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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上波夫（1906～2002），日本山口县人，1930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东洋史学科。历任日本东方文化学院研究员、文部省民族研究所研究员、东京大学文学部教授、上智大学教授、东海大学教授、古代东方博物馆馆长、日本学术会议会员、日本考古委员会委员长、泛亚细亚文化交流中心会长等职，主要著作有《内蒙古长城地带》、《欧亚大陆古代北方文化》、《骑马民族与国家》、《亚洲民族与文化之形成》、《美术的诞生》、《亚洲文化史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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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Latreia.Histor 发布时间：2015-10-07 18:25:19

  日韓滿蒙同源同祖论

• 作者：Sarcophagus 发布时间：2013-02-23 22:58:40

  原以为都是边疆变迁，其实别有丰富。照例觊觎彩图，扣一星。这三本已经重版过，不知吉尔伯特其他编纂文献何时引进

• 作者：陈毓秀 发布时间：2018-01-28 21:59:04

  很可能江上波夫的叙事就是从诺曼征服上获取的灵感。有关日韩共主的部分，推理成分居多，因此争议比较大，尚需更多的证据补充。但有关内亚骑马民族征服的部分证据链就相对清晰完备，说服力比较高，而一旦明白了大和朝廷的内亚起源，也就可以解释天孙或者说天皇一系在建国以后体现的诸多费解特征。

• 作者：久道 发布时间：2014-03-18 14:15:30

  将日本王室视为征服王朝，此种思路对日本民族国家来说是一个冲击和羞辱。不过，江上波夫的这一判断，确实有相当的道理。为何公元4世纪前后，日本文化与社会组织发生如此大的变化？突然开始大规模骑马，骑马的服装如裤子等突然出现，王室墓葬用品变为了骑兵武器，而王室建国神话中的神，也来自韩国南部。天皇家族神话，大量内容与骑马民族高句丽、扶余等王室神话几乎完全一样，如在龟的帮助下渡海，披着神毯作法等。大和国也具有一切征服王朝的特征，大量引入外来移民，这些行为与契丹、女真、蒙古、满清等征服王朝极其相似。总的来说，我是同意江上波夫观点的。当然，对于日本学术界来说，此种观点最好还是被隐藏为妙，他们也正是这样做的。

• 作者：韧勉 发布时间：2012-05-28 23:16:43

  张承志的翻译非常棒，作为介于前两代“边疆模式”思想中间的产物，此书让我突然顿悟到了田余庆所论的“离散部落”的深层意义，启发不小，不过日本史的部分不大懂，以后有时间还要通过其他书籍补习。

• 作者：tsuyu 发布时间：2019-06-26 20:02:44

  想法很吸引人，尤其是解析崇神的名字训读含有“任那”那一点。起码说他们跟扶余/高句丽系有关这个我倒是认同，但是文化的巨变我觉得可以通过“空白的4世纪”慢慢培养起来啊，不一定非得是突然就殖民征服了。

• 骑马民族征服日本论

  作者：陈毓秀 发布时间：2018-05-09 11:27:45

  江上波夫的“骑马民族征服日本论”洋溢着天才般的见解与想象力，在后学探讨日本起源时是绝对绕不开的里程碑。他如同一名嗅觉敏锐的侦探，见微知著，手段老练地处理支离破碎的老旧材料，将这些外表看起来毫不相干的痕迹联系起来，进而指出真凶的身份。就像陈寅恪的隋唐史论，并没有使用多少新材料，仅依靠视角的转换，重新审视被人使用过无数遍的旧文献，而发前人所未曾想。

  诚然，江上氏的理论绝非无懈可击，他所依赖的基本上都是旁证，并且在某些问题上存有逻辑漏洞，因此遭反对者对此的不断抨击。然而他的理论大体上是可以自圆其说，并且在目前所有解释日本起源的说法里，是可信度比较高的一种。

  而作为一种理论，这已经足够了，毕竟历史并不会自明，材料如果不能被某种范式串联起来，那么就相当于不存在，因为历史材料的生产是可以无穷无尽的。范式的好坏在于能否让人举一反三，触类旁通，帮助他人产生处理此问题的其他思路，至于具体问题得出结论的对错反而显得不那么重要了。

  “骑马民族征服日本论”就是一个好的范式，他对日本早期王朝内亚因素的分析思路，完全可以移植到对中国历史上诸游牧民族建立的征服王朝研究上，许多从儒家/华夏视角看去百思不得其解的制度与行为，回归到内亚本身就能豁然开朗。这套范式尽管在业余读者中可能名声不彰，但在学院里已泛起阵阵涟漪，晚近大陆学者里，如罗新先生《黑毡上的北魏皇帝》，便依稀可见借鉴江上波夫学说的痕迹。

  所谓骑马民族这一概念，并非江上波夫的首创，本是日本学界对西启南俄草原与北高加索山脉，东至西伯利亚与蒙古高原，今所谓内亚当中以游牧为主，兼以渔猎、农耕、商贸，拥有突出的军事技术，尤其骑兵技术的各群体的统称。由于地理的缘故，内亚变成了第二个地中海，内部地形平坦，联系紧密，两端彼此看似遥远，由于中间不存在将区域支离破碎化的山地，商队移动反而极其畅通无阻。

  周遭又围绕着诸多大型农耕文明，与外界可以自由交流，不像诸夏反而被封锁在东亚一隅。不同于地中海的地方在于内部同质性非常高，因为游牧是大多数骑马民族主要甚至唯一的生存方式，是以从斯基泰到匈奴、突厥、鲜卑，分享着非常相似的生活方式、行为习惯、文化习俗、政治制度乃至宗教风尚，并且千百年来变易甚少。

  江上波夫的创见是，他鉴于骑马民族各族群的内部同质性及与农耕民族的显著不同，提出有一支来自内亚的骑马民族曾经征服了日本，成为当今天皇的祖先。而他的切入点基于有关日本古坟时代的考古挖掘发现，江上波夫指出日本弥生后期及古坟前期，与古坟中后期存在巨大的断裂。古坟早期的文物紧密衔接弥生时代，两者可以看出非常明显且自然的过渡，而与古坟中后期的文化又有显著的差异，后者非常突兀地出现，缺乏自然演变的过程，明显是外来人带进，而非内部自发生长的，这与日本弥生时代取代绳文时代是一样的。

  与大多数历史悠久的古老文明一样，日本古代史的构成是多源而非单一的，最早来到日本的居民构成了日本的无土器与绳文时代，然而他们以狩猎采植为主，尽管在体质和文化上与日后的日本民族存有相续的联系，但却不曾发展出奠定古代日本经济活动基础的稻种业，日本没有野生水稻，也不存在突然的急剧气候变化，引起转向农耕的必要，是起源自长江中下游的百越诸民族，在北方中国人的挤压下，朝外迁徙，其中的一支渡海来到朝鲜半岛，然后登陆北九州，将他们成熟的稻作技术和食用稻米的生活习惯扩散到整个日本，形成了日本的弥生时代。

  因此绳文时代与弥生时代的转折也是比较断裂、急剧和外生的，同样不存在事物自然发展过程中从粗糙到精细，从雏形到完全的演变，稻作技术和围绕水稻种植的生活方式一登场便非常成熟，来自中国东南部的这批移民完整地保留了在移出地时形成的习俗，墓葬中的随葬品鲜见马畜，出土的大量铜制剑矛形态笨重，无法胜任武器的职能，反而显溢着巫术性、和平的、非军事的特征，至于弥生时代倭人“黥面文身”诸习俗，更是能与中文文献里对热衷巫术的百越的记载一一相对应。

  然而到了古坟时代中后期，陪葬品中出现大量饲养马匹的痕迹，服装样式适合骑马作战，与同时期内亚骑马民族的款式相一致，实用的武器马具出土丰富，早期古坟里浓郁的巫术色彩消失一空，取而代之的是暴力特征突出的马上王侯的现世征伐。这一时期内亚骑马民族文化进入日本是成体系不带选择的，只能以外来人口武力征服形成弥生时代的倭人来解释。于是《魏略·倭人志》中与越人无异的倭人，在征服王朝的主导下，开始朝唐代文献记载里更有内亚色彩的形态转变。

  江上波夫通过中日文献试图还原内亚骑马民族入主日本这一历史过程，作为记录天孙一系征服日本史的最早文献，《古事记》与《日本书纪》尽管体现着平安时代本土化叙事的意志，并以创世神话的形态呈现，有着不小的变形与扭曲。然而我们依然可以从神话中拼接历史的剪影，像著名的希腊神话里三代提坦神族权力更替的故事，背后反映的便是迈锡尼文化以后，三波同一起源的骑马民族相继入主希腊的故事。日本创世神话里天津神与国津神系统的对立，熟悉列国神话的人不难联想到北欧神话、印度史诗等故事中相似的叙事，察觉出故事所反映的外来者与土著间的激烈冲突。

  将神话语言翻译过来便是公元四世纪初，也就是中国南北朝期间，有一支起源自东北亚，与扶余、高句丽有亲缘关系（鉴于天孙征服神话与满洲古通古斯民族建国神话叙事上的相似）的骑马民族从朝鲜半岛出发，以半岛南部的任那为基地，在当地倭人助力下跨海登陆北九州筑紫，然后在四世纪末到五世纪初，从北九州入侵畿内，建立大和国，逐渐征服日本列岛。这与《旧唐书》日本词条里所谓“日本原小国，并倭国之地”的记载相吻合。

  而考诸中国古代文献，江上波夫认为，这一骑马民族当出自半岛三韩时代的弁韩一系，曾经对南朝鲜享有广泛统治权的弁韩王室，在三世纪末因为各种影响而衰落，为了打开局面，东山再起，同时因为治下有大量熟悉地理的倭人，于是跨海征服缺乏军备，技术落后的日本岛，并因此而日渐兴盛。

  是以在唐帝国挺进半岛以前，日本天皇都是与南朝鲜与日本联合王国的共主。直到大和朝廷因为军事失败，与半岛彻底断绝关系，也就是天智天皇一朝，天皇才真正成为如今意义上的天皇。自此以后，日本的历史叙事发生偏转，大和朝廷被主张为自古以来就存在于日本的本土王朝，于是有了平安时代《古事记》与《日本书纪》的编纂。

  这一行为酷似金雀花王朝在失去诺曼底以后，对王室本土性的反复强调，很可能江上波夫的叙事就是从诺曼征服上获取的灵感。有关日韩共主的部分，推理成分居多，因此争议比较大，尚需更多的证据补充。但有关内亚骑马民族征服的部分证据链就相对清晰完备，说服力比较高，而一旦明白了大和朝廷的内亚起源，也就可以解释天孙或者说天皇一系在建国以后体现的诸多费解特征。

  内亚骑马民族多采取二元体制，即以王族为统治中心，将征服者与被征服者，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采取并立不同的管理体制，是以在早期的大和朝廷中存在两大集团：以世职效力朝廷，采邑多在军事征服的现在或曾经的第一线，直属或直接联系朝廷的皇亲大族，属于天津神一系；与王室联姻，封地多在畿内，保持半独立姿态，在征服者到来之前便已定居的土著贵族，即神话里的国津神一系。

  由于大和朝廷无力摧毁所有土著，所以妥协联合畿内的土著贵族们，将他们纳入统治集团当中，同时坚持王族掌军，避免大权旁落，警惕被征服者的畔离。日后大和朝廷又在这两大集团外引入了来自大陆的归化人，骑马民族军事发达，但财政需要掌握先进技术的移民来打理，如同粟特人控制突厥人的内务，色目人把持蒙古的朝政。

  又比如天皇的继位制度。内亚骑马民族素来神化其首领，大概充满高烈度军事斗争的日常需要一个卡理斯玛型人物来慑服人心，凝聚士气，而一个能领导部族走向胜利，统合万国的领导人又不可能不在竞争中展现出他的卡理斯玛特质。于是君主们被视为具有神性，是天神之子，而神道教中天皇就被视为现人神，是神的后裔，直到《终战协定》以后天皇才放弃了神格。

  内亚骑马民族的首领继承并不一定按照亲缘，在未形成大型军事集团以前，往往更多是基于军事民主制，自由民武士间推举最被人信服的勇士。但随着大型军事集团形成，王位被限定于开创者的男性后裔，外人没有权利染指，是以尽管日本历史上天皇地位屡屡落魄，但王位理论上始终在天孙一系手上——毕竟我们不知道隔壁老王是否努力过，而据统计人类男性是有5%的概率会被绿的——包括早年存在的女性天皇，其血统也是出自天孙系中，许多天皇的后妃掌握摄政大权以后，尽管拥有成为女天皇的种种外在条件，由于她们父系为国津神一系，因此最终没有成为女天皇。

  最早的天皇继承并不是父死子继，而是按照骑马民族的习惯兄终弟及，这在内亚是合理的，因为军事竞争激烈，幼主难以依靠，需要具有经验的成年男子来统帅，于是前首领的兄弟叔伯便成为最好的选择，也就是说王室的所有男子都有王位的宣称权，因为草原山林中暴力冲突猛烈，人均寿命短，大多时候这一问题无关紧要。

  随着骑马民族转向农耕定居民族演变，兄终弟及便变得不合时宜，这也是为什么早期大和朝廷有如此之多围绕王位展开的流血冲突与继承战争，并只发生在天孙一系，他们并没有自外于骑马民族形态变化时的一般规律。

  最有意思的一点是天皇继位后要举行大尝祭，

  御殿的床上设下八重席，使神裹衾而卧，天皇也裹衾而卧进行一个时辰的斋戒，人们相信这时神灵进入天皇身体，使其复活，成为现世神。无独有偶，内亚诸骑马民族都有相似的仪式，突厥、契丹、北魏、蒙古君主继位时都要被载在黑毡子上旋转，象征神灵与凡人进行了转换，卡尔梅克与吉尔吉斯也有这样的仪式，只是毡子颜色是白的。这些都起源自古老的萨满教仪式，新就职的萨满要被装进一块毡子，使他背着毡子旋转，象征神灵的进入。而降临的神灵，通通都指的是太阳神。

  除此以外，还有许多置诸内亚传统才能解释得通的特征，限于篇幅就不再一一罗列。江上波夫给人最大的启发，是将原本看似毫不相关的内亚因素引入日本史研究，而与内亚联系更加紧密的东亚大陆更应该去努力审视内亚是如何塑造东亚，进而明白自己的前生今世。

  比如以前读史经常看到史书里说某北方游牧民族乃黄帝之苗裔云云，以为是后人附会给本朝提供统治合法性。但今天转念一想，如果这是真的呢？毕竟最早这么写的是山海经，鉴于黄帝神话出自周人系统，而周人源起内亚，内亚游牧民族间又因为地理缘故，有着高度的同质性。

  很可能周人在入主东亚以前与同是内亚的匈奴、东胡共享同一种历史想象，这种想象让他们认为自己拥有同一个祖先，而山海经的记载则是古代历史记忆的遗存。甚至这种想象可能发端自万里之外，毕竟现在有很充分的考古证据证明，匈奴和周人就受到了与他们风马牛不相及的斯泰基人的深远影响。

  当然，也可能是战国时候浓郁的历史发明氛围和天下说的登场，促使文人们将周边游牧民族也纳入了同一个历史谱系，这种知识上的整全心理在历史上也很常见。

• 解构日本民族主义的游牧史观

  作者：经观书评 发布时间：2018-10-29 13:05:31

  尹敏志/文

  神话的构建需要上千年，崩溃一天就够了。1945年9月27日，裕仁天皇来到美国驻日大使馆，拜访驻日盟军最高司令麦克阿瑟。会谈中美国胜利者提出合影要求，天皇自然无法拒绝。那天裕仁穿着黑色西装，双手紧贴裤缝，背挺得笔直仍然矮了一个头，神情无比拘谨；高大的麦克阿瑟则气定神闲，目光如炬，他腼着肚子，双手随意地插在腰间。两人的体格、肢体语言是如此悬殊，以至于照片公布后日本举国震惊，众人忽然意识到天皇也不过是个普通人。

  不过七八十年前，日本天皇还是足不出御苑的“现御神”，很少有人见过其真容。明治天皇最早外出巡幸时，路上百姓不敢直视御车，因为怕被太阳灼伤双眼。但在1945年，大部分民族主义神话烟消云散，日本未被异族占领过的历史也宣告终结。之前最危险的一次是在1281年，蒙古、高丽、汉人联军渡海来袭，结果船队在海上遇到“神风”损失大半，残部勉强登陆，最终全军覆没。二战末期的日本本土保卫战中，自杀式“神风特攻队”想复制的就是这段历史，但这都无法阻挡第一批盟军在横滨登陆，以及七年漫长占领期的开始。

  AdChoices

  日本战败那年，东洋史学家江上波夫在东方文化学院任研究员。三十年代他曾作为留学生曾来到北京，在长城、蒙古一代做考古调查，积累了不少考古资料，著有《蒙古高原横断记》等。战后日本民众被限制出国，江上的研究工作不得不内转，从东洋史偏向日本上古史。1948年他转任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教授，并与冈正雄、八幡一郎、石田英一郎举办座谈会，联合发表“骑马民族说=日本国家征服王朝论”，引发全社会的轩然大波。

  如果用简洁但有些耸人听闻的话复述“骑马民族说”的大意就是：天皇的祖先不是日本人，而是渡海征服日本的韩国人。换句话说，日本列岛不是到1945年8月才第一次被美国人征服的，早在四至五世纪，欧亚大陆北方的骑马民族就曾征服过这里，并注入自己的血脉。所以天皇也不是什么“天照大神”的后代，而是大陆征服者的后裔。在被盟军托管的民主化时期，江上给了战前的皇国史观以沉重一击，进入前人无法涉足的学术禁区，引发的激烈的论战到九十年代末犹未平息。

  日本学者素有写文库本的传统。经过了二十年潜心的研究，1967年江上波夫在中公文库出版《骑马民族国家：日本古代史研究》，将学术成果以浅显易懂的方式介绍给大众。此书比普通的文库本厚一倍，分上下两部，上半部讨论匈奴、突厥、鲜卑等骑马民族的历史，下半部讨论日本民族和天皇制度的起源。我在东京大学附近的旧书店买到的这册已经是1972年的第20版，算下来平均每三个月就得再版一次，毫无疑问是超级畅销书了。此书已有中文版，1988年由张承志译出。

  江上波夫接续的东京大学北方民族史、西域史的传统，开山祖师为白鸟库吉。明治时代后期，德国历史学家兰克的弟子李斯来东京帝国大学任教，白鸟受其学。受德国客观主义历史学派的影响，白鸟率先以西方实证史学为工具，从西域语言学入手，凭借《匈奴民族考》《乌孙考》《东胡民族考》等论文，彻底颠覆了中原王朝为中心的传统中国史观。在他的影响下，随后几十年东大东洋史学科对北方民族史的强调，甚至到了纠枉过正的地步。

  明史学者山根幸夫晚年回忆，1940年代他在姬路上高一时，白鸟库吉的学生小野田万寿也刚入职教中等东洋史。初出东大的小野田老师每次讲课，都大谈特谈匈奴、柔然、突厥，绝口不提汉、唐、宋，高中生们学得苦不堪言。到期末考试时，出的全部题目居然也都是关于北方民族问题的，导致班上几十个学生只有四人勉强及格。（《わが生い立ちの記》）书呆子气十足的小野田万寿固然是极端的例子，但很能说明当时东大的学风。在江上波夫《骑马民族国家》一书中，汉人王朝也往往被描述为被动的、次要的，不是什么天下中心。

  江上发现公元前十世纪前后，原始游牧民族忽然抛弃了和平的牧民生活方式，蜕变成好战的骑马民族。这种转变背后有经济、军事、文化各方面的复杂原因，简单而言，对南方农耕文明区武器、金银珠玉等物质的强烈冲动，驱使游牧民族自发组织起来，发展出先进的骑马战术，并彻底改变了人类历史的走向。其深远意义，唯有一战时飞机、坦克的发明差可与之比拟。

  农耕民族在面对北方骑马民族时，有若干天然劣势。首先是疆域内草场缺乏，战马不足，严重拖累战斗力。其次是农耕民族喜欢定居，骑马民族的进攻却迅如闪电，无法预测，不得不分散兵力，并时刻处于紧张的戒备中。当不堪压力的边民向内地迁移时，又会导致边疆生产凋敝，加大军事防御的困难，陷入一种恶性循环。从这个角度来看，汉人王朝的各项政策其实都是被骑马民族塑造的，比如春秋时代开始的胡服骑射，就是缩小双方差距的一种尝试。

  但骑马民族也有痼疾，导致它们往往骤起骤衰。表面上这是各民族内部或相互间斗争的结果，但江上波夫认为关键是王位继承的问题。汉人王朝从西周初年便确立了稳定的嫡长子继承制，但骑马民族只规定领袖必须产生于核心家族，具体的继承顺序则由氏族议事会讨论决定。血缘世袭制度与民主决策之间存在根本性的矛盾，犹如一颗随时会引爆的定时炸弹。骑马民族政治上难有连续性，给了汉人王朝以可乘之机。

  由于文献资料的短缺，日本上古史晦暗不明，学界根据考古遗迹将它分为弥生时代、古坟时代。弥生起于公元前300年，终于公元250年，是原始社会的末尾；古坟起于公元250年，终于公元592年，是大和朝廷的建立期。江上波夫挑战了这种传统分期法，指出所谓的弥生时代后期与古坟时代前期存在很多延续性，反而是古坟时代前期、后期差距巨大——多种考古证据显示，在公元三至四世纪之间，日本忽然从宁静型的农耕文明转变为战斗型的骑马民族文明。

  农耕文明的特点是保守稳定，短时间里不可能自发完成变革，所以这必然是外力作用的结果：“从前期古坟文化的倭人的立场看，他们不会主动地接受骑马民族的大陆北方系文化，改变农耕民的文明，所以应该存在从大陆经由朝鲜半岛直接入侵日本，征服、统治倭人的有力的骑马民族。征服民族将大陆北方系的文化带到了日本，加以普及。只有这种解释才是合理的。”

  江上举出的证据是日本各地出土的文物，比如大阪高井田古坟壁画上的武人造型，就与中国大陆出土的北魏武人俑几乎一致。还有最近出土的骑马民族风格马具、带钩、金银饰、战马图案等，也非农耕民所能想见。考虑到朝鲜半岛离日本最近，所以很有可能“骑马民族通过先进的武器和马匹，经过朝鲜半岛，从北九州或者本州西端一带入侵，于公元四世纪侵入到畿内，接着凭借其强大的势力建立大和朝廷，达成了在日本建设统一国家的成就。”

  然而这种解释存在漏洞：日本也可能是在抵抗骑马民族入侵的过程中，开始引进大陆先进的作战方式，这种可能性如何排除？除此之外，农耕民必然拒斥变革的预设也多少有些武断，何况这种变革很可能早就开始演进，只是到了古坟时代中期才在丧葬中得以体现而已。或许是听到到了这些的反对声音，江上进一步以语言学为工具强化自己的论断。

  首先是“任那日本府”问题。任那位于今天朝鲜半岛的最南端，最早出现于吉林集安的《广开王土碑》上，也在中国史料《宋书》《梁书》、朝鲜史料《三国史记》中出现。京城帝国大学教授末松保和为代表的日本学者认为，“任那日本府”是四至六世纪日本曾统治南朝鲜的直接证据，即所谓的“任那经营论”。末松不一定有为二十世纪日本殖民朝鲜的历史辩护的意思，然而他1949年出版的《任那兴亡史》却日本右翼中却大受欢迎。

  江上波夫承认“任那日本府”的确存在，但却赋予了新的解释。根据鲇贝房之进的研究，任那的日语发音mimana是朝鲜语nimra的转音，nim-ra是“主君之国”的意思。江上据此阐发道，任那其实是是当年骑马民族侵入日本时的基地和前哨站，因为曾由日本开国天皇神武天皇直辖，才被命名为“日本府”，其确切含义应该是“日本发源之府”，而不是“朝鲜境内日本统治之府”。就这样江上波夫用几乎相同的史料，得出了与末松保和完全相反的结论。

  “骑马民族说”对天皇神圣性的解构尚不止于此。在由《古事记》《日本书记》《驾洛国记》等古籍所构建的日本神道教体系之中，从天上降临的“天神”与地上本来就有的“国神”相互融合，共同缔造了日本大和朝廷。在江上看来，所谓的“天神”不过是渡海来袭、与本土贵族通婚的骑马民族集团罢了。骑马民族的很多印记已经渗入日本民俗之中，比如崇尚白衣，以火净化污秽，以及活人殉葬的传统，就在明治维新之前，武士以剖腹为大名殉葬还被尊为美德。

  近年来受美国学界的影响，不少中国学者开始抛弃汉族中心主义，致力于发掘中国史的内亚性。其实从明治时代的白鸟库吉，到战后的田村实造，日本学者们早就开始这么做了。江上波夫则将这个传统推到了极致，且反求诸其身，赋予了日本史以内亚性。坦白说，他的理论在今天的日本已经不怎么受欢迎，但这主要不是理论层面的问题，而是战后的日本人虽能接受天皇是人这一事实，却难以相信他竟然是韩国人的后代。

  从根本上来说，民族的起源问题往往是历史观中最顽固、最牢不可破的部分，在任何国家都是如此。天皇是不是大陆征服民族的后裔？中国文化是起源于黄河流域还是西来的？对于这类敏感问题，即使有再充足的史料，组织起再严密的论证，普通人对之恐怕还是要不停摇头。尽管如此，江上波夫至少在战后为日本军国主义提供了一针强力解毒剂，其药效虽短，也已完成了历史学家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