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绝望的政治：日耳曼意识形态崛起研究（哥伦比亚大学荣誉教授弗里茨·R.斯特恩的经典力作，深度解析德国如何从绝望走向战争） 下载 pdf 电子版 epub 免费 txt 2025

本书是一项因循文化批判主义路径的研究。通过分析拉加德、朗本和范登布鲁克这三位主要现代德国批评家的思想和影响，弗里茨·R. 斯特恩阐释了特定类型文化绝望的危险和困境。这三位批评家对德国文化和德国人精神的批判通常是深刻且公正的，他们不仅是德国文化危机的批判者，也是其表征和受害者。

因为无法忍受他们自己诊断出来的，并在其自身的生活中深刻体验过的这种疾病，他们试图成为能够指出德国民族重生路径的先知。虽然他们为此而提出的转型方式是残酷和理想化的、民族主义和乌托邦的，但正是这种跨越所有现实，从绝望到乌托邦的飞跃，赋予了他们思想非凡的品质。

1974年平装本序

前言

第一部分 保罗·德·拉加德和一种日耳曼宗教

第一章 作为学者的批评家

第二章 反现代性的理想主义

第三章 日耳曼宗教

第四章 日耳曼民族

第五章 德国教育的腐败

第六章 被铭记的先知

第二部分 尤利乌斯·朗本与日耳曼非理性主义

第七章 作为失败者的批评家

第八章 艺术与反抗现代性

第九章 艺术、政治与英雄人物

第十章 朗本与19世纪90年代危机

第三部分 默勒·范登布鲁克和第三帝国

第十一章 作为流亡者的批评家

第十二章 美学家的政治转向

第十三章 右翼的良知

第十四章 走向第三帝国

结语：从理想主义到虚无主义

注释

致谢

参考文献

索引

弗里茨·R. 斯特恩

德裔美国历史学家，致力于研究德国历史、犹太历史和近现代欧洲史。哥伦比亚大学荣誉教授和前教务长，曾在康奈尔大学、耶鲁大学、柏林自由大学和康斯坦茨大学等多所著名大学任教。主要著作包括《文化绝望的政治》《非自由主义的失败》《金与铁》《我的五个德国》等。

暂无出版社相关信息，正在全力查找中！

第一部分 保罗·德·拉加德和一种日耳曼宗教

第一章  作为学者的批评家

    我所知道的是：我不属于这个时代也不属于这个世界。我的祖国必须变得更加强大。

                                                ——拉加德

    保罗·德·拉加德（波提舍）是一位才华横溢但性格古怪的学者、道德家，他一生都在谴责和痛斥那些他最想热爱的东西。他一直深受宗教的影响，然而在19世纪40年代，当他还是一名学生时，便对有组织的基督教失去了信心；自此以后，他便开始嘲讽和抨击新教教会。作为一名保守派，他在19世纪50年代与普鲁士保守主义决裂，并斥责了其反动路线。作为一名爱国主义者，他猛烈抨击国民道德沦丧，并预见了其灾难性后果。拉加德认为自己是一个无家可归之人，他生命中最大的热情就是去寻找一个新的共同体，即拥有虔诚信徒的德意志民族。

    19世纪50年代，革命溃败，俾斯麦政权兴起，拉加德就成长于那个冷酷黑暗的年代。正是在那样一个政府失灵、个人失落的年代，对于民族的前途，拉加德孕育出一种非理性的悲观主义情绪。俾斯麦的成功也不能消除拉加德的恐惧。拉加德在1871年之后发表的五十多本小册子中警醒人们，德国人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分裂，人们的信仰和活力的丧失将导致民族的毁灭。

    但是拉加德不只是想成为一名末日预言家，他坚信德国能够复兴，他还力图将德国重生的愿景带给德国人民。他自己将带领他的人民走向新的德国。只有国教，即日耳曼-基督信仰，才能使德意志民族的精神获得重生。只有根除那些披上伪装外衣的自由主义，只有吞并奥地利帝国，即激进的“大德意志”方案，才能使德国继续存在和发展壮大。

    尽管拉加德对文献学和宗教史做出的学术贡献相当重要，但基本上都被他人所取代。唯有对文化的批评和对解放的憧憬使他留名后世，并且对好几代德国人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托马斯·曼称拉加德为“德国的老师”，他是所有那些不满资产阶级社会单调乏味生活的德国人的老师。后来，国家社会主义者称拉加德为他们主要的精神导师之一，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将拉加德作品选集分发给士兵阅读。一个充满不满情绪的民族铭记了这位预言民族末日和民族重生的先知。

    保罗·安东·波提舍于1827年11月2日出生于一个老派撒克逊家庭，这个家庭的好几代父辈都是让儿子从事新教牧师职业。保罗童年时期的生活充满苦难和孤独：刚出生十二天，他年仅十八岁的母亲就去世了。他的父亲陷入长期的悲痛之中，并愈加想念一年前夭亡的女儿。在那段哀痛和不问世事的日子里，老波提舍因为妻子的过世而憎恶自己的儿子。幸运的是，还有两位姨妈给予了保罗母亲般的关怀、慈爱和娇宠。

    保罗的父亲威廉·波提舍最开始是想做一名牧师，但最后放弃神学而选择了语言学。他怀有狂热的宗教信仰，一生都是阴郁且偏执的基督徒，他认为，对于一个信奉宗教的家庭来说，完全阴郁的气氛才最合适。这位虔诚的利己主义者恐吓他的儿子，就像他在柏林的弗里德里希——威廉斯文理中学对待他的学生一样——他在那里教授希腊语和拉丁语。他偶尔也会撰写一些批评著作或历史书籍，选取一些奇怪的话题，如“根据罗马与德国的关系来研究塔西佗思想中的基督教元素以及他作品中典型的先知人物”，而更短一点的散文则会探讨犹太人如何被统治。保罗曾经嘲笑他父亲“令人作呕的创作”，但是他自己也怀着同样的热情在发表作品，并且和他父亲一样多才多艺。尽管他常沉思自省，但拉加德从未意识到，父亲的思想对他的影响有多大：他的父亲既暴躁又多情，其偏执又慷慨的性情与拉加德何等相似。

    1831年，波提舍再婚。两年内，保罗有了两个异母弟弟，而1835年出生的备受疼爱的妹妹于三年之后夭亡。在这个新组建的家庭里，保罗就像一个外来者，一个入侵者——他的继母发现很难管教一个和父亲关系如此紧张的孩子。他的父亲丝毫也没有变得温和；等到保罗再长大一些，他的父亲变得更加专横，且从来不和他谈起他的母亲。此后，保罗与父亲的关系再也没有愈合。1850年，他被叫去看望临终卧床的父亲；令他惊讶的是，自己内心居然没有一点悲痛的感觉。这种麻木感困扰了他一生，关于父亲的记忆一直折磨着他，直到他死去。

    拉加德经常谈起自己青少年时期的不幸：“我度过了一个不快乐的童年和青年时期，离群索居；难怪比起我希望爱的人，书籍和梦想对我生活的影响要大得多。”当他的妻子打听他早年的经历时，他回答道：“你无法理解这一切，这种悲伤简直无法言喻。”很难讲清楚他哪些悲伤的回忆是事实，又有多少是自怨自艾。他似乎痴迷于自己童年的悲惨和不幸，并将晚年的病痛归咎于早期的不幸。我们知道，在梦境和幻想中，他一生都在哀悼和崇拜他的母亲。毫无疑问，童年的感受对他的智力生活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比如我们发现，对于孤独的恐惧感使他渴望统一的德国共同体——他坚持认为个人的力量只有在一个统一的社会中才能得到充分的发展。他与父亲的矛盾关系奠定了他日后对同僚以及现存一切权威的厌恶和怀疑。

    在拉加德的青年时期，柏林的浪漫时期已经结束。他瞥见了柏林浪漫时期最后的盛景，并且在其自传作品中描绘了柏林19世纪40年代和19世纪50年代早期的动人面貌。他还自豪地提及，当他还是一个小男孩的时候，好几次有机会坐上施莱尔马赫的大腿。但是他也目睹了这种文化的终结。比如他提到在施莱尔马赫去世后，德国的宗教生活逐渐衰落。保罗的家人和朋友再也不去教堂。“在柏林，与上帝同在的生活只存在于少数孤独的人安静的房间里；这座城市本身并不知道这一点。

    拉加德是一名如饥似渴的读者，他最喜欢阅读浪漫主义作家的作品。他一遍又一遍地阅读卡尔·拉赫曼关于沃夫兰·冯·艾森巴赫的作品，以及关于阿希姆·冯·阿尼姆、巴托尔德·格奥尔格·尼布尔和萨维尼的著作。他对雅各布·格林在1835年出版的德国神话集印象深刻。拉加德的浪漫主义热情极为强烈且从未消退。他也十分喜爱音乐，在他父亲外出的日子里他会独自弹奏钢琴。

    1844年，保罗从文理中学毕业，并于同年的复活节进入柏林大学学习，“此时的他仍更像个小孩而不是青年”。保罗听从父亲的安排，选择了神学系。自从黑格尔和施莱尔马赫去世，整个大学，尤其是神学系便江河日下，毫无独特之处。拉加德跟随父亲的一位朋友学习，这位朋友即恩斯特·威廉·亨斯滕贝格，一个传统的虔信派教徒，同时也是激进的新教保守派领袖。在亨斯滕贝格看来，真理的唯一来源是上帝在《圣经》中说过的话；偏离这一教条就意味着将迈向无神论。作为《福音教堂报》的编辑，他发动了恶毒攻击理性主义者和自由派神学家的运动。比如他假想政敌戴维·弗里德里希·施特劳斯被撒旦附身，由此他的论调为道德偏执树立了新的标杆。但是亨斯滕贝格也是一名学者，拉加德曾有幸聆听他关于《旧约》的演讲，在演讲中他论证了当时不受欢迎的主张，即《旧约》对基督教来说和《新约》一样重要。拉加德受亨斯滕贝格的影响颇大，尤其是强调《旧约》的重要性这一点，这也是拉加德自己学术理念的中心。他既钦佩亨斯滕贝格，同时也公开诋毁他。他的其他神学老师包括奥古斯特·内安德，一个改变宗教信仰的犹太人，拉加德十分厌恶此人。另一位老师奥古斯特·特维斯腾，是施莱尔马赫的传人，他没有什么学术主张，但是拉加德很尊崇他的性格。之后，在哈雷，拉加德师从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托勒克，托勒克热情关注宗教带来的纯粹情感体验，这给拉加德带来很大的启发。总的来说，神学家们以及他们之间激烈的争辩使拉加德大失所望，导致他日后否定任何形式的正统观念。

    对拉加德起决定性影响的是伟大的诗人、语言学家弗里德里希·吕克特，他教授了拉加德阿拉伯语和波斯语。吕克特对他以朋友相称，激发了他对语言学的兴趣。拉加德决定致力于语言学研究，将语言学用以服务神学，并由此推动了《圣经》批评研究的发展，该研究在当时是最主要的“智力工程”之一。

    1845年，拉加德首次谈到他的抱负：他准备编写评述版的《新约》和《旧约》，像伟大的语言学大师卡尔·拉赫曼为艾森巴赫、尼伯龙根和《新约》部分内容所做的那样，为《圣经》研究做贡献。不久之后，他明确表示，他的目标是完成《旧约》的希腊文译本的修复工作。在他二十岁时，已经发表了自己的第一篇研究论文《阿拉姆时刻》。该论文研究了一百一十个波斯、亚美尼亚和印第安语词语，这些词语已被吸收进入阿拉姆语。尽管他掌握了这些艰深的语言，但他依然不满足；拉加德的第一篇研究论文和以后的所有研究一样都有一个共同特点，他介绍了一些碰巧在他脑子里出现的完全不相干的话题。

    1848年，是德国自由主义奇迹迭出的一年，拉加德这一年唯一的政治行为就是戴上黑白相间的普鲁士保守主义徽章。“考虑到我的教育背景和家庭关系，我完全站在国王一边，在我们看来法国立宪政体的结果证明国王对宪法的不满完全合理。”一年之后，反动势力取得胜利，拉加德的政治忠诚被所谓“瓦尔德克案件”摧毁。贝内迪克特·瓦尔德克是左派自由党代表和反革命的主要批评家，1849年5月，他策划建立德国社会民主共和国，后因被指控叛国罪而被捕。显而易见的是，在审判期间，保守主义者自己伪造的证据反而加强了虚假指控的真实性。至此，“普鲁士反抗史上最大的污点之一”，让拉加德对国王不再忠诚。他被像亨斯滕贝格这样的保守派和虔信派教徒的行为所激怒，后者以宽容的态度对待这次事件的曝光。现在拉加德对普鲁士的统治阶级彻底绝望，他通过写作严厉指责懦弱的、反动的君主政体和不时发生的政治迫害。他感到茫然，他不属于任何一个政治阵营。他把自己称作保守的激进分子，反对一切现存的政党和政权。

    与此同时，拉加德打破了正统的基督教信仰，转而以一种强烈的热情去反对他父亲和亨斯滕贝格的虔信派观点。“对瓦尔德克的不公正对待使我的政治（和宗教）观点发生了重大转折。不是我的激进理念影响了这种改变；它只是向我说明了我以前的朋友罪恶的意图，几天后，我完全变成了一个不同的人。

    1849年，拉加德以优异成绩获得柏林大学的博士学位，毕业论文是关于阿拉伯色彩的理论。他希望从事学术工作，但他太穷了，没有钱继续深造。多亏了其学术成就和亨斯滕贝格的帮助，拉加德在头两年获得了柏林市新教奖学金，这让他能够到哈雷学习。亨斯滕贝格对拉加德的帮助之所以引人注目，是因为拉加德以非常“不合适的方式”抨击了亨斯滕贝格，他自己后来也承认这一点。在哈雷，他开始写作关于希腊语中出现的近东词汇的文章，并讲授近东语言。但拉加德对政府提供的津贴不屑一顾——拿到政府津贴的前提是拉加德必须在两年内获得神学学位；相反，他却在埃尔朗根大学获得了荣誉学位。这一替代方案让柏林政府感到不满，于是立即中断了对他的资助。

    在哈雷，他被任命为无俸讲师，这不仅没有解决他当时的生计问题，而且未来也没有晋升的希望。在学术上的其他尝试也都失败了，他情绪十分沮丧。拉加德后来转向邦森男爵，一位知名学者，同时是普鲁士驻英大使。由于邦森男爵的干涉，腓特烈·威廉四世授予拉加德两年的奖学金，让他在伦敦学习并且开始在东方译本的基础上重构《新约》。

    在伦敦，拉加德继续从事语言学研究，并学会了一些新的语言，包括叙利亚语和科普特语。拉加德希望能使用一些重要的叙利亚文本，但被英国东方主义者威廉·丘尔顿的固执己见所挫败——丘尔顿本人打算保留这些手稿，这样他就将成为第一个编辑这些手稿的人。当拉加德在巴黎发现一本名为《圣徒遗训》的叙利亚语重要手稿时，他倍感欣慰，因为这对理解基督教会法规必不可少。现在，他也支持邦森男爵在《前尼西亚文选》上发表的著作，并在其后附加了对《圣徒遗训》的评述。邦森男爵称拉加德的附录对他而言是“非常有帮助的”协作。

    在伦敦，拉加德非常开心。经过几个月的独居之后，他搬到了大使馆，在那里他可以和邦森男爵近距离接触，并可以通过男爵了解大不列颠的一些政治精英和文学精英。拉加德同很多德国前辈们一样，一面嫉妒英国，一面又关注英国；正如他后期的作品表现出来的那样，他也患了英国迷的症状，这种情感上的折磨在19世纪的德国是一种普遍现象。但他后来在德国诊断出的文化不满情绪，已经在英国扎根：

    甚至在英国，在这个被世人公认为拥有世界上最笃信宗教的人民的国家，不满情绪也在广泛地蔓延。最显而易见的证据就是年轻的英国诗人们，尤其是阿尔弗雷德·丁尼生。人们所到之处都能感觉到他们的希望不过是一句空话，只有绝望和无奈的顺从才是事实。

    在伦敦，尽管拉加德生活得很开心，著述颇丰，但他还是于1853年10月，在奖学金期满的六个月前返回到哈雷：一方面是担心找工作的问题，另一方面是他觉得早点回去获得学术职务的机会大一点。更重要的是，他想和未婚妻安娜·贝格尔重聚。贝格尔是一名退役军官的女儿，1850年就和拉加德订婚，之后两人在1854年完婚。他从伦敦给她写了一封很长的信，信中说到了对婚姻的美好期望：“起初，婚姻把我塑造成一个完整的人：将我无法，也不应向你隐瞒的那些令人痛苦的伤口包扎起来。我在一个不光彩的战场上光荣地获得了它们。”尽管自传颇丰，拉加德却很少提及他的妻子。她的回忆表明，她将丈夫视为自己的偶像，并在他孤独的时候给予他安慰。他们最大的遗憾是没有孩子。

    结婚几个月后，保罗·波提舍（直到这个时候，他的名字才逐渐为人所知）正试图采取措施让他的姑姥姥欧内斯廷·德·拉加德合法收养他，如此一来他便会继承该姓氏。他一直都没有认真考虑这个对他时而困难时而极具诱惑的问题。他的姑姥姥是他的守护天使，心地善良；她把他抚养长大，资助他第一次旅行，并且让他能够在1854年结婚。反过来，她也很高兴收养了他，因为她是她家族的最后一个人，如果没有她外孙的改姓，这个家族的姓氏就会灭绝——事实正是如此，尽管拉加德在名字里面加上了这个姓氏。那他自己的姓氏又该怎样处理呢？他与波提舍家族休戚相关：他怀着虔诚恭敬的心情书写他的直系祖先，他的父亲除外——他以一种冷淡超然的态度在书里提到父亲。但是他有足够的自我意识，能够敏锐察觉到象征，尤其是名字的象征意义，他意识到这种改变是为了和父亲最终决裂，也是为了永远埋葬童年时期的痛苦回忆。他对他的未婚妻写道：“对我来说这是非常必要的事情，这是我过去的终结。”他会重生，就像他之后鼓励别人重生一样。或许，这个听起来带点贵族气息的名字也吸引着他，虽然后来他否认拉加德家族是贵族且有法国血统：他们来自洛林地区，1684年，为了维护新教信仰他们从法国梅茨出逃。几年之后，他的姑姥姥给他留下了很大一笔钱——这是身无分文的波提舍在1854年可能或没能预料到的前景。

    他的工作收入仍然处于低谷。尽管拉加德得到了邦森和吕克特的帮助，还编辑和出版了大量的文章，哈雷大学仍然不承认他的教授职位，其他大学也一样。他的一些出版物受到了严厉的批评，以致他名誉受损。这些评论有些相当尖刻，吹毛求疵，有些则是恶作剧和人身攻击。他的文章结构受到批判，他作为学者的傲慢态度受到抨击，他的独创性受到质疑，他的贡献被贬低。评论家们在他的著作中寻找不可避免的不相关之处，并对其大加挞伐，但往往忘记承认他们不知疲倦的同事所做的艰苦的语言学工作。

    ……

在线阅读地址：文化绝望的政治：日耳曼意识形态崛起研究（哥伦比亚大学荣誉教授弗里茨·R.斯特恩的经典力作，深度解析德国如何从绝望走向战争）在线阅读

在线听书地址：文化绝望的政治：日耳曼意识形态崛起研究（哥伦比亚大学荣誉教授弗里茨·R.斯特恩的经典力作，深度解析德国如何从绝望走向战争）在线收听

在线购买地址：文化绝望的政治：日耳曼意识形态崛起研究（哥伦比亚大学荣誉教授弗里茨·R.斯特恩的经典力作，深度解析德国如何从绝望走向战争）在线购买

暂无原文赏析，正在全力查找中！

媒体评论

  这是一本充满启发性且内容极为扎实的学术专著。在希特勒登上历史舞台之前，德国社会处于一种怎样的氛围之中，日耳曼意识形态的崛起又源于何处，如果你对上述问题感兴趣，那么本书将非常值得一读。

                           ——《美国政治科学评论》

    斯特恩的处理方式有一个特别的优点，即他将德国“保守主义革命”的案例研究与世界范围内对这一现象的认知有效地结合在了一起……本书轻快易读，完全不会因为作者的博学而存在阅读障碍，几乎每个段落都有引人注目的名言警句。

                           ——《美国历史评论》

    本书透彻地分析了国家社会主义的思想和情感背景……斯特恩教授的著作，包括有益的脚注、精选的书目和优秀的索引，代表了美国学术研究的巅峰成就。

                           ——《国际事务》

前言

1974年平装本序

    本书初版（1961年）至今已过去十三年，对现代性的责难再一次成为我们文化的主流。年轻一代（当然不仅是年轻一代）反对物质主义的空虚，反对资产阶级的虚伪，反对人与自然的疏离，反对充裕年代的精神贫乏，一言以蔽之，即反对整个“自由资本主义体系”，这与本书所探讨的三位批评家的哀叹有着强烈共鸣。不止于此，当下年轻一代渴望一种新的群居方式，渴望一种新的信仰，渴望与自然融为一体。于是，在历经十年战乱、政治分歧和丑陋的工业化之后，自由的资产阶级文化的短板极为清晰地再一次暴露在世人面前。尽管在许多方面与传统的右翼颇为相似，但这一次的哀叹还带有某种左翼色彩；因而，反现代性的政治表达不再是神秘的民族主义，而是乌托邦的社会主义——期盼一种人道的马克思主义，一种超越先前存在的社会党人政权现实的马克思主义。在德国，抗议者很快蜕变为新的政治正统派。在美国，抗议者的政治表达仍然更为务实；现代性的祛魅（disenchantment）及其通盘影响在文化领域和所谓反文化领域皆有所体现。但在所有的领域，抬升感性贬斥理性之声再度响起——这种声音在我们文明史上时有所闻。当然，对现代性的攻讦也隐含着对西方的批判和憎恶。有时候，正如本书最后一章所揭示的：我们见证了一种类似从理想主义到虚无主义的沉沦。

    吊诡的是，当文化方面的哀怨之声再次出现在政治场景中，一些历史学家大约在十年前重提了一种新的决定论，并再次将历史行动的动因归结为经济驱动或经济决定论。然而与此同时，在历史学界内外，越来越多的人士对仅靠物质因素就能解释过去这一信念持反对态度。正如一些专门的研究所显示的：假如我们要理解作为法西斯主义标志的非理性何以能够取得胜利，我们就不得不考虑其背后的文化、精神以及心理因素。为了进一步探索作为心理剧（psychodrama）的政治、投射（projective）政治以及所有政治中的非理性成分，我期待本书能够被证明是有用的。

    本书的写作宗旨是解释过去——我们至今仍饱受其困扰。假如此举能够为当下赋予崭新的意义，假如能够帮助我们认识到现代性本身必须加以反思、加以评判，认识到改革运动的危险，即一旦冠以理想主义之名它便无须承担后果和责任，且其为回应民众诉求和期盼所倡导的乌托邦集体主义解决方案其实与民众意愿背道而驰，那么作者本人将为此书出乎意料的及时而满心感激——尽管他更愿意生活在文化绝望的政治仅仅是历史回声的时代。

弗里茨•斯特恩

于哥伦比亚大学

书籍介绍

【编辑推荐】

哥伦比亚大学荣誉教授弗里茨·R. 斯特恩的经典力作。作者通过分析拉加德、朗本和范登布鲁克这三位主要现代德国批评家的思想和影响，深度解析了德国是如何从绝望走向战争的！本书也是被盛赞为代表了美国学术研究巅峰的作品。

【名人评价及推荐】

这是一本充满启发性且内容极为扎实的学术专著。在希特勒登上历史舞台之前，德国社会处于一种怎样的氛围之中，日耳曼意识形态的崛起又源于何处，如果你对上述问题感兴趣，那么本书将非常值得一读。 ——《美国政治科学评论》

斯特恩的处理方式有一个特别的优点，即他将德国“保守主义革命”的案例研究与世界范围内对这一现象的认知有效地结合在了一起……本书轻快易读，完全不会因为作者的博学而存在阅读障碍，几乎每个段落都有引人注目的名言警句。 ——《美国历史评论》

本书透彻地分析了国家社会主义的思想和情感背景……斯特恩教授的著作，包括有益的脚注、精选的书目和优秀的索引，代表了美国学术研究的巅峰成就。——《国际事务》

【内容简介】

本书是一项因循文化批判主义路径的研究。通过分析拉加德、朗本和范登布鲁克这三位主要现代德国批评家的思想和影响，弗里茨·R. 斯特恩阐释了特定类型文化绝望的危险和困境。这三位批评家对德国文化和德国人精神的批判通常是深刻且公正的，他们不仅是德国文化危机的批判者，也是其表征和受害者。

因为无法忍受他们自己诊断出来的，并在其自身的生活中深刻体验过的这种疾病，他们试图成为能够指出德国民族重生路径的先知。虽然他们为此而提出的转型方式是残酷和理想化的、民族主义和乌托邦的，但正是这种跨越所有现实，从绝望到乌托邦的飞跃，赋予了他们思想非凡的品质。

• 作者：苟活。 发布时间：2022-12-03 22:47:24

  看完了，看不懂

• 作者：Rockwellie 发布时间：2022-12-06 11:49:23

  教授昨天在学术讲座里讲到“试图单独理解任何哲学家或思想家对某一具体事务的看法都是不现实的，要从整体的角度去切入，他们对任何独立事务的看法就贯穿在他们对整个社会和历史的角度当中。”这足以证明三个主角对于历史发展的伟大意义。

• 作者：lcy 发布时间：2012-06-06 11:09:41

  或许我和作者唯一不同的地方就在于他的立场了吧；是一流的思想史作品

• 作者：tobias 发布时间：2023-12-28 09:52:25

  因近期对德国历史感兴趣，看脸买的书，翻开和想象中完全不同，读到一半才略略有些感触，大概像梁济死前一问，“这个世界还会好吗？”“国性不存，国将不国……国性乃立国之必要……非仅眷恋旧也，并将唤起新也。”以及战国策派的想法，他们痛感于诸神逝去的黄昏，而试图呼唤一个新时代的神，稍稍补充了点认知。

• 作者：brennteiskalt 发布时间：2022-11-15 23:11:15

  斯特恩的经典著作特别强调这并非有关思想史的演变，而是展现出三个作家因个人对启蒙运动、宗教观削弱的厌恶和文化悲观主义的思想态度，如何间接呼应并助攻了国社主义的诞生。他们是没有任何东西去保守的保守派，终其一生都在和自己打仗，因而最终会被更为激进的力量取代。这个断言中的疲惫感使得行文稍显啰嗦，最终也的确缺一点标题党式的金句，但这让这个结论显得更加可怖。问题：何谓“保守革命”？

• 作者：pluszero 发布时间：2024-02-19 23:36:50

  只看了前言、结语以及第一章拉加德相关，印象就是这本书的时代印记很明显，包括对非理性的批判，把非理性与反启蒙定义为浪漫派的特征，试图去追溯民族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挪用来源等等。

• 关于纳粹的经历与叙事（文化绝望的政治版）

  作者：子扉我其贰 发布时间：2023-04-18 20:36:55

  https://athenacool.wordpress.com/2023/01/31/%e5%85%b3%e4%ba%8e%e7%ba%b3%e7%b2%b9%e7%9a%84%e7%bb%8f%e5%8e%86%e4%b8%8e%e5%8f%99%e4%ba%8b/

  弗里茨·R. 斯特恩《文化绝望的政治：日耳曼意识形态崛起研究》

  （译林出版社，杨靖译）

  子扉我 2023年大寒 漳州南靖

  原载

  风之回响RESONANCE

  微信2023年2月2日，发表时有改动

• 杨靖读《文化绝望的政治》｜魏玛共和国的盛世危言

  作者：理一分殊 发布时间：2022-12-08 13:35:48

  美国历史学家弗里茨·斯特恩在《文化绝望的政治》一书中将纳粹主义的兴起视为德国文化传统和时代氛围相结合的必然产物，而非“偶然事件”（operational accident）。该书原为作者博士学位论文（后于1961年出版成书），论文导师是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美国著名文化史家雅克·巴尔赞（Jacques Barzun）。受巴尔赞“三人传记式”历史研究法启迪，斯特恩选择十九世纪晚期至二十世纪早期德国三位文化批评家——保罗·德·拉加德，尤利乌斯·朗本和阿图尔·默勒·范登布鲁克——作为研究对象，展示当时德国知识界普遍弥漫的对现代世界的厌恶（尤其是对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厌恶），以及由于西方文明（Zivilisation）侵蚀导致传统文化（Kultur）丧失而感受到的绝望——即“文化绝望”。由此，斯特恩将这一历史时期的保守主义革命定义为“文化绝望的政治”，认为其代表人物试图“摧毁遭人唾弃的当下，以便在想象的未来中重塑理想化的过去”，纯属病态的乌托邦冲动。在本书“前言”部分，斯特恩坦言他进行的是“文化批评的病理学研究”，暗示上述三位末日先知是其所处时代疾病之表征，同时亦是将德国导向纳粹主义的病理性动因。

  保守主义革命是斯特恩对三位代表人物乌托邦式战略的统称——他们的保守主义并非捍卫现存状态，而是捍卫理想化的过去，捍卫现代世界之前的德国“古老传统”。在这一传统中，德国人民在强大的领袖——如腓特烈大帝或“铁血宰相”俾斯麦——领导之下，以宗教相联，以血缘互系，同仇敌忾，在欧洲雄霸一方。从这个意义上说，三位代表人物致力打造的其实是“怀旧的乌托邦”——自查理大帝以来，“神圣罗马帝国”在欧洲独享千年荣光——与魏玛共和国（Weimarer Republik）的涣散无力恰成鲜明对比。而他们自觉肩负的历史使命，便是以先知身份唤醒民众，踔厉奋发，戮力实现日耳曼民族的复兴。

  书中讨论的首位批评家拉加德（Paul de Lagarde, 1827-1891）是一位杰出的语文学家和《圣经》学者，主攻《七十士译本》，精通多种语言。他才华横溢，雄心勃勃，却常因自己的拖延症导致无法完成学术项目而迁怒于同僚。他曾一度被“下放”到柏林一所文理中学任教，在那里，他习惯性绕开学校向市教育局甚至教育部提意见，后来又鼓动家长状告学校当局，结果被赶至更为偏远的职业学校。他因此越发怨天尤人——贬称大学教授为“知识庸人”“国之大患”，痛斥他们对德国青年的教育无异于“屠戮生灵”，并据此断言德国一半以上的大学都该关门——颇具“反社会”色彩。照斯特恩的看法，拉加德自命清高，不肯随俗，以致事业蹉跎，郁郁寡欢——这似乎也是书中几位主要人物的共同宿命。

  拉加德后如愿进入哥廷根大学，致力于文化批评研究。他认为德国正走向永久毁灭之路——出于民族自豪感，拉加德一向自诩德国是“诗和思的民族”，同时德国人理所当然是世界的精神领袖，但他环顾四周，到处皆是衰败景象：人们变得世俗拜金，文化传统荡然无存，令人痛心疾首。拉加德深信英雄主义（或爱国主义）是改变现状的一剂良药——在他的笔下，英国通常被描绘成一个物质主义的、自我中心的“小店主”国家，而德国却是一个为集体意志的宏伟蓝图不惜牺牲个人利益的“英雄”国度——因此他憎恨英国工商业文明的铜臭气，并不遗余力鼓吹中世纪贵族的自我牺牲和尚武精神。普法战争（1870-1871）期间，他上书德皇威廉一世，声称阿尔萨斯、洛林以及卢森堡“必须永远属于德国”。战争结束之际，他在致友人书信中宣称，“在此之前不轰炸巴黎是犯罪行为。现在就要让它变成一堆瓦砾——当然图书馆除外”。

  拉加德是典型的民族（民粹）主义者。从捍卫日耳曼纯正文化立场出发，他主张将希腊、罗马和犹太“元素”从《圣经》和德国中产阶级新教中剔除出去，由此建立一种全新的“日耳曼宗教”（或称“未来的宗教”，它源于对基督教的重新解释，提倡将“福音书”从异教影响中“解放”出来）——旧的宗教赞美耶稣之死，而新的宗教则为之庆生。十余年后，尼采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宣称“上帝死了”，并为之欢呼（预示“超人”时代的来临），显然受到拉加德思想影响。从这个意义上看，拉加德也是当之无愧的“德国的先知”——用斯特恩的话说，其实质是“披着基督教外衣的神秘民族主义”。

  值得注意的是，拉加德所说的民族/国家观念相较于半个多世纪前的黑格尔更为专制，后者主张为公民（或市民）社会（Gesellschaft）保留自治权，而在前者论述中，作为共同体（Gemeinschaft）的国家，其利益高于一切；与之相反，个人的价值及权利不值一提，甚至“随时可以牺牲”——正如日后纳粹宣传机器借助《我的道路》建构的幻景：乡村是共同体，是“自然的整体”，代表德国文化传统中的秩序、服从和安宁，而城市则被视为纯粹的合伙人团体（或社会），是“人工的碎片”，预示着躁动、纷争甚至暴乱。前者是高尚集体主义的典范，后者则是渺小个人主义的化身。拉加德的精神门徒海德格尔正是这样一名集体主义者——据他的哲学家好友雅斯贝斯描述，1933年纳粹上台后，海德格尔处于一种“狂喜”和“迷醉”的状态——他沉溺于“聚合”民族共同体的辉煌诱惑之中，以至于“再也看不到任何对规则、法律和权利的需求”。对于这一问题，其实早在1887年，社会学家滕尼斯便在《共同体与社会》中进行了深入探讨——可惜拉加德晚年贫病交加，无心学术，并未能对此做出回应。

  与拉加德相似，朗本（Julius Langbehn, 1851-1907）对艰难时局也忧心忡忡。朗本的父亲是古典语文学者，担任当地文理学校校长。在父亲影响下，朗本自幼酷爱读书，后进入慕尼黑大学。他学问渊博，但行事“怪诞”——他的毕业成绩仅为“勉强及格”，因为他将毕业论文“肆无忌惮地用哥特体打印”。毕业之后，作为学术“青椒”，他决意闯荡学术圈，结果十年间饱受屈辱，于是含恨退出——他请求母校将他“从毕业生名单上删除”，并宣布“放弃博士学位”。由于校方声称无此先例，他便“自作主张撕毁文凭，并将碎纸片寄回学校”。1889年冬，听闻尼采精神崩溃，朗本决心前往耶拿“拯救”他的这位精神导师。尼采的母亲满怀热情欢迎朗本到来，带领他参观耶拿精神病院，并安排他与尼采正式会面。随后，朗本提议让尼采搬至德累斯顿——如此一来，这位德国“天才”将被置于朗本的绝对控制之下。同时，他要求尼采母亲签署下列合同条款：“她必须做到……避免与儿子弗里德里希·尼采进行一切口头与书面交流”——除非得到监护人朗本的许可。精神状态极不稳定的尼采闻讯大怒，掀翻桌子，摔门而出。朗本悻悻然离开耶拿，回到德累斯顿。不久又因为债务官司离开德累斯顿，定居维也纳。在这里他深居简出，每日自食其力种植蔬菜，以素食为生。即便如此，他仍不免再一次触犯法律——未经房东允许，他擅自砍掉花园中二十五棵树，原因是它们“阻碍了他的视线”——差点被驱逐出境。

  受《悲剧的诞生》启发，朗本像尼采一样相信唯有艺术方能拯救人生。1890年，他发表《教育家伦勃朗》（

  Rembrandt als Erzieher

  ），称赞这位十七世纪画家为“文化理想的化身”，认为他不仅能够帮助德国人重塑真正的艺术，而且能够拯救衰朽的德国文化。在朗本看来，伦勃朗具有克服文化绝望、重新发现德国精神力量所需的一切品质：对存在奥秘的感知力，对人类生活固有矛盾的认知，对德国文化传统的高度认同，以及强烈的个性和艺术天才——唯有在天才统领之下，德国文化方能重获新生。在朗本笔下，伦勃朗是“德国精神复活的先知”，能够引领德国文化的全面革新，并帮助德国人重新找回真理。与德国古典主义哲学理趣不同，朗本鄙薄科学和理性，认为它们毫无灵性，机械刻板，属于“庸俗的”实证主义范畴；相反，他认为未经教育和科学沾染的思维最具创造性，因此也最接近真理。在文章结尾，朗本论断，在伦勃朗艺术熏陶和教育之下，德国将从科学国度变为艺术国度，“庸人”教授将被艺术天才所取代——国家最终将在具有“卡里斯玛”（Charisma）型人格的天才领袖（马克斯·韦伯语）统领之下，走向富强之路。

  朗本自承《教育家伦勃朗》受到两部作品的影响——尼采的《教育家叔本华》（收入《不合时宜的思考》第三部）和歌德的《思想家伦勃朗》，但本书之所以畅销，并非因为他的思想学说超乎前贤，很大程度是由于书中臭名昭著的反犹主义（斯特恩由此将它称为“非理性狂想曲”）。朗本在书中指控“险恶的犹太人侵蚀了德国文化，腐化了德国人真正的民族特性”，主张消灭在德境内的所有犹太人（包括被同化了的犹太人）——“他们是恶毒的种族，应当被剿灭”。朗本憎恨犹太人，因为他们是“资本主义的先驱”——他们唯利是图，破坏德国原有的商业道德和经济秩序，他们支持政治的自由主义和宗教的世俗主义，他们在德国传播人人平等、民主科学等西方文明毒素（即所谓“1789年精神”）。然而，犹太人甘之如饴的资本主义“现代性”，在朗本眼中却是摧毁德国文化的“大毒草”，因此他必欲拔除之而后快。在接下来的一部著作《德国的伦勃朗》（1892年）中，朗本重申“犹太人对我们来说无异于害虫和瘟疫”，同时呼吁耶稣会等机构不得招录上推五代具有犹太血统之人。为此，朗本建议，德国应强制实行“血统证明”（Ahnenprobe），并将此作为公民的先决条件——事实上，在纳粹掌权后，他的建言献策也一一变为现实。

  有意思的是，朗本在帝国时代迅速蹿红，部分原因是他的极端反犹思想，更主要的原因是他惊人的考古发现：据他考证，伦勃朗尽管出生于荷兰，但具有日耳曼血统——由此足以证明德国文化的优越性，同时也说明荷兰等低地国家作为文化附庸，完全可以“适时”纳入帝国“大德意志”（Grossdeutsch）的版图。这一发现令德国民众欣喜若狂。纳粹宣传机构巧妙把握这一机会，大肆进行炒作。以艺术家自居的元首本人对伦勃朗也极为推崇，评价他是“日耳曼精神最伟大、最高贵的结晶”，以此贬斥西方现代派的“颓废（Entartung）”艺术。据说在所有画作中，元首最喜爱的是伦勃朗所作腓特烈大帝肖像——因为元首发现自己与大帝精神气质完全契合。攻克阿姆斯特丹之际，元首下令不惜一切代价保护伦勃朗画作完好无损，并在第一时间将劫获的真迹运往位于阿尔卑斯山的伯格霍夫别墅（即山间别墅，Berg Hoff Villa），供他把玩消遣。此外，朗本在书中高呼保护德国传统文化（“国粹”），主张取缔马克思主义及社会民主党派活动，猛烈抨击“美国化的”现代化发展趋势，凡此种种，皆深得元首欢心。至1940年代，《教育家伦勃朗》重印高达九十余次，成为当时头号畅销书，也成为纳粹树立的“文化与政治深度融合”的好榜样。

  范登布鲁克（Arthur Moeller van den Bruck，1876-1925）是朗本的门徒，也是一名艺术至上主义者。他认为德国的危机源于对原始精神的背叛与遗忘，并相信可以通过培养伟大而富有艺术天赋的新人来改变现状，这些新人将带领国家走向繁荣昌盛。像所有离经叛道的艺术家一样，范登布鲁克在临近毕业之际选择从文理中学退学，此举也意味着他永久失去进入德国大学（以及学术圈）的机会。作为自由职业者，他一开始致力于文学翻译，（和妻子一道）移译笛福的《摩尔·弗兰德斯》、莫泊桑的短篇小说、爱伦·坡的作品集，以及拉斯金的艺术讲座。1902年，为逃避服兵役，他只身流亡巴黎，拜在俄国神秘主义者梅列日科夫斯基门下，并结识一名俄国青年女子露西（后成为他的第二任妻子）。受此影响，范登布鲁克开始阅读陀思妥耶夫斯基，并迅速皈依为“死忠粉”——他翻译出版二十余卷陀思妥耶夫斯基文集，希望效仿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霸权与扩张策略，为德国争取生存空间（Lebensraum）。范登布鲁克深信，德国人和俄国人一样，在本质上都是东方的“年轻人”，而英国和美国则是西方的“老年人”，因此，德国通过扩张领土实现“对欧洲的统治”是昭昭天命，毋庸置疑。

  1922年，范登布鲁克代表性著作《第三帝国》问世——照斯特恩的看法，该书不仅标志着他本人“思想之巅”，也标志着“日耳曼意识形态之巅”。在书中，范登布鲁克延续拉加德和朗本等人的主题，即鼓吹以地域的（lokal）德国文化反击普世的（universal）西方文明——他本人长期仇视西方，认为西方是自由主义思想和资产阶级腐朽生活方式的滋生地，倘若不加以遏制，必将祸及德国乃至整个欧洲。因此，范登布鲁克声称需要发起一场革命，反抗国人对自由主义和现代性的“盲目崇奉”。在巴黎和会上，作为胜利者的西方得意洋洋，对德国百般羞辱，而德国无力反抗，只能逆来顺受——新仇旧恨交织，由此他打出让德国“脱离西方轨道”的旗号，倡导联俄联共的策略，大力向东方拓展，致力于建成第三帝国。究其实质而言，范登布鲁克的建国方略是以一种民族主义形式对社会进行重组，旨在消除阶级斗争，构建民族共同体，由此形成一个不可分割的强大战斗堡垒。这一构想深谋远虑、视野恢弘，也代表了当时有识之士和有为青年的共同理想——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在1925年日记中记载，他被《第三帝国》深深地打动：“如此冷静清晰，却又充满激情，（它）写下了我们这些年轻人心中早就知道的一切。”十余年后，第三帝国在万众欢呼声中宣告成立。

  德国人的帝国梦由来已久。十八世纪浪漫派诗人诺瓦利斯在《基督教或欧洲》（1799）一文中既颂扬了帝国恢弘的历史过往，又描绘了帝国重新崛起的美好蓝图，令人热血沸腾。哲学家费希特在《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讲》（1808）的结语部分预言：“在所有现代民族中，你们是人类最无可挑剔的后代，你们将引领人类的发展。”或许正是这种“天选之民”的迷思，导致德国人盲目自信，认为具有德国特色的道路（Sonderweg）与众不同，将指引他们雄踞于世界各民族之上。正如斯特恩在本书结语“从理想主义到虚无主义”中所说，梦想与现实的差距造成了他们的心理失衡和不满情绪——“它们根植于德国文化之中，很容易被政治加以利用”。

  尤为致命的是，德国文化传统中“不问政治”的倾向更为纳粹攫取权力铺平了道路。1918年，托马斯·曼发表《一个不问政治人的思考》，引发极大争议——作为德国文化的代表，曼于1938年抵达纽约时曾宣称“我在哪里，德国文化就在哪里”（“Where I am is German culture”）——他在本书中时隐时现，贯穿全篇，堪称除拉加德等人以外的第四位传主。在《思考》文中，他一方面为德国军国主义辩护，认为这是争取民族生存空间不得已的举措；另一方面，他又乐观展望未来，高度评价康德、歌德以来的文化成就，相信个人的理解、判断和审美能力与民族文化可以独立于政治环境而健康发展，并断言只要文化传统尚在，“所有政治与社会不公都会得到理性化改善”。出乎意料的是，曼的乐观情绪很快被纳粹取消言论自由、废除人身保护等一系列暴政所驱散。1933年4月，他决定逃亡国外，因为他从报纸上读到元首发表的一篇演讲，“言辞空洞，装腔作势”——曼在日记中写道，足见此人“没有文化”。

  《文化绝望的政治》出版后，在一次访谈中，斯特恩坦承对于“日耳曼意识形态崛起的研究”（本书副标题）具有双重意义。首先，他希望通过这三位文化批评家揭示一个重要的历史趋势，即德国如何走向极端主义和反犹太主义。虽然这三位代表人物本身并非纳粹分子，但他们所倡导的消极观点和解决方案日后都被纳入了国家社会主义纲领。他们以帝师自居，试图将他们的乌托邦付诸行动，实现“从文化批评到政治的飞跃”。他们的初衷是重振传统文化，复兴民族伟业，然而最终却与现代社会和文明世界渐行渐远——独特道路未能将德国引向天堂，反而导向万劫不复的地狱，结局令人唏嘘。

  其次，斯特恩亦希望借机展开对于大众文化及心理的分析研究。自一战失败后，纳粹宣传机器大肆鼓吹民族主义、暴力革命和反犹主义，德国民众如何一步一步沦为其牺牲品？除了不问政治的知识分子，普通民众在其中又扮演了何种角色？三位帝师的若干想法皆不切实际（比如与俄国结盟），属于浪漫幻想（“从文化绝望到乌托邦的跨越，使得他们的思想具有梦幻般的品质”），然而无一例外，他们在民众中却备受欢迎。或许因为民众在集体狂热之中，更容易迷失心智——诚如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所说：“现在，这些美德，如独立、自立、愿意承担风险、愿意支持自己反对大多数人的信念以及自愿与邻居合作，不太受到尊重，人们也不愿践行，这本质上是个人主义社会的基础。”这一基础一旦被破坏，社会就失去活力，变为僵硬的躯壳——“除了服从要求，强迫个人遵从集体决定好的东西之外”，别的什么也不能做。

  德国的历史教训显然绝非个例。正如斯特恩在本书结尾所言，世上也可能存在其他形式的“第三帝国”——因此，他关心的是，“在脱离政治现实的疯狂一跃后，是否还有安全的港湾供我们驻足？一个人是否可以放弃理智，去歌颂武力，去为专制帝国时代做出预言？是否可以直言不讳地谴责现有的制度？”斯特恩的结论是，“德国批评家们做到了这一切，他们为我们展示了文化绝望的政治的巨大风险”。以史为鉴，这是历史学家弗里茨·斯特恩对世人的忠告。然而吊诡的是，健忘才是世人的常态（“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诚如老黑格尔所言，“人类从历史中学到的唯一的教训，就是无法从历史中吸取到任何教训”。

  

  本文首发于《澎湃新闻·上海书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