，因为生活就是学习和获得知识最好的途径。

  3）教育如同生活一样，是延续的、终生的，在生活中需要不断学习，如果接受完一个阶段的教育后，就拒绝接受教育、拒绝学习了，那是失败的教育。联想到我们很多学生在考试完成后兴奋地撕毁书本，我们不难想象他们接受的教育是多么的反人性、令人窒息。

  关于“学校即社会”，杜威说：“我认为学校主要是一种社会组织。教育既然是一种社会过程，学校便是社会生活的一种形式。”或许我们可以这几方面去理解：

  1）学校是社会生活的一个雏形，它应该显著地体现出社会精神，适应社会的演进而不断革新。在杜威的年代，现代科技迅速发展，大规模工业生产、中心城市化来临，家庭式手工业生产迅速衰退，社会合作能力、科学的洞察力、社会民主化都是新的社会精神特征，与生活相关的木工、金工、纺织、烹调学习科目，与生活相关的主动的作业，才是培养这些社会精神的有效手段。但在传统的课堂上，知识的学习是核心，学生间主要是竞争，脱离生活实际的理论教育自然分离出“文化人”和“工人”。那么问题来了，在我们当代这个信息化与互联网的时代，我们的社会精神是什么呢？学校如何传递这种社会精神呢？

  2）学校制度必须看做是社会生活的更大整体的一部分，要避免使学制、学科成为各自独立、互相竞争和妥协的大杂烩，唯一的办法是将他们的设计与儿童自身熟悉的、能感知的“生活”紧密结合，而不是相反。只有这样，学校才能提供社会的环境和气氛，而不是与社会和生活隔离。但事实上，我们仍习惯性地把学校比喻为“摇篮”、“象牙塔”，那是一种受到精心呵护、生怕为尘世污染的一种状态，正是杜威强烈批判的典型旧教育。

  3）在学校这个社会里，学生就已经逐渐形成了对社会和自身的认识和判断，因此，“在一所葛雷的学校就学的学生读完四年中学以后就知道他从事的工作的目的，无论他是否打算升入大学。”“这样就使得他从事的无论什么工作都真正成为一门职业，一门终身的职业，而不仅仅是一种只是为了工作才去做的日常工作。”看到这里，我们应该哀叹中国教育的失败，我们的学生甚至到了大学毕业，也对进入社会充满了茫然，大多数人完全不知道自己喜欢从事或者适合从事什么工作，甚至在工作多年后还是这个状态。

  总体来说，杜威以培养对民主社会有用的、合格的公民为教育目的，他认为教育有两个面向，一个是心理学的面向，它要求关注儿童心理，以儿童为中心而不是教材、教师为中心；另一个是社会的面向。而学校的教育职责就是要平衡好这两个面向。

  有人批评杜威的思想说，过于强调“儿童中心论”忽视了教师的作用发挥，可是事实恰恰相反，如同蒙台梭利倡导的“消极的教师”思想一样，杜威理想中的教师要求极高，因此教师才拥有崇高的地位。他说：“这样，我认为教师总是真正上帝的代言者，真正天国的引路人。”还有人批判说，“学校即社会”仅仅是一个空洞的理想主义，在现实生活中难以实现。好吧，站在我们这片神奇的土地上，我只能说这个批判是有道理的。迄今为止，我也没有搞清楚，我们有许多的学校冠名以“实验学校”，他们到底在“实验”什么？有兴趣你可以百度一下我国“实验学校”的来源和现状。反观19世纪末，杜威创设的“芝加哥实验学校”，印第安那州的葛雷学校，波利斯市第45公立学校，瓦伦丁学校……一大堆学校就在广泛地进行着教育方面真正的“社会实验”，万恶的资本主义，真的太无政府主义了！

  杜威深刻影响了胡适、陶行知、蒋梦麟、蔡元培等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一大批知识界精英，那个时代从教育宗旨到教材编排，都因受到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而变革。今天，当我们在谈论学校时，我们已经不知道自己在谈论什么了的时候，作为家长、老师，是不是也可以去读一读《学校与社会》、《明日之学校》、《我的教育信条》这些著作，试着从心理学和社会学两个面向，去思考一下教育本质，我们无力改变世界，但我们能否稍稍改变一点点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