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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本来面目 发布时间：2020-03-10 15:02:50

  深入浅出介绍了质量管理的精髓

• 作者：学工科的哲学家 发布时间：2021-10-06 22:12:04

  回忆一下童年。现在看，只觉得这是一部三观好正的漫画。

• 作者：鸟枪换炮 发布时间：2024-04-26 07:24:14

  很多人说LP是东南亚做的最好，有点道理。照例随身带一本去还是有帮助。可惜这已经是最接近现在的版本了。

• 作者：tintin7 发布时间：2012-06-14 08:57:16

  我喜欢这批人的早期小说。

• 作者：Wings 发布时间：2019-05-30 20:28:18

  在游戏这种“非语言”的活动中，蕴含着构建和重启个人生活（神话）的契机。

• 作者：伽藍紙鳶 发布时间：2017-06-08 10:52:05

  死宅出门看了一遍，地理位置和住宿比较有用。嗯～看我六月玩得怎样！

• 四块豆腐，换了她一辈子

  作者：我爱阳光 发布时间：2022-03-17 17:25:06

  （本文首发于《济南日报》）

  一本书读完，既心酸又气愤。这是一个女性长辈的一生，也是千千万万个女人的一生。

  惠才离开家乡去外地求学，遇到了儿时最好的朋友文枝，然后由文枝认识了吕。吕对她非常热情，邀请她去宿舍做客，约她散步，还送给她自己的照片——到这里，一切都是美好的。可是一夕之间，情况急转直下。惠才被学校下放，吕趁机提出“结婚就送你读书”，让这份原本单纯的感情带上了一丝利益交换的味道。

  女人啊，总是怀着对爱情的美好期盼，男人算盘子可打得明明白白的：一个离开家乡、无依无靠的年轻女学生，如果不想被下放，除了答应他，还能有更好的出路吗？

  未经人事的惠才，虽然心里不太舒服，也只好懵懵懂懂地嫁给了这个才认识两个多月的男人。而“供你读书”这张空头支票，最终也没有兑现。

  婚礼上，别人羡慕吕“娶了个年轻又漂亮的老婆”，他得意洋洋地转述给惠才听，丝毫没有察觉惠才内心的痛苦和不安。

  当一个女性成为妻子，她就注定要被贬损，不再享有作为一个完整的人的权利，她不得不把自己收起来，把自己当作丈夫的补给。

  在俩人的婚后生活里，我无数次被吕的冷漠和不通人情震惊。有许多明明是一句话就能解决或者挽回的事情，却生生酿成几乎毁灭内心的灾祸。

  婚后，惠才一个人去探望吕的父母，他们送给她两只白鸡。回家之后，白鸡不幸被人偷走了。结果吕莫名其妙地两个多月不肯搭理惠才，在惠才每天都遭遇“鬼压床”，整个人精疲力竭元气大伤，哀求他留下的时候，他还是头也不回地走了。

  作为新婚妻子，怀着满腔热情对待自己的丈夫和家人，却遭遇了如此冷酷的对待，我真替惠才难受极了。

  一次春节，惠才弟弟来探亲。因为嫌弃他拿来的礼物太少，吕一声不吭，故意以炒菜为由把铁锅打破，那锅珍贵的一年都吃不上两次的红烧肉，顿时掉进火里变成了焦炭。这是何苦啊？

  几个农民朋友来看吕，他把惠才珍藏起来的一斤半肉票，全部买了肉招待客人，却没给年幼的女儿吃一口，甚至连滴汤都没剩。惠才到家后，发现客人酒足肉饱，而两个孩子还饥肠辘辘。除了待客之道，更重要的原因其实是面子。男人的面子，经常需要牺牲全家人替他撑起来，为了男人的面子，女人只能打落牙齿和血吞。

  对于惠才的疑问和不解，吕从来都像块石头那样一言不发。这种冷暴力对人心灵的伤害实在太大，我太理解这种感觉了——无法明确说出对方哪里不好，但他就是对你不好；别人不仅无法体谅你的处境，还会嫌你太不知足；整个人就像被一层厚厚的塑料膜包裹着，无论如何都挣不脱，用力打又挥不出拳头，憋屈极了。

  我们的传统文化，养出了多少这种冷漠的男人啊！自己是一片情感荒漠，无法共情也就算了，还把其他人正常的情感需求污蔑为“情绪问题”。女性费尽心力地琢磨男人心思，结果大部分男人都是空心人，既可笑又可怕。那个年代的男性几乎天然地认为，女性不必被看见，也不配被看见，这浑然天成的傲慢啊。

  最难受的一次，惠才遭到冷遇之后万念俱灰，结好了绳套准备自杀，直到看见女儿睡梦中的笑脸，于心不忍才放弃死路。其实，每一次在脑海中浮起自杀的念头，人就相当于精神上已经死了一次。

  那个年代，人人都活得很苦，但男人还可以在女人身上发泄情绪和欲望，女人却无处发泄，许多人被逼得忍无可忍，只能对自己或者孩子下手。而惠才有一颗无限温柔的心，她在黑暗中独自咽下苦涩的泪水，始终尽心尽力地善待丈夫和孩子。

  吕除了喜欢通过砍柴码柴来自娱自乐，极少做其他家务，也不带孩子。上野千鹤子说过，男性不主动从事家务和育儿，肯定有既得利益的因素，那是他们从社会上得到的“男性权益”，谁也不会主动放手。

  看到结尾处，我总算明白了为什么新婚燕尔之时，吕冷落了惠才好几个月，不肯陪伴噩梦连连的她过夜。原来他以为被偷走的那两只白鸡，是被惠才偷偷卖掉了！我的天，那一刻我恶心又愤怒，这可是朝夕相处同床共枕的夫妻呀！他就带着这样的猜忌和对她人品的怀疑过了一辈子？这是怎样阴暗的心思啊。

  吕八十八岁生日那天，惠才笑眯眯地抱住他的脖子问他：“假如还有下辈子，你愿不愿意跟我在一起？”

  吕摇头。

  惠才不敢置信，又问了他一次。

  吕一字一句地回答：“不愿意。”

  我愤怒到了极点。这个男人啊，连一句善意的谎言都不愿意说。这句“不愿意”多么伤人啊，简直像一把刀子插在心脏上！六十年的共同生活，仿佛被一句话彻底否定了。

  我总觉得，人内心深处爱的欲望是远远超过被爱的欲望的。而吕，不仅没有满足惠才被爱的愿望，也不愿意满足她爱的愿望啊——后者，是纯粹的“不为也”。他就是那么吝惜给出自己的情感，对惠才的情感也无动于衷，毫无回应。

  可能有人会说，吕也可怜，他只是不懂得表达情感。但他却让人无法同情，他享受了惠才的几十年的温柔体贴，他并非不知道如何温柔地对待一个人，可就是不为所动，又臭又硬。无论是谁，哪怕是天王老子，假如没有爱的能力，就不配拥有家庭，不该结婚生子。

  我不禁想到了《平如美棠》。平如和美棠的家庭条件虽比惠才和吕要强，可是他们也经历过非常困难的时候。那时，平如被下放，美棠不得不独自去码头扛水泥来维持生计，养活五个孩子。平如对此非常心疼和愧疚，念叨了好多年。正是这样知冷知热的体贴温情，才让艰难的日子里有一点甜，有一点暖，才能熬得下去。

  吕真的不懂得什么才是“对人好”吗？不，他知道。一开始他对惠才也很热情，他对同学和朋友也非常大方，他热爱工作，估计对自己的病人也很好。在外人眼里，他是个大好人。可是惠才呢？这一辈子吕对她所有的好，就是在她怀孕时给她买了四块豆腐。他们难得的温馨时光，是在吕的右眼几乎失明后，他出于恐惧对惠才生出了依恋和不舍。

  惠才跟我一样是湖南人。从小到大，我不知道见过多少聪明能干的女人，搭配一个憨厚木讷的男人过日子，不知其他地方的夫妻会不会也是这样。

  我本芬芳，请容许我自作主张地续上一句：无人来嗅。我无比心疼惠才丰富多情的内心，一生都没有得到恰如其分的赏识。

  不过看完全书，我依然为作者杨本芬奶奶感到开心。爱情和婚姻不是人生的全部，杨奶奶度过了有血有肉有质感的一生、细节丰满的一生、贴近真实内心的一生。

  80多岁的杨奶奶现在看上去仍是一个美丽的老人，肤色白净，大眼睛双眼皮，高高的鼻梁。生活对她是更加青睐的，她承受了这么多的委屈，却没有成为一个“怨妇”，依然热爱生活，开朗乐观，80多岁了依然渴望爱，还能亲亲热热地抱住丈夫的脖子撒娇。无论是否有回应，一个人自身拥有充沛的爱的能力，才是上天赐予的最珍贵的礼物啊。

  杨奶奶，请你继续写下去吧！把心中淤积多年的话语一吐为快，消解痛苦，只有你自己才能定义自己的人生。丈夫没有耐心听的那些话，就讲给我们读者听吧。我太喜欢听你讲故事了，无论是美好的故事，还是悲伤的故事，都是你独一无二的经历，都成为了你的一部分。你是长在坚实大地上而不是豢养在温室的花，请绽放得更加美丽些吧，让所有人都能看到你内心的光彩。

  真心希望能有导演把杨奶奶写下的三部曲拍成一部电影， 这有机会成为跟《活着》同样重要的、女性视角的作品。

  最后，想借杨奶奶的故事对女同胞们说：

  一定要把自己摆在第一位，认识到自己的珍贵和美好，要肯定自己，爱自己。

  一定要珍惜学习和受教育的机会，为自己打造一个坚硬的精神内核。

  只要我们不放弃表达，始终把握住话语权和定义权，女性的境遇，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 手持步枪的历史学家

  作者：白鹇 发布时间：2017-03-06 22:18:59

  在上世纪初，伯希和（PaulPel-liot）是少数几个能流利说汉语的海外汉学家之一。要知道即使在汉学根基深厚的日本，连被陈寅恪盛赞为“东国儒英谁地主，藤田狩野内藤虎”的京大教授内藤湖南，虽然能写一手地道的律诗和古文，奈何来中国拜会朋友时，还是只能“笔谈”：各自拿出纸和笔，磨墨濡毫，此问彼答，麻烦极了——森立之与杨守敬、岛田翰与俞樾、诸桥辙次与叶德辉会面时，也只能这么互诉衷肠。

  但记忆力惊人的伯希和，却在二十多岁时仅花两年就精通汉语，甚至能将整本书全背下来。在殖民主义席卷全球、欧洲地位达到顶峰的时代，他的汉语水平，无疑让对白人既羡又惧的中国学者倍感亲切。1916年，张元济在上海家中宴请这位法国陆军次官，席间他与清朝遗老沈曾植“谈契丹、蒙古、畏兀尔国书及末尼、婆罗门诸教源流，滔滔不绝。”在场的缪荃孙、叶昌炽，也算是学富五车的人物，居然只能在旁瞠目结舌，无以置喙。

  所以在拿到这本弗朗德兰（PhilippeFlandrin）所著的《伯希和传》时，我首先找的就是传主与中国学者交游的内容，期待能看到法方的一手档案。遗憾的是，书中对此几乎只字未提。再翻到尾注，才恍然大悟：作者引用的全是法文、英文资料，竟无一本中文参考书。弗朗德兰毕业于巴黎索邦大学，专门研究中亚历史和艺术，之前的著作都是关于埃及、阿富汗、伊拉克等地区的，可能根本就不懂中文。

  总体来说，这是一部偏向性非常强的传记，描述的不是作为一个汉学家的伯希和，而是作为一个探险家、士兵、论战辩手、甚至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急先锋的伯希和。

  若仅看中方书信、日记的记载，我们往往看到的是伯希和温文尔雅、博学右文的一面，但真实的他却有着高卢人特有的浮夸好斗性格，绝不是书斋型学者。法国汉学起源于十七世纪率先到达福建的巴黎外方传教会（M.E.P.）传教士，其传统就是手脚并用，实地调查与文献研究结合。伯希和无疑是这一传统的升级版：他一手持步枪，一手握书籍，出现在西贡、图木舒克、敦煌、北京、吴哥窟、东西伯利亚，直接介入了二十世纪远东一系列重要事件。

  1878年，伯希和出身于法国巴黎一个殷实的天主教家庭，父亲是名成功商人。年轻时的伯希和接受了老派资产阶级家庭式教育，需要按时上礼拜做祷告，并学习拉丁语和希腊语。但他从小就“并非家长们喜爱的乖孩子，而是个倔强任性、蛮横无理的好斗分子”，给全班起了坏的带头作用。四年级时，他遭到原学校退学处理，但在新学校里依然故我，“不仅因性格好斗出名，也因有过人的天赋而为人所知。”

  1899年1月中旬，伯希和坐船抵达越南西贡，开始了其东方冒险。几个月后，他见到了法属印度支那联邦总督杜美（PaulDoumer），与后者共享午餐。杜美指派了他一个重要任务：去越南的古都顺化，清点安南皇家图书馆中的藏书。作为第一个进入越南国史馆、藏书楼的法国人，这里的破败和混乱令伯希和震惊。尽管如此，他还是在庞大的藏书中，看到了中国文化在安南继承和发展的痕迹，因而领悟到要彻底研究印度支那的话，必须先去北京，先彻底研究中国。

  伯希和的这一“曲线救国”思路，多少反映了法国新殖民者向中国这个旧宗主国学习的欲望。佛朗德兰认为，1884年法国与清政府签订的《中法新约》中“涉及东京和安南地位的条款，希望继承中国在印度支那的宗主国地位，享有提审、判决和干预的权力。在这方面，伯希和翻译的中国史料可以证明中国在印度支那享有特权，从而为法国在印度支那行使同样特权提供了依据。伯希和的译著提供了原则性的参考文献。”

  我不通法文，不知道这段话原文如此还是翻译有瑕疵，但它似乎在论证，伯希和1902年新译、1951年才付梓的《真腊风土记》，竟然是1884年《中法新约》的参考文献？法国援引中越旧例为自己的统治背书固然没错，但能提供依据的，恐怕唯有雷慕莎（AbelRemusat）1819年旧译的法文版《真腊风土记》而已。

  在越南的历史叙述中，中国始终是一个令人恐惧甚至厌恶的北方强邻，所以从其附庸国变成法国的殖民国，并不是什么坏事。伯希和当年在越南皇宫看到的《大越史记》，今天已经在中国大陆正式出版，此书卷九《后陈记》是这么描述1409年率军入侵越南的明朝英国公张辅的：“多行杀戮，或积尸为山，或抽肠系树，或煎肉取膏，或炮烙为戏，至有剖胎为二馘（指割取耳朵以报功——笔者注）以应令者。京路以次受降，其遗民尽掠为奴隶，以转卖去而四散者矣”，简直是无恶不作。

  但当伯希离开越南，经香港、上海、天津和到达北京的1900年，正是清帝国的多事之秋，义和团运动首先在山东西南部单县、曹县兴起，祭出“扶清灭洋”的口号，而当伯希和住进内城翻译学校所在地裕庚府邸时，义和团已经准备攻打东交民巷的使馆区了。

  1900年5月26日，北京西边的保定铁路首先遭到义和团攻击，伯希和离开裕庚住所，搬进法国使馆。三天后，长辛店火车站被包围，伯希和率领六男一女组成的小股武装，把所有人都解救了出来。他对于此次行动唯一的遗憾，居然是没有杀死一个扎红头带的义和团成员。“他虽为学者，却掩饰不住自己骑士般的好斗性格”，作者评价道：“那时候伯希和依然年轻，依然有殖民者的心态。”

  在一周左右的平静过后，6月初两名英国传教士被杀，局势再度紧张。令人匪夷所思的是，这期间伯希和在备战之余，还继续跟一个汉族文人学习汉语，并且在附近翰林院旁的书店大量购买书籍。13日，因为德国公使处死了两名闯入使馆区的拳民，为了报复，义和团开始大肆屠杀北京城内的基督徒和“二毛子”。伯希和与同伴东奔西走，将各处被困的传教士和教民救回使馆区，并因为夺取荣禄军队右旗的英勇行为，被授予荣誉军团骑士勋章，那一年，他只有22岁。

  正是在战斗中，“未来的汉学大师伯希和完成了他最初的一些学术成果”。7月17日停战后，他带着一批珍贵明初书画、《古今图书集成》初印版六十八箱、两卷《永乐大典》等书籍回到了越南河内，成为一名汉语教师。从北京回来后，伯希和多少沾染了中国文人的习气，野心膨胀的他试图横跨政、学两界，“不仅追求学术成就，还追求个人成功，不仅要当学者，还要当政治家。”

  机会在1906年到来，那年法兰西科学院决定派出考察队赴中国新疆。6月中旬，伯希和与两名同伴组成的队伍从巴黎出发，前往欧洲各国探险家扎堆的中国西北。已经失去先机的法国考察队，却有一个别人所比拟不了的优势：“伯希和与李默德及外交官邦宁的不同之处在于，他是考古学家；与斯坦因、格伦威尔等人的不同之处在于，他还是汉学家。”不满30的伯希和不但顺路学习了突厥语，还在别人已经挖掘过的地方，再次进行深耕。

  此后的故事已经广为人知。在敦煌藏经洞里，在斯坦因（AurelStein）来过之后，伯希和又花了三周时间，以“文献学家开车的速度”将全部一万五千个卷轴全部打开了一遍，挑出了十多箱精品带走。回到法国后，他受到英雄般的欢迎，一举成名天下知。问题在于，与名声不佳的斯坦因不同，同样作为敦煌文物掠夺者的伯希和，在中国学者当中评价却很不错，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反差呢？

  斯坦因行事遮遮掩掩，在中国期间，一直对于敦煌的事守口如瓶，直到文物和他自己都安全到达伦敦后，才将消息散播出去。但伯希和1908年考察完新疆，在北京修整期间，却公开表示以后会将自己的发现展示给中国学者。据当时在北京的日本书商田中庆太郎回忆，他那年去伯希和下榻的八宝胡同拜访时，就得以目睹一批还没寄走的敦煌文书，数量不多，但“件件都是精品”。

  反而是在法国国内，伯希和受到了不少攻击。有人指责他是骗子，带回来的都是些假经卷，不过是“虚伪、反动的街头杂耍艺人”，“为知识权贵服务的走狗！”某段时间，他得同时回应三到四个对手的轮番攻击，为此心情焦躁，在论战中越陷越深。1911年，忍无可忍的他在宴会中挥拳狠揍了一个死敌，差点有圜扉之厄，并也因此赢得了“夹鼻眼镜摧毁者”的绰号。

  即使在功成名就，甚至当选法兰西院士之后，伯希和仍然维持着他的好斗性格。在学界，他因为多纂书评、文笔犀利，被戏称为“学术警察”。而在一战爆发后，原本可以免兵役的他却毅然参军，参加与土耳其人进行的加里波利之战，并获得一枚十字勋章。

  在书的末尾，弗朗德兰指出，即使在1945年二战结束后，即伯希和生命的最后一年，他在参加国际会议时，发表的言论还是有“典型的殖民论调”，怀疑东南亚各国独立后，是否可以进行有效的自我管理——老年的伯希和，已经有些不合时宜了。毕竟，他一生的事业，甚至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海外汉学的繁荣，都是与帝国主义殖民体系共荣共枯的。

  （已发表于2017年2月《经济观察报》，转载请联系作者或报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