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龙院大长篇 敖幼祥 编绘 浙江文艺出版社 【新华书店正版图书书籍】 下载 pdf 电子版 epub 免费 txt 2025

敖幼祥编绘的《乌龙院大长篇（活宝传奇28）》讲述了：窜者的恶心绷带加上一首奇怪的数字诗，让季三伯拼出了进入秦王陵墓的路线图，但是很后却出现了三个问号，这难道是窜者故意留了一手？药王庄大队人马已启程前往

百一十话 窜者送来惊喜大礼物百一十一话 脓疮绷带叠出的秘密百一十二话 左右活宝魔化季三伯百一十三话 黑猫女神灵签解困境

敖幼祥，“中国漫神”，与蔡志忠、庸、萧言中并称台湾地区漫画“四大才子”。

1973年开始从事卡通创作，1980年因《皮皮》成名。

1983年1月1日，在台湾地区《中国时报》上开的新连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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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Layman 发布时间：2021-03-17 23:28:42

  学到了几种方法，很实用，但是练习太多了。

• 作者：書呆子 发布时间：2017-12-18 23:22:34

  【2017/12/18】

  #做手不离卷的阅读者#

  青山剛昌 名偵探柯南單行本91

  小蘭：不好意思！柯南你一定覺得很無聊吧？我們買好泳裝就過去接你，一起去飯店吃午飯吧！

  圓子：小鬼頭你餓得不行了吧？

  柯南：不⋯⋯已經飽了。

  被蘭醬的好身材給餵飽了。畢竟秀色可餐呀～

• 作者：梦真 发布时间：2024-03-24 14:01:20

  喜欢赵津羽老师

• 作者：诗瀛 发布时间：2017-03-28 15:51:23

  奇怪的小玩意

• 作者：书呆猫 发布时间：2022-12-16 17:13:00

  好，重点看了委托和事件。用C#写玩具七八年了，第一次找本书看看

• 作者：借我一生 发布时间：2020-12-19 09:57:55

  看的是另一本但是db上没有，只能标记这本了，不得不感慨星云大师把佛带到大众之中了。

• 跃然纸上的格雷厄姆

  作者：penddy 发布时间：2009-11-11 18:38:07

     如简介所述，这是一本格雷厄姆在《聪明的投资者》和《证券分析 》之外涉及投资方面的资料集。

    其中主要包含如下内容：

     · 格雷厄姆提醒投资者可以入市的文章

     · 格雷厄姆对股市投机的警告文章

     · 格雷厄姆银行货币委员会的见证词（其中可以了解到格雷厄姆的投资公司的来龙去脉和管理人薪酬策略）

     · 格雷厄姆在纽约金融学院课堂十讲（其中格雷厄姆结合实例详细阐述了自己的思想、估值的过程、需要注意的地方、投机和投资的区别等）

     · 格雷厄姆的商品储备计划简介（更消息了解可阅读《储备与稳定》）

     · 格雷厄姆七八十岁时的思想和的访谈录

      如果说在格雷厄姆的另外两本经典著作中是系统的了解其思想，那么在本书中我们可以进一步从不同方面了解格雷厄姆的思想、投资生涯、思路、谈吐等，从而让格雷厄姆的形象跃然纸上。

      格雷厄姆因为觉得在投资盈利上已经没有什么难度了，而且获得的资产已经足够使用了，所以关闭了投资公司。

     格雷厄姆在结束其投资公司后，在投资方面的主要精力用在了《证券分析》和《聪明的投资者》的修订和完善中，而据文中所述，格雷厄姆在老年时思想更偏向最初的《证券分析》中的思想。

     

     格雷厄姆在老年时也在测试一些机械的方法。

     第一个方法根据格雷厄姆的介绍可以得到平均15%的年回报，这种方法设定如下：

     1. 市盈率倒数为高等债券收益率的2倍

     2. 所有者权益占资产50%以上

     3. 购买至少30只股票

     4. 利润超过50%卖出

     5. 持股期限为两到三年，比如从购买时算起的第二年底，无论是否达到目标价位，都把它抛掉

     6.根据股市情况，股票在25%-75%之前浮动，其他投资于债券

      而第二种方法是对其侄子的建议：

      格雷厄姆对其侄子的建议：“你以平均15%的折扣购买封闭型的投资公司，让你的朋友们每月以一定的折扣价格投资于这些公司”。

      在其侄子的实践中，获得了满意的结果，在格雷厄姆看来，这是一个稳健的投资方案。

      

• 《职场妈妈生活报告》整理与总结（材料，待整理）

  作者：雁南归 发布时间：2021-05-09 20:04:59

  第一章：从宏观角度介绍工作—家庭政策对职场妈妈生活状况的的影响

  一、简要概括：

  主流意见会影响个人的想法和行为，在此基础上作者分析家庭友好的法律政策对家庭生活的双重影响。积极作用是减少使得宝妈在职场处于劣势的性别偏见，同时提高对育儿者的社会评价；缺点是使女性更青睐初级岗位，降低女性在管理层的参与度（“福利悖论”，豪道什·曼德尔（Hadas Mandel）和摩西·谢苗诺夫（Moshe Semyonov））。缺点不代表这类政策没有意义，除去可以保障性别平等外，这类政策也能提升对国家的生育率以及就业率（女性劳动参与率）。

  二、法律对社会的影响

  瑞典（社会民主模式）、德国（传统模式）、意大利（家庭主义模式）以及美国（自由主义模式）

  排列顺序：根据福利水平降序。福利由全民福利，到政府干预市场为主，到非正规市场保障公民不完善的福利到，市场确保所有福利。

  1.判断指标：女性就业率与性别收入差距

  1.1：就业率

  四’个表：就业率中的全职工作兼职工作占比；单亲妈妈与有伴侣家庭横向比较；有伴侣家庭兼职情况；孩子年龄影响就业率。

  a：

  

  瑞典就业率最高，德国其次；德国兼职占比最高，美国兼职占比最低。

  b：

  

  瑞典的单亲妈妈就业率比有伴侣的妈妈低，意大利相反。意大利妈妈需要进入劳动市场挣钱养娃。

  c：

  

  瑞典和美国双全职职工比例最高；德国一全职一兼职占比最高；意大利和美国只有一人工作的家庭占比最大。

  d：

  

  美德妈妈就业水平受孩子年龄影响最大，跨度近20%；而瑞典和意大利不到10%。最小孩子的年龄在3岁及以下，美国以及德国妈妈就业水平相对低很多，仅有略超半数的女性在仍保持工作。

  1.2: 性别导致的收入差距

  

  在美德，娃妈与男性的收入差距比与无娃女性和男性的差异巨大，但瑞典的收入差相对小。无娃女性的性别收入差在2%—13%之间，而娃妈的性别收入差则在21%—25%之间，成为母亲导致了收入的巨大不公。意大利差别不大，是因为意大利的低收入女性更有可能完全离开劳动力市场。

  

  瑞典政府花在家庭福利上的钱最多，是美国的三倍；德国和意大利处于瑞典和美国之间。四国政府提供的福利类型也各不相同。比如，瑞典是去家庭化的福利国家，不为家庭减税（只提供服务和现金补贴）；而另外三个国家都减免家庭税收。德国和意大利提供的减税比例、服务和现金补贴水平基本相当，而美国则很少

  3. 研究的意义

  理解宏观政策的微观影响，带来直观视角，加强对政策的理解：对妈妈们来说，这些数据和政策意味着什么？

  若不能理解妈妈们的观点，那么所有对工作—家庭政策、性别和福利制度的跨国研究都将陷入僵局。美国妈妈们对于联邦德国妈妈能够获得长达三年的产假啧啧称奇，但德国妈妈们告诉我说她们普遍不赞成这项政策。作为职场妈妈她们深深感受到了歧视。有些人当面被人叫作“事业狗”。瑞典妈妈们期望自己的伴侣能分担家务和育儿责任，而且瑞典男性真的是这样做的，但大部分意大利女性对此一笑了之且认为自己的伴侣并没有帮忙做家事的能力，因为他们都是mammoni——不成熟的“妈宝男”。美国和意大利的妈妈们经常将家务外包给有偿的家政服务员以解决工作—家庭冲突，而瑞典和德国的妈妈们则对这种做法嗤之以鼻——从文化角度，这种做法意味着女性自身缺乏竞争力。

  第二章：瑞典

  一、相关政策

  高福利、覆盖全国的高质量公立儿童保育服务、男女平等的育儿假。

  二、家庭-工作观念

  妈妈需要协调工作—家庭冲突的政策规定和上司的支持都得到了满足。大部分妈妈对政策的看法满意，养育不构成职场竞争的烦恼。 在价值观上，瑞典把家庭放在第一位。同时雇主也理解员工需要照顾家庭。企业的成功并不一定需要集中在树立理想员工的榜样上。同样，在瑞典的社会构架中，母亲的身份并不代表着没有能力成为一个好员工。职场妈妈们的期望、企业的愿景和国家的目标之间有着高度的一致性。

  三、不满

  1. 在非瑞典雇主处竞争力不强。非瑞典雇主要求对工作的高度奉献精神。

  2. 默认双职工／双照顾者模式为主流，单亲妈妈以及家庭主妇被边缘化。

  3. 政策对家庭的照顾加强了家长照顾孩子的责任。

  4. 因为福利差别造成瑞典职场的性别隔离：女性倾向国企 男性私企 。

  第三章：民主德国

  一、国家制度：

  宪法保障了参与工作的“权力与义务”，经济需求和“没有人应该不劳而获”的文化理念，工作成为了一种义务的同时没有工作得不到来自体制的支持，种种因素“强迫”妈妈们推向职场。同时女性被要求照顾家庭。政府对家庭的宣传支持如带薪休假对象仅限女性。

  （1）社会主义和社会民主福利制度对于需要一边工作一边抚养孩子的女性而言是理想的；（2）传统福利制度对于那些将家庭看得比工作重的女性而言是理想的。

  柏林的日托机构开放时间很长，这意味着女性在安排工作时有了更多的选择。兼职时间变短全日开放的托儿机构、互助小组、公立的医疗保健服务以及在孩子出生后减少工作时长的权利。

  二、社会风格

  1. 普遍而且可以获得的兼职工作则鼓励成人兼顾家长的职责和职场的任务，所以人们也不会像自由主义福利国家那样过分看重有薪水的工作。妈妈们选择兼职在传统福利国家是很常见的，因为这样的制度更加看好的家庭模式是让男性承担养家糊口的任务，而女性只要兼职贴补家用就行了。

  2.柏林妈妈有义务将自己奉献给孩子和家庭，妈妈也应该工作，但不一定需要全职工作。

  3. 即便是兼职工作，也可以拥有令人满意的职业生涯。不过大部分女性并不奢望高层次的职业发展、跻身最高管理层之类的事。相反，她们告诉我说自己更向往的是能做自己喜欢的工作，每天还能剩余足够的时间陪伴孩子。

  4.女性从事兼职工作确实会加剧家务分工方面的性别不平等。但这并不绝对。

  5.野心勃勃和成为理想的员工是画等号的。全职工作与高远的甚至有些自私的职业志向联系在一起

  6.西方工业化国家的妈妈们多年来一直兼职工作或者彻底远离职场，当她们想要重新获取一份全职工作时，经常会发现压根就没有人愿意雇用她们

  7.兼职的模式其实对全职的职业规划不利。全职工作和追求事业往往意味着巨大的个人代价：这些女性作为母亲和员工的身姿与占主导地位的理想妈妈形象背道而驰。

  8.雇主歧视全职妈妈，职场歧视给女性带来的伤害。在这几起事件中，雇主一方都是胜利者：公司希望得到他们需要的理想员工，而肩负较少育儿责任的男性获得了这些职位。

  柏林妈妈有义务将自己奉献给孩子和家庭，妈妈也应该工作，但不一定需要全职工作。与此同时，在德国，妈妈们想要在事业上更进一步是很困难的。女性升职之路困难重重，有野心的女人会被轻视。为改变，德国在一些企业实行了性别配额制度。

  第四章：联邦德国

  一、国家风格

  历史原因：

  联邦德国的政策都尽力维持和促进男性挣钱、女性顾家的传统家庭模式。男性和女性应该形成互补的关系，两者有着不同但平等的性别角色。不鼓励母亲全职工作的西方法律强化着这样的家庭结构，也正因如此，计算边际个人所得税率、漫长而且严格执行的育儿假制度、学生在校时间短、针对年幼孩子的公立日托机构数量稀少（而且开放时间又短又不灵活）等现象一直很普遍。最多三年的脱产产假而且因为丈夫有薪而妻子没有收入，她们还会获得由政府的公共卫生保健和养老金体系自动发给的保险权益。

  未来趋势

  ：与其他经济发达的国家一样，德国正处于一个“努力‘忘却’旧政策……并学习新政策的过程之中”。德国长期以来都是施行传统福利制度的典范，也是一个“坚定支持‘男主外’的国家”，2005年以后，德国开始向着一种去家庭化的新模式进行巨大的转变，目标是更高程度的性别平等和家庭友好，这被称为“可持续的家庭政策”。

  德国非常注重生育率，因为他们需要稳定的人口规模。

  德国的新政策：

  与斯堪的纳维亚的福利模式非常相近——比如说，德国全新的“不用即作废”育儿假制度鼓励妈妈和爸爸各自在孩子出生之后休几个月假。新政策希望能够帮助到双职工家庭中既为人父母又需要工作的家长，促进妈妈继续就业，让爸爸更多地参与到育儿之中；增加学前托儿机构的数量，并提升儿童早教水平。

  社会文化：

  几十年来，德国政府的福利规定其实支持甚至刻意维持着“乌鸦妈妈”这样的话语。政府只能确保每一个3—6岁的德国孩子在日托班或者幼儿园有一席之地，但那些没到3岁的孩子不在此列。德国直到不久前还保留着三年产假的制度。德国政府认为让妈妈们在家照顾小孩子是最理想的，因此德国的政策都明确鼓励这样的家庭模式。

  二、社会风格

  在前民主德国的时候，他们的关系要更为平等。

  在联邦德国，公认的“好妈妈”会：（1）在孩子出生之后就停止工作；（2）最好在孩子出生后的头几年都待在家里；（3）在孩子们十几岁之后，或者甚至等孩子们彻底离开家之后，找一份兼职的工作。

  在联邦德国占据主流的看法是：假如妈妈外出工作而不是陪在孩子身边的话，那么所有的孩子，尤其是年纪尚小的孩子，都会在成长发育上、心理上和感情上受到伤害。

  乌鸦妈妈Rabenmutter把孩子留在空巢里，自己飞出去追求事业（的矛盾）

  这种贬义的称谓并没有对这些女性产生大到足以让她们放弃工作的威慑作用。但已经极大地影响到了这些女性如何看待她们自己和工作以及她们在工作和家庭方面做出的决定。

  职场妈妈说，她们最经常受到来自两个方面的指责：其他女性，通常是全职妈妈；还有那些老一辈的人，比如她们自己的母亲或者婆婆。

  想要同时献身事业和家庭是不可能的。如果一个妈妈真的选择追逐事业，那就意味着她将工作放在比自己的孩子更重要的位置上，也就是说，她是个“坏妈妈”。

  还有一种情况会引出“乌鸦妈妈”的评价，那就是当妈妈们谈论起对于将孩子送去公立的日托机构有多么不放心的时候。与斯德哥尔摩或者柏林的妈妈不同，在联邦德国，有不少受访者认为孩子在公立的日托机构无法得到足够的关爱，她们认为妈妈才是最应该负责照顾小孩子的人。

  这样的想法符合社会学家阿莉·霍赫希尔德（Arlie Hochschild）的研究结果，即大多数职工会通过工作而非家庭收获他们所需的感激、称赞和支持。在联邦德国，全职妈妈或许会因为躲过了“乌鸦妈妈”的评论以及政府为不就业的妈妈提供的补助而满足于自己放弃工作的决定。但我遇到的妈妈解释说，尽管德国对于妈妈为家庭奉献自我提供了政策和文化上的支持，女性并不一定真的会感受到她们的付出是有价值的、被尊重的，甚至是被承认的。

  第五章：意大利

  一、国家简介：

  阶级不同似乎也对我采访的女性产生了影响。我遇到的大部分妈妈都生活优渥。她们有足以胜任白领工作的技能，所以她们能获得肯定，也愿意接受挑战。低收入女性的情况则与之相反：低收入的职工并不一定能够在工作中感受到与高收入人群相同程度的价值和认同。意大利围绕这些问题的政治改变历来缓慢，因为试图改变意大利的法律就意味着挑战教会的权威以及教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与其他地方一样，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意大利并非没有女权运动，但从未有哪一次是持久的、有组织的，这也许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在意大利，很少有关于通过例如拨发家庭津贴等形式提高工作—家庭扶助力度的公开对话。意大利围绕这些问题的政治改变历来缓慢，因为试图改变意大利的法律就意味着挑战教会的权威以及教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

  一、家庭—工作政策

  1. 产假：在意大利，妈妈必须休五个月产假（Indennità di maternità），期间由意大利国家社会保障局（Instituto Nazionale Previdenza Sociale，INPS）拨付相当于原本80%的工资，2013年，男性也开始强制修产假，长度由强制的一天逐渐变为强制的4天加灵活3天。

  2。育儿假：父母双方都有权享有六个月的育儿假，期间保持30%的薪水（Congedo Parentale）。在休育儿假期间，意大利国家社会保障局为个人提供不可转让的经济补助，每个家庭一共可以享受十个月。这段假期在时间上是灵活的，父母可以在孩子满8岁前自己决定何时使用。如果爸爸休假时间达到三个月及以上，那么这个家庭的育儿假还可以延长一个月，共计11个月。同性伴侣在家庭和其他各种方面享有的法律权利都大幅落后于异性伴侣。

  3. 现金补贴：向休完产假后直接上班的妈妈发放每月约等于400美元的代金券，可以用于支付保姆或托儿机构的费用，最多可以领取六个月。

  4. 儿童津贴：为最低收入家庭拨发儿童津贴。不是一项面向全体父母的福利。

  5. 职业保护政策：各种职业保护政策禁止在工作场合因为性别、婚姻状况、家庭义务以及怀孕等原因导致的歧视，但这些政策主要照顾持有

  终身合同

  的职工。休假完毕之后，职工有权要求回到自己原先的岗位上。职工（仍旧是那些有终身合同的职工）在休产假、陪产假、育儿假期间是不能被解雇的，这项权利受到法律的保护。尽管如此，仍有很多职工报告说自己在入职时就被迫签署一份不写明具体日期的辞职信（licenziamento in bianco），这样一来，雇主就能在员工怀孕、长时间生病或因为家务耽搁工作的时候“合理地”解雇员工了。2012年，意大利一家主流报纸的调查报告估算说有大约两百万女性员工受到如此操作的影响。该报告促成了新的法规，要求怀孕或孩子小于3岁的女性职工提出的辞呈必须经过劳动监察局的核准才能生效。

  若仍在哺乳的妈妈每天的工作时间多于六小时，她们就可以获得两次各一小时的短暂带薪休息以哺乳或储奶，直到孩子满1周岁为止。这意味着职场妈妈每天的法定工作时间缩减为六小时，她们可以迟到或早退，但薪水不受工作时间缩短的影响。如果孩子由父亲单独抚养，以及当母亲失业或重病时，爸爸也有权每天缩减两小时工作时间。那些每日工作时间不足六个小时的妈妈或爸爸则只能休息一次，时长为一小时。不过在意大利，无论男女都很少兼职工作。事实上，意大利的正规就业领域几乎都不允许任何形式的兼职。

  6.公立日托：不到3岁的孩子难以进入公立的托儿机构（29%）。年龄在3—5岁之间的儿童有98%会进入托儿所或幼儿园（Scuola dell’Infanza）。公立幼托机构在意大利受到严格的管制，且以其高质量著称，这一方面与其他北欧国家很相似。不过在学校放学之后仍旧提供托儿服务的机构就很少见了，因此在6—11岁之间的意大利儿童中只有大约6%会参加日托班。托儿服务地区发展不平衡。相比南部，北部和中部的更容易地找到托儿服务。由于缺乏正规托儿机构，意大利父母更多地依赖非正规看护——祖父母、其他女性亲戚或收费低廉的保姆——来照顾自己不满3岁的幼儿，以及在3岁以上的孩子放学回家之后看管他们。

  二、社会风气

  没有人帮我

  1. 意大利的职场妈妈压力很大。有她们的压力主要来自经济上的不确定感。我采访的妈妈都觉得在目前的岗位上也好，换一份新工作也罢，自己的职业前景总是相当受限。劳动力市场的不确定性让我的受访者忧心忡忡，年纪比较大的更甚。

  临时合同是影响女性生育意愿的主要问题之一，已经有孩子的女性也深受其扰。在意大利，有25%年龄在15—34岁之间的女性以临时合同的形式受雇——这可是全国整整四分之一的年轻女性。但如我们已经了解到的，大部分短期工作缺乏仅有终身合同才能享有的政策支持，比如就业保障、带薪假期和病假以及减少工作时长的权利。在女性的生活世界里，她们将临时合同和失业视为生孩子的主要障碍。

  意大利学者弗兰切斯卡·莫代纳（Francesca Modena）和法比奥·萨巴蒂尼（Fabio Sabatini）在一篇名为“若我能，我也想”（“I Would If I Could”）的文章中就证实了这种想法。意大利女性就业的不稳定性的确降低了她们的生育意愿。在意大利，女性失业或工作不稳定会极大地降低她与伴侣此时要孩子的可能。41

  意大利妈妈众口一词对政府没有提供支持表示失望。大部分女性都坚持自己“未受支持”，。但大多数情况下，女性认为职场妈妈在意大利的境遇是最凄惨的。她们的感受与国家统计数据相吻合：85.9%的意大利人对自己的政府缺乏信任。

  我听到了很多对于政府的“账面”福利与实际生活中的感受和所需支持并不相称的悲观看法，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1）公立儿童保育和学校；（2）就业保障；（3）医疗保健。

  意大利女性对公立托儿机构和学校的数量与开放时间都不满意。除了公立的托儿所或学校名额有限，妈妈还被就业保障不到位所苦。我的受访者中有几位认为，虽然法律为女性提供孕期和产后的就业保障，但这不足以真正防止女性被刻意排挤、失去工作。为此，妈妈往往得在工作中格外卖力，好显示她们对公司忠心耿耿，而这样一来肯定会损害她们自己家庭的利益。

  整个体系的运行障碍

  妈妈们对她们形容为好心的伴侣有两种不同的反应。家务分配的不公而非常失望和震惊。这些女性本人都是坚定的平等主义者，而且认定伴侣与自己想法相同。可在这些夫妇有了孩子之后，不平等的分工往往更为明显。有两位女性似乎因为自己的孩子注意到了父亲的缺席而特别感到怨恨。

  理想职工的标准

  女性普遍认为成为一个好妈妈意味着要将孩子放在第一位，这与她们追求更为成功的职业前景是有冲突的。为了克服这种“偏见”，女性得付出高昂的代价才能展现自己对工作的忠心和获得晋升。

  不能在上班时享受工作—家庭政策的女性表示非常需要这些政策的帮助。有几位妈妈提到若是能换成兼职工作的形式就能更好地平衡工作和家庭责任了。但这些女性都说在自己的公司，想要兼职是不可能的，想在家远程工作也是没戏。

  在重视员工是否全身心地投入工作的职场环境中，利用政策以享受灵活性就意味着这个员工不够可靠、不够忠诚。55尽管意大利的福利制度重视家庭，职场却并不宽容，并没有考虑到大部分员工在工作之外都还有其他责任的现实。政府认为小家庭总有自己的办法去解决他们的照顾需求，尤其是婴幼儿的保育问题。

  妈妈对工作—家庭冲突以及“破败的制度”的回应

  不过在我采访的意大利职场妈妈中，绝大多数人获得的帮助主要来自三个方面：首先她们会“充分利用政策”；其次，将部分照顾孩子的任务交给孩子的祖父母，尤其是祖母；再次，将其他一些家务活外包给家政

  滥用病假的现象对那些确实在孕期身体不适的女性造成了很大的影响。有些意大利妈妈似乎是有意地去“滥用”政策，因为她们觉得政府也“滥用”了她们。女性想尽办法去利用政策，将之视为一种性别策略来减少她们的压力和无助感。这种应对方法与造成妈妈工作—家庭冲突的主要压力来源是有关联的：无能的、腐败的意大利政府。妈妈们将利用体制当作一种反抗机制，却又造成了新的不公。

  由于意大利的祖母经常会接管所有照顾孙辈等家务，雇主往往会默认像我的受访者这样的女性是可以长时间工作的。不过祖父母是否照顾孩子确实影响着意大利女性的劳动参与率：2012年有一项研究发现，意大利的祖父母参与照顾孙辈对促进女性就业起到了积极的、从统计角度而言巨大的作用，对意大利北部和中部地区那些受教育程度不高的女性所带来的影响格外显著。

  移民劳动力价格低廉，再加上公共服务的缺失，造就了一个人数庞大、管理混乱的移民劳工求职市场。这种低成本的市场解决方案降低了要求政府介入为职场妈妈提供服务保障和财政补助的政治压力。有研究学者称之为从家庭主义的照顾方式转向了“住家劳工”的照顾方式。

  尽管近来欧盟的扩大已经让护工从东欧国家移民到意大利工作变得合法，21世纪以来劳动力市场缺乏管制使非法雇用女性移民问题日益凸显。意大利经济和社会研究院（Istituto di Ricerche Economiche e Sociali）2009年的一项研究发现，有半数家政服务员、四分之三的临时保姆以及半数护工都没有工作合同。由于参与劳动力市场的形式是非正规的，这些移民无法获得任何政治、民事或社会权利，这反倒进一步确保了低成本劳动力数量稳定充裕。

  由于在意大利，家务和育儿仍旧主要是女性的责任，我的受访者会通过利用自己的阶级特权来回避性别劣势，将这些负担外包给别人。

  有一些女性会立即向我提到她们雇用帮手，更多人在我问到她们如何处理工作—家庭冲突时不会提起这件事。有时候，即使当我们在受访者家的客厅里谈话时家政服务员正在打扫同一间房间，这些女性也不会想起需要向我介绍自己获得的这项帮助。

  另一件让我迷惑的事是有那么多女性会细数自己如何“没有从任何人那里得到任何帮助”，就好像我之前强调的那样，然而事实是她们不仅有父母的帮忙，还可以雇用家政服务员，从政府那里也不是颗粒无收。是这些女性心中“职场妈妈没有人帮忙”的普遍观念让她们对实际获得的帮助视而不见。

  意大利女性没有人帮忙这种观念深深扎根在妈妈的生活世界中，几乎已经模糊了她们的想法，

  尽管如此，女性普遍认为有偿帮手是绝对必要的。家政服务或许是女性在手头紧张时最不愿意放弃的一件事了。

  当妈妈与男友或丈夫在家务分工方面有分歧时，她们也会选择雇用家政服务员来解决问题。有些女性希望自己的伴侣能更多地帮忙，当他们表示拒绝的时候，女性会决定雇帮手来减轻自己的工作负担，或许也能防止自己将来怨气更深。

  是足够多的低成本劳动力，尤其是移民女性，使得意大利中产阶级女性对于好妈妈的定义得以实现。没有这个劳动力市场为她们提供随时可以上岗的家政劳工，来分担意大利妈妈不愿意或者不能完成的家务和育儿的话，我的受访者是不可能继续干着有薪酬的工作或继续认为自己是好妈妈的——因为她们也希望自己的家是干净整洁的，自己的孩子是有人照看的。

  对这种劳务外包含糊其词的妈妈其实不仅加剧了家务分工的不公平，让女性身上承担的家务负担更重了，也进一步加剧了不同种族和阶级的女性待遇的不平等。

  我采访的意大利妈妈都觉得工作—家庭冲突很剧烈。她们觉得自己的境遇恐怕是全欧洲妈妈当中最凄惨的。在她们看来，她们的压力主要来源于意大利糟糕的经济状况以及政府没有提供足够的工作—家庭政策支持。她们认为自己完完全全没有从政府那儿获得哪怕一丁点儿帮助。我的受访者认为现有的工作—家庭政策从理论上说应该有帮助，现实中却没起作用——尽管很多人确实利用了现有政策，而且从中获得的好处为她们平衡工作与家庭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比如公立的托儿机构、带薪的产假以及育儿假。

  我在罗马采访的绝大多数妈妈都表示，除了有时做饭和带孩子，祖父母并没有太多地在日常生活中提供帮助，言下之意就是这些任务基本都落在女性身上。与此同时，妈妈认为职场所期待的是更为男性化的理想员工。为了满足这样的期待，职场妈妈承受着巨大的愧疚感和压力。

  一系列关乎性别、种族和阶级的社会政策以及职场结构、规范和话语都为意大利妈妈提供了用以应对工作—家庭冲突的手段。

  女性大多有三种策略。首先，她们会充分利用现有体制存在的漏洞，即孕期和产后的带薪病假，以此延长不用工作却能领取全额薪水的时间。

  其次，妈妈会依靠亲属，帮忙照顾孩子。将育儿的责任交给孩子的祖母使得母亲承担家务的角色分工更为具体，只是将付诸实践的时间延迟了一代人之久。有几位女性提到希望将来能和长大成人的孩子住得近一些，那样她们就能帮忙照顾孙辈了。这种解决方法无法改善性别不平等，因为女性在家务方面所承担的责任仍与男性不成比例。

  再次，妈妈会选择雇用收费低廉的保姆，大多是移民女性，在自己工作期间帮忙打扫房间和照顾孩子。女性经常会需要依靠自己孩子的祖母和有偿保姆一起打理家务。但意大利妈妈倾向于忽视这些劳动力，这就更强化了所有家务活都是女人的事儿这种社会观念——一个母亲要么自己做家务，要么就得请别的女人帮忙做。受教育程度较低或收入较低的女性或许也能仰赖孩子祖母的帮忙，但对于很多职场妈妈而言，雇用一个家政服务员是一种成本相当高的解决方案。

  有趣的是，意大利人心目中的好妈妈似乎完全可以将照顾孩子的任务交由外人完成，没有人会质疑她们。与联邦德国或瑞典不同，这种将责任委托给其他人的做法并不意味着这个妈妈不称职。这种做法帮助一些妈妈缓解了工作—家庭冲突，却导致另一些妈妈——低收入的少数人种或少数族裔移民女性——不得不与自己的家庭分离，她们自己的孩子有可能就住在附近，却因为妈妈正在罗马更为富裕的人家里帮忙而只能由其他人照看。而且这些移民妈妈的贡献往往无人铭记，因为意大利妈妈只将自己标榜为好妈妈。

  与斯德哥尔摩的情况不同，在大多数情况下，我的意大利受访者对自己的男性伴侣更为平等地参与家务不抱期待。相反，很多女性已经接受了长期以来对意大利男性气质的文化比喻，对男性不参与日常家务劳动习以为常，直接免除了男性的家庭责任，这又再次加剧了妈妈所遭受的不平等。

  作为欧盟的一部分，意大利的妈妈经常会将本国经验与她们道听途说的其他欧盟国家的工作—家庭政策相比较。尽管如此，她们确信自己的政府已经无可救药，因而倒不会向政府提出什么要求。联邦德国和美国的女性也承受着工作—家庭的冲突，但意大利妈妈对女权运动没有兴趣，没有为了让政府提供更多协助保障或要求男性更多参与家务付出任何努力。

  极尽所能地利用体制以及将家务活交给孩子的祖母和有偿家政服务员是意大利妈妈最重要的应对手段，也是最主流的社会安排方式。妈妈们解决生活问题的能力就限于意大利文化能够接受也得以提供的这些选择之中。

  第六章：美国

  一、国家制度

  从为职场妈妈提供的帮助来看，美国在西方工业化国家中是个异类。美国的自由主义福利制度意味着联邦政府不强制个体雇主为有家庭责任的雇员提供任何帮助支持。缺乏明确的全国性家庭政策，取而代之的就是雇主东拼西凑而成的一系列不成制度、自私自利的规则。

  由于国家总体来说不提供任何帮扶支撑，人们只能转而向市场购买服务。意大利的中产阶级女性付钱雇用保姆和家政服务员，她们通过工资更低的女性得以保住自己的带薪职位。社会学家简·柯林斯（Jane Collins）和维多利亚·迈耶（Victoria Mayer）提醒我们，“简单来说，这就是‘有’的人利用‘没有’的人，而‘没有’的人得到的就愈发少”。低收入的妈妈经常没有就业保障，缺少维持生计的工资，也无法获得能够帮助她们化解工作—家庭矛盾的政策支持（如产假、医疗保健、带薪假和病假等）。政府确实给一些非常穷困的家庭提供一些帮助，但这些妈妈领取现金补助的代价是牺牲部分人权。而且这类补助在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将一个家庭从贫困中拯救出来。美国的自由市场方针令女性，尤其是工人阶层、少数人种和族裔的女性处境更为糟糕。

  美国的工作—家庭政策

  1. 美国从国家层面没有支持育儿的工作—家庭政策，没有全民医疗保健，没有全民社会保险，没有最低收入保障，没有带薪育儿假，没有儿童保育补助，没有对带薪假和病假的最低标准。各个城市和州可以自主选择是否要在联邦政策基础上提供更为慷慨的补助，但这也意味着只有在那些更大、更富裕、思想更先进的地区工作才有可能享受更多福利。比如，目前能够为员工提供带薪育儿假的只有四个州——加利福尼亚州、新泽西州、纽约州和罗德岛。

  唯一一条联邦政府制定的休假政策是1993年的《家庭与医疗休假法案》，萨曼莎正是利用了这条法案才在生下第二个孩子之后休了假。该法案允许符合资格的员工为照顾刚出生的婴儿或刚领养的儿童，为照顾病重的家人，或本人为从重病中恢复，而申请至多12周受工作保护的无薪假。

  2. 没有儿童保育补助。联邦政府有限的儿童保育机构只面向最低收入的公民子女。低收入家庭的家长必须有工作或参加与工作相关的活动，比如正在接受培训，才能通过儿童保育与发展基金（Child Care Development Fund）获得儿童保育津贴。没有政府资助的家庭只能自己想办法解决儿童保育问题。这些家庭会转向大量品质和收费各不相同的托儿机构。

  3.日托机构：美国缺乏关于儿童保育的标准规范，意味着相比低收入家庭，更富裕的家庭能够给孩子提供更安全、更高质量的环境。几乎所有研究都表明在儿童成长早期给予更高质量的教育和保育项目会让这些儿童在青少年时期以及成人以后受益无穷。

  4. 带薪家庭假、儿童保育协助、弹性安排工作日程、远程办公等工作—家庭政策在市场权利更大的员工群体中更为普及。这样的员工更多是男性，他们就职于大型企业和高收入行业。职场妈妈不仅比爸爸更少有机会享受家庭政策，而且更可能因为利用家庭政策而承受经济惩罚。

  5. 工作—家庭问题学者普遍认为美国对社会福利采取的自由市场方针已经失败。我们能看到失败的证据：母亲和儿童贫困率高，人员更迭比例高；已育女性就业率时高时低，职工疲惫不堪，工作时间极长。

  6. 有关幸福感的统计数据也反映了美国的工作—家庭政策方针是失败的。有孩子的家长幸福程度比没有孩子的人群低，所有西方工业化国家都是如此。但比较为家庭提供更多助力和资源的国家与没有提供什么帮助的国家，有孩子与没有孩子的成人所体验的幸福感的差距会不断缩小。在2016年一次面向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2个成员国的研究中，社会学家珍妮弗·格拉斯（Jennifer Glass）、罗宾·西蒙（Robin Simon）以及马修·安德森（Matthew Andersson）发现，美国父母在个人福利方面受到的惩罚是最多的，有子女和无子女人群之间的“幸福落差”是最为巨大的。换言之，美国缺乏支持的大环境意味着生儿育女的人相比其他有工作—家庭政策支持国家的父母要承受更多的税收和精神压力。

  7. 趋势：民意调查数据显示，如今有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支持工作—家庭政策，包括带薪家庭假、全民学前教育以及加大有关收入平等和工作时长平等的法律的保障力度。21较年轻的职工也很关注工作—家庭政策，他们更不愿意为了工作牺牲个人和家庭生活时间。22但这些关注还没有促使联邦政策发生改变。

  二、政策对妈妈的影响

  “我做的一切都不够好”

  做个好妈妈的高要求阻碍了她们追求事业进步。她表示这种要求对任何希望能够参与孩子日常生活的家长都是符合逻辑的。

  让很多妈妈感到愧疚的是她们热爱的工作会时不时地要求她们做出太多牺牲，最终遭殃的是孩子。比起漫长的工作时间、要求严格的雇主或缺乏职场支持，妈妈更多地生自己的气。

  “我是如此幸运”

  法律要求雇主提供泵奶的场地和时间。这些感激背后其实是美国妈妈理应获得的合法权利。我之后将会探究我的受访者究竟能否获得在工作单位泵奶的合法权利。

  美国缺乏国家层面的工作—家庭政策，因此加剧了女性由于种族和阶层而遭受的不平等待遇。在美国这个强调个人责任的文化环境中，当妈妈能够因为享受工作—家庭政策（如产假、弹性工作制）以及获得帮助（如有亲戚帮忙或雇用了家政服务员和保姆）而减少随之而来的愧疚时，她们普遍认为自己是幸运的、受到优待的。与欧洲的妈妈不同，能获得这些福利的妈妈不会说这是她们的权利或她们对此怀有期待。这种幸运的想法更像是女性在庆幸自己的特权，因为美国从制度上就不平等：有些女性——一般是白人、更富有的女性——更多地享有这些帮助，而其他的女性——尤其是少数种族／族裔的低收入女性——却没有。这是种族主义和阶级主义的后果。

  这种想法也再次确认了妈妈认为这是优待而非权利——意味着她们一直身处于一个向她们灌输着这些政策和帮助本非全民可享的大环境之中。25妈妈们将个人责任的理念内化了：她们相信工作—家庭冲突是她们需要自己去解决的问题。美国女性不期望遇到善解人意的上司、互相帮助的家人和弹性通融的工作。

  造成美国妈妈工作—家庭冲突的原因

  妈妈们被夹在理想员工的规范和密集母职的标准之间。26她们会因为不平等的家务分工和美国薄弱的最低安全保障而倍感压力并不令人意外。妈妈们普遍不认为雇主会对她们表示支持，这意味着母职对职场而言属于减分项。

  有些妈妈觉得自己有必要继续争取雇主的支持并回报之前的优待，因此她们需要工作得更加卖力、上班的时间也应该更长，这与意大利妈妈的做法是一样的社会学家玛丽·布莱尔-洛伊在对担任财务主管的美国职场妈妈进行研究后发现，她们普遍觉得自己夹在献身工作和献身家庭的两难困境之中。30我的受访者也表达了相同的想法，她们认为是工作让她们无法成为自己理想中的好妈妈。

  这些女性希望能够做得和普遍期待中一门心思扑在工作上的理想员工一样好。

  布莱尔-洛伊发现了一条美国以事业为重的妈妈们普遍采取的策略：她们会将孩子定义为独立的、有适应力的个体，以此维系自己仍是好妈妈的自我认识。我在瑞典的全职妈妈那里也听到过类似的观点。我在德国和意大利的受访者对孩子的文化定义则完全不同，布莱尔-洛伊称之为“家庭中心型”。家庭中心型的妈妈“将孩子视为脆弱的、需要她们悉心照顾的”，31这种观念敦促德国妈妈选择兼职工作，让意大利妈妈需要与孩子的祖母以及有偿护工一同分担育儿重任。尽管我在瑞典和美国的受访者都认为孩子有自己的能力，她们对于究竟该让谁来抚养孩子的认识仍存在差异。美国妈妈普遍认为养育子女是家庭个体的责任——她们不期待获得其他协助。瑞典女性的看法则符合社会主义民主福利国家模式：她们认为每个人都有责任为养育好下一代尽一份力。32跨国研究数据清晰地显示，这些差异是由文化态度导致的。

  家务分担

  因为在美国文化中，女性就是应该更多地承担家务方面的责任。也有一些妈妈会为此生气，她们觉得不停地提出要求让男人帮忙是额外的负担，让她们觉得筋疲力尽。有些人说比起要男人帮忙，自己做还更容易一些。

  有几位妈妈对父母的角色有性别化的理解，并援引这种观点来解释为什么她们会比自己的伴侣承担起更多照顾工作。我

  美国妈妈的社会安全网——政府致力于避免困苦和提升生活质量而为公民提供的一系列社会保障——是薄弱的。但大部分女性的挫败感都来自全美工薪阶层的常见问题。

  最让她们觉得困难的是缺少带薪产假，这对妈妈的生活造成了很大的影响。我所采访的女性会把病假、带薪休假、短期病假、无薪假凑在一起，加上有些人有带薪产假，她们会在孩子出生后把所有能用的假期都用上。

  缺乏覆盖全民的体制，育儿困境是无可避免的。家庭成员，主要是家庭中的女性成员会自己想办法根据托儿机构的安全程度、成本和方便程度来决定如何满足自家孩子每天入托的需求。缺乏公立儿童托育机制必然导致阶级不公，而且不仅母亲们深受其害，孩子们也是同样。43女性的育儿经历和解决方案取决于她们的经济条件：毫无疑问在育儿方面最具经济实力的妈妈最能因她们找到的解决方案感到快乐。然而，大部分美国女性都没有提到公立日托体制也可以为她们的家庭提供协助。所有的受访者都表达了因育儿过程中遭遇困难而感受到的压力和挫折，但只有少数几位提到将集体化的日托服务视为一种有帮助的解决方法。

  在经合组织成员国中，美国是唯一一个没有带薪病假的国家。美国的劳动法不要求雇主提供短期或长期的带薪病假，而且员工如果因病耽误工作，他们的职位是不受保护的。

  除了担心病假，妈妈们还经常会谈起带薪休假（PTO）。很多人会有意在一年中的某个时段放弃休息甚至加班以积累足够的假期和家人出去玩一个星期，或者在圣诞假期和新年之间待在家里。美国是全世界经济发达国家中唯一一个不保证职工享有带薪假期或带薪节日的。

  妈妈们对工作—家庭冲突的回应

  兼职形式上班，或者换份工作。

  总体而言，美国对以兼职形式从事白领工作缺乏政治、文化和组织上的支持。实际情况是兼职工作大量存在于低收入的零售行业和服务行业，不过从事这些工作是不能享受福利待遇，没有工作保障和保护的，这与德国的情况也不一样。有很多以兼职形式工作的美国人对全职工作求之不得，但他们别无选择。也就是说，处于收入分部中间区域的女性（我的受访者均属此列）以及那些处在行业高层的女性往往想要却无法获得兼职工作，而处于底层的女性（集中于零售和服务行业）希望却得不到全职工作。社会学家杰里·雅各布斯和凯瑟琳·格尔森将这种不一致叫作“时间分分歧”（time divide）。50我们之前已经了解过，在柏林这样的地方，政策和文化支撑起了大量形式各异的雇用模式——失业能获得相应补助，加班也一定能获得补偿——这样一来不平等的现象自然得以消除。美国妈妈就没有那么多选择。

  除了与其他职场妈妈互相支撑、织起一个社交安全网以外，我的受访者说她们还觉得有责任为家庭构建一个经济安全网。由于家庭经济不稳定性增加，国家提供的财政保障在过去几十年里不断缩水，社会学家玛丽安娜·库珀（Marianne Cooper）在2014年其对美国家庭的研究中发现，无论一个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如何，所有家庭都为经济状况担忧焦虑。52库珀了解到妈妈们往往是家庭经济状况的“被选中的忧心者”。在我的受访者中我也有相同的发现，这也是此前描述过的家务分工不平等的另一个方面。

  产及以上阶级的妈妈经常会寻求专家建议以期做出更为明智的育儿决定。54但专家建议使人愁。社会学家奥里特·阿维沙伊（Orit Avishai）认为达到这些母职标准需要耗费大量时间、精力和自律。55对我的受访者而言，做个好妈妈意味着不断以专业精神研究如何将母职精益求精。

  华盛顿特区的女性没有办法摆脱愧疚感和工作—家庭冲突，她们觉得那都是自己的错。她们构建了复杂的支撑网络以维持自己的家庭，也想了一系列创造性的方法来满足自己的需求，但她们仍旧每一天都智穷计尽。而且我采访的还都是坚持在带薪工作岗位上的职场妈妈。当感觉无法同时应付家里和工作的压力时，无论什么社会阶层都有很多美国妈妈会干脆放弃，辞职的后果则会根据个人社会经济状况的不同产生很大差别。58

  美国的自由主义的福利制度之所以一直存在，是因为人们普遍认为职场妈妈的工作—家庭冲突都是她们自己的错误，也需要由她们自行解决。那些由于社会原因和体制原因所导致的职场妈妈在兼顾带薪工作和育儿时遭遇的困境被个体责任观念所掩盖。职场妈妈因而在经济、情感和体力方面都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第七章　政治化的工作—家庭冲突

  职场妈妈对工作和家庭生活的希望和期待取决于她们所处的社会环境

  

  当妈妈们发现她们的期待无法得到回应时，居住在不同地区的妈妈们会责备不同的对象。

  

  职场妈妈为了消除工作—家庭冲突而采取的解决方法极大程度上也取决于她们所处的社会环境。

  

  妈们对于“工作—家庭平衡”的渴望和期待以及她们对于工作—家庭冲突的解释和解决方式都受限于她们自身的生活世界，是由她们个人的经历与交际、组织和习俗构筑出的，女性能够为自己想象的就业与育儿的所有可能。性别、种族以及社会阶级规则通过文化图式以及福利国家政策的形式框定了妈妈们的生活世界。这些女性中没有一人认为自己所处的社会已经达成了性别平等。

  本书的核心是这样一些问题：究竟谁能从这些政策中获利？谁又为此付出了代价？理解站在阶级构架中间位置的职场妈妈由性别、社会阶层、种族和移民地位等交织而成的日常生活，能够展现我的受访者所受到的特别待遇与其他女性和妈妈所承受的压迫是有关联的。罗马和华盛顿特区的妈妈雇用的家政服务员基本都是低收入的其他种族／少数族裔女性，其中有些是移民，自己也有孩子。2北半球的发达国家缺乏护工，吸引了来自南半球发展中国家的移民，以及那些后共产主义国家中希望能够脱离贫困和找到更好的工作机遇的人们。3但这些家政服务员的劳动很大程度上缺乏监管也无人关心，不会带给她们诸如带薪假之类社会政策的关照，这是只有我采访的那些有着正规工作的欧洲妈妈（以及不少美国妈妈）才能获得的福利。

  我们需要做的有：（1）改变文化中母职和父职的定义；（2）重新建立工作制度构架；（3）所有的职场妈妈和她们的家庭都应该得到公共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