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冈随堂练六年级上语文数学英语人教版 2022秋六年级上册红逗号练习题 下载 pdf 电子版 epub 免费 txt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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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SSakura 发布时间：2022-02-06 19:13:33

  花了一周的时间，读完了这本书。我本以为自己读不完的，但是意想不到的是这本书前半部分非常好读，人物形象、情节设置和推进都引人入胜。不过文章进入到百分之60-70之后，线多人物多，感觉各个部分都是浅尝则止，特别是保尔好友的死和谢廖沙与丽达之间的感情都写得很少。我猜测这是真实的，而保尔也是作者奥斯特洛夫斯基只能通过丽达的日记侧面了解。第二个思考，则是作者因为病情的折磨不能像书本开始那样细细回忆，他可能在和时间作斗争。但是后半部分也有精彩的情节，譬如大会上针对八月联盟的左派发言，潘克拉托夫的反驳，我觉得非常精彩而且符合逻辑。面对敌对派思想，若没有坚定的思想与对事实透彻的观察与思考很容易掉入陷阱。保尔的思想是坚定而伟大的，确实如同钢铁一般，让人肃然起敬！

• 作者：晓畅 发布时间：2019-03-24 12:07:55

  超出预期：

  1.作者有积累，不仅仅是红楼梦，文化典故信手拈来。

  2.撇开性格色彩科学性的问题，用四象限这个模型稍加区分，认识人物确实更有谱。比如李纨，绿色只是选择，黄色才是真相，被要求成为绿色就努力去做绿色恰恰证明了她的黄色。

  3.性格或者人性判断，可以作为底层工具跟任何领域结合，乐嘉老师的“性格色彩+”书系就是如此。

• 作者：nani❗ 发布时间：2014-01-17 17:43:38

  純為狗狗看的這本書，其實挺一般的

• 作者：叶也眠 发布时间：2021-12-21 05:06:45

  完全没想到努妮会那么爱看这本书！一次只给一点点概念，故事简单生动，趣味性强

• 作者：紫叶千雪 发布时间：2012-09-02 12:04:10

  很好，就是能不能到内容，看起来很心动

• 作者：Still River 发布时间：2022-10-09 19:36:50

  日式风格的文化输出，打工铺垫读物。日本大企业辉煌的背后，坚持的一些东西，现在已经作古了吧。

• 万一女性的选择题里选项本身就比男性少呢？万一她们一直做的是四选一题，而男生们一直做的是十选一呢？

  作者：又烧包小队长 发布时间：2019-05-13 15:52:35

  看完米歇尔奥巴马的自传《成为》，我在想是不是男女平等根本就是一个伪概念，男女就是不可能平等的。

  网络上有很多女权博主会告诉我们，任何女性进入婚姻这个结构，就是输，就是牺牲。听上去非常极端而骇人听闻，但在这本书里多多少少也印证了，米歇尔，身高一百八十公分，一名强壮而高知的女性，拥有普林斯顿和哈佛的学位，从芝加哥南部的普通工人家庭和日渐衰落的贫穷社区，突出重围冲入当年有色人种占比只有百分之八的常春藤校园，在律师事务所做前途无量的工作，领高昂薪水，无论怎么看都是一个独立现代女性，应该想怎么活就怎么活，不需要介意别人的看法了，但这本书里我们看到她在『成为』的路上到底做出多少妥协和牺牲。

  有时候觉得，美国是世界上最保守的国家了，美国人对家庭这个概念极其珍视，为了家庭的所有牺牲都是甘之如饴。

  在结婚前，米歇尔和奥巴马都是优秀佼佼者，没有谁强谁弱，她遇到奥巴马，她的暑期实习生，被他的远见卓识折服，快乐地走进婚姻。进入婚姻之后，即便米歇尔依旧聪明强悍，自律有志向，但她的人生轨迹就不自觉地受到奥巴马的磁场吸引和改变。而奥巴马，他当然是才华横溢的领导者，他在男性的领域里已经做得非常好了，几乎没什么可以苛责的，但令我感觉到不公平的是，他永远都得以做自己想做的事，一往无前，没有人可以改变和扭转。

  突然，这名如此优秀的女性的烦恼就加入了，无法顺利受孕，必须求助于试管婴儿，这些鸡零狗碎的部分。于是要反复取卵，即使是重视家庭、渴望小孩如她，也不免产生“好不公平啊”的想法，她的丈夫只要简简单单地给出精子，她却要做漫长而痛苦的取卵过程。

  接下来是丈夫时常缺位的育儿过程。她在书中轻松地带过，奥巴马无数次晚归，打乱了她的计划，每一次“快到了”、“在路上了”原来都只是乐观的意识表达，而不是客观现实陈述，于是她决定还是按自己和孩子的时间表走，六点照常吃饭，八点照常让孩子睡觉，让奥巴马来赶这个时间，而不是大家等他。是一次成功的斡旋，用行动而非言语解决，（所谓negotiation should be 5% verbal and 95% nonverbal.），但这内在包含多少无奈和心酸？

  养育两个女儿的压力，令她不得不换工作，带小孩面试，换成可以允许她有灵活工作时间的工作。

  她不喜欢政治，每天惴惴不安地希望奥巴马能够否认甚嚣尘上的竞选议员、竞选总统的传言，但不如所愿。她不想离开芝加哥去华盛顿生活，依旧不如所愿。虽然最终成为第一夫人对世界上所有女性来说都是一份足够荣耀的身份了，但另一方面，实在不得不觉得，奥巴马的职业发展，始终改变着、挤压着米歇尔的职业发展和个人偏好。

  当然，他们之间肯定有更私密的讨论，讨论出一套对整个家庭最高利益的组合方案，而且米歇尔也从来没有停止过自己的工作。但这整体现状还是太令人泄气了。那些让妻子做出理所当然的牺牲和妥协而毫不自知理所当然的男人们，不是个个都能成为总统，令妻子荣升第一夫人，给到她们更多施展空间的呀。

  前段时间看了一段龙虾教授讨论女性家庭和工作的讲座视频，里面他提出一个观点，说女性在35-40岁之间如果还没有组建家庭会非常痛苦。他说他在工作中认识无数多极端聪明而强悍的律所女性，但她们大多数在35岁之后就会退出工作舞台，因为她们选择的伴侣都是和她们的优秀水平相当甚至更高的，组成家庭之后，她们的伴侣赚到的钱就足以支持一个家庭，所以她们会开始觉得，那我这么累干嘛呢，我为什么还要一周工作80小时？我为什么还要在半夜被客户吵醒修改文件？

  他的观点是，在愿意忍受一周工作80小时以上、愿意在半夜被客户吵醒的可怜虫里，男性占了绝大比例，而造成这比例的原因中，有一些是社会因素，但更多的是生理性的，基因上的，所以女性放弃这种工作大多数时候不是被迫的牺牲，而是自主的顺应生物性。

  所以有时候真的很困惑了，毕竟女性可以广泛进入职场独立地工作也才一百多年的历史，在漫长历史长河里大概也是一片指甲盖于一具身体的比例。女性完全可以胜任现代社会的某一份工作，已经是被证明了的，但女性在进入婚姻和家庭之后，是否可以持久保持和男性完全一致的竞争力和动力，达成完全同一水平的成就，却没有大量的实证证据。因为「家庭」没准就是包裹在幸福甜蜜的糖纸里的暗中要求某一方牺牲的阴险结构，那些发达国家里的女总理女总统女王们，背后也有一个需要打点家庭、在职场舞台里退出一步隐没入黑暗的丈夫，某个女总理在任上生了小孩，据说几周后就会回到岗位，接下来的育儿责任更多在她丈夫肩上，大家就笑称他是女总理的『家庭妇男』。只不过在大多数家庭结构里，这个角色都是由妻子担任了，连米歇尔也不例外。

  米歇尔在崇尚家庭文化的美国已经做到最好了（不得不些些许羡慕英国德国这些有女性领导人的欧洲国家），但平庸又磨叽的读者如我，总会不免暗暗想，如果没有这些羁绊，她会做得更好吗？这些设想当然是连前提都不成立的，因为她出生在充满爱的美满家庭，她从小就渴望有自己的家庭和下一代，她相信为家的付出和牺牲是必须而自然的，这是米歇尔成为米歇尔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只是看到她在书里反复提到，第一夫人其实只是一个虚职，不是任何政治角色也没有行政权力，所以她也尽量做到低调，在社区做自己的实事，我就又要暗暗尖叫，凭什么啊，如果米歇尔继续在律所工作应该已经是呼风唤雨的合伙人了吧（她觉得这个工作没成就感，只是拿来做个标尺）。

  反正，啊，怎么讲，就是挺感慨的。

  无数女性通过教育和工作获得了人生的更多可能性，但这更多可能性只是和过去的女性相比吧。虽然很多女性都觉得自己是甘之如饴地主动自愿做出自己的选择，但万一，她们的选择题里，选项本身就比男性少呢？万一她们一直做的是四选一题，而男性们一直做的是十选一呢？

  啊。

• 勒高夫 | 我所钟情的另一个中世纪：劳动、时间与文化

  作者：碎金书坊 发布时间：2021-04-02 16:19:32

  集于本书的这些文章在我看来有着某种统一性，也许这只是一种回顾来路时的幻象。

  这种统一性首先来自于二十多年前我所选择作为思考与考察领域的这个时代，那时候我尚未清楚地意识到促使我这样做的动机。如今，我会说中世纪吸引我有两个原因。首先是由于一些职业上的考虑。我那时决意成为职业的历史学者。不容置疑，多数科学实践都是由职业人士们进行的，是专家们的事情。历史学科并不那么具有排他性。虽然，我认为对于我们当前这个时代来说这是具有很大争议的，在我们的时代传媒将用形象或文字书写历史的可能性交到了几乎任何人的手中，在此我不去探讨历史创作的质量问题。我并不要求属于学术界的历史学家的那种垄断权。业余历史研究者和通俗作家们自有他们的吸引力和用处；他们的成功证明了当今人们对参与集体记忆的需要。我希望历史在变得更加学术化的同时，仍旧能够保持为一门艺术。它滋养人们的记忆，它对品味、风格、激情的要求与它对严格和方法的要求同样多。

  

  ▲ 本书作者勒高夫 (1924—2014年)

  历史学是用文献和思想，用原始资料与想象力构成的。然而，我曾认为古代史专家（当然，我搞错了——至少夸大了）注定要始终进行令人泄气的两难选择：要么他局限于史料不足的过去所遗留下来的微薄材料继续下去，并因此陷入纯粹书卷工作的残缺引诱，要么投入贸然重构历史的魅惑。近代史学曾经（再一次，我对此的看法是夸大的，如果不说是错误的话）出于相反的原因让我忧虑。要么历史学家被史料的重负压垮，史料使他屈从于一种统计学与数目字的历史，这种历史同样是简化的（因为虽然计算史料中可计算的东西是必要的，但必须用所有那些超出数字掌握的并且往往属于本质性的东西来书写历史）；要么历史学家就放弃整体的视角。后者是片面的历史；前者是留有空白的历史。在古代与近代这两者之间的中世纪，人文学者们曾把它看作一个平庸的间断期而非一种过渡期和通道，他们将之看作伟大历史的幕间休息时间，看作时间波浪的低回处，我在那个时候觉得中世纪这个时期是进行必要的联合研究的最佳领域，将书卷的精深研究（学术意义的历史学岂非正是在17世纪中叶和19世纪中叶之间的时期才产生的吗？）与某种想象结合起来，这种想象所依据的基础为想象的飞跃提供了合理性，却又不斩断它的翅膀。那时，对我而言（并且始终如此）历史学家的典范不正是米什莱吗？他是具有想象力的人，就像人们通常说的那样，他是能起死回生的人，但人们忘记了，他还是以档案为依据的人，这些档案复活的并非是一些幽灵或幻影，而是一些被埋葬在史料中的真实的生命，就如同被凝结在大教堂建筑中的那些真正的思想，这位作为历史学家的米什莱，虽然他在事后觉得只有在写完了宗教改革和文艺复兴之后才能透过气来，但对于过去的时代而言，他最亲近的还是中世纪。

  

  ▲ 米什莱 (1798—1874年)

  总的来说，米什莱作为历史学家，他意识到自己是时代的产物，是与社会相一致的，这一社会同蒙昧与反动的不公正和黑暗进行斗争，同时它也在与那些对于进步的幻想进行斗争。这是一位通过自己的著作与教诲进行斗争的历史学家，或许如同罗兰·巴尔特所说的那样，作为某种无法言说的话语的歌唱者，他感到焦虑，那就是人民的话语，但他懂得如何努力摆脱这种焦虑，他不是去将历史学家的话语与历史斗争之中的人民话语混同起来——我们知道这种混淆极有可能导致对历史和人民的最槽糕的奴役，虽然声称是在将话语赋予人民。

  不久之后，一个更为深层的动因让我钟情于中世纪，但却并不妨碍我到处流连，我属于受到“长时段”问题论影响的这一代历史学家。这一代人受到了三重影响，是既重视资料又现代化了的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费尔南·布罗代尔的影响和人种学的影响。在被不恰当地称为人文科学（为何不简单称为社会科学）的各个学科中，历史学与人种学建立起最容易且最富成果的对话（尽管有着某些误解和来自于一些方面的某种排斥）。对于我这一代人而言，马塞尔·莫斯是迟来的启发者，就像涂尔干可能是——同样是迟来的——两次大战之间那些最优秀的历史学家的启发者。在一篇文章中，这篇文章是我思考与实践道路上的第一步，我尝试着告诉大家我想要深入并阐明历史学与人种学之间在过去维系着的并且当今重新建立起的关系。虽然我所追随的那些学者和研究者，相对于“人种学”这个与欧洲殖民主义的领域和时代过于纠结的词，他们更偏爱“人类学”这个词，后者可以适用于各个文化的人，而且我因此更乐于谈及历史人类学而不是人种历史学，但是我仍然要指出历史学家——某些历史学家——虽然曾经因为它突出差别的概念而受到人种学吸引，但与此同时人种学家却在走向对各种人类社会的统一概念，甚至走向当今和过去的历史学根本不了解的“人”的概念。这种位置的对换是值得关注的，同时也让人忧虑。被历史人类学所吸引的历史学家，也即是说他们被与白人主导的历史不同而且比事件性的历史更加缓慢和深入的一种历史吸引，如果他会被人类学引向一种普世性的和恒久不变的历史，那么我会建议他退出重来。但就目前而言，定位于长时段的历史学在我看来创造力远未穷尽。民俗学虽然过分与历史隔绝，却为想要借助人类学来研究欧洲社会的历史学家提供了材料、方法和著作的宝库，他可以先查询这些著作再转向欧洲之外的人种学研究。民俗学作为穷人的人种志而过于被人蔑视，但它是对我们所谓的“历史性”的社会进行历史人类学研究的主要材料。然而我们的历史中经得起推敲的长时段——对于我们这些作为专业人士而且是生活在历史之流中的人而言经得起推敲——在我看来就是这漫长的中世纪，它从公元2或3世纪以来一直持续着，在从19世纪到今天的产业革命的一次次打击下——几次产业革命——才缓慢死去。这漫长的中世纪便是前工业社会的历史。向前上溯，那是另一部历史，顺流而下则是一部——当代的——有待人去创造的历史，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一部要从方法上去创新的历史。对于我而言，这漫长的中世纪正与“文艺复兴”时代的人文主义者和“启蒙运动”的哲学家们（鲜有例外）所认为的那种断裂期相反。这是现代社会的创造时刻，是一个垂死的文明或者已经以传统农民的形式逝去的文明，但是它却通过它所创造的那些属于我们社会和精神结构的本质性的东西而活着。它创造了城市、民族、国家、大学、磨坊和机器、钟点和时钟、书籍、餐叉、内衣、人格、意识以至革命。它处在新石器时代与近两个世纪的工业与政治革命之间，它——至少对于西方社会而言——不是一段空白也不是一座桥梁，而是一次伟大的创造性的推进——它中间混杂有危机，依照地区、社会等级、活动领域不同而略有差别，在进程上非常多样。

  

  ▲ 中世纪劳动者 (约1325—1335年)

  我们不必耽误时间去从事那些可笑的把戏，用对于中世纪的金色传奇来替代过去几个世纪关于中世纪的黑暗传说。另一个中世纪并不是这些。另一个中世纪，那是——在历史学家的努力下——一个完整的中世纪，它既是从文学、考古、艺术、司法的材料出发建立起来的，同时也通过过去仅仅允许“纯粹的”中世纪研究者使用的那些材料建立起来。这是一个漫长的中世纪，我重复这样说，它所有的侧面都在这样一个系统中构建起来，这个系统主要从罗马帝国晚期运转到18—19世纪的工业革命。这是一种深层的中世纪，借助于人种学方法可以让我们从它的日常习惯、信仰、行为举止、心态来到达它那里。这个时期最能够让我们从自己的根基和断裂中，从我们惶恐的现代性中，从我们对理解变化的需要中来认识自己，转变是作为学科和作为亲历经验的历史学的根基。这是进行建构的记忆所需要的距离：即祖先的时代。我认为，唯有职业历史学家才能实现的对过去的掌握，对于我们同时代的人来说，是与物理学家所提供的对于物质的掌握或者生物学家提供给他们的对于生命的掌握是同样具有本质性的，而中世纪——我不愿将它与我们置身其中的这种历史的延续性分离开来，我们必须通过它的长时段来把握它，而长时段却并不意味着对于历史进化论的信仰——是这样一段至关重要的过去：我们的集体身份认同、当今社会所焦虑地追寻的东西都是从这一段过去中获得某些本质特征。

  我出发——由夏尔-埃德蒙·佩兰引领着，他是严格而自由的老师，是一所如今几乎不复存在的大学的重要人物——迎向一种相对传统的思想史。但这些思想只有在思想从中起作用的那些社会的内部，化身为机构和人，才会让我感兴趣。在中世纪的创造中有那些大学和那些大学里的人。我觉得人们没有足够估价一种活动在西方社会中的新颖性。它是建立在直到此前都不为社会所知的体系之上的一种智力和社会地位的提升，那就是考试，它低调地在抽签选拔（希腊的民主制曾在比较有限的限度内使用过）与出身选拔之间开辟着道路。我很快发现，这些从城市兴起运动中诞生的大学学人却在城市中造成一些问题，这可以与他们同时代的那些商人所造成的问题相提并论。在传统人士的眼中，他们彼此都在出售一些只属于上帝的财富，前者出售科学，后者出售时间。“词语的贩卖者”圣伯纳德是这样抨击这些新型知识分子的，他劝告他们重新归附唯一对于僧侣有价值的学校，即修院的学校。对于那些12和13世纪的教士来说，大学学人就如同商人一样，他们想要取悦上帝和得到救赎是很困难的。然而，我研究了一份那时候很少被人利用的史料即《忏悔师手册》，这类手册在1215年拉特兰第四次主教会议之后大为盛行，这次大会是中世纪史上一个重要日子，因为它规定每人至少每年必须进行告解忏悔，从而在每个基督徒身上开启了一道防线，即良心审视的防线，由此我注意到大学学人同商人一样，他的合法性在于他所完成的劳动。大学学人的新颖性在我看来归根结底就是脑力劳动者的新颖性。因此我的注意力转向两个概念，我努力追踪它们在各个具体社会条件中的变形，它们在这些具体条件中的发展，这就是劳动的概念与时间的概念。关于这两个问题，我保持着这两份调查案卷的开放性，集于本书中的一些文章是案卷的一些部分，而我继续认为对于劳动和时间的态度是各个社会的结构与运作的具有本质性的侧面，对于它们的研究是审视这些社会的历史的一个绝好观察点。

  为了将事情简化，我认为关于劳动，我观察到一种演化，从圣经和早期中世纪作为赎罪的劳动，向被恢复了名誉的劳动，到最终成为救赎手段的劳动的演变。但是这种提升是由12世纪那些新教派的修道院的劳动者，是由那个时代城市中的城镇劳动者以及最终那些大学中的脑力劳动者所促成并赋予合理性的，这种提升以辩证的方式造成一些新的发展：从13世纪开始，在比以往都更加受人蔑视的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商人的劳动和大学学人的劳动）之间出现分离，而对劳动的褒扬通过让劳动者更加屈服于对其劳动的剥削而助长劳动者之间加剧的割裂。

  至于时间，我主要探寻谁（并且如何）在转变中的西方中世纪社会中主宰着社会的新形态。对时间的掌握，对于时间的权力，在我看来是社会运作的一个主要部件。我并非第一个对人们简短称作资产阶级时间的东西感兴趣的人——伊夫·勒努阿尔等人曾对于意大利商人的时间写出过光辉篇章。我尝试将那些占有时间的新形式与神学和知识的发展重新联系起来，这些新形式表现为时钟、划分每日为24小时以及不久之后——通过其个体化的形式——的手表。在14世纪的危机中，我重新发现了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劳动与时间。劳动的时间被证明是人们之间，各社会阶层之间围绕着计量问题进行的这场伟大斗争内部的一个关键——计量问题是维托尔德·库拉的宏伟之作的主题。

  

  ▲ 布拉格广场的中世纪天文钟

  然而，我那时的兴趣始终在于我此后倾向称作文化史而非思想史的内容。其间，我曾在“高等研究试验学院”的第六部听莫里斯·隆巴尔的讲课，他是我所知的最伟大的历史学家之一，我职业生涯中最主要的学术与智力上的触动要归功于他。不仅对文明的各大领域的揭示和兴趣（所以并不将时间与空间割裂，不将大的格局与长时段分开）要归功于他，西方中世纪研究者（即使谨守自己的领域，但专业化仍然是必须的）对于东方的必要的关注要归功于他（东方是商品、技术、神话和梦想的提供者），而且对于一种整体历史的要求也要归功于他，在这样一种整体历史中，在对各社会的社会和经济分析中，物质文明与文化相互渗透，我感到通俗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问题论中的粗糙和不适合之处。虽然我不看低理论在社会科学尤其是历史中的重要性（往往历史学家由于轻视理论而不自觉地被一些暗含着的简单化的理论所左右），但我却并未投身理论研究，我感觉自己对此没有天赋，担心在研究中会任由自己被引向历史哲学，它被我和古今许多历史学家视为历史最大的敌人。我探讨心态史的某些侧面，面对这一时髦的概念（它包含时尚所有的正面意义但也包含着时尚所有的风险），我尝试去揭示推动史学发展的心态历史这个概念的价值和这个模糊概念的暧昧不明之处——因其模糊本身，它是富有成果的，因为它忽视那些障碍，它同时是危险的，因为很容易划入伪科学。

  在这种文化史的探索中必须有一条主线，一种分析和探察的工具。我遇到了学者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的对立。对这一对立的利用并非没有困难之处。学者文化并非如同人们所想的那样容易定义，而大众文化也带有“大众”这个危险的形容词的暧昧性。我赞同卡洛·金茨伯格近期的很有见地的意见。但是，如果谨慎地指明所使用的文献是哪些，说明把什么内容置于这些概念之下，那么我相信这种工具是有效的。

  一系列的现象被置于这一标签之下，书面与口头的重要对话呈现出来，这是历史学家所著述的历史中缺失的东西，至少话语言谈作为回声、喧哗和絮语而被人捕捉下来，社会阶层之间的冲突在文化场域中被揭示出来，与此同时言语借用、言语交流的复杂性促使人们将对结构与冲突的分析变得更加细致。所以，通过那些学术文字、那些如今我唯一懂得阅读的文字，我投身于对历史民俗学的发现。在走向故事与幻梦的同时，我并没有放弃劳动和时间的研究。为了尝试理解一个社会如何运作——这始终是历史学家的任务——与变化和转化，对想象的关注是必要的。

  现在我想要开展一些更具野心的任务，本书中展现的这些文章是其准备。我的雄心就是对后工业化时代西方的历史人类学的构成有所贡献，为对中世纪想象的研究带来一些坚实的元素。同时，从我作为中世纪专家的素养和经验出发，明确提出一种新的考据方法，这种新的考据适应于历史学的新的研究对象，并且忠实于历史特别是中世纪史的这种双重本性，即严格性与想象力。这种考据学定义了一种史料新观念的批评方法，那就是文献—文物的概念，它奠定了一种崭新的编年科学的基础——它不再是线性的——，它阐发出进行合理比较的科学条件即进行比较研究不是将随便什么东西与随便什么时间和什么地点的随便什么东西拿来比较。

  我想用兰波的一句话来结束，不是像许多中世纪知识分子以及其后许多知识分子那样将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对立起来，而是相反将两者统一于所有劳动者的团结一致之中：“捉羽毛笔的手与扶犁的手是平等的。”

  【本文为《试谈另一个中世纪》前言，题目为编者所加，见于商务印书馆学术中心微信公众号2019年4月6日推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