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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天池一苇 发布时间：2011-06-27 20:56:54

  就是蒙古秘史，大赞的一部史书，篇幅不大，文字极其口语化（蒙古兴起相关的历史很多都是如此），了解蒙古初期历史可看。

• 作者：chch 发布时间：2016-09-05 12:23:09

  很好的入门书，简洁全面，适合小白。learning python之类大砖头太不友好。这本虽然有些地方讲得不深入，但是对新手友好。

• 作者：信步云深处 发布时间：2021-04-28 00:30:46

  读了一章发现了好几处错误。出本书不容易，有点错误能理解。但是感觉这就是高校老师带着几个学生拼出来的。

• 作者：夜河 发布时间：2022-10-21 00:25:00

  这也太好看了！！！！！

• 作者：玉山信士 发布时间：2019-03-07 22:12:22

  《难经集注》的整理特别特别走心。但是！前一部分的《难经》白文整理的特别特别的搞笑！

• 作者：恶鸟 发布时间：2018-12-03 19:32:09

  袁哲生的小说不轻易给人锋芒，叙事就像暖玉，用体温捂着养，当放出光芒的时候，他就退出了光圈，连个人的风格也只留一些影子。人总是望他的背，读到他，也已经不给你看到他的生。

• 《街角社会》与街角观察

  作者：Fung赌必输 发布时间：2019-08-19 15:51:07

  《街角社会》对于怀特来说，要解决的是科纳维尔地区的社会形态以及个人的行动如何与社会向作用，对于我而言，要解决的则是如何通过合适的方法来解决上述问题。《街角社会》中的前三编解决了怀特的问题，而后面的附录一：关于《街角社会》的成书过程解决了我的问题。

  在整个三编中，怀特对科纳维尔的基本研究单位是关系，就像他在序言中提及的，要解决科纳维尔这一地区的问题或者帮助这一地区，那么就非要弄清楚街角社会中人与人之间、人与组织之间、组织与社会之间的种种关系。

  《街角社会》的第一编：

  街角青年和男大学生中就按照这一逻辑分为了三章，“多克和他的小伙子们”描述了街角青年之间的人际关系和诺顿帮的组织关系；第二章“奇克和他的俱乐部”阐述了科纳维尔大学生群体的人际关系和意大利人社区俱乐部的组织关系，以及科纳维尔地区街角青年与大学生群体之间的种种相互作用；第三章“社会结构和社会流动”则说明了处于街角社会底层的组织在整个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并强调了街坊文教馆在其中的作用。书中对于诺顿帮的介绍是令人深刻的，怀特以清晰的思路将整个帮派的组织架构和人员变动进行了梳理，读者可以轻松地了解到诺顿帮的运行机制，以及诺顿帮与外界的相互作用。在附录一中怀特给出了答案，因为在科纳维尔的调查中，多克是怀特首先认识并且是最重要的一位观察者，后来多克甚至一度成为了怀特这项研究的“合伙人”。怀特在说明多克和他的诺顿帮时，并不是按照老生常谈的对人物进行一一介绍，并说明他们在组织内的职务，而是通过寻找一个能够反映出组织真实情况的外部关键因素来说明，这也正是怀特的过人之处，或者说这是参与式观察的优势所在。怀特抓住了保龄球与诺顿帮之间的关系，在他发现弗兰克作为一个一流的保龄球手但在集体比赛时却总是发挥的不尽人意时，他就注意到了一个事实，个人表现与群体结构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群体内的保龄球水平基本是按照个人在诺顿帮中的地位排列的，很少会出现例外，而当有特殊情况出现导致组织内部发生冲撞因素时，像多克、迈克或者丹尼这样的组织上层领导将会出面，使这种意外在以后尽量避免，也就是打压表现过分优秀的选手。除此之外，保龄球运动也正是保持诺顿帮有日常活动和与其他外界组织交流的重要手段。攻击的目标失去他们的社会地位和抱负，正是这个才使得战胜社区俱乐部如此令人称心如意。也就是说，怀特找到了诺顿帮得以维持的外在变现，保龄球作为一种日常的惯例活动其实是研究的关键切入点。与阿芙罗狄蒂俱乐部的女青年联谊中，也说明了和保龄球同样的问题，为了使群体顺利行使功能，非正式地承认和保持声望的等级高低是必不可少的。书中对诺顿帮的变化也逐一说明，多克的政治竞选导致了诺顿帮的解体，怀特用更多的篇幅讲述了多克为什么最后临阵脱逃，以及新的领袖安杰洛为什么无法领导诺顿帮的剩余成员。个人在组织中的习惯成就了诺顿帮也摧毁了它，当一个人员和关系稳定并依靠非正式规定的组织中，出现了外部导致的急剧变动时，这一组织就按它的稳定惯性一并消解了。这与身为大学生的奇克不同，但却同样会影响他和意大利人社区俱乐部。

  奇克·莫雷利是艾维大学法学专业的研究生，与多克和街角青年相比，奇克属于科纳维尔的大学生群体，这两个群体占据了科纳维尔的大部分空间，并且中间存在着隔阂与矛盾。关于奇克和他俱乐部的描写中，在多克加入俱乐部以及奇克遭到反对而让人印象深刻。大学生群体的组织与诺顿帮不同，它需要有明文条款对俱乐部进行规定，并且俱乐部在一开始有着明确的目的，而不是诺顿帮那样的打发时间。奇克遭到反对的节点是对副主任的竞选，多克帮支持阿尔特·泰斯塔，奇克也许诺要投他一票，因为奇克和另一位竞选者托尼·卡迪奥的关系欠佳。但就在竞选投票形成平局需要奇克做最关键选择时，奇克却将票投给了托尼，理由是托尼是大学生，并且他有经验。从客观来讲，奇克的做法很公正并且是出于对俱乐部考虑，但后果则是奇克在俱乐部的地位降低甚至是失信。这说明了两个问题，一是教育带来了机会和矛盾，在诺顿帮与意大利人社区俱乐部的早期历史上有三个社会阶层，最底层是街角青年，最高层是大学生，二者之间是中间阶层，街角青年中大学生处于显性的高低位，但处于隐性的低地位，因为街角青年们也需要给自身树立身份认同和自信。二是，当两者在一起共事时，往往隐性的地位起着主要影响。就像怀特在后文中给出的结论一样，当街角青年们组织俱乐部时，有时候他们有章程，但他们在做出决定时并不按照议会程序，他们是通过非正式地联合来形成决议的，虽然意大利人社区俱乐部核心的形成是根据老师按照学生们的成绩将他们划分的等级，但随着多克帮的加入，俱乐部中的实际性质也就发生了改变。最后俱乐部的属性变得与诺顿帮趋同，即议会程序可以很好地被用来使已经非正式作出的决定正式化，这也成为了奇克离开的原因，如果作为大学生的他还要在地位和规则上隐性听从街角青年，那他宁愿选择放弃。

  对于街坊文教馆而言，怀特将它比作科纳维尔社会流动的动力机器。文教馆是社会工作者的聚集场所，从某种程度上说是中产阶级的代表，因为它坚持中产阶级的标准和中产阶级对下层阶级成员的奖赏。但怀特指出，由于文教馆中的一些缺陷导致在刺激社会流动的同时，也加深了诺顿帮与意大利人社区俱乐部之间的隔阂，从而在加剧这两个群体之间的冲突和使俱乐部阶梯方面起了重要作用。在谈论社会组织忠诚度和流动时，怀特举了一个恰当的例子，他认为由于奇克依靠大学生身份和那种身份认同攀上了社会进身的阶梯，上层阶级会把他作为一个典范，说明一个出身卑微的能干人可以取得何种成就。他的事迹将被用来证明我们的民主社会的生命力。而随着奇克的不断向上移动，上层阶级听到的报告则是街角青年们是一群懒惰、不肯各做的人，作为一个群体不值得和他们打交道。这样一来，街角青年和大学生在社会流动上就陷入了一个死循环。这种社会流动的结果归根到底是两者对忠诚度的不同观念，大学生或是不肯让一群亲密的朋友束缚自己，或是情愿牺牲他与那些进取得不如他快的人的友谊。而街角青年则被一张彼此富有义务的网将他与他的帮连在一起，他或是不愿意，或是不能够摆脱它，就像多克一样。

  在第二编

  ：非法团伙成员和政治家中，参与式观察的优势显现的更为淋漓尽致。因为非法团伙成员、政治家和他们的活动很难通过变量去测量，尤其是处于社会背面的非法团伙，我们甚至对于这一研究对象无从了解。怀特利用他在科纳维尔的稳定地位和人际关系，逐渐获得了与非法团伙的人际关系，并进行了进一步的观察。怀特将非法团伙的说明分为了两部分，一是宏观背景，包括非法团伙活动的历史、彩票赌博业为什么成为当地非法活动的主头部分以及非法团伙与警方的关系。二是微观背景，怀特深入到科纳维尔社交和体育俱乐部中对非法团伙成员的日常行为和内部组织关系进行了更细致的观察。

  宏观背景中对于和警察的关系值得关注，因为对于一个非法团伙来说，与警方的关系构成了非法团伙组织外部环境最为关键的一环，也直接影响到相关群体与社会的关系。在《街角社会》中，怀特用义务用一套相互义务为基础的人际关系对警方与非法团伙进行了说明。和诺顿帮一样，警方和非法团伙中间也形成了一个非正式地协定，在科纳维尔，部分警察保护着彩票赌博业，因为这可以使地区稳定发展，只要非法活动是有序展开，那警方就不会进行过多的干预。而在警察内部，一名警察不要去妨碍另一名警察的财路，这已成为一条规矩。并非所有的警察都对非法团伙放手且从中收取贿赂，警方也有一部分群体对非法团伙坚决抵制，尽管这会使他们在自己的群体中受到排挤，但从客观上来讲，这有利于地区整体的稳定。在双方严密的层级组织中，我们能够看到各式各样的义务关系，这些关系作用着人际关系和组织之间的关系，这也使科纳维尔有了稳定的社会流动和固定层级。而对托尼·卡塔尔多组织的肯纳维尔社交和体育俱乐部，怀特用日常活动、组织选举、重大动议和政治选举对上述的关系进行了详细举例。

  这也引出了科纳维尔地区的另一个问题，政治竞选。政治家和非法团伙成员是在相似的环境中长大的，他们影响着同样的群体或同属一类的群体，有可能行使某些同样的功能，并有着许多同样的利益。对拉韦洛的竞选组织观察，怀特得出了警方、政治家、非法团伙和街角青年群体之间的关系，政治选举成为了这一地区最具有重要意义的活动，从而将各种群体相连接。在政治竞选中，政治集会和政治演说是维持支持者们热情的主要动力，科纳维尔的政治演说包括五个要点：种族的呼吁、阶级的呼吁、个人的呼吁、对准备担任的公职的资格的说明、对候选人的政治势力的说明。前两者是广泛且富有激情的调动，在这里怀特也解释了为什么相比于1936年总统大选，1940年罗斯福在科纳维尔地区的支持率直线下降。因为罗斯福在政治演讲中触及到这一群体最为根本和深远的认同，即对墨索里尼的批判伤害了这些意大利后裔的民族感情。个人的呼吁则属于在政治演说中扮演着中规中矩的角色，它更大程度上只能反映演讲者的口才、思辨能力和基本态度。后两者则是对支持者眼前利益的调动。政治家通过对支持者在工作和财政上的承诺，以及用现金贿赂支持者以确保自己在该区域的选票。当然随着承诺每一次的被放空，支持者中间也有了一条不成文的规定，那就是现金利益永远要比政治家承诺的工作靠谱。就民族利益与经济利益相比，则要看经济利益对个人的影响，如果只是一个五美元的现金贿赂，则无法动摇群体对于民族情感的认同。

  在第二编第六章“政治和社会结构”中，怀特用两张关系图清楚地表述了科纳维尔各组之间的关系，并对何种事件对应哪一关系进行了说明。在图表中，还有另一个关键信息，就是在科纳维尔社会关系中，想要越级沟通几乎是不可能的，如果想要办成某件事，不但需要这个人有着广泛的人脉，还要求他的人脉在这件事情中应该准确无误。怀特用为垒球俱乐部修建公园护栏网为例，在找到了相应的人际关系后只用了不到一周的时间。如果没有球队队长—萨姆—萨姆的朋友—肯德尔先生—韦努蒂/科蒂洛/菲乌马拉—市长—公园管理员—公园部门—立法执行委员会这一精准的人际关系链，想要修建好护栏网可能需要等上两年或者更长时间。

  在《街角社会》第三编

  ：结论部分，怀特对所提出的问题答案进行了整理。分别说明了帮派与个人的关系、社会结构以及科纳维尔存在问题和来源。在帮派与个人部分，怀特从时间、财政、特长、人际关系四个角度做出了说明。一个帮派或组织领袖的参与时长应该是最长的，并且与大学生的俱乐部相比，街角青年更倾向用更多的时间来参与到帮派和组织之中。怀特给出的解释是，由于群体的成分稳定，其成员又缺少社会保障，所以形成了群体内部非常高的社会相互作用率。而由于这样的组织通常严重偏向一个领导者，例如多克在诺顿帮的提议就是他们的活动内容，因此社会流动在这么大程度上取决于个人的活动，这样的一个组织就必然及其不稳定了。一个组织的领导者在财政方面由其大度，这在诺顿帮这样的街角青年群体中显而易见，多克会经常请客或借钱给随从者，但却不会接受随从者或其他群体中地位不等的人的请客或施舍，即便是在多克经济困难时期。这也说明了在群体中，非正式的尊重可以从方方面面体现，包括经济上的作用，当然也包括涉及到群体日常活动中的个人特长。在之前也提及保龄球的水平和成员地位有着密切的关系，如果成员们希望群体内部稳定和自己在群体中的角色稳定，他们就应该按照群体内的关系来发挥而不是自己的真实水平。而领导者同样不能松懈，因为他必须在群体特别感兴趣的某个方面有些本事，正如多克本身就是一名一流的保龄球选手一样。

  由于对科纳维尔基本单位有了详尽的了解，那么对于整个社会来说，不过是更过的基本单位和更高层组织的有机关系。在这里，它们包括帮派、俱乐部、非法团伙、警察、政治组织。大人物、中间人和小人物之间的相互作用构成了个人关系的等级制度，其基础则是一系列的相互义务。按怀特的观点，我们已经从以一套相互义务为基础的人际关系的等级制度方面，描述和分析了街角帮、非法团伙和稽查组织、政治组织和社会结构。科纳维尔的全部制度都是由这些基本要素构成的。

  怀特通过对各组织间人物关系的描述，以相互义务为关系纽带，对科纳维尔进行了清晰地说明，并在书的结论部分提出了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建议。当谈到科纳维尔的问题时，怀特一针见血，他指出这一地区的问题不在于它没有组织，而在于它本身的社会组织未能与它周围社会的结构融为一体。而社会工作者又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比如说文家馆的工作人员甚至没有意大利人，并且以中年以上的妇女居多，这样的人员组织结构不利于和当地的意大利青年进行有效沟通，这也使科纳维尔的居民对文教馆越来越持敌视态度。其次，像大学生俱乐部和街角青年帮派一样，科纳维尔人要想成功，必须在商业及共和党政治的世界，和民主党政治及非法活动团伙的世界之间做出选择。如果选择了前者，在外界社会或更高阶层的社会来看是属于积极的向上社会流动，他们会得到外界的广泛认可，但在科纳维尔则会被认为是这个地区的一个异己分子。而如果选择在后者中发展，虽然会被当地人认可，但却会在外界被认为是一个被社会抛弃的人，属于一种消极的自暴自弃式的向下社会流动，甚至是阶层固化加剧。显然，如果想解决科纳维尔最急迫的问题需要三个条件：教育、经济和社会工作者的调动。在这里经济尤为关键，这涉及要为他们提供更好地经济机会，给他们更多的责任来操纵自己的命运。并且经济本身也涉及到教育相关，如果家庭中没有良好的经济环境，那么在实践中这些青年将很难建立起对大学生群体的认同，尽管他们会认为上大学对他们自身有帮助。而文教馆作为社会流动的刺激机器，如果失效的话会给科纳维尔带来更严重的阶层固化和群体矛盾。在多克对怀特说的话中我们可以找到答案，“当初哪些街坊文教馆是必要的。当我们的父母在这里落户时，他们不知道到哪里去或应该干什么。他们需要社会工作者作为中间人。当时，他们干得很好。可是现在，第二代长大了，我们已经开始长出翅膀了。他们应该撤掉那张网，让我们飞。”

  三百五十多页的正文解释了街角社会的关系和运作方式，而近一百五十多页的附录则讲述了成书的曲折过程，其中也回答了参与式观察的使用方法。以附录中的顺序来讲，怀特在制定研究计划期间也经历了多次方向上的改动，在咨询相关专家后怀特表示“我感到印象最深的是它们离我进行的实际研究很远。”而怀特在研究方法的选择上则是从争论和认识论的角度入手的，在研读《中城》、《格林威治村》、《心灵与社会》等相关研究后，怀特在其中获得了理论上的支持。前期的研究认为，在社会研究中，不管其他方面多么可能是主观的，却总可以客观地建立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作用模式。这为怀特后来在研究中提出的“对偶事件”和“集合事件”提供了思路。对偶事件是指在两个人之间发生的事件。在集合事件中，则是由一个人为另外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发起行动。这样一来就能明确庞杂群体组织中的成员之间的关系。怀特作为一个社会学入门者在进行参与式观察初期同样遭遇了困境和难堪，没有办法深入到被观察者中，甚至无法与相关的访谈对象交流以至于被赶出了酒吧。这期间怀特在文教馆找到了突破口，因为文教馆是当时怀特唯一能与被观察者交谈的场所。在这里怀特认识了多克，由于怀特自己的身份和目的，多克很愿意帮助他进行研究。可另一个问题随之出现，想要真正地获得一手资料和进行观察，怀特必须在科纳维尔有自己的住所，而不是每天呆在哈佛大学。马丁尼和他的家庭成为怀特的又一关键突破点，当怀特真正融入到马丁尼的家庭中时，他才真正意义上开始了他的研究。因为在马丁尼家不仅仅提供的是住所，更是一个长期的文化和语言学习环境，这使得怀特作为一个观察者更像是科纳维尔的街角青年而非外地的调查人员。

  当怀特正是开始研究时，也开始了他的参与式观察训练，他的第一个对象群体就是诺顿帮，而他第一个学到的经验就是学会什么时候提问，什么时候不要提问，以及问什么问题。因为一次失败的提问不仅会带来与观察对象之间的尴尬场面，还会有损好不容易在诺顿帮建立起的个人地位。第二条经验是参与者打算再多大程度上使自己融于这个地区的生活。起初怀特极力模仿和学习当地的说话方式，但却取得了相反的效果。在一次闲扯中怀特说出来一大串不堪入耳的脏话，这是诺顿帮的大伙都不再往前走了，而是惊讶地停下来望着怀特。多克摇头说，“比尔，你不该说这样的话，这可不像是从你嘴里说出来的话呀！”可见参与者想完全融入进被观察的文化体系是不可能且不被认可的。这让我联想到特立斯在写《邻人之妻》时的一些事情。特立斯为了完成新新闻主义的著作就不得不将自身也加入其中，这也属于参与式观察的一种。当特立斯面临着必须参与换妻俱乐部、手淫按摩室以及体验裸体俱乐部时，他则面临着严重的道德问题和家庭问题，当然最后特立斯的妻子对他丈夫的研究和调查表示支持，但并非所有研究者都如此幸运，这也让参与式观察者在参与观察的位置成为了难题。怀特给出的建议是，一个观察者合适的位置，应该是在服从被观察者组织内部的基本规定和潜在规则之上保持自身的个性，而想要做到这一合适的位置，可能需要大量的练习和人际交往的天赋。在对诺顿帮的参与式观察训练中，怀特加深了研究方法和思想上的肯定，他认为一个人的态度是无法被观察的，而必须从他的行为来推断。由于行动可以直接被观察，并可以像其他科学数据一样被记录下来，所以通过研究一个人的行动来了解这个人，似乎是明智之举。这种方法不仅提供了有关非正式群体关系的性质的情况，而且为理解个人如何适应其所在的社会提供了一个框架。第三条则是观察者的观察内容并不局限在重大事件或活动上，日常活动才是观察的主要内容。怀特对于群体地位和保龄球关系的解读十分巧妙，但这是在怀特参与诺顿帮很长一段时间后才发现的问题。他反省道“我应该是为例观察打保龄球而打保龄球，而不是为了观察别的什么事去打保龄球。于是我认识到，这些人日复一日的常规活动才是我的研究的基础资料。”最后，在观察日常活动的前提下，观察者应该用更敏锐的眼观看出，哪些活动维系着群体成员以及他们与社会其他组织之间的关系。这一问题怀特在研究的后期意识到，必须围绕某种持续的活动，才能把各街角群体组织在一起。无论是帮派、俱乐部还是非法团伙、警察和政治组织。 赖利和邓金提出了对参与式观察批判的观点。他们认为怀特是一名“实证主义—社会现实主义者”，并且在今天社会现实主义正遭受到攻击。如今它被看成只不过是讲述外部的那个世界的故事的一种叙事方法。赖利则认为《街角社会》是经过人种志学家们过滤的文化描述，实际上是二流或三流的小说，根本没有什么可以由观察者准确地描写的“外部的”文化或组织。怀特基于“后基础”的民族学给出了富有思考性的回答。他认为，客观—主观的差别并不似我曾经认为的那样一清二楚。即便是被观察者在他们所属的文化中，也有他们自身没有认识到的地方。这一问题被继续放在更大的领域来争论，即个案研究和统计学何者才是社会科学研究的正确方法。怀特认为与赖利相反，个案研究可以发现一致性，这些一致性可以在其他个案研究中，从实验中和数量上进一步得到检验。此外，个案研究还可以得出一些见解，导致作者或其他人在理论上取得进展。最后怀特指出了统计学中的证明和参与式观察的文化研究的不同。一项卓越的文化研究可以为理解这种文化的成员并与之交流提供有益的指导。这与科学证明不是一回事—但是，如果人们只对经过科学证明的命题做出反应，他们所能采取的行动就寥寥无几了。可以看出，怀特的说辞并没有全面肯定或否定哪一方，而是为参与式观察的文化研究在社会科学领域找到了不可或缺的理由。

• 大历史，贯穿五百年

  作者：林夕 发布时间：2012-03-11 23:53:13

  读不懂的书，试图努力去读。对于历史，应该有一个谨慎的态度，虔诚的去解读。

  全书分为几个部分，主要是黄先生近三十年来几篇不同时期的论文，篇章的选集。从《三言》去看待明朝的个体经济，让我有了一个全新的角度。虽说小说里的故事不能作为依据或者参考，可黄先生从中抽离，剥茧一般的将故事中的经商，财富的规模，整个商业在明朝时的动态，进行说明和举例。多处有不明白，然让我有一种惊喜。

  对于资本主义的全新诠释，从一个大历史的角度再次进行考究。对于资本主义，这样一个现在泛滥的词语，我却有了更为慎重，别样的认识。对于一个主义，更多的因该从人民运动的角度进行连贯的看待。封建主义，则应该也有一个确切的定义，之后再进行比对。

  对于明朝财务，税收的分析和见解，对于整个社会包括之后历史都有深远的影响。书中的，对于数目字管理，商业资本的积累与运作，财政核算中的结算单位，这些都是从一个更深的层面去分析，东西方这近代五百年的发展的迥异。其中对于低的阶层的经济状态的衡量标准，让中国一次次的错过机遇。

  提到一点，蒋公的更高阶制度和毛的较低级的经济制度，却再次让中国的历史滑向了不同的方向。中国的上千年的历史，文化对于土地的看待问题，其实也是上层社会对于其管理体系的奠基。这样的选择，不仅仅在1949年，而在于明朝的建立之初，清朝的建立都有过类似选择。这究竟为什么？让人难以理解。

  亚当斯密，对于中国的描述，竟和马可波罗时期无所差异。中国确实在经济发展中停滞了许久。短短的三百年历史，从明初朱棣的时期财政收入3800万盎司，同期英国200万盎司，到明末清初仍旧3800左右盎司 ，而同期英国3200万盎司。这样的数字让人不尽感慨。这样贯穿五百年，我只想说，那时失去的五百年。

  放宽历史的视界，才能更彻底的去解读历史，也更好的服务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