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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交谊舞1(修订版)》介绍了交谊舞是社交舞蹈，当今社会极为流行的大众健身方式之一，风格洒脱舒展、格调高雅华贵。婀娜款摆伦巴舞，跳出拉丁热情浪漫；轻快洒脱吉特巴，舞出美式自由奔放。 在优雅舞步中愉悦身心，在快乐节奏中挥洒活力，在动听旋律中提升气质，在浪漫拥舞中增进情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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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介绍

《大众交谊舞1(修订版)》介绍了交谊舞是社交舞蹈，当今社会极为流行的大众健身方式之一，风格洒脱舒展、格调高雅华贵。婀娜款摆伦巴舞，跳出拉丁热情浪漫；轻快洒脱吉特巴，舞出美式自由奔放。 在优雅舞步中愉悦身心，在快乐节奏中挥洒活力，在动听旋律中提升气质，在浪漫拥舞中增进情谊……

• 作者：M昆 发布时间：2009-10-05 08:54:59

  当之无愧的世界级细胞学巨著。远远超过国内教科书的水平。不论是内容编排还是知识架构，都与国内教科书有着巨大差别

• 作者：bigsmile 发布时间：2016-05-23 17:13:08

  全彩图解的训练教程看起来一目了然，动作简单好学，特别适合在家练习，对高尔夫的技术提升有不小的辅助作用。

• 作者：伏见 微 发布时间：2015-04-16 23:29:45

  百度百科纸书版，初级观影长草一本通，还没够到维基的扩充量。

• 作者：eulb 发布时间：2022-01-30 22:59:30

  融合了孙子，道家，奥地利学派，说实话，看不太懂，前8章都在科普奥地利学派杰出人士并赞颂奥地利学派好（巴菲特对奥地利学派有不少批评据说），后面2章介绍了投资心得，心得1要看米塞斯指标决定是否留在市场，心得2根据高ROIC低福斯曼指标来选股，因为作者认为高ROIC证明企业懂得为未来投资而不短视。。。

• 作者：阳光灿烂 发布时间：2020-12-13 18:09:38

  非常好，例句很实用，例句实用程度不亚于朗文当代，既适合查阅又适合背诵。

• 作者：danyboy 发布时间：2019-11-11 19:18:04

  装帧设计非常好，有创意，就像抓了一包草药，牛皮纸，细麻绳。内文是五个小册子和一张处方笺、一张符咒。也蛮好玩。小册子的内容，是比较日式的鸡汤，作者从夏目漱石的书信里采撷出一些片断，语录，加以解释，用来向青年人作为治愈的药方。

• 叫魂——叫乌合之众的魂

  作者：Bigteeth 发布时间：2006-01-06 18:33:59

  叫魂，一个中国特色乡土气息浓厚的词语。孔飞力教授在他的大作《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中这样定义这个名词以及清乾隆三十三年的这个事件：“1768年, 中国悲剧性近代的前夜。某种带有预示性质的惊颤蔓延于中国社会: 一个幽灵—— 一种名为‘叫魂’的妖术──在华夏大地上盘桓。据称，术士们通过作法于受害者的名字、毛发或衣物， 便可使他发病，甚至死去，并偷取他的灵魂精气，使之为己服务。这样的歇斯底里，影响到了十二个省份的社会生活，从农夫的茅舍到帝王的宫邸均受波及。” 从春天到秋天的大半年时间里，整个帝国都被这妖术恐惧动员起来。小民百姓忙着自保或者乘机打击报复，全国十二省的各级官员忙着追缉流窜各地频频作案的“妖人”，而身居庙堂的弘历先生则寝食不安，力图弄清叫魂恐惧背后的凶险阴谋，并不断发出谕旨加以督促。折腾到年底，在小民不值钱的贱命和官老爷珍贵的乌纱丢了不少之后，案情真相终于大白，所谓的叫魂恐惧只是一场闹剧：没有一个货真价实的妖人，没有一件不是冤案的妖案，有的只是自扰扰人，造谣诬陷，屈打成招。沮丧失望之余，乾隆皇帝只得偃旗息鼓。于是，这个事件就这样终结，不是“轰”的一响，而是“嘘”的一声。

  很显然，在这个全民运动中主角有三个：乾隆，大清官员，小民百姓。乾隆把这个事件翻来覆去，字里行间看见四个字：汉化、谋反（这其实是同一事物的两面）。作为异族的统治者对“剪辫”这一行为所蕴涵的政治象征意义心存芥蒂完全是可以理解的，同时，“对普通的百姓来说，术师的妖术威胁到的是灵魂和躯体之间的脆弱联系，而对皇朝的上层人士来说，这种行为危害到的是皇朝同上天力量之间的脆弱联系。”如果僧侣道士或者乞丐也能作法与神鬼进行交流和对话，这会严重影响到君权神授的合理合法性。作为一个江南文化的崇拜者和大清帝国的统治者，乾隆对江南感情复杂。愚民百姓的无稽之谈自然是不信的，他大张旗鼓的目的在于借机打击甚至根除因汉化而腐败堕落的江南的官僚们以及江南书生的桀骜不逊。而大多数大大小小的官员作为社会的精英分子，经过科举的严格选拔，对于“子不语怪力乱神”的古训都是熟谙的，可能他们对怪力乱神也有敬畏之心，但是对于升斗小民的鬼怪故事无疑是不屑一顾的。作为地方长官，为自己的前途着想，他们推崇的是无为而治，不希望自己的管辖范围出现对自己声名不利的事情，即使真的出现了也会尽量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也就是乾隆朱批严加斥责的“化有为无之术”。中国封建政权对儒家的尊崇一方面形成了身后的儒家文化传统，同时也在不同的朝代造就了一大批这样的官员，即在肉身上他们是纯粹的奴仆，忠君爱国，但是在他们内心深处是以传统文化的继承者和捍卫者自居的浓厚情结，在社会结构中起到中流砥柱的作用，防止社会在疾风骤雨中偏离方向。所以，官员在这场大恐慌的闹剧中并不是积极的推动者，甚至他们起到缓冲的作用，是他们“尽力将来自君主的紧急、非常规要求导入习惯的、日常的轨道。”事实上，最后也正是军机大臣刘统勋劝阻了“十全老人”近乎偏执的行动。一直到这里，我们可以发现，乾隆皇帝和他手下大小官员的作为完全符合他们的阶级理性，也就是说他们的所思所言所行都没有出乎人意料的地方，他们扮演了合乎他们各自身份的角色。

  真正让我们惊讶不已的是，在这场大恐慌的闹剧当中推动者与受害者都是同一个阶层——普通民众。所有的嫌疑犯都来自最低层，他们是乞丐，僧侣和道士（其实大部分出家人都不过是穿着制服的乞丐），而举报他们，将他们扭送衙门甚至执行私刑的英雄却同样是底层的农民、渔夫和小市民等等。普通民众制造了这场恐慌，并且在闹剧上演的过程当中不断的推波助澜，火上浇油。

  1768年初春，丝绸之乡德清慈相寺几个贫穷潦倒的和尚因为嫉妒附近一座观音殿的香火旺盛，散布谣言说有石匠在观音殿附近“作法埋丧”，进香者若去该寺非但难得庇佑，反会遭到毒害。四个多月以后，谣言已经铺天盖地，山东巡抚富尼汉将消息报告给了皇帝。从浙江到山东，并由巡抚这一高级官员上报朝廷，而其间并没有什么公共媒体参与，最主要的传播方式就是人际传播，竟然造成如此之大的影响。可以想象，民众在其中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谣言最初的形状是石匠在观音殿附近的不道德行为，但是经过几个月的发展之后它的形状变成了：术士或者妖人能够通过发辫，衣物甚至是名字来摄取一个人的魂魄，使之为术士服务，同时极大损害被施术者的身心。显然，谣言在传播的过程中经过了修改和加工。每一个参与谣言传播的人都是同谋，他们同心协力，将谣言中不合理的枝节部分削减，增加自己的细节，使之更加明确合理，更容易被理解接受然后更快更广的传播出去。当谣言这一集体智慧的结晶模样越来越清新可人的时候，几乎都可以看见这许多同谋者满足的笑容了。值得注意的是，在取舍和细节的再造过程中，加工者充分考虑到了普通民众的习惯、兴趣、希望、担忧，并且投文化传统和社会价值观所好，简直是一件精致的艺术品。任何一个受到过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的人一定不难理解“魂魄”的概念，即使并不能明确的表述它。在中国人的观念里，宇宙是“阴”和“阳”的双重构成，而在人的身上也同时存在着代表精神之灵的“魂”和代表躯体之灵的“魄”，并且和“阴阳”相对应。关键在于，在观念中“魂”和“魄”是可以分离的，这就给那些心怀不轨之人以可乘之机，并且使自己处在危险当中。《大清律例》中有一段话规定“采生折割”的具体行为应是:“谓将人致死,取其官窍,以行妖术或使术法邪道,采取生时岁月,将人迷入深山僻处杀死,割取形骸,剜其五脏生气,摄取魂魄,为鬼役使。今两广豫闽等处所市鬼葛,即是又一术也。”而采生折割在当时正是巫术的一种。由此可见这个谣言既有文化传统的传承，又贴近当时的社会生活，其力量之巨大是可以理解的。

  谣言本身的精美，以至让人爱不释手并且或出于炫耀或出于慷慨的与他人分享，这固然是谣言得到大范围传播的一个重要原因；或者，我们也可以指责中国普通百姓的愚昧，教训他们：当科学与文明不占领你们的思想阵地，你们的思想阵地就会被无知和野蛮占领；又或者像孔飞力先生解释的那样，“所谓‘盛世’，是一种惯用的说法，常被人们用来当作德政的护符，用来装点官方文件。”乾隆的盛世是镀金的假冒伪劣产品，实质是一个无法通过增进生产来解决社会的基本问题的“受困扰社会”，在这个社会里，“人们会对自己能否通过工作或学习来改善自己的境遇产生怀疑”，因而具有很强的攻击性。当陌生人闯入其领域并有可能对其资源形成抢夺之势，他们自然要自我保护，对陌生人——也就是社会边缘人进行驱逐。在这个社会主体挤压边缘群体生存空间的过程中，社会边缘人越多，流动性越大，谣言也就会相应的越来越多，流传越来越快。孔飞力把叫魂看作是三个版本的故事的综合，乾隆，官僚，民众是不同版本中的主角。可以发现，乾隆是个体，官僚是一个有组织的精英阶层，质量平均且数目不大，也可看作个体。三者之中只有民众鱼龙混杂，没有任何组织上的固定形式，“对于妖术的恐惧，并不是因为卷入其中的人数的多少，而是由于人们对此的想象产生”，也就是他们的感情和思想全都转到了同一个方向，他们的自觉的个性消失了，形成了一种集体心理——我们称之为恐慌。所以，处于叫魂事件中的民众其实也就是勒邦所说的群体，或者叫做“乌合之众”。我们相信并且事实上也确实可能，作为一个个体言行符合理智，冷静客观地判断人和事，对待某一个陌生的观点必然是科学而辨正地看到正反两面。简言之，个人应该受到理性和利益的支配和驱动。但是遗憾的是，古今中外的人们的血液里仿佛天生就有从众的红细胞，个人往往很容易接受别人的观点，意见和心理的趋同造就了一个个大小不一性质不同的群体。群体正如一个巨大的磁场，不断吸引着个体被磁化而成为磁场的一部分。在群体的力量显而易见的时候，个人会失去他存在的理由及其自我感觉。他成了一个局外人，在其他个人组成的极其上发挥一只无足轻重的螺丝钉的作用，甚至他都不是这个机器的一部分。可以想象当妖术谣言盛行的时候，一个人如果不参与到加工传播谣言的过程中去，他就将边缘化，他将会感觉到未知而充满敌意的目光包围在他的身边，迫使他做出抉择。当然，坚守自己的信念和道德底线的个人是有的，只是他们或者被私刑或者被官方的力量予以镇压，所以所谓的抉择其实只有一个，就是融入群体。或者你可以选择沉默，在谣言盛行的时候沉默也可以看作是一种无声的力量，但是，同样它也可以看作是一种妥协，是与制造加工传播谣言者心照不宣的默契。糟糕的是，一个人一旦成为一个群体中的一员，他的行为举止观点想法仿佛立刻就经过了歪曲，与其自身的理性和利益几乎没有什么联系，其自身的各种素质诸如自由的意志、对意见观点警惕的反思乃至洞察力都随之整个消失了。就像莫斯科维奇在《群氓的时代》中所说的那样：“事实上，人类群体的水准降到了其最差成员的层面。就是说，每个人都可以参加集体行动并感到他们都是平等的。……也就是说，群体中人的思想行为会接近那些最低水准的人的平均水平……地位最低的人的标准被用来判断非常普通的事情。总之，在一个群体中，第一名会成为最后一名。”罗马人的谚语说：议员们都是好人，但罗马元老院是邪恶的野兽。这是个悲哀而让人感到阵阵凉意的事实，“这个事实给人类带来多少苦难！它是所有战争和每一种压迫的根源，使得世界充满痛苦、叹息和怨恨”（爱因斯坦）。

  在群体中，个人是不会说话的，或者说他们说的并不是自己要说的，而是群体借他们之口发表的各种宣言。在群体中，个人是不会思考的，或者说他们没有自己的思想，群体的思想就是他们的思想，群体的心理景象就是他们的心理景象。谣言也是一种信息，只不过是扭曲了的带有社会倾向的信息。它同样能够构建参与其中者的虚拟环境，民众并不会觉得妖术有什么荒谬可笑的地方，他们的恐惧和厌恶都是真实的，他们生活在众人齐心合力建造的山洞监狱之中，处于囚徒的困境，却每个人都想做点什么。在这样的集体意识或者说是集体无意识的驱动之下，“叫魂大恐慌向中国社会的观察者们凸现了一个特别令人难过的现象，社会上到处表现出以冤冤相报为形式的敌意”。在一个备受困扰的社会，在一个即将面对“古今之创事，天地之变局”停滞帝国的镀金时代，人们不能确认通过自身的奋斗而改善自己的命运，这种情况由于捐税似虎、酷吏如狼的腐败政治现实，而变得更加无法让人容忍。统治者不提供制度性的正义，民众就不能从现实中获得公平的补偿，偏偏在这个时候乾隆皇帝对妖术大理清剿，于是“妖术”这一术士们专用的武器突然就像“扔在大街上的上了膛的武器，每个人——无论恶棍或良善——都可以取而用之”。不同的是，术士通过妖术作法获得利益，而民众则通过指认这种行为，控告他们的敌人是术士并使用妖术便可以借助国家机器的力量谋取私利。一个对权力始终渴求却始终不可得的群体，突然有了这样的机会，怎么会不紧紧抓住这样的机会，“攫取这种自由漂浮的社会权力”呢？这样的机会成长于谣言的土壤之中，民众又怎么会不对散播谣言乐此不疲呢？

  透过孔飞力对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的观察，原来叫魂叫的是乌合之众的魂，我发现了在谣言传播过程甚至所有的社会进程中群体的可怕，其特点就是盲目而难以控制于是显得骚动而情绪高昂。在集体无意识的狂热当中，群体被压抑的欲望迫切需要释放，这个时候如果恰好提供给他们可以实现自己对某些事物的渴望（比如权力）的工具，那么，距离一场灾难所缺的也许就是一个浪漫主义色彩的领导人了。“没有什么能够伫立其间，以阻挡这种疯狂。”

  

• 【转】刘浦江：在《辽史》读书课上的总结发言（外一篇）

  作者：哲夫成城 发布时间：2019-12-29 08:54:22

  2013年6月15日，在最后一次《辽史》读书课上，刘浦江先生总结陈词，宣告《辽史》修订工作初步完成。此前一天，先生专门致信称，“历时六年的《辽史》修订工作将于明日结束，今晚翻看这些年来的修订档案，感慨良多，把最早的两封邮件发给大家分享”。其中一封邮件写于2007年4月30日，略叙斯事缘起，现摘录如次：

  “中华书局即将开始修订二十四史点校本的工程，计划用时5至7年。我已经接下《辽史》……我之所以接受这项任务，主要是想把这项工作用来作为培养学生的一个重要手段，对于学辽金史的学生来说，这是进入专业领域的一个最佳途径。目前的《辽史》点校本出自冯家昇和陈述先生之手……我们的修订本必须在原有的基础上提高一步，所以这项工作的要求是很高的……虽然我们现在也有《四库全书总目》研读、《三朝北盟会编》研读之类的读书课，但这项工作情况不同，因为要做到能够正式出版的程度，而且是这样的一部书，所以会做得很规范、很严格，大家可以通过这项工作受到更严格的学术训练，要求不一样，效果当然也就不一样。”

  在研读《辽史》的数年间，先生始终持此信念，教书育人。如今，《辽史》修订本正式刊行，先生却已归道山，无缘得见。弟子谨据先生生前在读书课上的影像录音，将先生的总结发言整理出来，以示纪念，文中个别词句、语序容有改动。

  

  刘浦江

  昨天晚上我把最早的邮件给大家发了两份。中华书局修订“二十四史”的第一次会议是2007年5月份在香山饭店召开的，由于之前已经在酝酿这件事，所以当时我很早就做了准备。大概从2007年5月中旬开始读《辽史》，到今天已有六年一个月。

  昨晚我清点了一下每个人的点校情况。我先说每个人点的卷数，任文彪最多，是19卷，然后康鹏、邱靖嘉各16卷，苗润博13卷，肖乃铖11卷，乐日乐10卷，陈晓伟8卷，赵宇7卷，高宇5卷，曹流5卷，林鹄4卷，聂文华2卷。另外高宇还承担了很多前期工作，编纂《辽史勘误》《〈永乐大典〉引用〈辽史〉汇编》《辽代石刻新编》，工作量都很大，对于我们后来的工作提供了很多方便。文彪的《礼志》《乐志》《仪卫志》，很枯燥，很麻烦，但文彪做得很有兴致，也很细致。靖嘉的《历象志》，主要是《闰考》《朔考》那两卷，做得非常彻底，所以出的成果也最多。其中《朔考》那卷读了2个月，共计8次课。康鹏的《地理志》工作量非常大，非常麻烦，本来历代正史《地理志》都很麻烦，《辽史·地理志》尤其麻烦。润博的《营卫志》难度是比较大的，此外还有4卷表，涉及到世系，非常棘手。晓伟一开始从“传”读起，杨绩、杨皙那篇文章，就从这里面读出来的。然后还有林鹄的《百官志》，做得非常彻底，初稿做了二十多万字。

  我们这六年多来，通过读书课培养学生，事实证明这是一种非常成功的方式。这些年来通过点《辽史》，现在已经发表的文章，我粗粗算了一下，大概有十几篇。我一开始目标就很明确，我首先不是为了项目而做这个项目，而是为了培养学生。从2007年开始，最初是每周读半天，后来没多久变成一周读一天。2010年有一个学期因为开四库的课，是两周读一天。中华一直催进度，我就说，我们这个工作始终没有中断，但是我们的进度就这么快，我们一字一句地过。因为《辽史》篇幅小，所以能够这么做。这些年，我算了一下，自始至终参与这项工作的大概只有靖嘉。康鹏和晓伟因为中间都出去过一年，所以没有完整参加。

  我觉得通过这样一个读书课培养学生的效果非常好。原来不是学历史出身的同学，可以通过这个读书课很快地找到感觉，进入历史学的学术领域。原来基础并不是很好的同学，通过这个读书课，可以在学术上迅速成长起来。本科的同学可以由此进入辽金史领域，有了真正的感觉。这些都是读书课带给我们的收获。

  这几年我们能够感觉到大家明显的进步，2007、2008年的时候，一开始大家不会写这种半文半白、文言体例的东西，稍微复杂一点的校记或者长编说不清楚、写不明白。那时候基本上都是在读书课上重新写。大概读了一年多以后，大家渐渐有了感觉。最近这两三年，大家写的初稿基本上都能用，有修改的基础。而且很多问题，大家不容易独立发现。比较典型的是靖嘉的皇太子、皇太弟问题，晓伟的杨绩、杨皙问题。当时的初稿基本上都是承袭原来校勘记的说法。但是我指出这个肯定不对，或者说应该再往前走一步。然后大家去做，最后把这些问题都解决了。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式，通过这几年的读书课，使得大家尽快入门，而且很快进入到学术前沿。我觉得这是一个收获。

  第二个收获，通过这样一种读书课的形式，使得大家进入学术领域，不走弯路，是一种正道。我们养成了一种实证研究的路子，一种严谨的学风。因为我们的读书课，不管是写校记还是长编，尤其是校记，我们是锱铢必较的。每一个字该改不该改，尤其是改字，是非常慎重的。一个很小的问题，一个标点符号，都反反复复讨论。这样一种训练，养成了大家一个好的习惯，将来做学术的话，会有一个很好的根基。

  虽然《辽史》涉及的文献有限，但是我们要求穷尽材料，要求一手的东西。传世文献大家都用最好的、最靠得住的本子，石刻大家也尽可能找拓本。在点校的过程中，相关的学术史，基本上都做了一个穷尽的工作。几年下来，大家细细研读一遍之后，以后不管做什么，《辽史》里面大概有什么，大家一定有印象。而且在讨论的时候，涉及到的很多问题，可能是一句话、一个词、一个名物制度，就会从里面牵扯出来。这为大家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辽金史的资料虽然有限，但是我们可以通过民族语文、出土文献以及民族学、人类学的方法来弥补。读《辽史》的时候，涉及到民族语文的东西比较多，对大家养成这方面的意识也有好处。

  另外，说到大家的收获，还有一点，就是大家对古籍文献整理，知道一个基本的路数。“二十四史”的点校整理是最严格的，我们经过了最严格的规范训练。如果大家以后整理别的古籍、别的文献，包括写文章做研究的时候处理材料，会知道规范分寸，知道应该怎么做。

  虽然我们六年多，就读了一部《辽史》，但是读得非常彻底，训练也是多方面的。如果要反思这门课的局限，一是限于点校本的体例，出校记的范围是比较窄的。不能出校的、属于考史的东西，我们没有深入挖掘。二是对于大家的知识面还是有限制。如果不是这样，我们可能还会读图像的东西、地图的东西、民族志的东西，或者宋代的文献。研读品类如果丰富一些的话，对扩展大家的知识面，可能会更有利一些。

  我们的修订工作现在就告一阶段。下面统稿的工作量还是一个非常繁重的工作，尤其是前几年读的部分，现在偶尔牵涉到前面的东西，返回去一看，问题还很多。还有统一体例，按说统一体例是最简单的，但是现在看来，还有非常多的问题。总的来说，我们的工作应该比原来的点校本有明显的提高。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东西，比如说石刻，比陈述先生那个时候要多得多；陈述先生那个时候不能检索的东西，我们能检索。这些都是我们的有利条件。而且一个人点校，毕竟不如集体讨论能够解决问题那么彻底，一个人总会有顾此失彼的时候。此次修订本里面肯定还会有很多问题，但是在目前材料情况下，我觉得近期提高的余地不大。也许再过二十年、三十年，又出来好多石刻材料，契丹文字的解读又进步了，那时可能还有继续修订的余地。校书如扫落叶，旋扫旋生，这是至理名言。

  研究辽史，对《辽史》的依赖程度要占到百分之七十到八十，所以这部书值得我们花这么大功夫去做。我觉得，我们做这个工作，对得起这部书！

  （康鹏/整理）

  【外一篇】邱靖嘉：记《辽史》的修订工作

  刘浦江教授是中华书局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之《辽史》修订项目的主持人，在先生生命的最后几年中，他为《辽史》修订倾注了大量心血。作为受业弟子及项目组成员，我全程参与了这项任务，见证了先生学术生涯中的这段心路历程，谨将刘浦江教授主持修订《辽史》之目的、经过及其背后的故事记述于此，以志纪念。

  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刘浦江先生于2015年1月6日晚23时57分因病辞世，学界一片痛悼之声。刘浦江教授是中华书局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之《辽史》修订项目的主持人，在先生生命的最后几年中，他为《辽史》修订倾注了大量心血。作为受业弟子及项目组成员，我全程参与了这项任务，见证了先生学术生涯中的这段心路历程，谨将刘浦江教授主持修订《辽史》之目的、经过及其背后的故事记述于此，以志纪念。

  一、以培养学生为宗旨的《辽史》修订

  据先生生前回忆，因2006年中华书局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工程已在酝酿之中，并已邀请他承担修订《辽史》的任务，故在2007年初，他已有让学生研读《辽史》的计划。至2007年5月中旬，中华书局在香山召开第一次修纂工作会议，整个修订工程正式启动，《辽史》修订工作亦随之全面展开。5月19日，我们在北大中古史中心上了第一次读书课。时至今日，我还清楚记得当时的场景：先生与我们六个学生挤在中心办公室讨论他初拟的《辽史修订工作体例》，并围坐在一台电脑前开始研读《辽史》卷一《太祖纪上》。在那次课上，先生开宗明义地说：“我之所以接受这项任务，主要是想把这项工作用来作为培养学生的一个重要手段，对于学辽金史的学生来说，这是进入专业领域的一个最佳途径。”这番话后来在很多场合又被先生反复强调，令我印象十分深刻。如今回首这些年我们所做的工作和得到的收获，愈发能体会到这其中的深刻含义与先生的良苦用心。

  与其他二十四史修订组不同，先生主持的《辽史》修订项目成员并没有什么“大腕”，都是我们这些普普通通的学生。整个修订工作由先生拟定体例，总揽全局，而由学生承担具体的点校工作。早在正式开始修订前，他已让时为硕士研究生的高宇全面搜集订正《辽史》阙讹的各类文章，汇编成《辽史勘误》，并附上各卷勘误索引以便检阅；又将保存于《永乐大典》残卷中的十五卷完整《辽史》及若干零散的残章断句统统汇集为《〈永乐大典〉引用〈辽史〉汇编》，以供版本校勘；此外又彻查各种金石文献及新刊布的考古资料，将《全辽文》、《辽代石刻文编》没有收录的辽代碑刻全部整理出来，并尽量参照拓本核对录文，集为《辽代石刻新编》，供大家使用。这些前期准备工作不仅为《辽史》修订的全面展开提供了重要保障，而且对学生而言，这也是一种很好的文献学训练。

  《辽史》共有一百一十六卷，我们的修订程序大致可以概括为十二个字——分头点校，集体研读，先生审定。首先，由先生将各卷陆续分配给学生，诸位同学先要仔细核对通校本和参校本，在校勘专用的大字本上，用不同颜色的铅笔标明版本差异。然后是对各卷内容的全面研究，包括文字错漏、标点断句、原校勘记的修改以及新校记、长编的撰写等诸多方面。在这过程中，我们必须穷尽所有文献、石刻史料及相关研究论著，在充分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发现问题，并通过自己的分析考辨加以解决，拟写出文字简练、表意清晰的半文言体校勘记以供课堂讨论。自2007年9月以来，先生与我们长年坚持于每周六上午九点至下午五点，在中古史中心的计算机室一起研读《辽史》，同学们分头点校的各卷修订稿都要拿到读书课上集体通读讨论。所谓通读绝非一般的翻阅浏览，而是由各卷负责人对着投影，将本卷内容(包括标点符号)逐字逐句地念出声来，每念一段先生还要重新审读一遍，并就其中的标点修改、文字校勘及所拟校记、长编的内容与大家进行深入讨论，统一意见，最后再改定校记与长编的文字表述。有时遇到复杂的问题，我们常常会针对一条校勘记反复琢磨两三个小时之久，所以一卷《辽史》往往要几次课才能读完。故从2007年5月开始修订，至2013年6月所有分卷点校工作全部完成，一部篇幅不大的《辽史》我们竟读了整整六年。

  在这六年时间里，我们先后有十二位学生参与了《辽史》修订点校工作，并从中得到了巨大的收获。据先生总结，这项任务对于培养学生主要有以下四点意义。其一，通过校订《辽史》，使大家对宋辽金元时期的传世文献和石刻材料有了较为全面的了解，具备了穷尽史料与追踪史源的能力，为今后的学术成长打下了坚实的文献基础。其二，在研读《辽史》的过程中，大家对各种史料仔细考辨，撰写校记时锱铢必较、反复斟酌，从而养成一个实证研究的路子和严谨求实的学风。其三，大家通过《辽史》研究，可以很快找到历史的感觉，顺利进入辽金史学领域，并迅速占据学术前沿。其四，借助《辽史》修订这个机会，大家掌握了古籍文献整理的基本路数和学术规范，接受了最严格的学术训练，以后遇到其他文献都可以从容处理。先生向来淡泊名利，在他看来，《辽史》修订在培养学生方面所带来的这些意义才是这项工作的真正价值所在。仅以我个人为例，我本科所学并非历史专业，自研究生拜入师门，我能快速进入史学大门，最终走上学术道路，就完全得益于参加《辽史》点校所学得的本领。

  需要指出的是，《辽史》修订组虽然没有豪华的团队阵容，但这并不意味着修订稿学术品质的降低。事实上，经过诸位同学的精心校订、读书课上的集体讨论以及先生的严格把关，修订稿的校勘质量较之陈述先生的点校本有大幅提升。不仅纠正了原点校本的许多错误，改写了原校勘记，推进了前人研究，而且还发现了不少新问题，增补了大量新校记。这些最新的研究成果，集中反映在修订组成员撰写的各种考证文章之中。据初步统计，我们目前已发表与《辽史》辨证相关的札记及专题论文有近二十篇之多，并出版一部专著——林鹄《〈辽史·百官志〉考订》。这些研究作品既是《辽史》修订的直接产物，也是先生培育学生的重要成果。

  二、呕心沥血：最后阶段的统稿及审订工作

  整部《辽史》的分卷点校工作虽已于2013年6月全部完成，但由于这些修订稿成于众人之手，校记表述不尽统一，加之整个校订工作持续时间很长，前期撰写的校勘记相对比较粗糙，有待改进，且在后期研读时又时常会对前期所读各卷的校记内容进行增删修改，因此在正式交稿之前，还必须经历一个统稿的过程，即将各卷文字校勘、标点修正及每条校记、长编重新梳理一遍，统一体例，以求整齐划一。这项繁重的任务完全是由先生一人独自承担的。

  恰在这时，先生的身体渐显病兆，每况愈下，终至2014年4月确诊淋巴瘤晚期。面对病痛的折磨和死亡的威胁，他并未因此消沉,而是毫无畏惧地接受现实，其所展现出来的豁达乐观令人敬佩。不过，始终萦绕于先生心头、难以释怀的一桩未竟之事就是《辽史》修订。病魔的侵袭反而使先生催生出加紧完成统稿工作的愿望。在第一次化疗回家休养期间，先生高效地完成了约五十卷《辽史》的统稿。之后的两个化疗周期，先生虽体力渐渐不支，但仍继续勉力工作，遇到比较棘手或有疑惑的问题，他还会通过邮件或电话与我们学生进行讨论，反复斟酌校记文字，一丝不苟的态度丝毫未减。例如关于卷一六《圣宗纪七》太平二年的月日错乱问题，先生在5月30日至31日两天之内，先后给康鹏和我发了数封邮件再三商讨，最后才达成一致，定为校记，其工作之认真细致由此可见一斑。凭着先生惊人的意志，整个《辽史》统稿工作终于在7月全部完成，并于当月22日正式向中华书局交稿。

  交稿之后，先生的修订工作并未结束，而是马上又着手编辑修订凡例、前言及引用文献三个文件。其中，引用文献由我代为整理，而凡例与前言则由先生亲自执笔。7月24日，先生将其草拟的《修订凡例》发给大家征询意见，随后又根据我们提出的建议做了若干补充和调整。相比而言，修订前言的撰写任务更重，它需要对整部《辽史》的编纂过程、内容体例及流传情况有全面的研究和通盘的把握，其工作强度无异于写一篇专题论文。尽管先生病情有所反复，甚至一度出现肺损伤的症状，但他仍不畏繁难，利用化疗间隙坚持写作，并让学生代为核查材料，断断续续地花了两个月时间终于完成了一篇具有很高学术价值的修订前言。此后，先生又精益求精，征求我们意见对这篇前言做了一些补充修改。直至11月才最终将定稿后的前言、凡例及引用文献正式提交。

  与此同时，先生又收到了第一批送审《辽史》样稿的反馈意见。当时他刚刚做完干细胞移植治疗，身体十分虚弱，但他对蔡美彪、刘凤翥两位先生指出的修订稿问题非常重视，很快就将两份审稿意见清理了一遍，并将需要集体讨论的问题列出来，让大家发表意见。12月4日晚，他给大家发信说：“各位，我把大家反馈的意见做了一个汇总，从中大致可以看出诸位的学力及学术判断力。从反馈的情况来看，意见比较纷歧，等中华书局把所有审稿意见发来之后，我们有必要在读书课上将有纷歧的意见讨论一下。”信中流露出先生对学生学术能力的关切和对《辽史》修订稿高度负责的态度。这时离先生去世仅有一月，这封信竟是我收到的最后一封先生邮件。

  此后，先生病情反弹，肿瘤复发，身体状况急转直下，已无力继续伏案工作，但他仍对《辽史》审订念念不忘。就在先生离世的半月前，他还打来电话，与我讨论耶律俨《皇朝实录》的流传过程及《辽史》的史源问题，并说道等来年春天做完第二次干细胞移植身体恢复后，要来参加读书课，跟大家一起讨论《辽史》审稿意见。可惜天不遂人愿，先生永远离开了我们，在我们心中留下了永恒的遗憾!

  在刚开始化疗时，先生曾说：“我的学术研究计划只能暂时搁置了，但《辽史》的统稿工作不用去图书馆，我还可以在家接着做。”就这样，始终对学术事业难以割舍的他，将生命最后阶段的所有精力和心血都倾注在了这部《辽史》之上。乃至病危之际，他还不忘将《辽史》后续的审订及出版事宜托付给我们学生，并叮嘱我们将来还要把《辽史》修订长编及人名、地名索引也整理出版，以便学界利用。他为辽金史研究、为学术事业呕心沥血、鞠躬尽瘁的拳拳赤子之心实在令人动容感佩。

  三、付出青春的六年，倾注生命的《辽史》

  2013年6月14日，我们收到先生的来信：“各位，历时六年的《辽史》修订工作将于明日结束，今晚翻看这些年来的修订档案，感慨良多，把最早的两封邮件发给大家分享。”次日，我们读完最后一卷《辽史》，历经六年多的分卷修订工作暂告一段落。那天先生非常兴奋，在读书课上兴致勃勃地总结起过去六年的收获与感悟，当时的情景被我们用摄像机记录了下来，这也成为先生生前最后一段影像资料。

  在那次总结会上，他回顾了这些年修订《辽史》的大致经过，清点了每一位参与同学所点校的卷数以及发表的文章，并再次重申他接下这项修订工作的首要目的就是为了培养学生。随后，他又谈到辽金史研究的现状，并指出辽史研究对于《辽史》这部史籍的依赖性达百分之七十以上，而我们通过这些年的研读，对《辽史》一书有了最全面彻底的了解，其学术价值是不言而喻的。他还着重分析了《辽史》读书课带给我们的收获和每个人的学术成长轨迹，大家经过《辽史》点校的严格训练，打下了良好的文献功底，养成了实证研究的习惯和严谨的学风，在学术上非常顺利地入门，具备了独立的研究能力，这正是先生所希望看到的结果。不过同时，他也敏锐地指出了我们的局限与不足。因这些年我们大多浸淫于辽史，以致眼界过于狭窄，缺乏通史的训练与知识面的拓展，长期来看，这将严重制约我们的学术发展。先生就是这样一位令人敬佩的导师，他既为学生的进步与成长而欣喜不已，又能保持清醒的头脑，及时指正我们存在的问题，尽量不走弯路。在他看来，培育出能力全面、视野广博的新一代辽金史学人，才是训练学生的终极目标。

  此次课后，陈晓伟博士给先生覆函，列出诸位同门参与《辽史》修订的起止时间，并称“这就是我们的青春”。很快，先生再次发函称：“这是收获丰厚的青春，这是无怨无悔的青春！”诚如先生所言，对于我们学生来说，六年青春光阴的付出换来的是学术上的巨大收获。然而对于先生而言，这部《辽史》牵扯了他太多的精力，从起初拟定工作体例，到后来每周一天的研读讨论，再到最后阶段繁重的统稿与审订工作，先生为培养学生、为修订《辽史》一直倾注着大量心血，并最终燃尽了自己。不过，正如我们付出的青春是无怨无悔的那样，我想先生为学术事业所做的一切也是无怨无悔的。

  如今回想那付出青春的六年，面对这部倾注生命的《辽史》，我等弟子惟有秉承先生遗志，传承先生学术，尽心尽力地完成余下的《辽史》修订工作，顺利出版，才不枉负我们逝去的青春，才能告慰恩师不朽的英灵！

  原载于《东方早报》2015年2月8日，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