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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藤博文1841年生于周防国，1909年（68岁）在中国哈尔滨遇刺身亡。伊藤一生历经幕末维新、西南战争、明治十四年政变、条约修订、立宪政治的确立、甲午中日战争和日俄战争、朝鲜统治……他的一生正与近代日本的初创时期重合。

伊藤之雄广泛涉猎书信、日记等原始史料，立足历史学研究的新成果，描述了伊藤博文“刚强耿直”、波澜壮阔的一生。这是一部改变伊藤博文形象的决定性著作。

前言 伊藤博文是肤浅草率的人吗？

部 青春篇

章 幸遇伯乐木户孝允——从束荷、萩到京都、江户、英国

顽皮少年的成长历程

幸遇伯乐来原良藏

遇见松阴和木户

松阴的影响

来原良藏的自刃

听从井上馨之言偷渡英国

伦敦冲击

第二章 “外交”舞台大显身手——列强与萨摩藩

乘坐英国军舰回到长州藩

负责长州藩的外交

元治内乱的胜利

高杉、伊藤迷失方向，木户出山

在长崎成功购买 与萨长联合

高杉、伊藤再次迷失

位妻子澄

与梅子相遇、与澄离婚

第三章 倒幕战争——不尽如人意的情报搜集

越长州藩范围

侦察京摄

出差长崎

倒幕战争中无所事事

维新政权的诞生与神户事件

稳定新政府与列强的关系

第二部 飞翔篇

第四章 与列强的交涉、知性的飞跃——就任兵库县知事和大藏官员

就任兵库县知事

提议废藩置县

木户派新生代大藏官员

推进实务，代理木户

美国考察、建立自信

女儿病逝、移居东京

第五章 岩仓使节团特命全权副使——废藩置县与征韩论政变

废藩置县的局限性

望

木户的好意

岩仓使节团启程赴美

与木户的关系出现微妙的变化

征韩论政变的开始

“刚强正直”的伊藤大显身手

与大久保和岩仓的关系

第六章 参议兼工部卿的实力——西南战争

32岁入阁

出兵 ，木户盛怒

与木户逐渐疏远

回应大久保的信任

代理大久保兼任内务卿

大阪会议的事前沟通

张颖(@ying的 视感)

译者、中日同传、双语主持、摄影人、撰稿人、观展小狂人。走过日本47个都道府县中的45个，实地感受日本的历史、文化与艺术脉搏。曾为日本东京都美术馆、横滨美术馆、江户东京博物馆等机构提供笔译服务，译作有黑川雅之《依存与自立》等，著作有《在日本的中国人在中国的日本人》(中日双语、合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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顽皮少年的成长历程 伊藤博文生于天保十二年（1841）九月初二，是周防国熊毛郡束荷村（现在的山口县光市）的林十藏（后 名为重藏）、琴（后 名为琴子）夫妇的长子。十藏夫妇婚后三年一直没有生育，后来琴去村里的天满宫求子，终于如愿。伊藤是他们的 个孩子，幼名林利助（后 名为利介、利辅），生目换算成阳历是1841年10月16日。伊藤出生的时候，父亲24岁，母亲22岁。

     父亲十藏的本家林惣左卫门是束荷村的庄屋，十藏是其辅佐“畔头”。但十藏只有水田五段、旱地二段、山林六段，生活并不富裕（『伊藤博文伍』上卷、5頁。

    末松谦澄『孝子伊藤公』後刻版、12～13頁）。正如“五段（反）百姓”这一蔑称所示，自给自足的农民家庭要想过得自在，至少需要五段的两倍，即一町的田地。

     伊藤出生的前一年，英国与清国之间爆发了鸦片战争。在即将迎来1岁生目的时候，战争以英国的胜利落幕，香港岛被割让给英国。

    伊藤12岁生目的3个月前，佩里船队驶入浦贺。伊藤就成长在这西方列强进军远东的时代。

     在伊藤出生前的约10年间，长州藩相继诞生了许多后来活跃在幕末维新时代的英杰：比伊藤大11岁的吉田松阴、大8岁的木户孝允、大6岁的井上馨、大3岁的山县有朋、大2岁的高杉晋作，还有大1岁的久坂玄瑞（后来成为禁门之变的总指挥，自刃而死）。领导明治维新及其后诞生的明治 的人们年龄都十分接近，伊藤是其中 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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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介绍

改变伊藤博文形象的决定性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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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藤博文（1841年10月16日—1909年10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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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有这个人，才有今天的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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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强耿直”的一生——这是维新三杰之一的木户孝允对伊藤的评语，也是伊藤的立身处世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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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藤博文1841年生于周防国，1909年（68岁）在中国哈尔滨遇刺身亡。伊藤一生历经幕末维新、西南战争、明治十四年政变、条约修订、立宪政治的确立、甲午中日战争和日俄战争、朝鲜统治……他的一生正与近代日本的初创时期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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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藤之雄广泛涉猎书信、日记等原始史料，立足历史学研究的最新成果，描述了伊藤博文“刚强耿直”、波澜壮阔的一生。 这是一部改变伊藤博文形象的决定性著作。

• 作者：多闻阙疑 发布时间：2021-12-23 16:05:44

  以洗白为目的的材料堆垛，不知道作者是不是伊藤后人。。。很多表述极其恶心，多伴有对史料明目张胆的曲解，就不贴出来熏人了

• 作者：disguiser 发布时间：2021-05-29 20:43:26

  托好朋友搞了一本台版，读了几章就有点看不动了，原因也简单，就是每节的内容都太短了，对日本高层交往写的比较详细，但是没有任何对外和内部基本背景，换言之并没有解释清楚每个人物的行事动机，读了这本书，也就是收获了几个原本不熟悉的有名的名字罢了，读这本之前，对于我来说伊藤博文是一位首相，读了之后也只是知道了他是第一位首相，日本元老之一，仅此而已。优秀的人物传记除了要写清传主做了什么以及给出至少一种传主为何要这么做，否则和网页百科有什么区别，人物传记真正的魅力正在于对传主行为和性格的多面性的剖析，算是很厚的一本豆腐帐了，不得不说索恩系列出的质量都比较平庸

• 作者：思想的苇草 发布时间：2021-11-06 20:21:06

  伊藤老爷子这本书可以说把伊藤政治面向该写的都写完了，以伊藤的经历串联了整个日本近代历史，可能对日本近代这段历史不了解的话会很乱，这本书或许可以叫做伊藤及其朋友圈如何改变了日本，以及伊藤在东亚的历史地位述评。（PS整体写的有点流水账）

• 作者：7788 发布时间：2021-05-16 10:45:20

  禁？

• 作者：BAYERN_7 发布时间：2022-02-05 11:21:44

  需要对日本帝国时代的政治有一定认识，方可阅读。

• 作者：青兮 发布时间：2011-02-15 17:58:07

  新大衣是怎样练成的~

• 从下级武士到帝国政治家：伊藤博文和他的“明治幕府”

  作者：索·恩 发布时间：2021-12-13 13:24:58

  未竟的事业

  1909年10月21日，卸任“韩国统监”不久的伊藤博文（1841-1909）从旅顺出发，乘火车一路北上。在漫长的旅途中，伊藤透过车窗，一路观望“满洲”的风景。中国东北平原秋天的苍茫、寥廓与萧瑟，或许让他回忆起了自己超过半个世纪波澜壮阔的政治人生。触景生情，他写下了这样一首五言绝句：“万里平原南满洲，风光阔远一天秋。当年战迹留余愤，更使行人牵暗愁。”伊藤有写“汉诗”的爱好，这让我们多了一个观察他精神世界的窗口。

  诗中所言的战事，是指爆发于1904年至1905年间的日俄战争；日本在付出巨大的伤亡代价后，勉强迫使俄国求和，双方在中国东北形成了新的均势。他此行去哈尔滨的目的，就是要和俄国财政大臣科科夫佐夫商讨朝鲜半岛的问题。近代日本一直将俄国视为心腹大患，这应该是伊藤心怀“余愤”与“暗愁”的原因，但还有其他：日本的政治家们一直在盯着东亚大陆日渐动荡的局势。伊藤曾对身旁的人说，他打算明年“作为清国顾问去北京”（615页）；此时他已经六十八周岁，在当时的日本已算是少有的高龄，可谓“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其实，这里面也有不得已的因素：历史事实早已表明，东亚大陆权力结构的每一次变动，都足以在日本感到震动，甚至让其伤筋动骨。1850年代后江户幕府体制逐渐瓦解，实际上可视为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造成的巨大冲击的结果。而此时日本已经上升为东亚世界大舞台的主要角色。他无法不为自己领导的明治建国事业感到担忧。

  这首诗成了他的绝笔。25日晚7时，他抵达长春；在参加完中国道台为其准备的晚宴后，深夜，他登上火车继续北上，于翌日上午9点抵达哈尔滨站；此时，科科夫佐夫早已在月台守候。两人一同走下月台后，开始检阅俄国的守备队，然后与列国领事一一握手寒暄。9时30分，当他走到日本欢迎队列前时，军队侧后方冲出一个年轻人。他迅速接近伊藤，连开数枪。刺客是韩国人安重根，半个小时后，伊藤被宣告死亡。这位在1862年以暗杀国学者塙次郎——传言他正在奉幕府命令研究废除天皇一事——登上历史舞台的最下级武士，最终倒在了同样的暗杀当中。

  

  伊藤博文

  或许是看多了维新志士和政治对手接二连三殒命的结局，伊藤已经意识到自己可能会有这样的终局，为此他曾两度留下遗嘱。但与他此前的同志不同，此时倒下的伊藤早已经名满天下：明治维新的元勋、大日本帝国宪法的创制者、先后四次组阁、主导“日清战争”（即中日甲午战争）、出任韩国统监、获封贵族最高的“公爵”尊位……本书作者称他为“近代日本的奠基人”与“政党内阁和议会政治之父”。如果作者用“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一位帝国政治家的诞生”这样的说法，既接近事实，又更符合一般读者传奇故事的预期——伊藤本姓林，出身于当时地位卑下的农民家庭，因成为身份为“足轻”（江户时代武士级别中的最下级）的伊藤直右卫门的养子，他获得了武士的身份。

  伊藤遭暗杀身亡，他领导创建的帝国失去了一位最稳健的舵手。首先，以山县有朋（1838-1922）为首的殖民主义者、帝国主义者进一步得势。山县与伊藤虽然同属于长州派，但晚年二人在政治上多处于对立状态。伊藤的离去使得山县成为对天皇、对日本政坛最有影响力的元老，他图谋侵略大陆的步伐陡然加速，为此后军国主义势力掌控日本政治蓄积了能量。在他的谋划下，1910年8月29日，日本正式吞并韩国。其次，明治天皇（1852-1912）因他最为倚重的老臣身亡，遭受到巨大的冲击；据记载，他听到消息后，“好像突然间变成了老人”，两年后就驾崩了。“伊藤-天皇”的这种明治政治体制勉强经受住了“大正时代”的动荡后，一头扎进了“暗黑的昭和时代”。这是后话，且不掩如下事实的光辉：以他们君臣二人为核心的政治家，用了仅仅一代人的时光，就将日本从欧亚大陆的边缘带到了东亚世界秩序的中心。那么，伊藤如何在个体和国家的两个层面上完成了“从边缘到中心”的耀眼事业？

  作为政治家的伊藤博文，他主导制定《大日本帝国宪法》，为近代日本确立“立宪体制”，这无疑是最值得书写的功业。本书作者用意也在于此，在涉及这一体制确立的关键点上不惜笔墨。不过，我们今天重新阅读伊藤，显然不是要再次确认这种与我们平时感觉相去不远的结论；当然，我们也不会仅仅把本书视为“演义”去阅读，满足于历史剧本给我们带来的心灵波动。

  关键的问题依然是：伊藤博文何以取得了成功？假若他未命丧哈尔滨，而是得以成为“清国的顾问”，他会留下什么值得期待的功业吗？包括本书在内的历史叙事并不直接回答这样的问题，但它们却是我们训练自身观察历史与现实时的眼光、格局与心灵的必不可少的材料。我们要盯紧几个关键的节点。

  现实主义的智慧

  1877年，维新元勋西乡隆盛（1827-1877）领导的叛乱（史称“西南战争”）遭到镇压后，明治维新政府消除了旧幕府体制留下的最后的障碍，中央集权的近代政治体制形式上得以完成。但新问题随之出现：在野的力量不满意以长州、萨摩二藩为主的藩阀政权，要求开设国会，确立立宪政体。时任参议山县有朋于1879年向天皇上奏了关于立宪政体的意见书，提出了包括制定“国宪”、严格执行“行政、议政、司法”三权分立等内容在内的构想。当时实力派政治家，诸如右大臣岩仓具视、太政大臣三条实美、参议黑田清隆等都相时而动，纷纷附议。1880年12月，伊藤向天皇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书，主张“政府需要根据国家所处的发展阶段，讲究轻重缓急，不急不躁，逐渐接近‘标准’状态”。不过，民间立宪的呼声日益高涨。1881年3月，参议大隈重信（1838-1922）秘密上奏的意见书，可谓一石惊起千层浪。意见书的主要内容是采用英国模式，即议会多数党的领袖负责组织内阁，实现“君民共治”，并于1883年初开设国会。这个以英国为模板的激进立宪论，与当时执民间言论之牛耳的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1834-1901）的主张几乎一致。

  伊藤博文辗转看到这份上奏书后“勃然大怒”，认为大隈背叛了此前与自己达成的共识。本书作者伊藤之雄写道：“对于大隈来说，如果事态能像建议书那样发展，自己作为政府领导人之一，获得开设国会的主导权，与民权派进行合作，那么当选首相组阁的可能性非常大。这可以说是大隈对以伊藤为中心的藩阀政府的背叛。”（163页）这里之所以要引述这段评论，是因为它在本书节奏舒缓的叙事中有强烈的异色：作者绝大多数时刻对政治家的内心都不动声色，更鲜少从这种旨在获取“权力”的政治现实主义的角度去描述本书登场的十数位主要政治人物。那他为何要插入这样一段说法？

  这种评论当然得益于历史学家的后见之明。1872年，在维新政府实施“废藩置县”后，出身于肥前藩的大隈重信就与长州藩的木户孝允（1838-1877）、萨摩藩的西乡隆盛和土佐藩的板垣退助（1837-1919）共同成为“参议”，是当时大久保利通（1830-1878）体制下的核心人物。这四位参议代表当时的四个强藩，反映、代表了一种力量的均衡（伊藤之雄《元老》）。然而，当木户孝允病故、大久保利通遇刺身亡后，长州藩的领导权转到被大隈重信视为后辈的伊藤博文手中。此前大隈追随木户孝允，且获得了萨摩一派的支持，但在权力结构的这次变化中，他的内心可能产生了一种被疏远的感觉。

  意味深长的是，日本的历史叙事几乎毫无例外地将大隈重信的这次行动所引发的一系列后果描述为“明治十四年政变”，本书作者也蹈袭了诸如“政变”“背叛”的说法。这种做法不禁让人疑窦丛生：大隈只是在天皇的要求和催促下，提出了一份要求保密的意见书而已，何以就被扣上了“政变”的帽子？这里面可能包含着日本历史叙事者固有的认知——比如对政治权力斗争的某种厌恶之情等，因为大隈的意见书非常另类，无法不让人联想到他个人的政治“野心”。说政治家没有任何“权力欲”或“政治野心”，这显然不符合真理，但在日本特殊的政治传统中，将它们显露出来，无疑会让人侧目。历史叙事的这种褶皱往往意味深长；处于权力中枢的大隈的这次行动，确实蕴含着挑战既存秩序的政治能量。

  事实上，伊藤博文作为政治家的本领由此开始发挥了出来。首先，他充分利用了当时民间对政府的批判，运用政治手腕，与萨摩派联手展开了“驱逐”大隈的运动，最终迫使他离开了中央政府。其次，他反过来吸收了大隈展现的政治能量，将创制立宪政体纳入自己最主要的政治议程当中。所以，这里要强调的是，伊藤“驱逐”大隈并不是出于权力政治的考量，而是要将他的建国事业最重要的任务，即创立立宪政体纳入自己设定的轨道上来——在欧洲君主国家宪法的基础上，“制定适用于日本政治和文化的宪法”。这次事件结束后，日本决定在九年后的1890年开设国会。

  1882年3月，伊藤动身去欧洲进行宪法调查，第二年8月返回日本，期间他与德国宪法专家“探讨宪法的优劣得失，如入废寝忘食之境”（187页）。从他书信中的这一说法中，我们可见伊藤是一个“为政治而生”的人。他在书信中尤其强调说，针对那些把“英美法自由过激论者的著述”当作“金科玉条”的人，他已经找到了相应的“理论和方法”，所以“死而无憾”了（191页）。1882年9月，他在给时任大藏卿松方正义的信中这样写道：“青年书生渐啃洋书，苦思书上之理论，将其视作万古不易之定论，若欲施行之于实地，则为浅薄浮浅之见，却置自国之国体历史于度外，无人之境地创立新政府，不过一般之陋见。”后来，他在回顾宪法制定的情境时还不忘说，“民间之政治家未能理解实际政治之责任，徒扬扬得意地心醉于孟德斯鸠、卢梭等法兰西学者之痛快学说、奇巧言论”；“顺利运用宪法需要见识和气魄，如热爱言论自由，热爱议事公开，或如宽容反对自家的意见之精神，更积累几多经验后始得之也”（泷井一博《伊藤博文》，第二、三章）。他当时面临的来自民间的立宪论的压力，由此可见一斑。

  伊藤的这次宪法调查的努力，最终结晶为1889年2月11日发布的钦定宪法，即《大日本帝国宪法》；翌年11月29日，日本第一届帝国议会如约召开，宪法随之生效。后世的历史学家对伊藤在这个过程中展现出的“渐进主义”多赞誉有加，他确实显现了出色的现实主义感觉。作为现代政治制度的后发国家，一举实现英国式的议会民主政治，这在言论市场中非常有竞争力。英国是当时最强大的国家，自然会引发学者以及民权活动家的关注。然而，在必然是混浊的政治现实面前，理念的清澈与纯粹往往会成为持有者的盲点；政治并不是纸上谈兵，而是“战争”的一种特定形态，它起因于人们对观念、利益必然不同的感知，以及基于各自感知的现实行动。

  日本政治思想史学者丸山真男（1914-1996）在分析战后日本的言论状况时曾指出，在日本议论政治和社会问题时，“用抽象的意识形态和图式先设框架再来考察现实问题”的做法非常危险；在面对混浊的现实时，仅仅抓住一个理念教条而不知变通，或者仅盯着现实的某个侧面而无视其他，实践中往往会产生荒谬的效果。他嘲讽说，有些人觉得“宛如只要高举出反共的大旗就是民主主义的象征！（若如此，希特勒、墨索里尼、弗兰克、东条英机乃至其亚流都是最大的民主主义者。）”丸山还进一步警告说，在日本“政治方向容易仅凭引人注目的‘政治’现象——国会讨论啦，街头演讲啦，或游行、学生运动、署名活动等来判断，在小范围的知识阶层里出现的倾向俨然认定为是主导性的动向，这样会遭到现实的惨痛的报复”（《现代政治的思想与行动》）。

  伊藤博文在主导日本走向立宪体制时，就是要防止将小范围、特定阶层里出现的倾向“俨然认定为是主导性的动向”，避免遭到现实的“报复”。那新的问题也随之出现：什么是大范围、非特定阶层共有的倾向呢？伊藤在这里展现了他的洞察：日本要成为欧美主导的新世界秩序的一员，成为近代文明的优等生；为此，日本必须实行立宪政体，而其要害不仅仅在于约束君主，更在于约束议会即国民代表的权力。这里面有着他对日本传统权力结构的理解。

  开设国会与创造“天皇”

  伊藤还在宪法制定过程中就已经意识到，如何制定宪法和如何让国会政治运作起来，它们其实是两件完全不同的事情：一部观念上、结构上再完备的宪法，在实际政治运作中也可能出现意外的问题，甚至引发“宪法危机”。为克服可能出现的危机，完成他的建国大业，伊藤事先做好了准备。

  首先，他围绕“天皇”做足了功课。在中国传统的权力政治观念中，“挟天子以令诸侯”是任何有权力欲望的人的基本常识，它源于人们对“权威”作用的本能感知：“权威”有着加持或减损“权力”的巨大效果。伊藤博文对此当然了然于胸，而日本封建时代“天皇-将军”天然的政治结构，为他提供了最为便利的条件——发动明治维新的各路豪杰以“王政复古”“尊王攘夷”为大义名分，尊重天皇的权威和潜在的权力，这其实构成了随后创制宪法的共识和底层逻辑。在这种共识面前，前面提到的“明治十四年政变”中的大隈重信，可以说是有勇无谋，在政治感觉上甚至不如日本的普通民众。

  天皇的这种潜在的角色，其实是一把双刃剑。伊藤目光如炬，他既要让这把利剑能随时展现锋芒，又要将其置于剑鞘当中，避免伤人；他主导制定的德国式立宪君主的宪法，就是这样的剑鞘。但新的问题是，如何让这把剑保持它的锋芒？本书作者描述了伊藤的想法：“伊藤在欧洲进行宪法调查时，学到的不仅是宪法知识，还有如何塑造符合宪法运作的君主（天皇）。符合宪法运作的君主不是专制君主，而是一个平时尽可能不干涉政治、在需要时对藩阀（行政权）内部对立进行调停，并在组成议会的在野势力日趋成熟之后，能对内阁与议会的对立进行调停的天皇。”（227页）

  伊藤认为天皇必须接受宪法教育。为此，他先派遣天皇信赖的侍从藤波言忠亲自去德国学习宪法课程，时间长达两年多。1887年11月藤波回到日本，随即开始为天皇和皇后讲授宪法知识。同时，伊藤还邀请德国人莫尔夫妇，“让他们作为宫内省顾问，以德国等欧洲立宪君主国家为范本，对日本宫中仪式和制度进行改革”。事后看来，这是一种创造“天皇”的过程。

  1888年4月，日本政府设立“枢密院”，这是专门为审议宪法、皇室典范等重要法律而创设的机构。伊藤为此辞去首相职务，出任枢密院的首任议长。5月8日，天皇莅临枢密院，举行开院仪式。然而，就在前一天，发生了一件“让明治天皇感到盛怒的事件”：伊藤直到前一天才向天皇递交了天皇要朗读的敕语草稿，“这等于让35岁的天皇没有时间思考自己即将颁布的敕语内容，仅仅是朗读伊藤的敕语草稿而已”。据说，天皇非常生气，宣布不出席开院仪式。这其实是明治天皇权力本能的反映。伊藤得知此事后，“诚惶诚恐立即进宫拜见天皇，并对自己未将敕语草稿详细上奏一事致歉，发誓今后绝不会出现类似的事情”。结局非常完美：“因为伊藤诚心道歉，天皇也消了气，并按原定计划出席了开院仪式”（231页）。

  如上所见，这个“事件”在传记中得到了异常生动的再现，但它在历史叙事中的作用可不是“实录”一段插曲，而是一个意味深长的“象征”——天皇必须出席枢密院的开院仪式，而他要扮演的角色也必须是宣读一份事先拟定的草稿！问题似乎出在“只是前一天”才拿到草稿的时间问题，这果然如伊藤宣称，是他自己疏忽吗？外人实在不得而知；不过，“诚心道歉”这种礼仪形式上最终解决了问题。经此一事，天皇对自己所接受的宪法教育，当获得了真实的感受。这或许是作为“立宪君主”的天皇的心智结构最终得以成立的瞬间：天皇亲政的冲动得到了驯化和转化。

  在枢密院审议宪法草案时，伊藤对宪法草案的主旨进行了清晰的阐述。他说，欧洲的“宪法政治”在千余年前开始形成，人民并不陌生；但更重要的是，欧洲有宗教的存在，“宗教作为‘机轴’，深入人心、团结人心。然而日本的宗教力量相当薄弱，没有形成国家机轴。……在日本能成为‘机轴’的唯有‘皇室’”（232页）。诚然，日本没有欧洲式的宗教的存在，但天皇的存在足以发挥类似的功能。政治的智慧在于，为政者要基于既定的条件成就自己的事业，而不是抱怨条件的不足，或者全然不顾现实条件的约束而仅凭理念行动。

  宪法生效后，伊藤将他的政治热情投入到如何让国会政治健全展开的现实问题上；其中最让人惊讶的是，面对藩阀政治家们几乎集体的反对，他毅然组建了自己的政党：1900年8月25日，他发表创建新党宣言；一个月后，他领导的“立宪政友会”宣布成立。伊藤期待为日本国民、为大隈重信和板垣退助等领导的在野党提供一种政党表率，让立宪政治健全地运作起来。伊藤的这一政治行动，得到了天皇的理解和支持；天皇甚至直接下赐巨额资金，供伊藤的新党使用。在这里，我们再次看到了明治政府的这种“伊藤-天皇”二元权力体制。

  其实，从1890年第一届国会开始，在野党就充分利用了宪法赋予议会的法案审议权，尤其是对政府预算的审议权，展开了对行政权的监督和制约。结果，藩阀政权不得不多次依据宪法规定，宣布解散议会，进行重新选举。但长此以往，国会就将形同虚设，立宪政体也就失去了意义。所以，尽管明治宪法有着这样那样的缺点，但议会被赋予了至关重要的预算审议权，并在政治实践中成为政治斗争的场所，在这个意义上明治宪法就是一部名副其实的宪法。政党方面时常表现出的不合作的态度，让藩阀政权的政治家们大为光火，甚至发出了“停止宪法”的威胁。伊藤在这个过程中展现出了信念的力量：他确信议会政治为文明正道，不会容忍他的建国事业偏离这个正道。

  在伊藤的政府或宪法陷入危机时刻，“伊藤-天皇”这种二元体制的重要性显现了出来，天皇开始扮演“调停君主”的关键角色。比如，1900年10月19日伊藤以政党的身份第四次组阁后，引发了山县有朋一系的政府官员和贵族院的反感。他们联合起来，在贵族院一再否定议会通过的增税法案。伊藤于是向天皇寻求帮助。天皇心领神会，向贵族院下诏，要求贵族院议员“庙谟翼赞”，也就是为政时要考虑帮助天皇。贵族院接到诏书，自然不好违背，顺利通过了相关法案（485页）。天皇的这种角色，可以说完全是按照伊藤的建国剧本展开。

  当然，天皇在明治宪法中的这种暧昧的地位，不能无弊：它为军人干政留下了通道。晚年，伊藤尝试将军部置于文官体系的控制之下，但很快以失败告终。军人的天职要在战场上展示出来，而越俎代庖，由他们来当政，难免荒腔走板。伊藤博文用一代人的时光建立了让世界感到惊艳的立宪政体，但他身后的政治家和军人们，也只是用了同样的时间，就将帝国带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

  政治的真实品性

  其实，追问伊藤博文何以成功，我们还间接回答了明治日本何以“成功”的问题。后者虽然是老生常谈的问题，但重读明治时代的历史，我们多半还是会心生感慨：历史诚然有其自然运行的轨道，世界各国、各民族都在沿着各自的道路前行，而不可能发生长久的偏离；在这个意义上，历史的确会给后世提供经验和教训。然而，如同我们在伊藤的传记中所见一样，历史舞台中的那些个体，往往都有着独一无二的心智结构，那是他们的激情、欲望和抱负自我实现的隐秘舞台。那么，这种历史人物心智结构的特殊性，是否意味着我们读史时抱有的获得普遍启示和意义的期待不合时宜？其实也并非如此。

  伊藤博文得以成功的首要原因，在于他洞察到了日本历史运行的必然轨道，并能将自己的全部生命热情投入其中。明治维新以“王政复古”为口号，确立了以天皇为中心的立宪制中央集权制政府，这就是近代国家、近代政治文明的必由之路。明治维新的政治家们高人一筹的地方在于，他们大都把握了这个文明的大势。但同样重要的是，维新政府事实上继承了此前幕府时代权力—权威的分配结构。在幕府时代，武士政治家从天皇那里取得“征夷大将军”的称号，代理天皇进行统治；明治政治家能够迅速完成建国大业，名义上同样是执行天皇的意志。在这个意义上，伊藤博文主导创建的这个明治日本，还可称为“明治幕府”，而他自身俨然就是这一幕府的“将军”。因此，伊藤博文的明治建国事业之所以显得顺风顺水，成果斐然，其实深深得益于他所打破的那个日本传统政治结构。

  另外，伊藤自身展现的独一无二的心智结构，成就了他个人“从边缘到中心”的跃迁。和他的同侪相比，伊藤展现了一个“为政治而生”的人格的全部属性。为政治而生，而不是靠政治而生，也就是说不谋求满足个人的私利私欲——无论是权力欲望还是物质利益，这其实是明治政治家群体的精神底色，但伊藤无疑表现得更胜一筹。如本书作者注意到的一样，伊藤对自己工作的公共属性，有着最高的自觉：他自始至终自觉自己是在为“天皇”效忠、为日本国家尽忠。在历史与政治认识上，反过来说或许更有启示意义：因为有了这个高度的“忠诚”观念，他才能获得超越当时派阀体系的支持，获得天皇近乎无限的信任，当然同时也获得了日本国民的认同。

  那什么是“忠诚”？宋代新儒学的伟大代表朱子言“尽己之谓忠”，言“诚者实也”，又言“诚者，真实无妄之谓，天理之本然也”（《四书章句集注》）。这可以说是“忠诚”的本义：一个人将个体的生命能量纳入作为“天理之本然”的正道与事业当中；他能时刻把握住自己的内心，不为私利私欲所左右，所谓“存天理，去人欲”是也。如果说我们能在具体的历史人物身上获得普遍性的启发和认知，那么，儒学文明本义上的这种“忠诚”的观念、潜能和现实的呈现，可能就是让我们的心灵为之震动的原因。

  注：本文为《伊藤博文：近代日本奠基人》一书导言

  李永晶，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

• 伊藤博文和井上馨的英國留學之旅

  作者：Fal Conde 发布时间：2022-08-23 22:26:13

  日本第一任内阁总理大臣伊藤博文和第一任外务大臣井上馨，在幕末相遇相识，最终成了一生的挚友。不管是出身还是性格，二人都截然不同。伊藤博文虽出身低微，却坚强可靠，深受大家的信赖；井上馨虽然是上层社会精英，但性格古怪，总是不按常理出牌，让周围的人大呼棘手。从幕末到明治，经历动荡时代的伊藤博文和井上馨年轻岁月建立的友情和大冒险即将展开。

  

  伊藤博文，字俊辅，天保12年（1841年）出生在山口县光市一个普通农家，在简陋的房屋中，一家三口相依为命，一边从事农活，一边靠着母亲纺织维持生计，伊藤自身也在幼年时靠做佣工等度过了艰难的时代。在他17岁时（安政4年，1857年），伊藤迎来了人生转机，他进了长州藩思想家吉田松阴开设的松下村

  私塾

  。

  

  松下村私塾提倡学生们不分身份贵贱，自由辩论，采取了当时最先进的教育方针。为人平和且聪明的伊藤深得学长高杉晋作等人的喜爱，也逐渐被众人高看一眼。在此，伊藤接触到了“攘夷”的思想。自美国佩里率黑船而来，日本日渐高涨的口号便是“驱除外侮”。在与私塾的同伴相处的时间里，伊藤也渐渐树立了攘夷之志。入私塾两年后，伊藤出发去江户，住在品川名为“土藏相模”的旅店，该店是长州藩那些誓要在江户实现攘夷之志的年轻人的聚集之所。在这里，伊藤和（洋鬼子）井上馨，即“闻多”相识了。

  井上比伊藤年长6岁，是个集结众人，如同领袖般的存在。井上家颇有门第渊源，自战国时代起便侍奉着长州藩藩主毛利家。井上作为优秀的武士，担任着藩主的小姓职务，连“闻多”这个名字也是藩主亲自赐予的。但是，作为精英的他也有些不同寻常的地方。黑船来后，长州的年轻武士们，无一不是为了攘夷之志而竭力提升武艺，井上却对此不以为然，他突然提出要休假去学习兰学的想法。一般来说，成了藩主的小姓之类，那便是武士的荣耀，而井上却愿意搁下职务，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他天生便是这般性情。

  伊藤与井上，还有长州藩的藩士们几乎每天都在讨论如何实现攘夷之志。这次，他们想到一个计划：品川正在建设英国的公馆，我们放把火，把它烧了，给他们下个马威。井上被选为放火三人小队中的一人。在实行之前，必须保证计划不被泄露，井上为了点火的炸弹不被人发现，藏在熟识女性朋友房内匾额后面。（《伊藤公直话》）

  计划实施的那一天，刚到达现场，井上便出乎意料的说，忘了带炸弹，实在狼狈不堪；纵火小队其余二人，只好用各自准备好的炸弹按原计划进行。挡在一行人面前的还有公使馆的围栏，这时，伊藤取出了一样东西——锯子。伊藤早料到会有这样的麻烦，就事先准备好了锯子，可谓考虑周到，和毛毛手脚的井上相比，真是大不相同。接着，他们放火点燃了建筑物，英国公馆因此焚毁。因放火是重大的犯罪行为，一行人成了幕府追查的对象。

  之后逃往何方？在众人一筹莫展的时候，井上馨又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去英国。一边烧掉英国使馆，一边又打算去英国。决定了就行动，井上不管朋友们的疑惑，一股脑找到了一位在横滨的英国商人，拜托他帮自己偷渡到英国。但是，去伦敦一个人需要1000两，换成现在钱币的话，大约是5000万日元的巨款，当时，井上只有600两，无论如何也不够。这是井上脑中想到的是俊辅。

  于是井上去找伊藤，说自己想去英国学习海军知识，请求帮助。其实，之前井上馨在长州藩的工作就是从英国购买军舰，他深知英国的海军实力和贸易实力，简单说，他非常有先见之明。没想到的是伊藤也决定一起前往英国，还答应筹集渡航出国费用。话虽如此，但身份卑微的伊藤，按理来说不可能拥有这么一大笔金钱。伊藤盯上的，居然是御用金①。当时担任收购武器的伊藤，知道江户有这么一万两御用金，用现在的话说，叫“挪用公款”。这是很有可能判死刑的大罪。他当时的决心，在给藩的上层领导的信中可见一斑：男人决心要乘风破浪越万里，实现内心抱负，却因为没钱，而未能遂志，实在是无法甘心。挪用公款一事，就请您当做是买了一台活机器，原谅我吧。他认为如果能在英国学习海军知识，将来一定能成为有用的人才。

  文久三年（1863年）5月12日，从藩的御用金中借了5000两的伊藤博文和井上馨，以及志同道合的另外三位伙伴（长州五人组），从横滨出发前往英国。为了换乘到英国的船，他们先从日本到上海，在那里看到了一幅冲击性的景象，各国船只数不胜数，不仅军舰，商船上都装着威风凛凛的大炮。“如此众多的船只若是进攻日本的话，我们根本束手无策。（《井上伯传》）”离开日本仅5天，一行人就被西洋实力所震慑。

  

  从上海出发的伊藤和井上，其他三人分乘两艘船，各自前往英国。伊藤和井上乘坐的“天马号”船与名字大相径庭，航海条件相当严酷。事情源于一个小误会，在上海时，一行人被询问去英国的目的，当时他们英语还不行，井上馨手忙脚乱地翻阅词典答道：navigation，本来想说学习当海军，应该用navy才对，却被误会成想要学习航海技术成为水手。原本一人支付1000两就可以享受一次优雅的航行，现在却被命令去扬帆，拽绳索，清洗甲板等苦力劳动，伙食也是饼干和一点干肉。更严重的是，从马六甲到印度洋途中，恶浪汹涌，天气极端，在严苛的条件下，伊藤博文身体撑不住了，无力，发烧，腹泻……当时船上没有为水手准备的厕所，只能去船舷伸出的木板上解手，直接排进大海。为了让腹泻频繁解手的伊藤不掉进大海，井上每次都不厌其烦地拉住栓着伊藤身子的绳子，守护他。这是二人性命有关的一次旅程。而且还是在年轻时代，所以自然而然地，两人建立了一生的友谊。

  

  到了非洲的好望角后，海水慢慢平静下来了，开始有闲暇享受航海的时光，接着北上，再次进入北半球后，伊藤赋汉诗一首：船往欧洲行，途中经非洲，又过南边海，辉耀北极星。文久3年（1863年）9月23日，伊藤和井上终于到了伦敦。他们在伦敦所见，皆是超乎想象的，仿佛异次元的文明世界。那时，正是大英帝国的鼎盛时期，在首都伦敦的街上，马车奔流不息，高层建筑鳞次栉比，令人更惊讶，当属在伦敦街上飞驰的巨大铁块，蒸汽机车的身影，其实，不仅地上，地下也遍布蒸汽机车的交通网。

  西洋强大的文明真真切切地呈现在眼前，让伊藤一行人觉得“攘夷”之类的想法是绝不可能实现的。要尽可能吸收此等西洋文明，并将其带回日本，伊藤一行人开始行动起来。首先是快速掌握英语，他们为了学习更高深的学问，伊藤他们去了当时在科学领域里算英国数一数二伦敦大学学院，现在伊藤他们的记录还被保存着，当时学生的花名册上写着伊藤俊辅，听过分析化学的讲座；此外，他们还学了土木工学，地质矿物学，数理物理等其他实用性的学科。

  

  最初抱着攘夷的决心来英国学习海军的一行人，不知不觉迷上了西洋的文化与科学。来到英国半年后，正在他们五人过着充实的学习生活时，有一条令人震惊的消息传来了：当时英国报纸上写道：英国等4个国家的舰队将进攻长州。先动手的是长州藩，为了驱逐外来的船只到下关，突然展开炮击，因此被惹恼的西洋众国，叫嚣着要展开报复，事态一发不可收拾。井上和伊藤决定一起回国阻止战争，其他三个继续学业，成为活机器。

  又一次历经长途艰辛旅程后，二人一回国便跑到位于横滨的英国公使馆，同英国公使阿尔柯克直接交谈，说自己能说服长州藩放弃攘夷，希望英国搁置进攻。阿尔柯克认为，如果可以用和平手段私下平息事态的话再好不过了，决定死马当活马医，接受了二人的建议。但此时的长州，上下都充斥着排外的声音，想要说服长州藩放弃攘夷几乎没有可能。两周后，伊藤他们二人，从一个叫富海的渔村登陆回到了长州，脱下西服，换上曾经都武士行头。即便如此，“两个从海外回来的怪人”的传言在长州不胫而走，土佐藩的中冈慎太郎甚至找到他们骂他们没有大和魂。

  回到长州三天后，两人向藩里一再请求，总算得到了可以陈述自己意见的机会，但是，允许出席的只有井上一人。当日，藩主以下的高层都在，井上馨向他们诉说了同外国开战是多么欠斟酌，自己亲眼见过西洋文明的强大与可怕，希望长州藩摒弃攘夷，实行开国政策。但是，井上的恳切说明，并没有让周围的人听进去，反而落了一个“卖国贼”的骂名。8月5日，英法荷美四国联合舰队进攻长州的下关，在17艘战舰组成的大舰队的炮击下，长州藩的大炮仅在一小时内就被摧毁了，长州藩在此役中完败，下关炮台也被外国军队占领。

  此时，还有一个更大的危机向长州藩袭来。由于长州藩多次与外国开战并任意行动，幕府决定出兵讨伐长州。如何应对幕府？长州藩分成了两派，守旧派主张无论如何先向幕府谢罪，然后继续维持以往的体质；伊藤和井上为代表的激进派主张打破至今以来的旧体制，整顿军备，毅然决然迎击幕府。

  这样的情况下，守旧派竟然袭击了井上，头部腹部多处被砍，缝了50针，命悬一线。伊藤知道后，马上去看望井上，井上让他离开这里，注意安全，好继承自己的志向，伊藤决定时机到来之前先忍痛躲藏一段时间。守旧派将激进派一个一个清除了，井上也被幽禁起来，藩的主导权掌握在守旧派的手中。

  三个月后，伊藤终于等到了机会，在下关的攻山寺，和伊藤曾在松山私塾学习过的高杉晋作为夺回长州藩的主导权而起兵了，伊藤第一个赶到那里，之前，伊藤一直在下关筹集资金。于是，在元治2年（1865年）1月6日，起义军与守旧派的决战开始了，由于得到伊藤的资金援助，高杉率领的起义军势如破竹；在混乱中，起义军成功救出了被幽禁的井上。激战之后，起义军也重新夺回了长州藩的主导权。此后，长州藩开始了倒幕运动，而伊藤博文与井上馨也成为了这股力量的中流砥柱。两人的坚如磐石的友谊，也成为开拓明治这一新时代的契机，就算他们成为明治时期的大政治家后也没有丝毫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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