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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Mignon松弛地 发布时间：2013-01-18 20:50:51

  关于未来的科学容易写成科幻，电子文档那么普及了大家还是要打印出来备份，完全没有实现无纸办公，这就是“穴居人本能”。人的野心太大，走得太快。

• 作者：鹿知诗 发布时间：2017-09-12 15:46:41

  在网易蜗牛读书应用所读。

  对于部分人自闭症人士来说，和大多数人的区别是思维方式不同。但不可否认的是，也有另一部分自闭症孩子属于智力障碍。

  有个尊重孩子的父母和老师非常重要，不管是正常的孩子还是自闭症孩子。

• 作者：Ricey 发布时间：2013-12-23 16:41:48

  Architecture in Germany 2000-2012. 不错。[notes 087-088]

• 作者：84 发布时间：2017-07-22 10:00:37

  细节太多，我并不关注终究会遗忘的细节

• 作者：tuahlamov 发布时间：2023-12-27 11:20:10

  看看鸡汤文也是一种疗愈。每次发觉自己开始喜欢看这种重复的回声一样的大道理，就会在心里给中年的自己的未来坟头上种一棵草。

• 作者：清风 发布时间：2023-04-15 19:38:06

  本书直抵智慧的核心，让当代读者更直观地感受大手印穿透人心的力量，并且更快捷、更迅速地吸取其中的精髓。无论是对心灵瑜伽的初入门者或追求更深层次智慧的读者，本书都是用之不竭的智慧源泉。

  好书，大智慧

• 堆砌还需雕琢

  作者：之龢 发布时间：2017-10-17 20:49:43

  Ogni storia e la storia contemporanea

  Benedetto Croce

  　　历史研究的意义在哪里？如果读者不能从中思索有关人与人类共同命运，不能从中思考当代，历史研究是否还有意义？

  　　樊著自称从六个方面描绘晚明：“海禁—朝贡”体制的突破、卷入全球化贸易的浪潮、江南市镇：多层次商品市场的繁荣、思想解放的潮流、西学东渐与放眼看世界的现金中国人、新气象：文人结社与言论。[1]通读全书，内容而言，其实笼统归为两类——前三章关乎经济，后三章关乎思想。二者于国于民均称重要，经济更关系百姓，思想更关乎百官。作者强调之变，在经济是中国经济自上而下地融入世界贸易体系；在思想是西学东渐以及文人结社导致思想自由化。樊著讨论了两方面变化过程之中，对立势力间的激烈冲突，意图表达变局之必然。

  　　读完美国学者的魏斐德的《

  洪业

  》，希望选取中国学者针对相近历史时期的著述，比较内外视角异同。

  　　从樊著意图表达的中心思想而言，其实难以苟同。

  　　经济角度而言，晚明中国对世界经济的参与本身存在偶然性。虽然如樊著所说，晚明对外经济带来的白银入超对中国国内经济稳定起到重要的积极作用。

  [2]

  然而，中国对外贸易存在着显著的被动性，即使走私贸易与海盗贸易。白银入超背后的实质是货物出超。晚明中国出口货物主要为生丝及其纺织制成品及陶瓷，但没有什么物资迫切需要进口。直至清末民间渴求鸦片，政府进口军事、工业设备，中国长期没有通过国际贸易互通有无的动力。因此，中国参与国际贸易的程度基本取决于两个因素：国内而言，政府对国际贸易封禁的程度；国外而言，中国手工业水平与国外的差距。因而，清初海禁，历史教材无数次痛陈“闭关锁国”即政府管制对国际贸易打击之大。晚明恰西元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其时欧洲还在“黑暗”中世纪的晚期，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这些振聋发聩的名字还没有出现在出生文件上。中国的手工业较欧洲存在明显的技术优势。在还没有苏伊士运河的世界，商船绕行好望角运载中国货物回到欧洲仍能获得巨利。等到19世纪中叶，中国被迫开放国门的晚清时期，经历工业革命的欧洲已完全今非昔比。以纺织品为例，相比仍然停留在手工业阶段的中国，西方已经实现纺织品的工业化生产。国际贸易的方向完全颠倒，欧洲工厂纺织数万里来到中国的“洋布”，相较中国“土布”，不仅质优，而且价廉。因此，樊著认为必然融入世界贸易的晚明，不过是国内中央集权统治力衰微以及国外生产力水平低下两方偶然的结果而已。

  　　思想而言，樊著自身亦坦言清盛时文狱兴盛对思想的钳制之凶。[3]晚明的西学、结社都是建诸明帝国国情与政治体制的。统治者以及管制阶层对西方学术的宽容乃至兴趣，是西学在中国生存并发挥影响的先决条件。知识分子结社在对抗阉党及国家治理中的重要作用则是文人结社的生存空间，而结社团体在国家政治中的巨大影响力也给予了普通知识分子相对较多的自由。樊著提及王阳明时所谓“一些文人与官员并没有被皇帝‘重治不饶’的警告吓倒，依然我行我素”；[4]提及李贽时所谓“统治者要焚就焚，要禁就禁，民众藏者自藏，读者自读”[5]，放诸清朝鼎盛之时则何如？至于晚明随传教士而来的西方科学与文明，及至清朝也被皇帝成功地圈禁于禁城之内，不过奇巧淫技养之，而无从谈起对知识分子或社会的影响。

  　　“堆砌”常作贬义，题中未尽如此。堆砌的前提需有“砖石”。如樊老自陈，“这十年间，阅读、收集各种史料，参考前人的研究成果，增补自己已有的认知”，[6]想必不易。樊老亦未胡乱堆砌，自设六个方面，大致分类归作六堆。

  　　樊著学术、通俗之间，游离其位。引文言连篇累牍无所注解，或者以文言注解文言，甚至以引文之文言注解引文。不仅影响通俗读者阅读，而且实在拖沓重复。无论学术亦或通俗，征引的目的均在于支持立论，大段引文大可附在脚注或尾注，标明出处，以便有兴趣的读者延伸开去。全书正文征引恐怕远远超过半数文字，作者所想说明、评论着实淹没其间，不好发掘。

  　　即使砖石间评论，也多存逻辑问题。以史家而言，太过感性，有伤读者镜鉴当下，增益思考。以上激扬晚明士子不畏强权的评论与书末抨击盛清密织文网就是互为矛盾。

  　　樊著褒扬以汪直为代表的晚明海盗商人。2005年，两名教师至安徽歙县砸毁汪直墓碑及附属纪念设施，《新民晚报》亦予以鼓吹。樊老斥作“对历史的无知”。他批评“不少史学工作者至今没有突破忠君爱国的正统观念，他们以是否能保持封建王朝的稳定性作为评判历史事件的标准，而不是以是否有利于历史的进步作为研究工作的着眼点。”

  [7]

  我当然反对砸毁汪直墓。然而毁墓问题的是非首先在于私毁公私财物。汪直亦盗亦商，曾以日本肥前国为贸易和军事基地。其驻地现属长崎。因而，2000年，长崎民间人士至汪直家乡安徽歙县捐建墓园，以为纪念。私自砸毁于理于法都说不过去。百度歙县吧一名网友的评论，可谓清醒：“砸墓就是爱国吗？……真正爱国的人是敢于和当下的不平和丑恶现象做斗争。而不是去砸一个死了几百年的人的墓。他们这样与盗东陵的孙传芳有什么不同。汪直做为一个历史人物。他的是非还有待争论。就算他是寇。也是文化遗产的一部份。这种破坏行为是流氓行为。理应谴责。”[8]樊著后三章大体鼓吹思想解放与自由。因此，理应须知历史研究的着眼点绝非“保持封建王朝的稳定性”与“有利于历史的进步”如此二元对立。这两个着眼点之外，是否可以人民的观感为着眼点？至于人民的观感是否又分参与贸易受益于贸易的人民和无辜遭受袭扰的人民？甚至“封建王朝的稳定”本身是否“有利于历史的进步”也都是可供商榷的。南明南京陷落之后，四处士绅、百姓纳表献降，恰恰说明，相比自由的无政府主义，百姓未必不欣然于一个“稳定的封建王朝”。网上无名人士的依据“是非还有待讨论”比樊老不低。

  　　樊著介绍万历年间知识阶层争取王守仁从祀孔庙时，以信奉朱子的陈于陛支持从祀，而王守仁观点对朱熹颇有牴牾，结论“当时舆论在这一点上也已取得共识”。

  [9]

  朱子后学不过心学以外士子中之一支，而陈也不过千千万万信奉朱子士子中之一人。以陈一家之言断言“共识”，实在难以服人。而文章也转而又说，“‘异议’压力之巨大”，“廷臣意见分歧，难以取得结论”。

  [10]

  　　樊著褒扬辗转师承王守仁的颜铎。著引颜铎家乡同治年《永新县志》故事两则称赞其声誉。一则说他入狱之后向囚徒讲学，出狱之时，百余名囚徒伏地痛苦。看守怒斥囚徒，不为自己朝不保夕而哭，却为颜铎出狱而哭。囚犯们回答说，听颜先生说教，“身如在天宫”，现在“不死犹死”也。樊老激动地评说，“这些死囚的肺腑之言，与官场常见的言不由衷的假话截然不同，他们没有必要讲假话、欺世盗名。由此可见，他的讲学自有吸引人的魅力，倘若是没有魅力的说教，要让监狱中的特殊人群发自内心地喜爱，是难以想象的。”

  [11]

  另一则则说乡邻孝悌有爱，即使年老时也每年祭祀父母生辰、忌辰，每每哀伤。“古之笃行君子何以逾焉！”樊老征引其征引，激动地评说：“你看，对父母孝顺，对兄弟友爱，对乡党体恤，一般‘笃行君子’显然难以望其项背。”

  [12]

  而评论李贽论六经、四书时，又激赏“这样肆无忌惮地评说儒家经典，简直闻所未闻，痛快淋漓之极！一则说，这些东西不过是史官的褒崇之词、臣子的赞美之语，或者是迂阔门徒与懵懂弟子有头无尾地记忆师说；……对经学的批判可谓入木三分，此前有哪一位思想家可以与之比肩？”

  [13]

  六经、四书流传两千年，千千万万士子翻来覆去，多少经学注疏、补注、讲解、正义，李贽称其过誉，辄称“入木三分”。一部《永新县志》为“乡贤”而立，读者寥寥，难道不更容易过誉么？著称永新位于江西，颜铎流放广西，往还数千里计，谁为史家传两千里外一看守言语？谁为史家传两千里外百余死囚感慨？同治在嘉靖三百年后。三百年间变天下、剃发易服，谁为口口相传？四书弟子记师说，不过再传，已然“有头无尾地记忆师说”，三百年头在何处？尾在何方？史料征引，聊备一说，可资读者、史家了解而已。标准如此不同，太过“强词夺理”，一如樊老之评文字狱。

  　　樊著肯定晚明传教士变通传教。赞赏利玛窦《天主实义》“深意大可玩味”。

  [14]

  为取四库对利玛窦另一部著作《畸人十篇》的褒扬，又说“《天主实义》‘支离荒诞’，而《畸人十篇》‘立说较巧’”的评论“较为公允”。

  [15]

  　　樊著维护复社。征引谢国桢观点之余，反驳称：“复社的领袖‘把持朝政’，把读书会文的地方变成‘势利的场所’，实在令人难以苟同。复社的领袖张溥不过是小小的庶吉士，张采不过是小小的知县，不可能神通广大到‘把持政权’的地步。”

  [16]

  然而，晚明文人结社，影响政治，几乎人所共知。清初禁止结社，其主要目的也即在于防范朋党左右政治。“把持”之说或许确实过当，然而回到封建王朝的历史，究竟什么程度上的影响可称樊老定义的“把持”？即使权势熏天如魏忠贤，天启皇帝驾崩即遭剪除。而随手拈来樊著复社往事，都可谓“神通广大”。温育仁，温体仁堂弟。温体仁内阁首辅任内，温育仁以嫌隙主使他人编《绿牡丹传奇》，在浙江传演，攻击复社。张溥与张采闻讯赶到浙江会见学臣黎元宽。黎禁书毁刊，乃至关押温育仁亲属。

  [17]

  温体仁贵为首辅，为剪除复社，不仅巧为算计，唆使他人告状，还需假力皇帝。而皇帝下旨严查之后，学臣江南学政倪元珙在苏松道、苏州府两级上司授意之下全力维护复社，为此降级调用。复社方面又联络首辅授意之下告状的陆文声，“为之谋求一个‘善地员缺’，让他不再参奏。”

  [18]

  而陆果然在首辅再次授意之下拒绝向上参奏复社。[19]崇祯十五年，朝廷注销复社一案。樊老感慨：“议论纷纷十几年，复社终于从皇帝那里讨回了公道，以前强加于它的种种诬陷不实之辞，诸如‘操纵朝政’、‘把持科场’、‘横行乡里’、‘自拟阙里’云云，统统是站不住脚的。皇帝所下的结论：‘书生结社，不过倡率文教’，以及‘朝廷不以语言文字罪人’，对于复社和其他文社而言，无疑是最有权威性的定论，也是最符合事实真相的。”

  [20]

  当年下旨，“三吴逋饷悉由奸胥揽解，分派侵吞……俱关地方重大情弊，着该抚逐款详查，明白奏夺。至太仓复社结党恣行，把持武断，提学臣所职何事？致士习嚣横如此！着倪元珙一面查究惩饬，据实回奏。”

  [18]

  不也是皇上么？至于复社《留都防乱公揭》于明末乃至南明朝廷之影响，更是不言自明。

  　　樊著差不多随明亡而终。复社成员吴应箕在南京陷落之后，于池州起兵，旋即战败，死于贵池。樊老感慨“莫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

  [21]

  出自邓拓伤东林的诗。吴应箕的死或许确有其不可不为之无奈，然而书生的价值却绝不在撒血而已，也不是说血斑处处就是议论不空。至于东林与明亡之后的吴应箕也是在难以拿来比较。

  [1]“撰写《晚明大变局》这本书，并非心血来潮。大约十年前，我在《解放日报》的学术版发表一篇几千字的文章，题为《晚明的大变局》，主旨是：近来人们常说‘晚清的大变局’，殊不知，晚明也有大变局。希望引起人们的注意。但这篇文章似乎没有什么反响，于是我立志写这样一本《晚明大变局》。这十年间，阅读、收集各种史料，参考前人的研究成果，增补自己已有的认知，逐渐集中于六个问题，也就是诸位现在看到的本书的六个章节。从各章的标题可以约略看到各个方面的‘大变局’：‘海禁—朝贡’体质的突破；卷入全球化贸易的浪潮；江南市镇：多层次商品市场的繁荣；思想解放的潮流；西学东渐与放眼看世界的先进中国人；新气象：文人结社与言论。”引言[M]//樊树志．晚明大变局．北京：中华书局．2015：1．

  [2]“美国学者艾维四（William S. Atwell）对白银流入中国课题有长期的研究。1980年他在中美史学讨论会上提交的论文《从国内外银产和国际贸易看明史的时代划分》指出：中国银产低落的情形似乎维持到18世纪初，幸亏16世纪和17世纪中国能够输入许多外国的白银。”贸易顺差与巨额白银流入中国[M]//樊树志．晚明大变局．北京：中华书局．2015：133．

  [3]“顺治十七年（1660），礼科给事中杨雍建上疏，要求严禁文人结社，他写道：‘朋党之害每始于草野，而渐中于朝廷，拔本塞源，尤在严禁结社订盟。今之妄立社名，结集盟誓者，所在多有，江南之苏松，浙江之杭嘉湖为尤甚。其始由于好名，其后因之植党，相习成风，渐不可长。请敕部严饬学臣实心奉行，约束士子，不得妄立社名，纠众盟会，其投刺往来亦不许用“同社”“同盟”字样，违者治罪；倘奉行不力，纠参处分，则朋党之根破矣。’皇帝接受了这一要求，下达圣旨：‘士习不端，结社订盟，把持衙门，关说公事，相煽成风，深为可恶，著【原书如此，‘着’减省之误】严行禁止。以后再有此等恶习，各该学臣即行革黜参奏，如学臣隐徇，事发一体治罪。’‘严行禁止’的结果是可以预料的：‘自是，家家闭户，人人屏迹，无有片言只语敢涉会盟之事矣。’晚明文人结社之风，至此烟消云散，以后再也不曾再现。……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号称盛世，却推行文化专制政策，大兴文字狱，吹毛求疵，望文生义，以片言只语定罪，置人于死地。一朝比一朝更为严酷，更为强词夺理，愈演愈烈的恐怖气氛弥漫于整个社会。”余论[M]//樊树志．晚明大变局．北京：中华书局．2015：508-509．

  [4]“统治者总以为动用政权力量打压一种思潮或一个学派，立刻可以收到万马齐喑的效果。其实不然，一种思潮或一个学派一旦为人们所信仰，它的生命力强大无比，决非政权暴力所能消解。阳明心学就是如此。门人为他编撰的年谱，记录了门生故友对他的追思，以及对朝廷禁令的蔑视，让人们看到了不屈服于威权高压的希望之光。一些文人与官员并没有被皇帝‘重治不饶’的警告吓倒，依然我行我素，令人敬仰，也令人五味杂陈。”王守仁：“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M]//樊树志．晚明大变局．北京：中华书局．2015：273．

  [5]“他还说：‘近人邓秋枚曰：“卓吾【李贽的字】之学与其理想，皆极高妙，不肯依傍人。其集中之作，屡于孔子有微词。自王充《问孔》后，二千年来，直斥孔子，实惟先生。则其中所主，必具有大识力者矣。其书明季两遭禁毁，而刊本犹留宇宙者，则以其申言佛理，能见有真是非，不随人脚跟立说。于明季帖括专制，学术束缚之极，而得李氏一为摧荡廓清，故人之嗜爱其说者多也。至今日，学术大通，万端竞进，而卓吾之学，益得以见称于时。然则焚者焚，禁者禁，而藏者自藏，读者自读。帝王之力，固不足以加于儒生之后世也。”’最后这几句话，真是掷地有声，振聋发聩。统治者要焚就焚，要禁就禁，民众藏者自藏，读者自读，是多么有意思的较量！”李贽：“咸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故未尝有是非”[M]//樊树志．晚明大变局．北京：中华书局．2015：346-347．

  [6]引言[M]//樊树志．晚明大变局．北京：中华书局．2015：1．

  [7]“相隔二十年后，唐力行在《结缘江南：我的学术生涯》中回顾这篇文章【《论明代徽州海商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时，还颇为激动。他说：

  “‘自明末直至上世纪70年代，史家众口一词地指责嘉、隆年间的海商为“倭寇海盗”。这就涉及到一个如何对待传统史学的问题。不少史学工作者至今没有突破忠君爱国的正统观念，他们以是否能保持封建王朝的稳定性作为评判历史事件的标准，而不是以是否有利于历史的进步作为研究工作的着眼点。戴裔煊先生以耄耋之年推出他的开创之作《明代嘉隆间的倭寇海盗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为“倭寇”正名，其坚持实事求是的学术勇气是可钦的。’

  “他还说，1990年文章发表后，居然引来了麻烦——‘被列入有组织的批判对象之一’。时过境迁之后，唐力行感慨地说：‘此事并未了结，恐怕也难了结。在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情势下，2005年网络和舆论对亦寇亦商的王直的功过是非发生激烈争论，浙江丽水和南京师范大学的两名教师，趁着夜色，带着斧头和榔头来到安徽歙县，热血沸腾地将刻有王直名字的墓碑和刻有日本人名字的“芳名塔”砸毁。上海《新民晚报》也接连刊出整版的文章为之推波助澜。’

  “这确实是值得深长思之的。人们应当反思，对历史的无知是多么得【‘得’原文如此】可怕。”嘉靖倭患的真想[M]//樊树志．晚明大变局．北京：中华书局．2015：48．

  [8]“今天看到了一条2005年的新闻，两个北京的老师砸了汪直的墓。虽然是以前的事，可看了还是很气氛。他们凭什么。砸墓就是爱国吗？照这样我去盗清东陵那也是爱国了，他们是不是要把我的头像挂到天安门和领袖挂一起。真正爱国的人是敢于和当下的不平和丑恶现象做斗争。而不是去砸一个死了几百年的人的墓。他们这样与盗东陵的孙传芳有什么不同。汪直做为一个历史人物。他的是非还有待争论。就算他是寇。也是文化遗产的一部份。这种破坏行为是流氓行为。理应谴责。”QQ715088217．

  他们凭啥砸汪直墓

  ．[EB/OL]．（2011-10-07）[2017-10-17]．

  http://tieba.baidu.com/p/1237213221

  ．

  [9]“他的结论是：‘守仁之世近矣，然能树标帜于献章之后，而担荷甚重。献章之遇诎矣，然实启关钥于守仁之先，而造诣最醇。今遗书具存，谆谆乎仁义忠信之谈，娓娓于子臣弟友之际，其于弘阐圣教，醒寤后学，为效卓尔。世之讥献章者曰“偏于静”，讥守仁者曰“偏于知”。以为窃陆九渊、杨简之绪而近禅。臣以为非笃论也……使二臣得事圣门，方且躐游夏而希回赐，何疑于一从祀哉？’陈于陛是笃信朱子学的，以为朱子学是正学，如欲垂范天下，非朱子学不可，能有如此境界极力主张陈献章、王守仁从祀孔庙，实属难能可贵，也可见当时舆论在这一点上也已取得共识。”王守仁：“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M]//樊树志．晚明大变局．北京：中华书局．2015：283-284．

  [10]“耿定向早在隆庆元年就提出过这一问题，过了十多年再度提及，他感受到‘异议’压力之巨大，即他所说的‘或胶于言论意见之异同’，‘或眩于传闻疑似之群吠’。这次依然如此。皇帝把他的奏疏交给礼部尚书沈鲤，要他召集廷臣集议，廷臣意见分歧，难以取得结论。幸亏内阁首辅申时行及时插手，才促成此事。申时行在看到耿定向奏疏时，就向神宗皇帝递上奏折，支持耿定向的意见。他向皇上分析说，王守仁的思想出于《大学》和《孟子》，陈献章的思想出于宋儒周敦颐、程颢，并非自创一个门户。因此他认为，王守仁和陈献章从祀孔庙，可以收到意想不到的政治效果。他在题为《遵明旨析群议以成盛典事》的奏疏中说：‘先该御史詹事讲建白，先臣王守仁、陈献章从祀学宫。或又訾诋守仁，议者纷纷，迄无定论。今该部巍复议，乃请独祀布衣胡居仁，臣等切以为未尽也。彼訾诋守仁、献章者，谓其各立门户者，必离经叛圣，如老佛庄列之徒，而后可。若守仁言致知出于《大学》，良知本于《孟子》；献章言主静，沿于宋儒周敦颐、程颢，皆祖述经训羽翼圣真，其自创一门户耶？事理浩繁，茫无下手，必于其中提示切要，以启关钥，在宋儒已然，故其为教曰仁曰敬，亦各有主，独守仁、献章为有门户哉？其谓禅家宗旨者，必外伦理、遗世务而后可。今孝友如献章，出处如献章，而谓之禅，可乎？气节如守仁，文章如守仁，功业如守仁，而谓之禅，可乎？其谓无功圣门者，岂必著述而后为功。夫圣贤于道，有以身发明者，比于以言发明，其功尤大也。其谓崇王则废朱者，不知道固互相发明，并行不悖。盖在宋时，朱与陆辩，盛气相攻，两家弟子有如仇隙，今并祀学宫，朱氏之学既不以陆废，今独以王废乎？大抵近世儒者褒衣博带以为容，而究其实用，往往病于拘曲而无所建树；博物洽闻以学，而究其实得，往往狃于见闻而无所体验。习俗之弊沉痼久矣！今祀守仁、献章，一以明真儒之有用，而不安于拘曲；一以明实学之自得，而不专于见闻。斯于圣化岂不大有裨益乎？’”同上．284-285．

  [11]“在当权派眼中，他是一个‘盗官舟’的匪徒。在同他密切接触的百姓眼中，则是另一番印象。在囚禁的监狱中，他留给囚犯的印象就相当好：‘方铎之在狱也，日与诸囚论学不倦，诸囚有启悟者，常白光达圜扉。及其出狱，诸囚百余人伏地哭，哀甚。司寇诃曰：“若囚旦暮死不哭，哭颜铎何为？”囚曰：“不然，颜先生在狱，吾身如在天宫，今先生去矣，吾无所闻，即不死犹死耳。”’这些死囚的肺腑之言，与官场常见的言不由衷的假话截然不同，他们没有必要讲假话、欺世盗名。由此可见，他的讲学自有吸引人的魅力，倘若是没有魅力的说教，要让监狱中的特殊人群发自内心地喜爱，是难以想象的。”“掀翻天地”的王门弟子[M]//樊树志．晚明大变局．北京：中华书局．2015：308-309．

  [12]“他的家乡人对他的印象也很好，与上层人物那种鄙夷不屑的神情截然不同。家乡人这样写：‘铎事父母甚孝。亲没，庐墓泣血，三年未尝见齿。虽耄，逢父母生忌，祭必哀。兄弟五人友爱备至，乡党煦煦患苦相恤，即古之笃行君子何以逾焉！独其议风生，意气焕发，以此颇为时流所不喜。’你看，对父母孝顺，对兄弟友爱，对乡党体恤，一般‘笃行君子’显然难以望其项背。他活到九十岁去世，当地人把他奉为‘乡贤’，世代祭祀。但是，史家对他的描述，何以负面信息多于正面信息？原因就在于他‘议论风生，意气焕发’，使得掌握舆论臧否权利的‘时流’们对他很反感。”“掀翻天地”的王门弟子[M]//樊树志．晚明大变局．北京：中华书局．2015：309．

  [13]“不仅六经如此，四书也是如此。他认为六经和《论语》、《孟子》并非万世之至论：‘夫六经、《语》、《孟》，非其史官过为褒崇之词，则其臣子极为赞美之语。又不然，则其迂阔门徒、懵懂弟子记忆师说，有头无尾，得后遗前，随其所见，笔之于书。后学不察，便谓出自圣人之口也，决定目之为经矣。孰知其大半非圣人之言乎？纵出自圣人，要亦有为而发，不过因病而发，随时处方，以救此一等懵懂弟子，迂阔门徒云耳。药医假病，方难定执，是岂可遽以为万世之至论乎？然则六经、《语》、《孟》，乃道学之口实，假人之渊薮也，断断乎其不可以语于童心之言明矣。’这样肆无忌惮地评说儒家经典，简直闻所未闻，痛快淋漓之极！一则说，这些东西不过是史官的褒崇之词、臣子的赞美之语，或者是迂阔门徒与懵懂弟子有头无尾地记忆师说；再则说，大半不是圣人之言，即使出自圣人，也不过是‘因病发药，随时处方’而已；三则说，这些东西不但不是‘万世之至论’，而且成为‘道学之口实，假人之渊薮’。对经学的批判可谓入木三分，此前有哪一位思想家可以与之比肩？”李贽：“咸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故未尝有是非”[M]//樊树志．晚明大变局．北京：中华书局．2015：328-329．

  [14]“其中的深意大可玩味。邹振环说：‘利玛窦撰写《天主实义》时面临的最大难题，是既要力求向追求理性的中国人灌输这些属于异质的天主教教义教理的因素，又要尽可能地在保持基督教之宗教独立性的前提下，与儒家的伦理观念进行必要的妥协。我们从《天主实义》一书可见，面对这一难题，利玛窦在两者的张力之间显示了自己最高的睿智……大量征引儒家典籍并加以发挥，努力以一种貌似儒家学者的态度，采用儒学术语来批驳佛老，是《天主实义》的一大特色。为了争取上层士大夫的支持，利玛窦努力寻找基督教与儒家思想的切合点。’因此，他的援儒入耶的适应策略受到士大夫阶层的欢迎。”利玛窦神父的“本土化”传教活动[M]//樊树志．晚明大变局．北京：中华书局．2015：369．

  [15]“清朝的四库馆臣对此书的评价较为公允，他们认为，同样宣扬天主教教义，《天主实义》‘支离荒诞’，而《畸人十篇》‘立说较巧’：‘其言宏肆博辩，颇足动听，大抵掇拾释氏生死无常、罪福不爽之说，而不取其轮回、戒杀、不娶之说，以附会于儒理，使人猝不可攻。较所作《天主实义》纯涉支离荒诞者，立说较巧。以佛书比之，《天主实义》犹其礼忏，此则犹其谈禅也。’”利玛窦神父的“本土化”传教活动[M]//樊树志．晚明大变局．北京：中华书局．2015：374．

  [16]“谢国桢在征引上述‘公荐’、‘转荐’、‘独荐’的文字之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复社既然握了极大的黜陟之权，所以一般士子大夫都想与复社联合，而那一般够不上与复社联合的，就竭力造谣与复社作对。然而复社的领袖，又借着民众的势力，来把持政权，膨胀社中势力。因此复社本来是士子读书会文的地方，后来反变成势利的场所。’

  “谢先生看到了复社的‘两面’，无疑是有眼光的，指出了‘竭力造谣与复社作对’的同时，却说复社的领袖‘把持朝政’，把读书会文的地方变成‘势利的场所’，实在令人难以苟同。复社的领袖张溥不过是小小的庶吉士，张采不过是小小的知县，不可能神通广大到‘把持政权’的地步。我想提醒的是，千万不要把宵小之徒的流言蜚语当成事实真相。”游走于学术与政治之间的复社[M]//樊树志．晚明大变局．北京：中华书局．2015：479．

  [17]“‘当天如之选《国表》也，湖州孙孟朴淳实司邮置，往来传送，寒暑无间。凡天如、介生游踪所及，淳每为前导，一时有孙铺司之目。两越贵族子弟与素封家儿，因淳拜居周、张门下者无数。诸人一执贽后，名流自负，趾高气扬，目无前达。乌程温育仁，相国介弟也，心鄙之，著《绿牡丹传奇》诮之。一时争相搬演，诸门生深以为耻，飞书两张先生，求为洗刷。两张因亲莅浙，言之学臣黎元宽。黎与两张同盟也，因禁书肆，毁刊本，究作传主名，执育仁家人下于狱，狱竟而后归。当是时，越中皈命社局者，争颂两张夫子不畏强御，而娄江（指娄东两张）与乌程（指温体仁）显开大隙。’”同上．476．

  [18]“关于陆文声、周之夔攻讦复社一案，记载最为详细的当属陆世仪《复社纪略》。根据他的记载，情况大致如下：陆文声，字居实，少年时在外祖父周文潜家，张采与他同学。崇祯九年（1636）三月，两人因小事失和。陆文声怀恨在心，进京上疏，攻讦张采‘交通上官，把持武断’。太仓望族王时敏是前内阁首辅王锡爵的后人，与温体仁有‘两世通家之谊’，深受温体仁倚重，恩礼较其他亲信尤厚。当时太仓望族首推琅琊王氏、太原王氏、清河张氏。琅琊王氏即万历时官至刑部侍郎的王世贞家族，太原王氏即万历时官至内阁首辅的王锡爵家族，清河张氏即复社的张溥家族。以前难以与琅琊王氏、太原王氏相抗衡的张溥倡立复社之后，门墙炽盛，许多望族子弟皆贽居门下。王时敏由此蓄怨于复社，陆文声正是看准了这一点，才找上门去，告以入京之意。王时敏说：‘相君（温体仁）仇复社，参之正当其机，但相君严重，不轻见人，耳主局者惟德清（蔡奕琛）为政，宜就商之。’陆文声尊嘱拜访了蔡奕琛，呈进疏稿。温体仁看了蔡奕琛送来的疏稿，回应道：‘谁为张采？不过三家村兔园学究耳，乌足渎圣听！今朝廷所急者张溥耳，能并弹治溥，当授官如（陈）启新也。’蔡奕琛把这一意见转告陆文声，命他修改疏稿。几天后，蔡奕琛向温体仁献计：‘张汉儒讦钱、瞿，已遣缇骑。此案遽列名，当并得逮江南，一时兴两狱，反至起疑。不若借端筹饷，历陈奸弊，末后指及党局，姑下地方查复，俟钱、瞿狱竟，乃具第二疏指名究处耳。’于是陆文声再次修改疏稿，从‘借端筹饷，历陈奸弊’角度攻讦张溥。

  “皇帝很快下达圣旨：‘三吴逋饷悉由奸胥揽解，分派侵吞……俱关地方重大情弊，着该抚逐款详查，明白奏夺。至太仓复社结党恣行，把持武断，提学臣所职何事？致士习嚣横如此！着倪元珙一面查究惩饬，据实回奏。’

  “张溥获悉后，立即派人对陆文声之子陆茂贞说：‘忝在同里，与尊君素昧平生。若因他人负罪，而无故加兵，是城火池殃也，如阴鸷何？’陆茂贞马上赴京，向父亲转告张溥之意。当时复社成员夏允彝、陈子龙、吴克孝等都在京，以为陆文声必定受人指使，为了社局的安定，莫如为之谋求一个‘善地员缺’，让他不再参奏。到了崇祯十年（1637），得到陆茂贞的确信，张溥拜谒苏松道冯元飏、苏州知府陈洪谧，并且转告苏松提学御史倪元珙。徐汧对倪元珙说：‘社中有杰才，科名恒出其中，但使社局得无恙，公祖目前虽暂屈，后必大伸。’倪元珙于是根据府道的申文，遵旨‘据实回奏’：

  “‘臣受命督江南学政，奉有复社一案。夫结社会友，乃士子相与考德问业耳，此读书本分事，不应以此为罪。陆文声挟私憾诋欺瞒，姑奏事不以实，荧惑上听，臣昧死据实以闻。’”同上．485-486．

  [19]“案件并未就此了结，蔡奕琛以授予御史为诱饵，催促陆文声再上第二疏，重申‘复社结党恣行’的意见。陆文声‘佯言他事以谢’，没有再上第二疏；尔后他被选调为湖广永州府的‘吏目’，离开了这个是非之地。”同上．487-488．

  [20]“议论纷纷十几年，复社终于从皇帝那里讨回了公道，以前强加于它的种种诬陷不实之辞，诸如‘操纵朝政’、‘把持科场’、‘横行乡里’、‘自拟阙里’云云，统统是站不住脚的。皇帝所下的结论：‘书生结社，不过倡率文教’，以及‘朝廷不以语言文字罪人’，对于复社和其他文社而言，无疑是最有权威性的定论，也是最符合事实真相的。”同上．493．

  [21]“吴应箕的人生结局和大多数复社成员一样，是慷慨激烈的。弘光元年五月十五日，南京陷落。闰六月，金声在徽州绩溪起兵抗清，吴应箕在池州起兵响应。那时的他，获得了平生第一个官职——福建隆武政权授予的池州推官监纪军事，不过如同昙花一现，很快兵败被清军俘虏，牺牲于家乡贵池县之石灰冲。壮志未酬的五十二年人生以悲剧告终。

  “莫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同上．507．

• 写得虽然平实, 却可以好好读读!

  作者：bn 发布时间：2008-04-24 15:07:08

  书写得简单语言很生活化, 不像别的经管书写得文字让人看得费劲!

  对于大学毕业生或者有工作经验的人 很多内容都有启发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