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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西西里 发布时间：2013-07-08 21:22:37

  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

• 作者：单手运球杨改之 发布时间：2021-10-31 10:06:57

  虞云国先生自述的“决定版”。将宋代台谏制度梳理地相当清晰，而且让我明白了为什么需要“活的制度史”。

• 作者：秀丽江山 发布时间：2020-04-01 11:10:34

  封建迷信，浑浑噩噩，冷漠无情中那一点希望。

• 作者：我要戒糖 发布时间：2022-09-06 14:19:55

  框架合理，内容空洞、鸡肋、无聊，我以为会有案例分析呢，结果给个材料和一个问题。

• 作者：Ceres 发布时间：2017-08-01 23:33:38

  什么鬼，阴阳论？

• 作者：小北 发布时间：2011-03-09 15:36:53

  救命的东西………………

• 苏牧之|《狄公案》在日本——荷兰汉学家高罗佩《狄公案》日译本评述

  作者：苏牧之 发布时间：2018-09-24 19:20:09

  原文链接：

  https://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4287834658832872

  引言 高罗佩其人与《狄公案》日译本之价值

  狄仁杰是与包拯齐名的中国古典名侦探，然其“神探”形象之大成却要归功于一位荷兰人。《旧唐书·狄仁杰传》中提及断狱之事，皆只有寥寥数语。直至清末，才诞生了一部以狄仁杰为主角的小说《武则天四大奇案》，然其文笔粗劣，情节亦未脱出传统公案小说之窠臼。

  在此书基础上创作出融合西方价值观和传统公案小说特色的《狄公案》系列，使狄公成为家喻户晓的“神探”形象，其肇始者正是荷兰汉学家高罗佩先生。

  高罗佩（Robert Hans van Gulik，1910-1967），字芝台，号笑忘，荷兰汉学家。先后在乌特勒支大学和莱顿大学钻研汉学。毕业后入荷兰外交部工作，历任驻东京、重庆、贝鲁特、吉隆坡等地外交官。他一生著述颇丰，除16部《狄公案》小说，著作涉及悉昙学、性学、博物学等领域，范围之广令人咋舌。高氏在中国以《狄公案》系列的创作与性学研究而最为人称道。自1982年《黑狐狸》在甘肃人民出版社《读者文摘》月刊上连载后，《狄公案》经多家出版社出版，至今长销不衰。他的“性学两考”（《秘戏图考》与《中国古代房内考》）则是中国古代性学研究的开山之作。

  高氏的治学风格一言以蔽之，为“游于艺”（1）。不同于一般汉学家偏爱枯坐书斋，高氏注重身体力行。他借用职业之利，在传统的文人之艺——古琴、书法、印事等上都有很深的造诣。《中国古代房内考》一书的译者李零先生曾如此评说高氏，“他的学问，都是趁工作之余，借地利之便，彻头彻尾玩出来的”（2）。与一般汉学家终生专注于某一领域不同，高氏辄有兴致处，必会形诸于文。因此，高氏的著述史亦可视作其私人趣味史——这也使高氏的著作看起来散漫不成体系，导致其在东方学家圈子里被诟病为“业余的天才（an amateur of genius）”（3），荷兰汉学家何四维（Anthony Hulsewé）教授也用“zelfkant（边缘）”指明其在汉学界的某种边缘位置（4）。

  但高罗佩的价值就在于不能用汉学家的头衔简单概括，这也是时至今日高罗佩热仍然方兴未艾的原因。正如何四维的学生，汉学家伊维德（Wilt Lukas Idema）教授所言：

  今天，高罗佩的著作还在加印，正版或盗版的都有。这并不是因为他的学术是无与伦比的——研究总在与时俱进——而是因为这些著作展示了高罗佩的独特立场。（中略）高罗佩的学术专著清晰传达出他在传承、实践旧式士大夫生活方式时的兴奋和骄傲。（5）

  然而，鲜为中国读者所知的是，拥有“汉学家”头衔的高罗佩与一衣带水的邻邦日本亦颇有渊源。他一生三度赴日，对日本由陌生到亲切（6），甚至萌生出终老斯乡的打算（7）。《狄公案》系列小说的起点，启发了高罗佩后续创作的《英译狄公案》便是于1949年在东京率先出版的。《狄公案》中最早的一部，《迷宫案》的最初出版地亦是日本。1951年大日本雄辩会讲谈社（东京，今讲谈社）就出版了日译本《迷宫案》，在时间上早于1953年由新加坡南洋印刷社出版的中文自译本《狄仁杰奇案》，1956年由荷兰 N.V. Uitgeverij W. van Hoeve（The Hague and Bandung）出版的荷文版、1958年分别由Michael Joseph（London）和Harper and Brothers（New York）出版的英文版。《狄公案》在日本的翻译横跨半世纪，历经四代、五位译者的“接力”，终于在本世纪初诞生了第一部完整的全套译本。诸版日译本不但完整收入了中译本经常省去的高氏亲撰序言与后记，且未有删节。不但如此，

  最早的两位日文版译者与高氏本人的私交颇深

  ，此后的日译本也都获得了高罗佩亲属的正式授权，书后大多附有信息丰富的“解说”和译后记。因此，

  日译本《狄公案》不仅是比较文学的重要标本，亦是研究高罗佩生平与《狄公案》不可或缺的拼片。

  下面笔者就日译本的诸版情况略作介绍，以飨同好。

  一、1951年版《迷宫案》（『迷路の殺人』）

  1950年，高罗佩正在他的第二次日本公务生涯中。在发表了《英译狄公案》后，他决定“作为一种体验来继续写那种小说，于是写了《铜钟案》” 。（8）

  但此本《铜钟案》，却因为宗教原因未能正式出版。

  “当我把文稿（《铜钟案》）拿给一个日本出版商时，他说他喜欢这类产品但不能出版它，因为它对佛教徒有消极的描述，而佛教当时在日本社会仍然很受欢迎。于是我写了第二本书即《迷宫案》，这个文稿被接受了。”（9）

  

  1951年版《迷宫案》书影，如无特殊说明，图片均为笔者亲摄自家藏书

  因此，《迷宫案》（『迷路の殺人』，大日本雄辩会讲谈社，1951）成了在日正式出版的第一部《狄公案》小说。译者为时任东京大学讲师的鱼返善雄。

  我的一个朋友即日本汉学家、中国古代小说专家鱼返善雄教授把我的《迷宫案》从我的英文原稿翻译成日文。（10）

  

  1951年版《迷宫案》出版信息

  鱼返善雄（Yoshio Ogaeri 1910-1966），东亚同文学院文学博士肄业，二战后在东京大学文学部等数校任讲师，著有《汉文入门》、《语言学》，译有《游仙窟》、《支那文学史》等，是一位中国古典文学专家。关于他的中文资料不多，《瓯风》第十三集中收入他与伍俶先生（11）关于中国文学的对谈，感兴趣者可寻来一读。《大汉学家 高罗佩传》亦数次提到其与高氏的交游（12）。

  

  笔者藏鱼返善雄氏的几种著作

  此版的最大价值在于，

  收入了日本侦探小说界的泰山北斗江户川乱步撰写的推荐序

  ，为当时的情况提供了一手资料：

  众亲友建议高罗佩再译些《狄公案》这样的小说。不过，中国虽不乏公案小说，但却没有一部像《狄公案》一样，让西人也能领略其中风韵。因此，高氏决定从繁多的公案小说中提取出有趣的诡计设定，添上情节并敷衍成文，创作成《狄公案续集》。在完成首部作品后，大家提议何不在英文版发行前，先行译成日语出版。于是他的朋友，时任东京大学讲师的鱼返善雄翻译了此书，即是此本《迷宫案》。鱼返氏精通中文，又懂英语。将背景设在中国的英文推理小说翻译成日语，这个艰巨的工作由他来完成再适合不过。（13）

  还有一点十分可贵，众所周知，《狄公案》小说的插图均由高罗佩本人绘制。但在此版《迷宫案》中，

  高氏还负责了装帧设计

  。

  

  1951年版《迷宫案》内页

  考虑到高氏对书籍装帧的一贯兴趣，倒也在情理之中。

  有一次在年迈的乌伦贝克老师家里度假，高罗佩把迦梨陀娑的一部梵文戏剧翻译成荷文。一个出版商愿意出版该译著，高罗佩选择了字体，设计了封面和插图。高罗佩后来写道，他由此体会到了，“对一本书的外表的处理，与撰写那本书本身一样让人感到快乐”。（14）

  最后，略谈一下鱼返译本的语言特色。《狄公案》系列小说的英文原文，句式简洁、质朴通俗。因是考虑到此系列的受众终归是西方普通读者，显然不宜“炫技”。而众所周知的是，高罗佩自译的《狄仁杰奇案》遵循了古色古香的传统公案小说的语言特色，中文版《狄公案》经陈来元、胡明二位前辈以明清白话首译后，此种半文半白的“归化”译法似乎成了某种共识。但日译本的情况有所不同。日本在上世纪初经历过与白话文运动相似的“言文一致”运动，书面语与口语日渐趋同，但战后仍有不少佶屈聱牙，艰深晦涩的文章。中国的著作也常用生硬的“汉文调”语言译出。不过鱼返善雄此版却采用是“通俗流畅”的文风，他在译后记中谈及理由：

  翻译时保留原文生气的同时，尽量选用简明的现代语，有意避开以往译中文著作时常出现的晦涩术语。因为这样的语言趣味，常会遮蔽文艺的本质。（15）

  通常情况下，关于中国古典作品译著中断然不可能出现摩登的“外来语”，而鱼返却将kitchen径用片假名音译为“キッチン（厨房）”，本版之平素近人可见一斑。想到鱼返与高罗佩的私交，此种译法应当受到高氏本人的首肯。

  另外，此书在1981年经讲谈社（原大日本雄辩会讲谈社）更改标题后重新推出，

  随书收入了社会派侦探小说中坚作家松本清张撰写的解说

  。其中提到自己在高罗佩逝世后，去荷兰探访其遗孀水世芳的经历。

  

  1981年版《迷宫案》，标题由『迷路の殺人』变为『中国迷宮殺人事件』

  中国的侦探小说迷们恐怕不会想到，高罗佩竟与这两大推理小说巨擘均有联系。

  二、1955年连载的节译版《铜钟案》

  1951年末，高罗佩调往印度，结束了第二次驻日生涯。其后辗转荷兰、中东、马来西亚等地任职。上文提及的因宗教原因未能出版的《铜钟案》，在1955年由高罗佩密友照山越子女士（Teruyama Etsuko，又名沼野越子）摘译出部分内容，以《狄公在蒲阳的记录》（『狄判官蒲陽での記録』）的题，分三回刊载于江户川乱步主编的杂志《探侦俱乐部》上。

  《大汉学家 高罗佩传》中多次提到照山越子与高罗佩的交游。

  “这位年轻女士是高罗佩通过他的朋友弗兰克.霍里（Frank Hawley）认识的，她叫照山越子，是为霍里工作的，她后来在高罗佩的一生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高罗佩的记事本里，经常注明她的名子——越子，常常用一个E字母表示。”（16）

  “（高罗佩在自传稿中写道）如同我早先谈过的那样，我始终有意的不关注古代日本文学，因为我认为，那种研究会分散精力，从而影响我本来要做的研究工作。在一个年轻的日本女作家的影响下，我改变了态度。那位女作家毕业于大学的古典日本文学专业，她的书法很漂亮，她对日本文化的一切细节有着极其敏锐的感觉。在长达两年时间里，我们定期地在传统的日本餐馆和茶馆见面，一起去看日本展览和茶艺表演.就这样，我变得对日本文学的诗歌特别是俳句及和歌很感兴趣。” （17）

  “从1949年以来，高罗佩与文学上的朋友照山越子一直有一种特殊的关系。她把他的《紫光寺》和《铜钟案》都翻译成了日语。照山越子是高罗佩生活中的一个特殊人物。无论从她父亲还是母亲来看，她的前辈都是武士家族，受到过严格的家教。尽管那时的习惯是让女孩子早点结婚，但她上了早稻田大学，是最早一批女大学生，她选择攻读方向是中国历史，特别是唐朝历史。她后来与同学池田结婚，但后者年纪不大就去世了。战前她在著名的英国日本学家弗兰克•霍里领导的英国理事会工作，在那儿对英国语言和文学产生了很大兴趣。霍里在战后作为《泰晤士报》记者回到东京时，她又为他工作。她也很快地在每星期三上午为高罗佩工作，他们讨论比如说日本文稿、插图和语言的用法。

  她是一个有魅力的女人，虽然不能说是个美女，但她富有女性特质，穿着文明讲究，她喜欢温馨和快乐的环境，乐于助人，永远是很谦逊。虽然受到了自己时代和环境行为准则的严格教育，但因为她对中国文化和英国文学与文化的兴趣，由于她与外国人交往，且信仰天主教，她在日本确实有点与众不同。

  在高罗佩第三次在东京工作的阶段里，越子以各种方式支持帮助他，他们之间产生了的感情，尤其是在他写关于长臂猿的书时，她给了他很大的帮助。当时高罗佩的眼睛出了毛病，以致不能常常看印的很小的日本字，她就把所有文稿念给他听。如果没有她的帮助，该著作可能永远都写不出来，他们也一起从事书法创作。当他写错一个字时，她对他说：‘你的字体看起来像刚刚从墨水瓶子里爬出来的蜘蛛足迹。’她也来到高家吃午餐或喝茶，或是与他们的孩子彼特和宝琳去看电影。”（18）

  另外，李美燕女士的《琴道：高罗佩与中国古琴》（香港大学饶宗颐学术馆，2012）中载有一张照山越子的照片。

  

  左为照山越子，右为高罗佩生前好友万莲琴

  连载第一回时，杂志上刊登了江户川乱步所作的一篇介绍文。文中记述道，1954年岁末在伦敦的白金汉剧场（19）曾上演《铜钟案》的剧作，并且大获成功。高罗佩因此承诺并指示照山越子开始连载节译。（20）

  三、1965年东都书房《黄金案》『黄金の殺人』

  高罗佩于1965再次回到日本任职。在此期间，由东都书房推出了照山越子所译的《黄金案》（『黄金の殺人』）。

  

  1965年版《黄金案》书影

  另外，在此版《黄金案》中，

  高氏也包揽了该书的装帧设计

  。越子版的语言特色与鱼返版相类，考虑到二人亲密的合作关系，应当也得到了高氏本人认可。

  

  1965年版《黄金案》书影

  四、八、九十年代大室干雄与松平庵子译本

  1989年，日本老牌出版社三省堂经高罗佩次子彼特（Pieter Anton van Gulik）（21）授权，推出了四册译本。由大室干雄（Mikio Omuro 1937-）与松平庵子（Ioko Matsudaira，松平いを子，生卒年不详）分别译出，各册译者见下表：

  

  两位译者均是东京大学出身。大室是历史人类学家，时任山梨大学教授。松平在东京大学时专攻中国文化史，是专业翻译家，首译了日版《中国古代房内考》。

  此译本的最大价值体现在大室干雄先生撰写的详尽解说上。

  身为历史人类学家的大室干雄充分展现了他的渊博学识，为每本书都撰写了长达四、五十页的解说文，旁征博引，史料信手拈来。每册涉足一个小专题，如探讨小说中出现过的“人虎”等。相信这些资料，必能给《狄公案》粉丝与研究者带来许多新的启发。

  

  

  1989年三省堂版《铜钟案》书影

  之后，1995年筑摩书房推出了《迷宫案》（『中国迷路殺人事件』），1999年中央公论新社（中公文库）又推出了《四漆屏》（『四季屏風殺人事件』），皆是由松平庵子女士译出。

  

  1995年筑摩书房版《迷宫案》书影

  筑摩书房的《迷宫案》没有的任何附加资料，中公文库的《四漆屏》则收有大室的解说和松平的译后记。其中，松平女士在译后记中提到，

  高罗佩生前向波士顿大学Mugar Memorial Library捐赠过自撰的《狄公案》小说评论和插图手稿等珍贵资料。而

  这一批材料，目前除了施晔女士的《荷兰汉学家高罗佩研究》中有提到，似未有专著论及。

  

  1999年中央公论新社版《四漆屏》

  此后，松平女士疑因患病，停止了翻译事业。另据和尔桃子女士，她在2006年时业已去世

  大室与松平译本语言较前两版来得正式一些，人名、地名等专有名词采用片假名音译，与他版不同。

  五、2001-2011年早川书房版

  2001年至2011年早川书房陆续出版了全套《狄公案》译本。这是目前最为通行的日译本，也是日本首次推出《狄公案》全系列译本。该版本由和尔桃子（Momoko Wani）一人译出。和尔女士出身于私立名校庆应义塾大学，是英美文学翻译专家，还是日本推理作家协会会员。关于出版，有这样一段逸话：时任资生堂名誉会长的福原义春是《狄公案》系列的资深粉丝。他牵头找到早川书房，并请来庆应义塾大学校友和尔桃子负责翻译。

  和尔桃子女士的翻译获得了高罗佩在日亲属、著作权继承人Setsuko.van.Gulik女士（22）的正式授权，从2001年出版首本译作『真珠の首飾り（珍珠之首饰）』（Necklace and Calabash），到2011年完成『寅申の刻（寅申之时）』（The Monkey and the Tiger） ，历时十年，终于将全套《狄公案》译出。和尔桃子的译本语言特色与以上诸本不同，采用稍有些“汉文调”的语言译出，用词考究，古意盎然。在翻译过程中，和尔桃子女士得到Setsuko.van.Gulik的指点，并就多处信息请教过照山越子女士。

  此译本每部书后都附有和尔桃子女士亲撰的考据翔实的译后记，个别书后还收录有名家撰写的专题解说

  ，如『螺鈿の四季（螺钿之四季）』（The Lacquer Screen）就请到京都造型艺术大学历史遗产学科教授冈田文男，撰写了有关中国漆艺的专题文章。

  此译本还收入了许多国内不曾得见的珍贵资料

  ，如高罗佩次子彼特回忆其父的文章、高氏与江户川、鱼返二人的对谈等等。

  另外，此版标题设置不同于以往的直译，独具匠心。对应表格如下：

  

  

  早川书房版《柳园图》书影

  由以上日版《狄公案》情况介绍可知，日版不但每册都是足本收入，译者也都身出名校，附加的译后记和解说更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我们的东瀛邻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展现出了一贯的高水准。

  注释：

  1 在《巴江录别诗书画册》中，马衡题写篆体字“游于艺”赠送给高氏夫妇，施晔，《荷兰汉学家高罗佩在渝期间交游考》， 2012年。

  2 《中国古代房内考》p4，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

  3 《通报》（T'oung Pao）第54卷1-3册 p120，莱顿：博睿学术出版社，1968年。《高罗佩事辑》（海豚出版社，2011年）p76-83载有此段的译文。

  4 《荷兰汉学家高罗佩研究》p4，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

  5 《荷兰汉学家高罗佩研究》P3，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

  6 高罗佩曾在自传提纲里写道“在那几天里，日本，确切地说也有中国，突然间再也不是我的研究和观察对象了。当时发生的事情是这样的：我好像在用强大的望远镜观察遥远的景象然而，突然间，似乎是因为魔术棒的作用，自己进入了那个景观之中。”《大汉学家 高罗佩传》p41，海口：海南出版社，2011年。

  7 “他彻底放弃最初的想法即还要在日本待很多年，甚至在那退休。在22日的信里，他继续说：‘我放弃了关于在东方了结我的一生的理想，因为我必须长期接受最好的医生的检查。如果我没有妻子和孩子，我会在日本的某个山上隐居，但在目前的条件条件下，这当然做不到，作为父亲我还要尽一定的义务！’“。（《大汉学家 高罗佩传》 p280，海口：海南出版社，2011年。）

  8 《大汉学家 高罗佩传》p155，海口：海南出版社，2011年。

  9 《大汉学家高罗佩传》p156-157，海口：海南出版社，2011年。

  10 《大汉学家高罗佩传》p156-157，海口：海南出版社，2011年。

  11 ”伍俶生于1896或1897年，字叔傥，一比，斋号暮远楼，浙江温州瑞安人。从汪威廉教授的文章中得知，伍先生早年就读于北京大学，师从刘师培、黄侃诸先生，与傅斯年、罗家伦、俞平伯、顾颉刚等人同学。历任上海圣约翰大学、光华大学、中山大学、重庆大学、中央大学、台湾大学、台湾师范大学、日本东京大学、东京御茶水女子大学、香港中文大学教授及教育部参事，另外，他也曾担任过浙江省政府秘书长等职“，《陈艳群：魏晋风骨话伍俶》，

  http://www.chinawriter.com.cn/n1/2018/0418/c419016-29934316.html

  12 请集中参看《大汉学家高罗佩传》中关于高罗佩第二、三次赴日的部分。

  13 本段为笔者自译，《迷路の殺人》p2，东京：大日本雄辩会讲谈社，1951年。

  14 《大汉学家高罗佩传》p21，海口：海南出版社，2011年。

  15 本段为笔者自译，《迷路の殺人》p473，东京：大日本雄辩会讲谈社，1951年。

  16 《大汉学家高罗佩传》p171，海口：海南出版社，2011年。

  17 《大汉学家高罗佩传》p170，海口：海南出版社，2011年。

  18 本段出自《大汉学家 高罗佩传》（海口：海南出版社，2011年）p272-273，其中提到了《紫光寺》。但经张凌女士提醒，笔者翻查此传记英文版Dutch Mandarin: the life and the Work of Robert Hans van Gulik，p281-281，却只有“who had translated his Chinese Gold Murders and Chinese Bell Murders into Japanese（她把他的《黄金案》和《铜钟案》都翻译成了日语） ”的字样。笔者遍阅手头的日文资料，也未见越子译日本版《紫光寺》相关记述，故怀疑此处为中文版误译。

  19 应为Buckingham Theatre，现已不存。“Also in 1939, the Buckingham Theatre opened on the north side of North Glebe Road east of North Pershing Drive. Although the theater is long gone, its building has held since 1990 the latest reincarnation of the Buckingham Post Office, which first opened nearby in 1940 at 301 North Glebe Road. ”

  https://buckinghamcca.wordpress.com/history/

  20 《江南の鐘》p248，东京：早川书房，2008年。

  21 高罗佩次子彼特（Pieter Anton van Gulik）曾“在东京担任荷兰驻日经济参事，负责推广荷日之间的经贸关系”。《高罗佩事辑》p94-95，北京：海豚出版社，2011年。

  22 Setsuko.van.Gulik女士，即山本节子.van.Gulik（1948-），又名van.Gulik.节子，疑为高罗佩次子彼特之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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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最早发布在公众号蓝色木上，但其负责人海南大学人文传播学院副教授张军，因为我和其妹妹新版《狄公案》译者张凌女士的私人矛盾就擅自删除了这篇对高罗佩极其有价值的文章，于情于理难容。故在豆瓣重发。

  在此敬告张凌女士：

  你的新译本出来后，请正视我和你两年交往之中，和你讨论过的创意。你大可以拿出我骂你的证据，但那你是该骂。

• 张卜天：译后记

  作者：我是喵叔 发布时间：2019-12-06 15:46:53

  译后记（张卜天）

  欧几里得（

  Ε?κλε?δης

  ，Euclid，活跃于公元前300年左右）是埃及托勒密王朝亚历山大城的古希腊数学家，其生活年代介于柏拉图（Plato，前427-前347）和阿波罗尼奥斯（Apollonius of Perga，约前262-约前190）之间。他的主要著作《几何原本》（Στοιχε?α，Elements）[一译《原本》]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著作之一，对数学、自然科学乃至一切人类文化领域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从1482年第一个印刷版本问世一直到19世纪末，《几何原本》一直是主要的数学（尤其是几何学）教科书，印刷了一千多个版本，数量仅次于《圣经》，“欧几里得”也几乎成为“几何学”的同义词。2400年来，它从希腊文先后被译成阿拉伯文、拉丁文和各种现代语言，无数人对它做过研究。

  《几何原本》的原希腊标题中本无与“几何”对应的词，中文的“几何”二字是1607年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和徐光启（1562-1633）合译出版《几何原本》前六卷时经过认真考量添加的。目前通行的《几何原本》包含十三卷（另外两卷被认为是后人续写的），由若干定义、公设、公理、命题和对命题的数学证明所组成，其数目编号是后来的拉丁文译本所引入的。《几何原本》所涉及的范围超出了我们所理解的几何学，还扩展到比例论、数论和对不可公度量的处理等领域。学者们认为，《几何原本》在很大程度上是根据一些早期希腊数学家的著作所作的命题汇编。

  在两千多年的时间里，《几何原本》一直被视为纯粹数学的公理化演绎结构的典范，其逻辑公理化方法和严格的证明仍然是数学的基石。它从几个简单的定义以及几条看起来自明的公理、公设出发，竟然能够推导出大量根本无法直观且不可错的复杂结论。在很大程度上，这种数学演绎也因此成为西方思想中最能体现理性的清晰性和确定性的思维方式。哥白尼、开普勒、伽利略和牛顿等许多科学家都曾受到《几何原本》的影响，并把他们对《几何原本》的理解运用到自己的研究中。霍布斯、斯宾诺莎、怀特海和罗素等哲学家也都尝试在自己的作品中采用《几何原本》所引入的公理化演绎结构。爱因斯坦回忆说，《几何原本》曾使儿时的他大为震撼，并把《几何原本》称为“那本神圣的几何学小书”。

  《几何原本》在思想史上有双重意义。首先，它把新的严格性标准引入了数学推理，这种逻辑严格性直到19世纪才被超越；其次，它朝着数学的几何化迈出了决定性一步。欧几里得之前的毕达哥拉斯学派和阿基米德，以及欧几里得之后的丢番图都表明，希腊数学也可以沿着其他方向发展。正是《几何原本》确保了数学应当由几何形式的证明来主导。欧几里得的几何数学观的这种决定性影响反映在思想史上最伟大的两部名著——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和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中：牛顿的作品是以欧几里得的几何证明的形式写成的，康德则因为相信欧几里得几何的普遍有效性而提出了一种支配其整个知识理论的先验感性论。直到19世纪，欧几里得几何的魔咒才开始被打破，不仅不同的“平行公理”引出了非欧几何理论，而且开始出现一种对“数学的算术化”的渴望。20世纪初，随着量子力学的发展，我们在物理学中看到了一种新毕达哥拉斯主义观点的回归，认为数才是万物的秘密。如今，虽然欧几里得可能不再是唯一的权威，但他仍然是最大的权威之一。

  公元4世纪，亚历山大里亚的西翁（Theon of Alexandria，约335-约405）制作了一个《几何原本》的版本，它被广泛使用，在19世纪以前一直是唯一幸存的原始版本。公元800年左右，《几何原本》在阿拔斯王朝的第五任哈里发哈伦·拉希德（Harun al-Rashid，766-809）治下被译成阿拉伯文。1120年左右，英格兰自然哲学家巴斯的阿德拉德（Adelard of Bath，约1080-约1152）将《几何原本》从阿拉伯文译成拉丁文。第一个印刷版于1482年问世，它所依据的是意大利数学家、天文学家诺瓦拉的坎帕努斯（Campanus of Novara，约1220 – 1296）1260年从阿拉伯文译成的拉丁文本。西翁的希腊文版于1533年被重新发现。最早的英译本The elements of geometrie of the most ancient philosopher Euclide of Mega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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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1570年出版，它是英格兰商人亨利·比林斯利（Henry Billingsley，？-1606）从希腊文原文直接翻译的，而不是从广为人知的坎帕努斯拉丁文本转译。最早的汉译本是1607年利玛窦和徐光启合译出版的，他们所参照的底本是耶稣会数学家克拉维乌斯（Christopher Clavius，1538-1612）的拉丁文评注本《原本十五卷》（Elementorum Libri XV），但只译出了《几何原本》的前六卷。直到1857年，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1815-1887）和李善兰（1811-1882）才共同译出了《几何原本》的后九卷。1808年，法国数学家、教育学家弗朗索瓦·佩拉尔（François Peyrard，1760-1822）在梵蒂冈图书馆发现了一个并非源于西翁的抄本，它所给出的文本要更早。正是根据这个抄本，丹麦语文学家、历史学家海贝格（Johan Ludvig Heiberg，1854–1928）编辑了带有拉丁文评注的权威希腊文版《几何原本》。1908年，英国古典学家、数学史家托马斯·希思爵士（Sir Thomas L. Heath，1861-1940）基于海贝格的希腊文版，在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权威的英译本Thirteen Books of Euclid’s Elements，并且附上了大量英文评注，1926年又出版了第二版。目前市面上流行的Dover版三卷本（1956年）正是这个剑桥第二版的影印。

  希思的英译本虽然距今已逾一个世纪，但仍然是最权威的标准译本。希思深厚的古典学修养和对古希腊数学的精当理解在他那个时代就已经世所公认，至今也是如此。重要的是，今天尚没有一位研究古希腊数学特别是欧几里得的学者能够更好地重新翻译《几何原本》。一些人觉得希思的语言过时了或者难以理解，便试图将《几何原本》的文本重新改写成更符合现代读者习惯的语言，特别是，没有古代数学史基础的人往往会有意无意地用今天的概念，而不是欧几里得所理解和使用的概念来重新表述《几何原本》中的定义、公设或命题，这是不可取的。如果只是想学习一些几何学知识，问题倒还不大，但如果想知道欧几里得究竟是如何思考和呈现其体系的，那么这样做只会加深误解，使我们更加远离希腊人对几何学的看法和做法。

  目前市面上可见的《几何原本》中译本有近十种，但真正付出过严肃认真的学术努力的版本只有兰纪正和朱恩宽翻译的当代汉语版本（1990年在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2003年修订再版，后于译林出版社重新出版），其他译本则大都粗制滥造、无甚价值。兰纪正和朱恩宽译本的底本正是希思的英译本，但并未把其中的大量评注译出。在这些评注中，希思对《几何原本》的源流和版本，每个定义、公理、公设、命题的来龙去脉，以及其中涉及的难以理解的关键术语都做了极为详细的解说，如能将这些内容全部译出，其重大的学术意义自不待言。但不译评注也并非没有好处：首先，希思的版本有三卷、1400多页，《几何原本》的不同卷次分散于三卷之中，非常不方便携带和查阅；其次，要想在希思版中从一条命题移到下一条命题，往往需要翻过若干页的评注，这使人很难找到欧几里得的原文在哪里继续，从而就欧几里得的原有体系形成清晰图像；此外，虽然希思的英译很好，但并非他的所有评注都恰当和正确。这些评注毕竟是在一百多年前做出的，随着学术的发展，其中不少内容已经过时，而且希思在很多地方也不可避免用现代的数学概念来解释欧几里得，从而产生误导。

  兰纪正、朱恩宽版的中译本虽几经打磨，但仍然包含着不少错误。其中一些是难以避免的小错，比如字母的误抄和关键术语未统一，但也有一些错误是因为没有正确理解原文，这既包括对有些原文句子结构的错误理解，也包括我们前面所说的对几何原本做了过于现代的处理。仅以《几何原本》第一卷的定义1和定义3为例。定义1的原文是：“A point is that which has no part.”兰、朱版译为“点是没有部分的”，但其实应当译为“点是没有部分的东西”。“东西”二字的加与不加，反映了对“点”的本质定义和属性定义之别。欧几里得说的是，一个东西只要没有部分，那就是点。而根据兰、朱版译文，就好像“点”除了“没有部分”这个属性还有别的什么属性似的。定义3的原文是：“The extremities of a line are points.”兰、朱版译为“一线的两端是点”，但其实应当译为“线之端是点”，原文中并没有“两”。欧几里得说的是，“线”只要有“端”，那就是“点”，但并没有说“线”有“两”端，比如圆就是线，但圆并没有端。之所以有这样的误译，是因为天然把“线”理解成了现在的“直线段”。类似地，我也没有按照现代数学的理解把欧几里得所说的“直线”（straight line）译成“线段”，把“圆周”（circumference）译成“弧”，甚至没有把“二倍比”（duplicate ratio）、“三倍比”（triplicate ratio）译成“二次比”、“三次比”，因为在古希腊和中世纪，我们所说的“比的相乘或相除”被称为“比的相加或相减”，如果把“倍”译成“次”，虽然符合现代的理解，但我们阅读有些古代数学文献时就会一头雾水，事实上，这种误解在科学史上的确导致过严重后果。

  基于以上考虑，我以希思的英译文为底本，不揣冒昧地重新翻译了《几何原本》的正文，并且尽可能地忠实于原文，不做过分现代的解读。我还把《几何原本》各卷的定义、公设、公理、命题题干的希思英译文附上，以方便读者对照。虽然兰、朱译本仍有不小改进的余地，但如果没有这个译本先前付出的巨大努力，我是不敢接手这项艰巨任务的。我深知，改进一个译本永远比从无到有的翻译容易得多，因此我要向兰纪正、朱恩宽两位先生的开拓性努力致以深深的敬意。我并非研究古希腊数学和欧几里得的专家，对希腊语也只知皮毛，译这部经典名著可谓诚惶诚恐，也倍感荣幸。真诚地期待广大专家和读者不吝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