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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大木英哲 发布时间：2014-12-09 03:4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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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2年李璮之亂——對蒙最後戰略窗口的喪失和漢人世侯的衰落

  作者：Fal Conde 发布时间：2022-10-07 13:18:07

  

  李璮失敗後企圖自沉的濟南大明湖

  在金國覆滅後，蒙宋双方围绕川蜀、襄樊、江淮等战区展開了四十多年的战争。和以往「文弱」的刻板形象不同，南宋并非始終处于消极防守的态势，甚至能利用蒙古的內部鬥爭而有所反撲，而南宋最大的一次反攻，便发生在1262年的山東“李璮之乱”。

  01 李璮是誰？

  李璮，金末山東著名武裝集團頭目李全之子，母親是有名的打女楊妙真。

  1210年代初，由於在三峰山之戰慘敗和被迫南遷，金國在黃河以北（此時黃河從江淮入海）的勢力急劇收縮，許多土豪趁機崛起，成為在金、宋、蒙之間騎墻的“世侯”或“义军”，李全初期势力扩张很快，得到了南宋的任命，但之后企图自立，再次叛宋，受领金朝的爵位和官职，后又在蒙古、金、南宋之间反复无常，于公元1231年兵败身死。

  李全死後，其妻楊妙真北上觐见蒙古大汗窝阔台，然后主持了山东、淮北军政，被称为“杨行省”。不久主动引退辞职，让儿子李璮承袭职位李璮带领旧部回任益都行省（益都，即今山东青州一带，益都行省为金朝官职），金朝灭亡后李璮作为归降蒙古的汉将而继续任职于山东。

  02 李璮在蒙古體系下居於何種地位？

  和張柔、史天澤等人一樣，李璮相当于蒙古汗国治下的山东诸侯。

  随着蒙古势力的扩张，李璮也借机扩展势力范围，几乎涵盖山东半岛。公元1252年又举兵攻占南宋北境的海州，随后又连拔南宋涟水四城，与南宋隔淮水相望。可以说，李璮是蒙古统治下在汉地实力最大的汉族世侯，继其父母统治山东达三十余年。李璮秉承父亲李全的优点，采取各种手段，巩固扩大自己的权力。

  山东益都一带民户在蒙古窝阔台汗时期分封给成吉思汗幼弟铁木格斡赤斤家族的份子，也就是赐给了铁木格斡赤斤家族。李璮很会利用这一关系，娶铁木格斡赤斤嫡孙塔察儿的妹妹为妻，也就成了黄金家族中“东诸侯”之长的女婿，蒙古驸马。正是这种身份令李璮在北方汉族诸侯中最为桀骜不驯，当年蒙哥汗攻宋，几次调他的兵马，他都以各种理由拒绝，并且在境内招贤纳士，修缮荒废多年的文庙等，礼聘儒生，巩固自己的势力。

  李璮并不满足委身受命于蒙古人，私下常暗存粮草辎重、修筑城墙，拥兵自重，还在1259年私自南下攻宋，并占领涟水一带的多座城池，但表面上，他卻和忽必烈等交好，獲得了對方的信任。

  03 李璮為何在1262年反叛？

  蒙古汗国內鬥給李璮帶來機會。

  1259年夏天，南下巴蜀，圍攻钓鱼城的蒙古大汗蒙哥被宋軍擊傷，不久後因伤势过重命喪皇權。根據草原流行的「血腥繼承」規矩，蒙哥的弟弟們迅速為了可汗之位開始纷争。1260年，正在圍攻南宋的忽必烈，在湖北鄂州前線即蒙古大汗位，其弟阿里不哥得到大部分草原蒙古貴族支持，也宣佈繼承汗位。忽必烈与阿里不哥的兄弟戰爭就此展開，此後數年，雙方集中了蒙古帝國萬里疆域內的主力军队进行多次會戰，华北地区的蒙古人因此不斷北上參戰，讓當地呈现出难得一见的真空期。为稳住后方，忽必烈命李璮为「江淮大都督」。可見此時李璮深得忽必烈的信任。然而這種賞識卻讓李璮覺得，機會終於來了。

  公元1262年正月，李璮作為人質的儿子从燕京逃出，当年2月，没有了后顾之忧的李璮终于起兵反蒙。

  04 李璮的戰略是怎樣的，他和南宋是何種關係？

  和其父李全一樣，李璮在主觀上有向南宋靠攏的動力，但過高估計了自己和南宋的實力及號召力，雙方信任度不高。

  李璮趁忽必烈主力集中于漠北对战阿里不哥，将涟海城等三座城池献与南宋，并与南宋朝廷暗自约定北伐。南宋朝廷册封李璮为齐郡王，但并未对身在济南的李璮提供直接援兵。李璮也没有诚意与南宋合作，仅仅是想利用宋军牵制元军的兵力

  李璮起兵数日后便重新攻克益都，2月26日李璮所率主力已攻占济南城。

  为了配合李璮北伐，南宋同时发动三路军队北伐，西路宋军趁势北渡淮河，攻击新蔡（今河南新蔡县）；中路宋军出临沂，转而西进，于2月底攻占滕州（今山东滕县）；东路宋军由青阳梦炎统领，掩护李璮的侧翼而北上。

  此时，山东大部地区已被宋军收复。李璮同时发布檄文，希望取得华北各地汉族世族及军队的配合，但几乎无人响应。

  05 忽必烈對此如何應對李璮？

  忽必烈對李璮反叛有些驚訝，但並不看重其軍事佈局，應對的從容不迫。

  听闻李璮会同宋军北犯，忽必烈大吃一惊，並召集謀士姚枢問策，姚樞认为李璮有三种选择：上策是趁忽必烈北征，火速沿海而上，直捣燕京，然后占据居庸关险要，抗拒元军于居庸关之外。中策是与南宋联手，负城坚守，依托宋军支援，做持久战，也比较稳妥，是长久之计。下策是出兵济南，然后等待山东等地汉族世侯响应。

  忽必烈问：“李璮会采取哪一策？”姚枢自信地告诉忽必烈：“以李璮的个性，必然采取下策”

  事情發展果然不出所料，龜縮在濟南的李璮並未再進一步，而忽必烈迅速回过神来，当即调遣阿术、哈必赤、史天泽、张弘略等将领指挥华北各部共计十七路蒙古军和汉军围剿李璮。

  06 李璮軍隊和宋軍對陣蒙古軍隊勝負幾何？

  李璮在济南吸引了大批蒙汉联军主力的围攻，宋軍因此北伐初期較為順利。

  3月初李璮率军出城决战，在城西遭到阿术等军队的伏击，李璮军伤亡数千人并败退回济南城中。在没有宋军直接驰援的情况下，由于李璮没有选择及时撤离，而是决定固守济南，蒙古军队抓住机会迅速穿插，于3月中旬将济南城中李璮的主力完全包围。

  而在淮河流域，南宋朝廷再度派遣两路宋军向北攻击，一路由淮安出发，北渡涟水，于4月11日开始攻击邳州、徐州，一路击溃守城蒙古军队；另一路由名将夏贵率领，于4月18日起，溯涡河而上，并于5月13日攻占蕲县，攻杀了大批蒙古军及将领，夏贵乘胜西进，不久后攻陷淮北重镇亳州。

  6月1 日，宋军开始猛攻沧州城。至此，宋军势力已拓展到自靖康之变（公元1127年金军南下攻占汴梁，俘虏宋徽宗及钦宗二帝北还，北宋灭亡，称“靖康之变”）后的最北界。

  07 宋軍是如何失敗的，李璮結局如何？

  宋軍初期的順利是建立在未與蒙古主力接觸的基礎上的，隨著蒙古主力集聚，宋軍只能倉皇退走，李璮也只能引來悲慘結局。

  青阳梦炎在沧州城下受挫，宋军的攻势也日渐衰颓，淮北各地蒙军也重整而来，中路宋军被迫放弃徐州向东南的洪泽湖一带撤退；夏贵进攻受阻，侧翼徐州方面的友军又已败退，不得已引军退回亳州坚守；青阳梦炎进攻沧州受阻，无法前进，宋廷命令其南下驰援被重重包围的李璮，而青阳梦炎因本部伤亡而惧怕同蒙军交战，为保存实力，其率部绕过济南，经由益都路向南撤退。然而《至顺镇江志·卷十九·人材》中载：“时李璮以淮北地归宋，封齐郡王。梦炎以才选，奉使命将至，则璮兵已败。冒锋镝，致使命面还。”青阳梦炎的退兵路线与该卷志所载动机相矛盾，所以真正的退兵原因也难以为人知晓。

  李璮彻底失去了最后的援兵，他率军坚守至7月，粮草耗尽，大批士兵出城叛逃，济南城已接近崩溃。最终蒙军攻破城池，

  李璮欲投大明湖自杀未遂，被蒙军俘虏并斩杀

  。至此，“李璮之乱”被彻底平定。宋军收复的山东及河北各地再度落入蒙古军队之手。

  在南边，张弘略指挥蒙汉军由太康、鹿邑一带向夏贵发起反攻，率水路军顺涡河而下，抢先一步抵达涡河与淮河的河口，夏贵为防止被合围，率军南撤回蕲县固防，又遭到张弘略部的猛攻，夏贵被迫放弃蕲县、宿州、符离，一路退回盱眙。

  08 餘波和影響

  漢人（淮河以北的金國區域內人）地位下降，四等階層劃分初現雛形，漢人世侯被逐漸瓦解。

  李璮兵变对蒙古的政治制度产生了重大影响并一直延续到整个元朝的统治时期。 李璮在发动兵变之前得以专制经营山东三十余年，这与当时蒙古形成的官皆世袭而没有考察选拔有关，这也是后来元朝废除世袭，积极推进科举取士的重要原因。

  此后，忽必烈下了一道旨意：“居大藩者，子弟不得亲政；父兄子弟并仕同途者，罢其子弟；诸侯总兵者，其子弟勿复任兵事。”同时下令禁止民间私藏兵器。没过多久，忽必烈又出了一规定，确立了蒙古人在全国的政治领导地位，

  在此事件之前，忽必烈还是相对信任汉人世侯和官吏的，无论在中央和地方，手握军政重权的汉族儒生和世侯不乏其人。 在此事件之后，忽必烈迅速采取以下三个行动彻底改变了这一现状。

  首先，任用回回人在中央（如阿哈玛特）和地方担任财政要职，汉族人在蒙古的官僚体系中的地位整体下降一级，在蒙古人和回回人之后，成为第三等级。

  其次，汉族世侯的军事权利全部收回，包括史天泽在内的中央和地方汉族世侯失去了兵权。

  最后，汉族地方世侯的职位彻底瓦解，忽必烈下令将地方管民事与管军事的职责彻底分开，直属中央管理。

  參考資料：

  https://mp.weixin.qq.com/s/6olAgaJXdGAUL76OZce_tQ

  https://mp.weixin.qq.com/s/9tRMmLSyc5zTODeS9Oz62w

  https://mp.weixin.qq.com/s/x5hdyfUY4e0XbzYEnFpU5A

• 笛福的瘟疫伦敦——《瘟疫年纪事》译后记

  作者：雅鸦湖居士 发布时间：2013-12-16 15:03:20

  笛福的瘟疫伦敦

                          ——《瘟疫年纪事》译后记

  许志强

                                      一

  1664年岁末，伦敦爆发了瘟疫。在伦敦东部的圣迦尔斯教区，起初只有三人死于瘟疫，惊惶的谣言却传遍全城。官方发布的《每周死亡统计表》的数字时高时低，市民的情绪阴晴不定。到次年春季，即1665年4月，就在人们认为疫疾几乎消失的时候，传染病已悄悄蔓延至其他两三个教区。随着炎热天气到来，瘟疫逐渐从城市东部朝西部推进。市政当局已无法隐瞒病情，而一直自以为还有希望的市民，再也不愿受蒙蔽了，索性开始搜查房子，发现瘟疫到处都是。在圣迦尔斯教区，好些街道被传染上了，好些人家都病倒了；该教区一周内就被埋掉120个人。大街小巷到处听到吊丧的哭喊声；通常是熙熙攘攘的街市，顿时变得荒芜凄凉；法学会门窗紧闭，律师无事可干；为避免街旁房屋飘出来的香臭气味，街上行人走在道路中央，这是一幅奇怪的城市白昼图景。有人在街上大叫大嚷：“再过四十天，伦敦就要灭亡了。”有个人赤身裸体在街上跑来跑去，腰间只拴条衬裤，彻夜奔走，彻夜号叫：“噢，无上而威严的上帝呀！”

  这是伦敦历史上空前的大劫难，让全体居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随着传染病愈演愈烈，有些教区的运尸车几乎通宵奔忙。夜晚的街道上，时而见到满载尸体的运尸车燃着火炬缓缓行进，时而见到黑暗的人群念着祈祷文涌向教堂。不少教堂的牧师都逃走了，留下来的空位被那些非国教牧师占据，而不同教派的人济济一堂，常常在同一个教堂里听取布道。灾难也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一方面，宗教生活变得空前团结和虔诚，就连那些铁石心肠的杀人犯也开始大声忏悔，痛哭流涕对人供认隐瞒已久的罪状；另一方面，人们互相提防，偶尔碰面也都绕道避开，怕的是染上瘟病。层出不穷的江湖医生、魔术师、星相家、智多星、预言家，他们信口开河，趁机诈骗穷人和病人的钱财。在瘟疫的痛苦和瘟疫的恐怖达到高峰时，人们多半分不清谣言和真相的区别。《死亡统计表》的数字是不可全信的。护理员用湿布蒙住病人的脸，将他们闷死之后窃取财物，这样的传闻未必是不可信的。市政当局制定严格法规，将染上瘟病的房屋强行关闭起来，事实上常常是将有病的人和没病的人关在同一个屋子里，造成出乎预料的悲惨后果。许多有瘟病在身的人，不知是由于痛苦之极还是由于恐怖难耐，裸身裹着毯子跳进坟坑里，自己将自己埋葬。如果有人因此情景而默默流泪，甚而至于相信世界末日的预言，这是一点不奇怪的。要是他们知道，这场大规模的传染病结束之后的次年，伦敦还会发生大火灾，将这个城市的四分之三夷为平地，他们大概不得不相信，上帝的审判已经降临，播下时疫和大火，注定要将地球上的这块地方铲除干净。

  让伦敦数以万计的人痛不欲生的瘟病，是一种腺鼠疫，和《十日谈》开篇描绘的那种瘟疫症状一模一样。染上此病的人，身上会出现所谓的“标记”（token），然后头痛，呕吐，往往很快死去。有些人甚至不知道自己染上了病，在街上行走或在集市里购物时，突然倒毙，被人扒开衣服，发现身上布满“标记”。患者通常是在脖颈、腋窝和外阴部出现这种“标记”，也就是黑色小肿块，“其实是坏疽斑点，或者说是坏死的肉，结成一颗颗小瘤，宽如一便士小银币”。这是史书中屡屡描述的欧洲“黑死病”症状。因肿块疼痛难忍而变得谵妄发狂，甚至跳楼或开枪自杀的大有人在。有时候痛得发狂，其行状和欣喜若狂倒是并无二致：病人突然从家里冲到街上，边走边跳舞，做出上百个滑稽动作，身后跟着追赶他的老婆和孩子，大声呼救，悲泣号叫。这种可笑又悲惨的情景，让人恍惚觉得是进了疯人院。而在1665年伦敦大瘟疫高峰时期，最恐怖的还不是患者谵妄发狂或暴尸街头，而是大量的人被强行关闭在自家屋子里，门上画上红十字，像是活活被关进坟墓。

  笛福出版于1722年的《瘟疫年纪事》（A Journal of the Plague Year），以栩栩如生的笔触描述伦敦大瘟疫的惨象，告诉我们这段黑暗恐怖的历史。这是一部内容翔实的见闻录，是从瘟疫第一线发来的报道。当时伦敦97个教区，城市和市郊管辖地，泰晤士河两岸地区，股票交易所和土地拍卖市场，白厅和伦敦塔，格林威治和索斯沃克，那些城门和栅栏，还有数不清的大街小巷和教堂墓地，是以全景的方式展示在这本书中。我们看到有关欧洲中世纪“黑死病”的插画图片，其描述的灾情给人以深刻印象，但是跟笛福的《纪事》相比就显得颇为有限了。画中建筑物高大坚实的廊柱和尸体模糊堆积的暗影，呈现富于象征意义的透视一角；那些插画图片是语言的助手和历史的注脚，而笛福的《纪事》是历史的还原，是深入现场的报道，让1665年瘟疫猖獗的伦敦城得以在时空中复活。

  从历史的角度看，欧洲人对瘟疫并不陌生。欧洲历史上最为著名的三次瘟疫，其中的第三次就是本书所描述的那一次，被冠以“黑死病”的称号，它与14世纪的第二次大流行间隔300年，疫情在这中间此起彼落未曾中断，到1665年是个高峰，在欧洲造成2500万人死亡，占当时欧洲人口四分之一。但当时的伦敦人显然对瘟疫缺乏清楚记忆；和我们现代大都市的芸芸众生一样，正处在某种健康和繁荣的幻觉之中，而非带着历史的教训和记忆生活。从伦敦市政当局的应对措施、医生对于“标记”的辨认及广大市民的行状来看，瘟疫的出现如同是神秘莫测的第一次，令人惊骇万分，猝不及防。这个遭受劫难的城市，它的反应更像是个体对于死亡的某种认知，而不像是那种引领部族突围的古老历史行为。当城市里几十万“个体”面对传染病侵袭，显得惊慌失措，疑神疑鬼时，人们实质是从一种幻觉进入另一种幻觉，使得悲剧的惨象不可避免地伴随着一系列闹剧。而这便是《纪事》的报道所要面对和深入的“现场”。

  瘟疫起先是从荷兰被带过来，夹在货物当中，在德鲁里胡同的一座房子里爆发，随后不可遏止地蔓延开来，而伦敦人要在此后近两年时间里和“它”打交道，历经痛苦绝望，直到“它”又神秘莫测地消失。这个伦敦是王政复辟时期的伦敦，当时人口暴涨，市面繁华，泰晤士河畔贸易兴隆，因此尽管在瘟疫之初已经有许许多多人逃离城市，到乡下避难，伦敦城里还是显得人满为患。大量外来务工人员（以纺织工居多），各行会的学徒工，男女仆人，底层贫民和流浪汉，他们是这个城市最为穷苦的人，其境况也最为凄惨。此外便是构成城市主体的普通市民，他们多半无处可逃，困守危城，在疫情此起彼落的蔓延中，处境极为不利。《纪事》讲述的主要是穷人和市民的状况，也就是“黑死病”插画图片中跪在尸首旁边神色茫然或掩面无力的那些人；他们的迷信、恐惧、匮乏、冒险和忧戚，他们值得同情的遭遇和可悲可叹的行为，在书中得到形形色色的描绘。任何一场大灾难只要被如实报道出来，似乎都具有史诗（epic）恢弘不凡的气度。笛福的《瘟疫年纪事》以其严谨忠实的叙述，为十七世纪中叶的伦敦城谱写了一曲史诗。它用编年体的撰写方式记述这场大灾难；从1664年9月到1665年年底，几乎是逐月报道它的起落和进程，让我们看到，瘟疫改变了城市的面貌，也以特殊的情态呈现其面貌。书中“提到175处以上的不同街道、建筑、教堂、酒馆、客栈、房屋、村庄、路标和州郡”，把伦敦及周边地区标志出来，令人身临其境。阅读这本书，如同穿行于城市蜿蜒曲折的街巷，和不计其数的穷人和市民一起经历生死患难。

                                 二

  《瘟疫年纪事》是笛福创作的一部小说，并非发自第一线的报道。伦敦爆发瘟疫那年，笛福只有5岁，对灾情谈不上有详细的记忆。他写成此书出版时，那场灾难已过去半个世纪。伦敦的中世纪木结构房屋，在1666年的大火灾中付之一炬，早已被砖石房屋所取代。读者打开这本书，多半是把它当做历史读物，甚至是当做“真实的回忆录”。事实上，正如有人指出的那样，这是一个“机巧的艺术品”（a cunning work of art），其栩栩如生的描述主要是出于笛福的想象。

  笛福为何要写这样一本书？为何将它做成虚构的回忆录形式？

  英国作家安东尼•伯吉斯（Anthony Burgess），曾为该书1966年企鹅版撰写导言，认为笛福不管是作为小说家还是新闻记者，他都丢不开这个题材。1720年，马赛刚好爆发瘟疫，英国报纸对此反响较大，由于当年的瘟疫就是从荷兰传来，人们难免提心吊胆，生怕英格兰再次遭到侵袭；作为新闻记者，笛福善于捕捉热门话题，也总是选择热门话题创作小说；而以瘟疫题材创作一部小说，可以利用公众想象处理私人经验，将他童年的混沌经验组织成形，因此作为小说家，他也会对这个题材感兴趣。至于这篇小说所采取的形式，安东尼•伯吉斯认为，作者是故意让它读来像一篇真实回忆录；在若干种参考书的基础上，他想再写一部像《鲁滨逊漂流记》那样广为流行的小说。

  但是读者看到，《瘟疫年纪事》既无主角也无情节，读来不像一部小说。以文学史衡量，“伊丽莎白时代以来的作家，包括像理查德森那样的流行小说家，行文讲究典故暗示，显示古典文化修养，操纵人物和情节如同木偶剧大师，可谓是高度自觉，相比之下，笛福的小说显得缺乏艺术性，语言也不够雅驯”。该书2003年企鹅版编辑辛西娅•沃尔（Cynthia Wall），在其《导言》中也说到，“这个作品因其显而易见的东拉西扯，因其‘非线性’情节而经常遭受批评；作者往往是一个故事还没有讲完，就开始讲另一个故事，然后回过头来做补充叙述，而那些层出不穷的离题话无疑是分散了读者的注意力。”辛西娅•沃尔把《瘟疫年纪事》的写作形式归结为“介于长篇小说、死亡警告书（a memento mori）和自助读物之间的杂交类型”，认为这是笛福讲述故事的一种模式。

  说笛福的叙事缺乏组织，有点东拉西扯，也不算是一种苛评。书中评议伦敦市政府将房屋关闭起来的政策，大有重复累赘之嫌；有关“三人行”的叙述，原文中间隔了五十多页，差点让人以为没了下文；叙事人屡屡交代“……这一点我稍后会详细讲到的”，有时也像是遗忘了似的并未兑现诺言……这种行文倒是适合一个“伦敦鞍具商”的私人札记，有点东拉西扯也无伤大雅。值得注意的是那个“非国教教徒”的观察视角。

  丹尼尔•笛福作为非国教教徒，某种意义上讲，这个身份比小说家和新闻记者重要。安东尼•伯吉斯的《导言》用相当篇幅谈这个问题。他说笛福的父亲是一名脂烛商人，既不属于有钱人也不属于地主阶级；身为长老会成员，与复辟的君主政体和英国国教势不两立，其信仰受到外部世界威胁；因此努力工作，从《圣经》中汲取力量，并把这两点基本的生活态度传给儿子。童年的笛福抄写《圣经》，后在长老会的学校读书，接受的不是牛津、剑桥的古典教育，而是偏于现代语言和科学。斯威夫特曾把笛福说成是“一个大字不识的人，他的名字我忘记了”，——语气轻蔑得很。笛福的兴趣的确是偏向于实际；他对政治比对神学感兴趣，而他最感兴趣的还是现世成功。安东尼•伯吉斯指出：“笛福在《纪事》中把他成年后的身份——非国教教徒、商人、业余作家——派给了笔下的叙事人，让这个角色出现在他童年的世界里，以成人的控制力处理他儿时的可怕经历。”

  书中名叫H.F.的叙事人，伦敦小有资产的鞍具商，把性命托付给上帝，独自留在瘟疫蔓延的城市，把他的所见所闻记录下来。他说写作此书的宗旨是要给后人留下一份“备忘录”，万一再有类似的灾难发生，也好给人提供指导。他把瘟疫看做是“上帝的复仇”，把自己的侥幸存活视为“上帝的赐福”，活脱脱一副非国教教徒口吻。和笛福父亲一样，叙事人被他内在的宗教情感支配，认为自己是在一个堕落的世界里，充当上帝的“复仇”和“赐福”的见证人。因此，阅读瘟疫有时也等于是在阅读上帝的“征象”（signs），——生与死、征兆和启示、毁灭和救赎……离开对“征象”的理解，这个世界是不完整的。可以说，正是这种对“征象”的潜心阅读，而非通常所谓的客观记录，构成此书叙述的视角。

  乔治•奥威尔谈到英国清教传统时说，清教徒所属的阶级“在政治上没有权力”；“对这个阶层的人来说，政府不是意味着干预，就是意味着迫害”，“因此，这个阶级缺少服务公众的传统，对社会也殊属无用”；“他们从个人成功的角度看待一切，几乎没有任何社会意识”。这是奥威尔在评论狄更斯的那篇文章里下的结论。

  说英国清教徒“几乎没有任何社会意识”，这是言之过甚了，但是我们看到，《纪事》中的叙事人谈到自己被任命为教区检查员时，他是如何竭力抗拒政府的任命，——既不愿承担检查员一职的风险，也不赞同将房屋关闭起来的政策，并且毫不讳言他个人的权利和福祉，从这个细节看，奥威尔的说法是有点道理的。功利思想和现代个体主义，在笛福笔下确实是表现得很鲜明了，而这些思想的表达倒也是合乎情理，而且是诚恳的，是一个真实的声音在说话，——没有一点迂腐和怯弱。

  笛福以非国教教徒的立场组织材料和叙事，也是以现代小说家的精神进行想象和观察。从H.F.这个叙事人身上，我们时时能够读出和笛福非常接近的精神气质，即，政治上受压制的流亡状态，抗拒主流和权威的态度，对现世利益的浓厚兴趣，对死亡和恐惧的好奇心，……这些都渗透在叙述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正直的教徒，新教传统中那类富于激情的“小先知”和“道德家”，生来是要教训人的，要在不屈不挠的布道中匡扶世道人心；同时我们也看到，此人万般顾惜自身福祉，是个清醒的现实主义者和个人主义者，对于受到“赐福”不免有些沾沾自喜；他身上那种趋利避害的本能，其灵敏程度和一个金融投机分子差不多。叙事人的这个形象跃然纸上，实在也是不乏生动有趣。他让人想起《鲁滨逊漂流记》的主角，把当下的灾难当做上帝的“征象”阅读，在孤立的处境中靠宗教和反思的力量生活，而其诚挚孤独的反思给叙述注入一种活力。这种我们可以称之为“反思的戏剧性”的力量，推动《纪事》的叙述，使这部既无主角也无情节的小说，读来照样引人入胜，有着潜移默化的感染力。书中有关“三人行”（老兵、海员和小木匠）的叙述，算是最完整的一段故事了，也是十足的笛福写法，包含道德训诫的意图；那种乌托邦的光晕，凄凉而温暖的调子，构成此书美丽而不乏幽默的篇章。

  随着时间推移，人们对笛福写作艺术的关注越来越多。南非作家安德烈•布林克在其《小说的语言和叙事》一书中，对笛福作品做了颇具现代色彩的解读。弗吉尼亚•伍尔夫、安东尼•伯吉斯等人，对笛福的叙事艺术赞赏有加。这位英国现代小说鼻祖是个热衷于技巧实验的人。我们固然不能把《瘟疫年纪事》说成是魔幻小说，但它那种纪实和虚构的融合，造就了一个艺术上颇具原创性的文本。笛福模仿业余作者的口吻讲故事，并将大量统计数字、图表、符箓、广告和政府公告编织在文本之中；他的小说看起来不像小说，主要是因为他对艺术作为人工制品的性质有不同理解；他不仅要让小说读起来像一篇真实的回忆录，而且要让它显得像一个匿名的抄本，仿佛它是撰写于瘟疫流行时期的伦敦，在大火灾中幸存下来，终于交到读者手中；而读者翻阅这本书，正如19世纪一位批评家说的那样，“……还没有翻过二十页就完全信服了，我们是在和那样一个人交谈，此人经历了他所描写的种种恐怖并且存活了下来”。

                                  三

  笛福的故事令人刻骨铭心。弗吉尼亚•伍尔夫谈起《鲁滨逊漂流记》，认为这类作品是“在那些事实与虚构融为一体的童年岁月里口述的故事，所以也属于生活的追忆和神话，而不是生活的审美体验”。这些作品有着经久不衰的影响，仿佛是以生活本身的面目在说话，以其口述的“事实”在岁月长河里复活，成为“追忆和神话”的组成部分。它们不属于那个过于雅致和个人化的文学博物馆。

  H.F.的伦敦已经成为这座城市永久记忆的一个部分，连同其教堂墓地、济贫院、菜市场、市政厅以及城门栅栏外铺石路夹缝里生长的青草，被打上了灾难和恐怖的烙印，勇气和生存的烙印，或许还有上帝的愤怒和赐福的烙印……跟随这位姓名不详的叙事人，目睹一座城市和瘟疫之间所发生的联系，那些可歌可泣的事迹，有人性的愚昧和卑劣的种种表现，自然也有互助友爱和慷慨慈善的插曲……人们把H.F.的备忘录视为历史真实的记录，是发自瘟疫第一线的报道，是有关“大疫年”的一部百科全书。其实，描写伦敦瘟疫的书有不少，包括笛福参考的那些档案、官方小册子和医学论文，它们多半已堙没无闻，唯有他的这部小说真正流传下来，影响也最大。

  安东尼•伯吉斯谈到此书在文学史上的影响，例举加缪的《鼠疫》和H.G.威尔斯等人的作品，认为题材和构思模式都有明显的亲缘关系。说起直接或间接的影响，这个方面其实是谈不完的。若泽•萨拉马戈的《失明症漫记》（1995）亦可归入这个系列，延续“大灾难”的寓言式叙事。我们读乔治•奥威尔的文学评论，他的求真务实的态度，百科全书式的视野，思想之不甘卑弱以及对陈规愚见的否定，何尝没有笛福的影子。

  加西亚•马尔克斯几乎在所有访谈中都谈到笛福。他最推崇的作品是《瘟疫年纪事》。这位拉美魔幻叙事大师，善于在末世论基调中阐释纪实与虚构之间的关系，追随的正是笛福的艺术。从《百年孤独》到《霍乱时期的爱情》，笛福的影响几乎是无处不在。从《纪事》中随手摘取一个段落，不难看到这种影响的痕迹：

  我听说有个被传染的家伙，穿着衬衫从床上跳下来，正为他的肿块痛不欲生，而那种肿块在他身上有三处，他穿上鞋子，然后走过去穿外套，但是那位护理员不让他穿，还把外套从他手上夺过来，他将她推倒在地，从她身上踩过去，跑下楼梯，进了街道，穿着衬衫径直朝泰晤士河跑去，护理员在后面追赶他，呼叫看守拦住他；但是那些看守人对那个人恐惧，怕去碰他，便让他跑走了；他因此跑到了酒厂的台阶上，扔掉衬衫，然后一头扎进泰晤士河，然后，由于他是个游泳好手，便完全游过了河去；然后潮水涌了进来，按照他们的说法，正在向西流动，他游到佛肯台阶才靠岸，在那儿上岸，发现那儿没有人，由于是在夜里，他就在那儿的街上跑来跑去，赤裸着身体，跑了好一会儿，到了水位涨高的时候，他又跳进河里，游回到酒厂，登上岸，沿着街道又跑到自己家里，敲开屋门，登上楼梯，又躺到他的床上去了；而这个可怕的尝试治好了他的瘟疫，也就是说，他的手臂和大腿的剧烈动作，让他生了肿块的那些部位，也就是说他的腋下和外阴部得到了伸张，导致它们化脓和破裂；而冰冷的河水减轻了他血液中的热病。

  笛福描述奇闻轶事的不动声色的风格，包括它所蕴含的那种幽默，也许是要仔细品尝才能感觉到其中的滋味。在泰晤士河里游了泳就把瘟病给治好，这种事情是让人难以置信的，连叙事人自己也说“这个不可能”。但是描写病人的谵妄发狂，这类表述自有其妙处；它把流言和真相、夸张和事实十分机智地协调起来。这种讲述奇闻异事的兴趣，或者说这种插曲式叙事的方式，我们是在笛福的《瘟疫年纪事》中找到其旺盛的源泉。

  我的一个邻居和熟人，由于怀特-克劳斯街或是那儿附近的一个店主欠他一些钱，便差遣他的徒弟，一个年纪大概18岁的年轻人，尽力去弄那笔钱：他来到门口，发现门关着，便重重地敲门，而正如他所认为的那样，听见屋子里有人应答，但是并没有把握，于是他便等候，逗留片刻之后又敲门，然后又敲了第三次，这个时候他听见有人下楼来。

  终于，这户人家的那个人来开门了；他穿着短裤或衬裤，一件黄色的法兰绒马甲；没有穿长袜子，穿着一双拖鞋，头戴一顶白帽子；而且正如这位年轻人说的那样，死神就在他的脸上。

  他把门打开，这个时候他说道，干嘛你要这样来打扰我呢？那个男孩，虽说有点儿吃惊，却还是回答道，我是从某某人那里来的，我的师傅派我来要钱，这个他说你知道的：太好了孩子，这个活着的幽灵回答道，你在克里普尔盖特的教堂经过时，叫他们一声，让他们把钟敲起来吧，说完这些话，又把门给关上，然后又上楼去了，然后在这同一天里；不，说不定是在同一个时辰里，死掉了……

  死者预先报道他自己的死亡，还不止上述这一例。原文第223页上有个段落，说的是市政府开辟的坟场有些被派了别的用途；其中一块地，在摩尔菲尔兹，叙事人顺便交代说：“本篇纪事的作者，正是埋葬在那块地里，出于他自己的意愿，而他姐姐是几年前埋葬在那里的。”

  仔细想想，H.F.撰写的备忘录里出现这句话是奇怪的，甚至多少让人觉得有点儿惊悚，——叙事人如何报道他自己死后的状况？！

  2003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J.M.库切，其获奖演说《他和他的人》通篇都是在谈笛福和瘟疫，也就是这本书中出现的一些细节和意象：叙事人如何用《圣经》占卜获得勇气；街上的妇女如何看见云中天使；船工罗伯特如何将盛放食品的袋子留在河边，让他患瘟病的老婆孩子自己来取；吹笛人喝醉了酒睡在人家门口，如何被人用运尸车拉去差点儿活埋……库切引用这些细节，却诡异地交代说，写书的人不是笛福，而是那个从热带荒岛回来的鲁滨逊，带着鹦鹉和凉伞，在海边客栈租下一间客房，削尖鹅毛笔，靠写作消磨夜晚时光……

  甚至也不是鲁滨逊在写，而是“他和他的他”一起写下这些故事……库切告诉我们说，“他”——鲁滨逊——对林肯郡泽国的鸭子、哈利法克斯的断头台和伦敦城的瘟疫其实一无所知，直到“他的他”送来各种报道，化身为各个叙事人，才有了白纸上蘸着绿墨水写下的故事；甚至“他”只有屈服于“他的他”的力量，这个本来只会写点账目的人才能“掌握这管生花妙笔”，才能写出“灰白马背上的死神”那种句子。

  库切的演说词写得冷感、机巧，是一种典型的后现代写法，把笛福的生平和创作扭曲变形，写成一个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双胞胎”故事，也像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样难免陷入“他和他的他”绕来绕去的迷宫之中，让人读来一头雾水。不过，那些结论和教训倒是明白易懂的；他试图告诉我们，笛福本人的经历，——砖瓦厂洪水，破产，逃债，躲藏，孤独凄凉，“这一切构成了那艘失事船上的人物和那个荒岛的故事”，而在瘟疫中差点被活埋的吹笛人，他的故事也是“荒岛上的他的写照”。谈到那些自以为健康却被瘟疫击中的伦敦市民，库切阐释说：

  这是一个生活本身的故事，是整个人生的故事。要早作准备，我们应该对死亡的来临早作准备，否则随时随地会被它击中倒地死去。

  以死亡和孤独的严峻寓言阐释笛福；将《鲁滨逊漂流记》和《瘟疫年纪事》的主题等量齐观，终究也不算是一种扭曲。重要的事情莫过于，在种种征象中阅读“真理的实质”；因此，“写魔鬼故事的人也好，写瘟疫故事的人也好，都不应被视作造假者或剽窃者”。

  如此说来，模仿笛福、取食于笛福作品的无数写作者（包括库切本人），他们的做法也是情有可原。古往今来，真正的历险故事也许只有一个；甚至可以说，“为灵魂黑暗面和光明面写照”，这个过程中的分裂和分身也大致相仿。于是我们看到，“他”，此时此刻正坐在“这个辽阔的国度租来的客房里”对着白纸苦思冥想，而“他的他”则在“这个国度里疾速飞跑着探寻自己的见闻”……

  我们看到，笛福笔下那位叙事人，在瘟疫蔓延的伦敦城里出没，耳闻目睹各种惨淡的景象，不失时机地记录“他”的所思所悟……所幸的是，他的好奇心并未使他染上疫疾。在对上帝的感恩和喜悦赞美之中，他终于结束本篇的叙述，并且用一个清教徒不乏自得的口吻，为伦敦大劫难划上句号：伦敦发生一场可怕的瘟疫/……把十万人的生命一扫/而光，/而我却活了下来！

  译作前后费去了将近两年的业余时间，部分章节是2009-10年在韩国东国大学执教时完成的。英语国家一些朋友告诉我，此书有些句段不容易读懂。我在翻译时也深有同感，因此有两点顾虑：一是我的译文不免有错讹，有些地方会给读者的理解造成困惑；二是我的翻译是否有“辅助解释”之嫌疑，为了通顺而失掉了原文的口吻、意旨和思想的曲折度？对这样一本书的翻译来说，译者的顾虑是必然的。笛福笔力甚健，语言时而直白，时而迂回，含有反讽；其叙述之宽闳翔实，堪与凯撒的《高卢战记》媲美。但愿中译多少能传达一点他行文的魅力。

  本书是根据辛西娅•沃尔编辑的2003年企鹅版译出；该文本“取自于1722年版本——笛福在世时唯一出版的版本”，编辑除个别地方做了现代化处理，基本“保留原来的拼写、斜体和标点”。中译尽量保留这个版本的面貌；读者看到那些奇怪的标点及大小字体的格式，或可领略笛福独特的文体和表达。

  汉娜•施米基（Hanah Schmiege）、丹尼尔•施瓦茨（Daniel Armin Schwartz）和张婷婷，解答翻译中的疑难问题，在此谨表感谢。

  感谢彭伦先生的大力推荐，也感谢上海译文出版社的黄昱宁女士和顾真先生，为出版这个译作付出时间和精力。

  （原载于《书城》2012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