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Birth of the Clinic 下载 pdf 电子版 epub 免费 txt 2025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medicine underwent a mutation. For the first time, medical knowledge took on a precision that had formerly belonged only to mathematics. The body became something that could be mapped. Disease became subject to new rules of classification. And doctors begin to describe phenomena that for centuries had remained below the threshold of the visible and expressible.

In The Birth of the Clinic the philosopher and intellectual historian who may be the true heir to Nietzsche charts this dramatic transformation of medical knowledge. As in his classic Madness and Civilization, Michel Foucault shows how much what we think of as pure science owes to social and cultural attitudes -- in this case, to the climate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Brilliant, provocative, and omnivorously learned, his book sheds new light on the origins of our current notions of health and sickness, life and de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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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hel Foucault, one of the leading philosophical thinkers of the 20th century, was born in Poitiers, France, in 1926. He lectured in universities throughout the world; served as director at the Institut Français in Hamburg, Germany and at the Institut de Philosophie at the Faculté des Lettres in the University of Clermont-Ferrand, France; and wrote frequently for French newspapers and reviews. His influence on generations of thinkers in the areas of sociology, queer theory, cultural studies, and critical thinking are not to be underestimated. Among his many books were the Foucault Reader, Society Must Be Defended, and Great Ideas.

At the time of his death in June 1984, he held a chair at France’s most prestigious institutions, the Collège de France. Foucault was the first public figure in France to die from HIV/AI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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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每一个儿童那里，事物都在不知疲倦地重现着它们的青春期，世界不断地与其原初状态重新发生联系：首先观看世界的人绝不是成年人。当他挣脱了先辈的束缚后，就能睁开眼睛直面事物及其阶段；此外，在各种感觉和全部知识来源中，眼睛最能做到大智若愚，能够灵活地回复到其久远的无知状态。……眼睛与光有天然联系，因此只承受现在。真正使人能够恢复与童年的联系、重新接触到真理生生不息状态的，则是这种明澈、疏远、开放的纯朴目光。由此产生了两大神话经验——十八世纪的哲学最希望能够以这两种经验作为自己的起点：身处未知国度的异邦观察者和得见光明的天生盲人。

但是，对于言说（parole=speech），难道我们注定不知道它除了评论以外还有别的什么功能？评论对话语的质疑是，它究竟在说什么和想说什么；它试图揭示言说的深层意义，因为这种意义才使言说能达到与自身的同一，即所谓接近其本质真理；换言之，在陈述已经被说出的东西时，人们不得不重述从来没有说过的东西。这种所谓评论额活动试图把一种古老、顽固、表面上讳莫如深的话语转变为另外一种更饶舌的既古老又现代的话语——在这种活动中隐藏着一种对待语言的古怪态度：就其定义而言，评论就是承认所指大于能指；一部分必要而又未被明确表达出来的思想残余被语言遗留在阴影中）——这部分残余正是思想的本质，却被排除在其秘密之外——但是，评论又预先设定，这种未说出的因素蛰伏在言说中，而且设定，人们能够借助能指特有的那种丰溢性，在探询时可能使那没有被明确指涉的内容发出声音。通过开辟出评论的可能性，这种双重的过剩就使我们注定陷入一种无法限定的无穷无尽的任务：总是会有一些所指被遗留下来而有待说话，而提供给我们的能指又总是那么丰富，使我们不由自主地疑惑它到底“意味着”（想说）什么。能指和所指因此就具有了一种实质性的自主性，分别获得了一种具有潜在意义的宝藏；二者甚至都可以在没有对方的情况下存在，并开始自说自话：评论就安居在这种假设的空间里。但是，它同时又创造了它们之间的复杂联系，围绕着表达的诗意价值而形成一个交错缠绕的网络：能指在“翻译”（传达）某种东西时不可能是毫无隐匿的，不可能不给所指留下一块蕴义无穷的余地；而只有当能指背负着自身无力控制的意义时，在能指的可见而沉重的世界里，所指才能被揭示出来。评论立足于这样一个假设：言说是一种“翻译”（传达）行为；它具有与影像一样的危险特权，在显示的同时也在隐匿；它可以在开放的话语重复过程中无暇地自我替代；简言之，它立足于一种带有历史起源烙印的对语言的心理学解释。这是一种阐释（Exég...

因此，死亡是复合式的，在时间上是分散的：它不是时间停顿并后退的一个绝对而特殊指点；与疾病本身一样，它有一种丰富的存在，可以用分析对之进行时间和空间的分割；在不同的地方，不时地有一个个的结在破裂，直到整个机体的生命、至少是其主要形态都停顿下来，在个体生命死亡之后，许多细小和局部的死亡继续在瓦解着依然残存的生命群岛。

在这个领域中，远近的视野变成平面，高低的差距被削平对齐。于是，结果与其原因具有同样的地位，前项与后项互相重叠。在这种同质的空间里，系列被打破，时间被废除：一个局部的炎症仅仅是其‘历史’的因素（红、肿、热、痛）在理念上的并置，毫不涉及它们的互相决定网络或它们的互相交错。

在突然暂时丧失运动能力的中风与逐渐侵袭整个运动系统的慢性发展病症之间，没有根本的差异：都是处于那个同时性空间，由时间所分配的病症都汇集到一起，而且互相重叠，于是亲缘关系倒退为同一关系。在一个平面的、同质的、不可度量的世界里，只要有足够多的相似之处，就有一种特发性疾病。

在突然暂时丧失运动能力的中风与逐渐侵袭整个运动系统的慢性发展病症之间，没有根本的差异：都是处于那个同时性空间，由时间所分配的病症都汇集到一起，而且互相重叠，于是亲缘关系倒退为同一关系。在一个平面的、同质的、不可度量的世界里，只要有足够多的相似之处，就有一种特发性疾病。

书籍介绍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medicine underwent a mutation. For the first time, medical knowledge took on a precision that had formerly belonged only to mathematics. The body became something that could be mapped. Disease became subject to new rules of classification. And doctors begin to describe phenomena that for centuries had remained below the threshold of the visible and expressible.

In The Birth of the Clinic the philosopher and intellectual historian who may be the true heir to Nietzsche charts this dramatic transformation of medical knowledge. As in his classic Madness and Civilization, Michel Foucault shows how much what we think of as pure science owes to social and cultural attitudes -- in this case, to the climate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Brilliant, provocative, and omnivorously learned, his book sheds new light on the origins of our current notions of health and sickness, life and death.

• 作者：Narrenturm 发布时间：2018-12-24 07:03:04

  封面让我想起richard hamilton的critic's laughter...

• 作者：戎易 发布时间：2009-01-08 11:02:52

  The trinity of death, life and diseases.

• 作者：GEB-耶-EGB 发布时间：2015-07-03 00:19:31

  又一遍。仍然是福柯作品中我认为最好的（可以有“之一”）。也是很奇怪，我最喜欢的好像都是前期的作品。

• 作者：Aviva 发布时间：2020-11-13 15:56:41

  分专题收录关于咖啡和咖啡馆的文章，质量参差不齐。

• 作者：忘憂 发布时间：2013-11-18 23:44:25

  Preface, Chapter 4&5。The translator not only makes sth. wrong, but further makes Foucault even obscure.

• 作者：地下室生活-JL 发布时间：2013-01-18 14:48:24

  非常精彩的一本书。但是推荐看之前对于后结构主义、sovereignty，法国历史有一定的了解，然后也有一定的临床医学体验（无论体验的角色是医生、医科学生、病人或者是病人家属）。个人感觉可以把之前很多的疑惑都串联起来，也对目前医学社会学界讨论cancer, HIV/AIDS, vaccine的背后concern有了进一步了解，也知道为什么医学社会学会通过挖掘病人（或者病人家属等社团）的叙述来挑战biomedicine的sovereignty. 下一步想了解这些知识在西方医学社会学界如何进一步发展；然后国内如何运用。

• 《幻象的诞生——〈临床医学的诞生〉内容提要》

  作者：榕楠雅记～ 发布时间：2022-09-15 01:07:29

  《前言》

  在书的开始，福柯用波姆和贝勒关于疾病症状之描述进行了一组对比，福柯形容波姆的描述为“幻想的语言”，而贝勒的词句则被评价为“具有质的精确性”，在话语表达的异质性背后，福柯所要追问的是为什么十九世纪贝勒的描述比十八世纪波姆的描述“具有更大的科学价值、有效性和客观性”（P3），于是追问的对象事实上变成了我们——当代人，真正的问题在《前言》的末尾被如此表述“在人们所说及的事物中，重要的不是人们想的是什么，也不是这些事物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他们的思想，重要的是究竟是什么从一开始就把它们系统化，从而使它们成为新的话语无穷尽地探讨的对象并且任由改造。”（P13）

  然而，作为读者，尤其是福柯的读者，我们有义务再次追问，那么福柯先生，您，关于这本书的话语又是怎样诞生的？“可以说，我们属于一个批判的时代，再也没有什么第一哲学，反而每时每刻使我们想到那种哲学的昔日显赫和致命谬误。”（P8）在这儿，我们看到了尼采的“重估一切价值”，但是我们更不可忽视关于上世纪六十年代本身以及置身其中的福柯，甚至是他对精神分析学的态度，总总，构成了分析之书之分析。

  第一章《空间与分类》

  在第一章中，福柯主要说了疾病的“三次空间化”以及分类是如何将疾病空间化的。

  首先，福柯指出“疾病的‘实体’与病人的肉体之间的准确叠合，不过是一件历史的、暂时的事实”（P002），即我们所认为的疾病在人身体的不同部位所引起的症状与疾病的“实体”的对应这一看似天然的“事实”事实上只是近代以来的思维产物，正是通过这种对应关系，医生的“凝视”得到了回报：疾病被能够认知而得以归类。但这种分类必须抛去其历史因素，它所能“凝视”的对象必须是简单的表面，“人们基本上是在一个没有深度的投影空间、一个只有重合而没有发展的空间中感知疾病”（P005)，福柯在这儿举了一个例子：中风、晕厥、麻痹一般造成随意运动失灵和内外感觉器官迟钝的症状，但是细小的差异依旧存在，如中风和晕厥都会对全身产生影响，而前者会留在呼吸与心跳，后者则使呼吸运动暂时中断，而麻痹只不过是影响了局部的神经系统和运动能力。于是，一种精细入微的人体空间-疾病症状分类景象出现了。

  但是除了疾病本身外，病人本身的个体差异所造成的区别又该如何对待？为此医生必然要认识我们身体的内在结构，但其目的却是为了将我们的个体性所引起的症状加以“辨识”以达到“认识”的目的，在这儿，福柯得出了一个大胆而又惊人的观点“处于反自然状态的，不是与生命相对的病态现象，而是与疾病本身相对的病人”（P008）。福柯接着说明为了达到对于疾病的准确认识，“辨识”需要一系列的操作使症状得以稳定的呈现，太弱要加剧，但太强则只需要减轻其剧烈程度和疼痛程度即可，换句话说，以不急不缓的速度控制症候如其所是，疾病如其所是。我们终于领悟了“治病”这一词汇的准确内涵。

  如福柯所言，“通过第一次空间化的作用，分类医学把疾病置身于同系的领域，个人在那里没有任何正面的地位。”（P016）

  第二段是关于病理状态的第二次空间化。

  首先是福柯对上述论述的自我质疑，也是引入新的论点的方式。“这种平面的、同质的疾病类型空间怎么会呈现在由体积和距离区分开的物质所组成的地理式系统中呢？根据分类中的地位加以界定的某种疾病怎么会以它在一个机体中的位置作为标识呢？”（P010）。

  “人体的空间与疾病的空间二者之间有足够的天地，使二者可以擦肩而过”（P010），福柯先退回一步，接着指出产生这种缝隙的一些原因，有交感传递（如阴囊水囊肿引起的各种腰酸背痛），有两种疾病之间产生的因果关系（如躁狂症与瘫痪之间的关系），又有时间的作用，但是这些很快就被福柯否定或者说重新强调他所称的第二次空间化。

  “使疾病的基本‘实体’与病人的实在躯体发生联系的，不是定位点，也不是时间延续的效果，而且‘特质’”（P012），福柯为此提及了梅克尔于1764年在普鲁士皇家科学院做的一个实验报告：不同疾病引起的脑组织变化，躁狂症和肺痨的患者大脑取样重量不同，原因归之于两种疾病的“特质”不同。“因此，对病人身上的疾病的感知就预设了一种关注特质的凝视。”（P014）

  同时，福柯再一次强调了个人在面对这种“凝视”的尴尬局面与被动体验，即“一个人想认识自己所患的疾病，他就必须抹去个人以及他的特质”（P15），这意味分类医学越来越关注人，也就越来越剔除人，病人只不过是得窥“特质”的肖像，“这些特质在他身上泄露出——既揭示又变换——秩序井然的各种疾病形式。”（P016）

  第三段描述了第三次空间化，这种空间化事实上暗示着一种社会医学的诞生。

  首先是一段克制而富有深意的描述，“一个特定社会圈定一种疾病，对其进行医学干涉，将其封闭起来，并划出封闭的、特殊的区域，或者按照最有利的方式将其毫无遗漏地分配给各个治疗中心”（P017），在这儿，我们不禁产生一个疑问，这种方式对谁最有利？“它引入了一种选择系统，从而揭示了一个群体为了保护自身而如何实行排斥措施、建立救助方式，以及对贫困和死亡恐惧作出反应等等的方式”（P017），我们不可忽视作为一种新兴力量而迅速占据历史舞台的资产阶级——一个群体。

  第三次空间化是如此的不同，“形成了与第一次和第二次空间化对立的一整套医疗实践和机构，其社会空间具有完全不同的起源、结构和法则”（P017）。

  接下来，福柯采取了一种现代性的表述，“在文明出现之前，人们只有最简单、最基本的疾病”（P017）。但很快他笔锋一转，论述医院作为人造场所是绝望的渊薮，于是家庭医学好像是另一种更好的选择。支持家庭医学的首先是作为观察型医学（与之相对的是主动型医学）的分类医学，而实际上“分类医学对于疾病来说就意味着一种自由的空间化，没有特许的区域”（P019），它意味着可以允许疾病放任自流，这一主张也得到了经济学家的认同，因为这可以减轻社会的负担而又同时避免其家庭陷入经济意义上的疾病（贫困）。

  但结论却是，“由个人知觉、家庭救助和居家治疗组成的医疗只能以一种集体控制结构为基础，或者说以一种完全被整合进社会空间的结构为基础”（P022），那么家庭作为独立的社会单位被迅速地整合进了一种社会实验与社会组织，“由此就出现了一种18世纪不曾有过的、对疾病实行制度性空间化的全新形式。分类医学也随之消失。”（P022）

  这也是我们目前所面临的。

  第二章《政治意识》

  福柯在第二章从历史出发论述了医学已经作为一种集体意识，它成功具备了规范功能，而这种规范功能除了一系列手段外，其核心在于知识的生产。

  福柯首先从流行病出发，告诉我们其“作为一种集体现象，它需要一种多重凝视”（P027），并且同时强调它具有“某种历史独特性”（P027），所以福柯接下来引用了一个个条令、报告、研究。在我看来，这种流行病构成了一种集体意识的隐喻。

  那么，这种多重凝视的条件，表现和作用如何呢？福柯指出“十八世纪末，这种形式的经验被制度化了”（P027），我们需要注意此处的时间。“流行病医学的存在，必须借助于一种警察力量”（P027），“制定一系列卫生法规”（P028），“收集与疾病相关的各个领域的信息”（P028），总而言之，“确定医学的政治地位，建构国家层次的医学意识”（P028），相应的历史事实是1776年政府支持成立的皇家医学学会迅速地击败了古老而封闭的医学院。于是学会“变成关于疾病现象的集体意识的官方机构，这种意识同时在经验层次和知识层次，在民族的空间和世界的空间里发挥作用”（P030），一句话，一切医学归权力机构所有！受权力机构保护！并且这种医学的集体意识在构成民族国家时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它不再是像分类医学是封闭的存在，而是变得开放，变得无限，变得富有运动性，“直至扩展到历史、地理和国家的各个方面”。（P032）

  福柯还提到了法国大革命时期一种关于医学的神话，即“通过把医学与国家的命运联系起来，揭示了医学的一种积极意义”（P038），这种积极意义总是与集体关联，它将奢华与骄堕的病态相联，将贫困与不公与肮脏与孱弱相联，而一种想望则是平静的感官幸福与健康的身体，医学从未与当下的政治性紧密联系着。

  这种积极意义还意味着知识的生产，它不再仅仅是关于治疗，关于“一整套生活准则和营养准则”（P039)，而是一种定义，“对无病之人的研究和对标准人的界定”（P038），通过塑造这种集体意识，它能使人们察觉并认识到病毒的晦暗，于是集体被调动，在权力的调动下，向疾病与“坏”的政府作斗争。

  总之，“这种医学意识在时空中扩散，开放而机动，与每一个人的存在相联系，与全体国民的集体生活相联系，永远警觉地注视着那个不确定的领域：疾病在那里以各种形象暴露出自己的庞然身影。”（P035）

  第三章《自由场域》

  提到“场域”一词，我们很容易想到布尔迪厄，尽管福柯并没有像布尔迪厄一样指出场域中构成竞争的资本，但是它依旧隐含着“自由”这一极具有意识形态意味的词背后的各种关系构成，以及“场域”本身所带来的流动与碰撞的意味，事实上，福柯的“自由场域”一词富有反讽的意味，福柯是如此收尾的：“由于种种与现代人的历史密切相关的原因，在大多数思想家看来，与孕育临床医学的那种话语结构相比，临床医学本身始终与光亮和自由的主题有着更密切的联系”（P057），然而，“在强调这种把临床医学的兴旺与科学、政治和经济方面的自由主义联系在一起的历史观的优越性时，人们忘记了在许多年间阻碍临床医学形成的恰恰是这种意识形态主题。”（P057）

  那么福柯是如何得出这种反启蒙主义的认识呢？

  在这一章开头，福柯首先指出“当时的人们对于疾病空间的医学和社会的医学之间的对立可以说是视而不见的”（P041），这种对立来源恰恰是“疾病空间的医学”需要找到一个准确稳定的判断，需要仅仅将疾病与人体缝合在一个严密的贴合图上，而“社会的医学”则需要一个开放的，不断运动乃至于打碎重组的知识体系，但是人们之所以忽视，恰恰是二者的后果都带来了明显的权威，即“一切不能满足凝视的全新要求的医学制度都将被驱逐出场”（P041），无论是十九世纪以来的临床医学，还是随之诞生的社会医学，它们所构成的“真理性”的话语结构是如此的不容置疑，是如此的霸道，以至于不能容忍一丝丝晦暗不清，所以“在政治意识形态要求与医学技术要求之间存在着深刻根源的自发的重合现象。”（P041）如果说医学技术本身还没有推动一切变化的动力的话，那么大革命将催发出它的知识内部的真理暴力，因为法国大革命本身即意味着一个由智慧、光明、真理等话语以及威严的暴力所建构的“结束特权知识的黑暗王国，建立起一览无余的凝视帝国。”（P042）

  紧接着，福柯进入历史论述，指出这个时候医院、医生同业行会和医学院在大革命后的变化。由于整个国家具有提供救助的社会集体，那么将医院国有化是一个理所当然的选择，它表示有一个中央机构来实施救助，“成为国家的固定不变的医学—经济良心之所在”（P044），并且医院又有些禁闭与区分的功能，它起着保护健康人的作用，但与此同时又意味着一种负面的印迹，所以激进的山岳派要求废除医院，他们认为医院造成贫困制度化，革命要使医院无用且最终消亡，在共和二年，国有化付诸实施，“使疾病和贫困彻底摆脱医院的伟大梦想开始了”（P48）。另外一部分是关于行会与医学院，自由平等的意识到了行会、师徒体制和医院的威胁，但是另一方面又要更加严格的控制医学，那么在重组净化知识、废除特权与监视国民健康三者间如何达成平衡？正如福柯的疑问“医学以及政府借助于医学应该不受限制地监视公民，但是这种自由的凝视如何能够装备精良、充分有效，又不会陷入知识的神秘性和严格的社会特权的魔爪？”（P050）从保留少数医学院，增加实习课程，直到大学关闭，大革命后的人们一直担心医学中的特权阶级的出现，这是对真理性知识本身的担心，具有自我讽刺的意味（无论对于医学还是信仰，知识或者说真理永远无法抛弃，即不能自弃）。

  “这是关于自由凝视的神话，而自由凝视在忠实于发现的同时也获得了摧毁的效能；这种凝视本身是被净化了的，但它又有净化功能；它是从黑暗中解放出来的，却又能驱散黑暗。这些隐含在启蒙中的宇宙学价值依然在这里起作用。”（P057）

  第四章《临床医学的昔日凄凉》

  福柯在这一章主要讲述了从希波克拉底之后一直到十八世纪末期，临床医学的尴尬处境，而其原因恰恰是医学的“凝视”所带来的经验与知识构型之间的冲突，话语变得自相矛盾，难以表达。福柯在一章的名句作为腰封被置于译林的新版（2022年2月第1版），即临床医学“不是被发明出来的，而是有待于被发现”（P061），而传统的历史观则将历史置于一种线形的发展之中，在某个阶段，真理被发明然后扩张，而福柯挑战性地借临床医学提出“它早已与最初的医学形式一起存在了；它建构了自身的丰富性。”（P061）

  医学知识无论如何少不了经验，“病人床边，一直有恒久而坚实的经验的位置”（P058），“在成为一种知识以前，临床经验是人类与自身的一种普遍关系：那是医学的极乐时代”（P060），但是，“当人类懂得书写和秘密之后，衰败就开始了，即这种知识被一个特权集团所瓜分，凝视与言说之间那种既无障碍又无限制的直接关系也瓦解了”（P060），福柯在这儿似乎同时暗示了未有阶级时的人类，即不平等起源前的人类。于是5世纪的希腊医学从“经验的符码化汇总”（P060）这种近乎原始的经验，导向了作为知识的经验的传授，于是为了方便学习，它自我磨损了经验，“这是一种知识的维度，这种知识本身不包括凝视，因此可以名副其实地说它是盲目的。”（P060）

  这种盲目必然会造成多种的盲目，即一种诸神之争，但是经验却是稳定且富有纠正性的，于是临床医学能够“不断地消除各种体系，而与这些体系相矛盾的经验积累着它的真理。”（P061）

  福柯特别举出18世纪的一些临床医学的制度变革，如临床讲座，这些变革有如下几点值得注意。

  第一，它是介于之前的开放性和未来的专门化之间，且“必须在基本建构方面成为一个结构完整的疾病分类学场域”。（P065）

  第二，“在医院里，病人是他所患疾病的主体，也就是说，他就是一个个案；在临床讲座中，人们面对的仅仅是病例，病人是他所患疾病的一个偶然插曲，是疾病碰巧占有的一个临时对象”（P065），它“凝视”的对象是“疾病的真理实体”。（P065）

  第三，临床讲座也给与了学生以前提知识，它本身就是“一种疾病分类学舞台”（P065)，学生所做的是通过观察病体“译解”出答案。即“临床医学绝没有想借助凝视来发现什么，而仅仅是复制了示范讲解的技术。”（P067）

  最后，这种作为知识的经验同时也面临着考验，陪审团是学生，“尽管有独断的言语给它命名，疾病却有自己的语言。”（P067）

  于是，福柯得出了结论，“总之，如此建立或设计的临床制度依然主要出自现有的知识形式，因此不可能获得一种适当的动力，而且单凭它自身的力量也不足以启动医学认识的普遍改造。它仅凭自身之力，既不能发现新的对象，形成新的概念，也不能拥有另外的医学目光；它没有发明出一套新的话语和实践。”（P068）

  但是这一切很快将会被彻底改变！福柯在这一章的最后一段如此预言和阐释，“然而在几年之间，在该世纪的最后几年，临床教学经历了急剧的改组：它脱离了借以诞生的理论语境，获得了一个应用的场域，这一场域不再局限于那种只允许讲述一种知识的场域， 而是与知识诞生、接受验证和自我实现的场域共同扩张：它将与全部医学经验合而为为此，它必须装备上新的力量，脱离那种给它提供教训的语言，自由地走上探索发现之途。”（P069）

  第五章《医院的教训》

  福柯在这一章通过一系列的历史资料，向我们展现出了法国大革命对于医院的激进改革的后果以及对此的矛盾态度。并最后从自由主义（意味着经济上的自由竞争）的角度论述了临床医学成为一种病人与医生的契约，一种穷人与富人的契约。

  在第三章中，我们知道医院被国有化和被取缔，这带来的便是医学的混乱和人们的担心。于是各种改革措施在不断逡巡，但矛盾依然，问题依然——“既要给它划定一个专属它的封闭领域，同时又不能回到旧制度时期的行会结构，也不能回到可能使人想起国民公会时期的国家控制形式”（P087），总之，经过长久的讨论，医院又回来了，并且责任从国家下放到了市镇，“每一个自治市镇都要对自己的穷人负责。”（P092）

  另一方面，人们同时产生了一样的道德忧虑“人们有什么权利把一个因贫穷而被迫到医院里寻求帮助的病人变成临床观察的对象？”（P092）

  “这是因为任何人都不能孤立地生存，穷人也不例外，他只有通过富人的介人才能获得救助。这里面就隐含着一种微妙的权利。要想治疗自己所患的一种疾病，必须有其他人用他们的知识、资源和怜悯加以干预，一个病人只能在社会里治疗他的疾病，因此，把某些人的疾病变成其他人的经验，使痛苦展示出来,这样做是公正的”（P094），福柯在这样用了经济意义上的比喻，即患病的穷人的被“凝视”实质上是一种利息，“因为它作为一种补偿，对于科学来说是对象利息，对于富人来说是生命利息。”（P094）

  福柯在本章的结尾用了一个意味深长的比喻：“在自由世界的负有责任的交易中，医生的凝视是一笔小额积蓄……”（P095）

  第六章《征候与病例》

  在第六章，福柯揭示了语法结构与疾病的关系。

  “人们必须解读可见性的深层结构，而在这些结构里场域和凝视是由知识符码联系起来的”（P098），符码的两种主要主要形式是征候的语言结构和病例的随机结构。

  首先是区分症状与征候，症状是“疾病的呈现形式”（P098），如咳嗽、发烧、呼吸困难等，征候则是“宣告性的”（P099），它意味着一种可能性，如指甲发青宣告了死亡将至。对于临床医学来说，必须要确保以下假设：“能指（征候和症状）从此将完全能够被所指包容，能指的最原始现实状态将毫无掩饰和保留，所指的本质——疾病的核心——将在能指的可理解的句法中被彻底消化。”（P100）

  福柯进一步说明这种语言结构是如何构成的，对于症状来说，它本身就是现象，但是这种现象又必须指代与健康形式对立的某种疾病的能指，所以症状“既通过同义反复来表示自身的整体，又通过自身的出现来表示对异己物的排斥”（P101），这便构成了福柯对这一节的命名“症状建构了一种能指和所指密不可分的初级层面。”（P100）与此同时，“在一种对差异、同时性或接续性、频率极其敏感的凝视下，症状也就变成了一种征候”（P103），这是意识干预的后果，目的在于扫清一切晦暗不明之处，达到“一切症状都将变成征候。”（P104）而这一切都需要一种语言，一种描述性的达到透明性的语言，使“疾病的结构与包围它的文字形式的结构具有一种基本的同构性”（P105），到了这样一种境界，医生与哲学家在某种程度上是一样的，即“医生的话语性、反思性感知与哲学家对感知的话语性反思在一种完全的重合中相聚，因为世界对于它们来说是语言的模拟物。”（P106）

  但是疾病本身的病例结构即一种偶然性却并没有被克服，这事实上导致了“医学始终在现象病理学与病理病理学之间摇摆不定”（P114），由此，还必须找到一种含混的基础和数学模式作为语言模式的补足。福柯归纳了四点，分别为组合的复杂性、相似原理、对频率的感知（“医学的确定性不是基于对个体性事物的彻底观察，而是基于对大量个别事实的彻底扫视”（P122））、确定性程度的计算。

  第七章《看与知》

  这一章福柯指出了作为临床医学的观察与传统观察的区别，并告知读者症状医学将被由病理解剖学组建起来的临床医学代替。

  作为观察手段的“凝视”，当在“看”的时候，即是在“知”。“当它感知一种景象时，它会听到一种语言”（P119)，如根据症状确定某种疾病，但症状的价值早已被给定，即“每一种症状与其症状学价值之间的相关性是一种根本前提”（P125），临床医学要求“看”得到回报，即“凡是可见的事物都是可以表述的，而是，因为它是完全可以表述的，所以它是完全可见的。”（P128）

  那么凝视又回到一种神秘主义的危险之中，这是一种关乎语言的深渊，“人们现在仅仅是因为懂得了那种语言才看见了可见物；事物是向深入了解词语的封闭世界的人呈现的；如果这些词语与事物相互交流，那是因为它们遵守着它们的语法所固有的规则。”（P127）福柯借此说明了一种破除神话的瞥视的登场，“瞥视属于是无言的接触”（P136），它是深入空间的，而不是外在的看与听，从此，临床医学开始探索“身体的可触摸空间”（P136），病理解剖学组成的临床医学的时代到来了！

  

  刘北成《福柯思想肖像》，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28页

  第八章《解剖一些尸体》

  第八章主要论述了解剖临床医学的诞生、面对的难题和解决方式、后果。

  首先，是关于病理解剖学的诞生，福柯先是指出了历史学家倒错的论述，即“把新的医学精神与病理解剖学的开拓联系在一起，似乎后者界定了前者的基本要素，承载着前者和覆盖着前者，既构成前者的最生动的表现，又构成前者最深刻的根据”（P137），与此相联系的是其诞生是冲破了来自宗教和道德的障碍。然而，种种论述恰恰是为了创造出“一个战斗受难的解剖学教派的形象”（P139），这是此种崇高的形象和其背后的精神使临床医学的出现成为可能。但福柯通过举莫尔加尼（其于1760年发表了《病变的位置与原因》）和比夏（其于1827年出版了《膜论》）的例子指出，在今天我们看来好像解剖学和临床医学天然联系在一起的这一“事实”，不过是一个错觉，而正是临床医学的思想阻碍了莫尔加尼的教诲长达四十年，此种阻碍实质是两种不同类型的知识之间的冲突，于是，“在病理解剖学能够重新获准进入临床医学之前，相互之间必须达成一项协定：一方面是新的地理基线，另一方面是新的读解时间方式。（P140）”

  接着，福柯开始论述比夏，“莫尔加尼及其后继者的解剖学中占主导地位的器官多样化原理被比夏的组织同构原理所取代”(P143），比夏“既解析了器官同时又把它们联系在一起”（P143），“比夏的眼睛是临床医师的眼睛，因为他赋予表面凝视以绝对的认识论特权”（P143）,且此种凝视更加远离“临床医学方法中隐含的唯名论了”（P145）,它所凝视的对象乃是真实存在的，如“在心脏揭示出心包膜，在大脑揭示出蛛网膜，在肠胃揭示出粘膜”（P146），正是因此，分类思想在19世纪初更加自信且奇怪的复活了。

  但依旧存在着问题，即“如何能把本质秩序与效果系列区分开呢？（P148）”又如何“区分原发性和诱发性?（P149）”并且很难显示疾病过程的强度。“解剖学除了可见物外说不出其他任何东西，而且也只能说出同时性的可见物空间存在的简单的、最后的和抽象的形式。（P149）”福柯如此总结：“有意以疾病分类学为基础的病理解剖学面临着两组问题，第一组问题涉及一组有时间性的症状在与空间上共存的组织之间的联系，第二组问题涉及死亡以及死亡与生命和疾病之间关系的严格定义。（P149）”

  对于第一组问题，回答是“唯一的病理事实乃是比较事实。（P150）”通过解剖，乃是一种距离之接近，遮蔽之显现，是“对固定点的定位来取代发生频率的记录”（P154），如肺结核的症状可以有咳嗽、呼吸苦难、发烧等，但这些症状并非不可少，其出现次序也并非固定，而只要一种现象是固定不变的，且是肺痨的必要和充足条件，即肺细胞组织的病变。因此，“对解剖临床医学感知的分析就揭示了三个依据（定位、病灶和原发性），后者修正着临床医学主要按时间进行的解读。（P155）”“对于比夏及其继承者来说，位置观念摆脱了因果问题（就此而言，他们是医师的传人）；病灶指向的是疾病的未来，而不是它的过去；病灶是病态结构扩散的出发点。它不是终极原因，而是原发灶。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在一个尸体中确定一段固定的空间，就可能解决疾病的时间性发展所提出的问题。（P156）”

  对于第二组问题，更为详细地说，是“如果疾病的遗迹还在侵蚀尸体，那就没有任何证据能够绝对地区分什么属于疾病，什么属于死亡；它们的征候混杂在无法辨认的混沌之中。（P157）”，对此，一是立即解剖尸体，二是区分“与疾病同时出现的现象和在死亡之前出现的现象。（P157）”并且，“一旦人们了解和掌握了死亡的不变现象和多边的表象，就能够借助它这种时间上的开放性，重构整个疾病系列的演变”（P160），“生命、疾病和死亡由此组成了一个技术上和观念上的三位一体”（P160），“人们可以从死亡的高度观看和分析器官的相互依赖关系和病理的发展时序。”

  无论是对尸体的解剖，亦或者是从死亡之镜中反观生命，总之，“在死亡的光亮照耀下，生命的黑夜被驱散了。（P164）”

  第九章《可见的不可见物》

  前半段继续对解剖临床医学进行论述：“在解剖学感知中，死亡是一个制高点，从那里向下观看，疾病是向真理洞开的。（P176）”

  在这一章中，福柯还提到了一个关键的问题，即我们认为的阻碍医学的道德障碍，真的是被进步的启蒙所消除的吗？“道德障碍只是在有了认识的需要时才会被体验到；科学的必要性揭示了何为禁忌：秘密是知识创造出来的。（P182）”求知欲越旺盛，所诱发和发现的禁忌越专横，但前者为后者提出了科学和社会的理由，使得后者被轻松地从伦理范畴中抹去。如听诊器的诞生，表面上显示了一种有形的障碍，“身体之外的工具性中介认可了一种退却”（P183）,但此种工具恰恰提供了为凝视提供了“武装”，视觉-触觉-听觉的感知结构得以实现，“医学凝视现在被赋予了一种多重知觉结构。（P184）”这背后恰如福柯所敏锐洞察到的：“多于隐藏的事物，羞耻的距离是一个投影屏幕。人们不能看到的东西是在与人们不应看到的东西有一段距离的地方显示出来的。（P183）”福柯同样指出：“阻碍接触的不再是羞耻感，而是肮脏和贫困；不再是身体的纯真，而是身体的污秽。（P183）”

  上面所提到的感知结构不只是一种知觉结构，同时也是认识论的结构，因此也诞生出了技术因其干预所带来的不可见结构这一层次上的测量、实质和构成等问题而遭到排斥的奇景。于是“一种关于个人的话语再次成为可能，更准确地说，再次成为必要”（P188），语言同时也需要更为具体化、个别化。关于个人的知识成为在19世纪成为可能。也由此，19世纪的死亡构成了独特性。

  “死亡离开了古老的悲剧天堂，变成了人类抒情的核心：他的不可见的真理，他的可见的秘密。（P193）”

  第十章《热病的危机》

  福柯指出这一章考察的是“解剖临床感知在最后一个阶段是如何寻找其平衡形式的。（P194）”

  首先，是比夏及其早期追随者所建立的方法遗留下来的两组问题。“第一组问题涉及疾病本身的有无及其病变伤害现象的关系。（P194）”即解剖医学定位的疾病的“所在地”与疾病本体的关系。另一组问题是是否所有的疾病都存在一个病变的位置？于是便出现了如器质性病变与生机性病变的区分等。正是在这种操作下，“疾病的病种，而不是它的位置或原因，决定了一种疾病的性质”（P197）,分类分析（思想）再次复活。

  其次，这种冲突聚焦在关于“热病”的讨论中，发烧现象由于其表面性，所以必须从“特性”入手，将“发烧”转向各种特定疾病的“热病”。于是解剖医学在这儿抛弃了自己的权利：“为了给不同形式的热病提供一个结构，器官立体空间必须让位给一个完全由征候及其所指占据的区分空间。（P203）”

  转折出现在布鲁塞1816年发表的《公认学说之考察》，“每一个组织都有自己的变异方式：因此人们在开始研究尚不清楚的热病时就应该分析炎症在身体这个部位发生时的特定形式”（P207），“疾病的位置仅仅是激发性原因的联结点，而这一点是由组织的应激性和媒介的刺激力决定的”（P212）“因此——这正是1816年的重大发现——疾病的本体消失了。（P212）”“疾病现在不过是组织在对某种刺激性原因做出反应时的某种复杂运动：患病的全部本质就在于此，因为不再有特发性疾病，也不再有疾病的本质。（P212）”

  “疾病医学已到了尽头；现在出现了一门病理反应医学。这种经验结构主宰了19世纪。因为他还将包容致病媒介医学，因此虽然它也不免在方法论上有所修正，但还是在某种程度上支配了20世纪。（P214）”“布鲁塞著作中的所有东西都与时代相悖，但他为他的时代确定了观看方式中的最终因素。自1816年起，医生的眼睛能够正视患病的机体了。现代医学凝视的历史具体前提最终建立起来。（P216）”

• 蓝江 | 从相似性的图表到知识型的装置——重读福柯的《临床医学的诞生》

  作者：理一分殊 发布时间：2022-09-16 11:07:59

  原文载于《求是学刊》 2022年第2期

  摘 要：福柯

  在《临床医学的诞生》一书中，反思了现代医学知识是如何建立起来的，重点关注了 18 世纪末 19 世纪初医学知识体系的变化。从 18 世纪的以相似性的图表为主体的分类医学，经过大革命和拿破仑政府时期的社会医学，建立了将病人、穷人、异常之人隔离起来的现代大型医院，并在医学的临床实践中形成了以征候关系为基础的现代医学知识型。这种新生的医学知识型通过医生的普遍性的目光的凝视，悬置了个体身体的个别差异，将病患的身体纳入普遍的医学知识型的装置之中，从而实现了临床医学知识体系的科学性权力，也彰显了背后不可见的医学知识型的实证性装置的存在。

  关键词：

  福柯；相似性；知识型；生命政治

  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背景下，今天我们已经习惯了这样的场景。我们在进入火车站候车大厅或者机场时，当我们要去往另一座城市时，都需要出具48小时内的核酸检测报告。在疫情防控的背景下，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这不仅是习以为常的事情，更是应该履行的义务，因为准确的核酸检测，可以将潜在的感染者与健康的人区分开来。不过，我们是如何依赖于那些检测报告的数值，将人们区分为潜在的感染者和健康的人的？我们如何相信这些数据所代表的科学性？而我们之所以相信这些数据的科学性的前提是，我们无法用自己的主观判断和感知来决定我们是否是一个新冠肺炎病毒的感染者。与之类似，我们今天依赖于一年一度的体检，体检报告中的各种数值，直接向我们呈现出一个我们无法感知、无法看见的身体，一个不那么健康的身体。尽管我们一直感觉不到身体的异样，但这些数值建构了我们身体中潜在的危险。血糖、转氨酶、甘油三酯、血尿酸、尿蛋白等等，似乎在向我们讲述一个完全不同的身体、一个看不见的身体。这就是临床医学为我们建构的一个现代医学的知识体系下的身体、一个用医学科学的尺度建立起来的认识我们自己健康状态的体系。我们自己的身体也只有在这个框架下，才能被纳入现代医学的考量之中。这与我们的身份无关，与我们具体是谁无关，这些数值只关乎我们的身体的指标，而这些指标就是作为个体和集体的临床医学所关注的对象。临床医生用他们特殊的凝视将我们的身体转化为他们医学知识体系的一部分，让我们身体在他们的凝视下变得可见、可读、可以理解。

  

  福柯《临床医学的诞生》

  这或许是福柯要撰写《临床医学的诞生》的原因。按照福柯的知识年谱，1963年出版的《临床医学的诞生》稍晚于福柯早期轰动一时的作品，即他的《古典时代疯狂史》。这部1961年的作品，甫一上市，就在法国掀起了一阵关于疯癫和理性问题的讨论。然而，福柯似乎意犹未尽，他试图将《古典时代疯狂史》的相关结论延伸到整个医学领域，看看18—19世纪的关于精神病学的相关话语的诞生，是否与现代医学科学话语的诞生是对应的。在撰写《临床医学的诞生》的过程中，福柯已经十分肯定了这个结论，以致于他十分大胆地将这个结论再次做出延伸，拓展到整个现代社会的科学话语的建立，这就促使他在1966年出版了其最重要的著作之一——《词与物》。换言之，《临床医学的诞生》正好处于福柯从早期的疯癫研究转向更为成熟的认识型、考古学和谱系学研究的衔接点上。然而，《临床医学的诞生》的影响力却远不及《古典时代疯狂史》和《词与物》，也赶不上后来出版的《知识考古学》和《规训与惩罚》，甚至无法与福柯后期在法兰西学院的讲座集中的《必须保卫社会》《领土、安全与人口》《生命政治的诞生》相提并论。然而，在今天疫情防控的背景下，或许有一个新的契机，让我们可以重新阅读和审视福柯的这部早期作品，在《临床医学的诞生》的目光下发现面对后疫情时代的生命政治的潜在线索。

  01

  相似性的图表：

  临床之前的分类医学

  福柯很喜欢使用类比的写法作为书的开头。在《词与物》的开头，福柯引入了一个曾经被博尔赫斯介绍过的所谓的“中国古代的百科全书”，然而里面的条目我们见到了会瞠目结舌，因为今天的我们已经完全无法理解这样的条目。同样，在《规训与惩罚》的开头，他将1757年因刺杀皇帝路易十五而在格列夫广场上被四马分尸的达米安的酷刑，与80年后，列昂·福歇开办的“巴黎少年犯监管所”作了对比，让我们看到了在短短几十年里现实社会中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这种写法自然也被应用在《临床医学的诞生》一书中。在该书的开头，福柯引入了两位作者的文章进行对比。一位是波姆（Pomme），他在1769年的《两性气郁病症论》中将女性身体内的某种膜状物比作为“湿羊皮纸”，而仅仅在五十年多年之后，即在1825年，另一位作者贝勒（Bayle）在《精神疾病新论》中明确指出了这种膜实际上是一种“淡黄色的蛋白膜”。福柯感到惊奇的问题并非是波姆和贝勒两人孰对孰错，而是对于同一个对象，即一种生物膜，两个作者有着完全不同的表述，一种是类比性的表述，而另一种接近于近代医学科学的知识表述。这就是福柯引入问题的所在：“因为贝勒的每一个词句都具有质的精确性，把我们的目光引向一个具有稳定可见性的世界，而波姆的描述则缺乏任何感官知觉的基础，是用一种幻想的语言对我们说话。但是，是什么样的基本经验致使我们在我们确定性知识的层面下、在产生这些确定性知识的领域里确立了这种明显的差异呢？我们怎么能断定，18世纪的医生没有看到他们声称看到的东西，而一定需要经过几十年的时间才能驱散这些幻想的图像，在它们留下的空间里揭示出事物真实的面貌？”[1]当然，在今天已经熟悉了医学科学话语的我们，在倾向上，或许会认为贝勒的描述更接近于真实的生理组织状态。但问题在于，我们认为这些医学话语（即贝勒的描述）为真实的基础究竟是什么，我们为什么选择了将波姆的描述视为奇形怪状的幻想？福柯认为，在18世纪末的时候，发生了一场医学知识上的突变，让人们不再相信那些幻想式的医学话语，不再相信什么“湿羊皮纸”一样的描述，而是转向了一种“真实”的医学话语。而这种“真实”的医学话语也在引导着后来的医学研究和实践，建立了医学上可见与不可见的区分，也因此建立了一种基于临床医学的特殊的“医学感知”，现代临床的医生可以感知到千百年来医学所无法感知到的东西。

  

  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

  在此，福柯提出了18世纪分类医学（médecineclassificatrice）与后来的临床医学的区别。分类医学是一个没有深度的阶段，它们只能观察到比较浅层次的经验上的症状，而无法对这些症状进行穷根究底。这也是福柯将分类医学称为“历史”的医学，而不是“哲学”的医学的原因所在。用福柯的话来说，“人们基本上是在一个没有深度的投影空间、一个只有重合而没有发展的空间中感知疾病。这里只有一个平面，一个瞬间。真相最初是在一种表面上展现出来的……分类医学所提供的第一种结构就是这种永远保持同时性的平面”[2]。也就是说，在分类医学阶段，医生只能简单地观察到一些简单的症状的同时关联，比如说，对于胸膜炎来说，会同时出现发烧、呼吸困难、咳嗽以及侧胸疼痛等症状。难么，一旦有一个病人向医生陈述了他具有这些主观感受，那么医生便可以将这些同时性的症状诊断为胸膜炎。至于胸膜炎是人体的何种机制导致的，存在什么样的功能性原因，这并不是分类医学着重考察的内容。

  有趣的是，福柯在提到18世纪的分类医学时，他也提到了相似性（ressemblants）。如果对福柯的著作十分熟悉的话，会发现在他随后的《词与物》中，他认为相似性思维在人类知识发展的历史上，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福柯指出：“相似性在西方文化知识中一直起着创建者的作用。正是相似性在很大程度上引导着对闻不到你的注解和解释，正是相似性才组织着符号的游戏，使人类关于种种可见的和不可见的事物的知识成为可能，并引导着对这些事物进行再现的艺术。”[3]对于疾病而言，它并不会向我们直接展现出其背后的奥秘，相反，它只能借助一系列的具有相似性的症状表现出来，而医生通过对病人的经验性观察，将这些同时性出现的要素或症状分成一类，并在这个类别之下，所有症状以图表（tableau）的方式呈现出对应的疾病。换言之，当一个病人去找医生看病时，医生心目中就是一系列的图表，他按照这些图表的序列来对应观察病人的各种症状的认识，从而以这种相似性的结构图表来再现病人的身体。“我们在这里面对的是一些构型复合体及其派生体。疾病的本质是借助于它们，再加上自身在平面图像上的结构，而表露在浓重紧密的机体实体上，并具体化于这种实体中。”[4]也就是说，通过这种图表式地再现，相应的相似性的结构也呈现在真实的机体实体，即病人的身体上，而病人能否得到有效治疗也依赖于这种图表对病人身体的再现。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图表式的再现，事实上并不完全与后来的科学的医学知识具有连贯的联系。相反，福柯就是在一种非连贯性的知识体系中来审视分类医学中的知识图表的。由于分类的不同，在不同的疾病之中，实际上不存在一而贯之的医理，相反，这些对疾病的分类医学解释，存在着诸多相悖和不连贯的地方，后世比夏的解剖学和哈维的《血液循环论》，才真正奠定了现代医学科学和生命科学的连续性知识的基础。这也是福柯在巴黎高师的老师康吉莱姆对现代生理学的指控，因为生理学完全建立在一种连续性的标准基础上，从而将医生的责任定位于让处于病态的症状恢复到生理的正常状态。康吉莱姆说道：“现代生理学，呈现为与荷尔蒙调节和神经功能调节有关的功能常数的经典汇集。这些常数被称为正常，因为它们确定了一般性的特征，其中大部分通常都可以观察到。然而，它们被称为正常，还因为它们完美地进入了被称为治疗的那个标准化的活动。生理学常数，因此在统计学意义上意味着正常。这是一个描述性的意义，而从治疗学的意义上讲，是一个标准化的意义。”[5]而在这个时候，分类医学呈现为一种图表型的结果，这也是福柯在《词与物》中认定的18世纪知识的核心，即“在组织起一系列因果性和历史以前，西方文化的知识型已经展示了一个图表区域，在这个区域里，该知识型不停地从秩序之能确定的形式漫游到最复杂表象的分析” 。[6]

  

  我们或许可以在分类医学的意义上来重新理解中国的传统医学。例如，张仲景在《伤寒论》中曾指出，中医的要义在于“夫天布五行，以运万类，人禀无常，以有五藏；经络府俞，阴阳会通；玄冥幽微，变化难极”[7]。不难看出，张仲景理解的医学并不是一个独立的领域，它在本体论上，依赖于中国哲学中的五行和阴阳辩证。于是，他对各种疾病的划分也是依照这种玄学思想来展开的，例如，《伤寒论》中的核心结构是六脉的经络学说，这实际上就是福柯意义上的相似性的图表。对于张仲景来说，任何疾病都需要在这种六脉经络的相似性的图表中进行再现，并在图表中展现为中病症（如太阳病、阳明病等）。在《伤寒论》中，所有的病症依次被归纳为太阳、阳明、少阳、太阴、少阴、厥阴六脉疾病，例如少阳病的类别，“少阳之为病，口苦，咽干，目眩也。少阳中风，两耳无所闻，目赤，胸中满而烦者，不可吐下，吐下则悸而惊。伤寒脉弦细，头痛发热者，属少阳。少阳不可发汗，发汗则谵语。此属胃，胃和则愈，胃不和，烦而悸。一云躁”[8]。我们姑且不论《伤寒论》中依照六脉分类各种疾病是否符合现代医学知识，我们看到的是，张仲景赋予了六脉一种原始结构，也就是福柯后来所说的：“在分类医学里，疾病具有与生俱来的、与社会空间无关的形式和时序。疾病有一种‘原始’性质，这既是其真实的性质，又是其最规矩的路线；它是孤立存在的，不受任何干扰，也没有经过医学的加工，它显示了自身本质如同植物叶脉的有序脉络。”[9]也就是说，在分类医学之下，医生的目光，即中医的望闻问切之术，实际上就是试图用分类的图表再现出病人的身体，如果病人的身体能够在这个图表中体现出来，便成为可以治疗的对象，相反则成为疑难杂症，变成无法归类的不连续性。分类医学，并不在于针对具体个体的身体进行探究，而是将医生的目光锁定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知识空间中。尽管有张仲景的“变化难极”，但根本的事实是，有越来越多病人的身体和症状无法处在他们的分类图表之下，也无法按照他们的理想的类型来再现病人的身体。换言之，一旦病人的病理学冲击分类医学的图表，意味着一个新的历史门槛的来临，这个历史门槛不仅仅是医学科学进入到现代知识型的先声，这种知识型不仅仅出现在现代医学知识领域，也出现在传统的语文学、博物志和财富分析等领域。在后来的《词与物》中，福柯看到了从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的这道门槛，它不仅将分类医学推向了更科学的医学话语，也将传统语文学、博物志和财富分析变成了现代语言学、生物学和政治经济学。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临床医学的诞生》就是医学版的《词与物》。不过，在以相似性的图表为基础的分类医学走向更符合科学性的临床医学的过程中，还有一个无法绕过的中间阶段，福柯称之为“社会医学”（médecinesociale）。

  02

  社会医学视域下的生命政治

  熟悉法国历史的读者不难看出，在《临床医学的诞生》一开篇的两位作者之间，虽然只有五十多年的间隔，但这期间却发生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事件——法国大革命。法国大革命以及之后的督政府、执政府和拿破仑统治期间，正好是法国医学从分类医学过渡到临床医学的关键时期，但是这个过渡却不是直线式的，而是经过了一个历史的转折，即在大革命政府到拿破仑统治下的法兰西的社会医学的阶段。

  

  对于这个“社会医学”的阶段，在后来的福柯著作中，有一个更为明确的名称——生命政治学（bio-politique）。的确，在《临床医学的诞生》一书中，福柯完全没有使用生命政治一词，也没有与之对应的“生命权力”（bio-pouvoir）的概念。这些概念是在《必须保卫社会》和《性史》第一卷中建立起来的。例如，在《必须保卫社会》中，福柯写道：“从18世纪末开始，人们对这些现象负起责任，导致了这样一种医学的建立，其主要职能是公共卫生，包括协调医疗、集中信息、规范知识的机构，它还开展全民卫生学习和普及医疗事业的运动。”[10]在那里，福柯将政府实施的这一权力，即施加在个体的生物性身体和卫生医疗上的管制的权力，称为“生命权力”，而围绕这种生命权力建立起来的政治就是生命政治学。尽管在福柯的讲座中，生命政治与规训和人口统计学密切相关，但是，在后来的许多讲座中，生命政治都涉及一个基本现象——国家权力开始介入到医学、治疗和卫生方面，尤其在重大疫情中，国家权力直接接管了医生和卫生防疫部门的权力，这样国家治理变成了生命政治治理。与此同时，由于医学的培训不再是纯粹的知识性培训，在培训和教育中，医生也接受了这种国家行政和治理方面的知识，自觉地将他们的使命与国家的使命联系在一起。于是，生命政治事实上在现实的历史过程中由两个方面的内容构成，即国家权力对医学和治疗的接管，另一方面是医生和医学教育主动与国家权力联系起来，让19世纪的政治治理从一开始就具有明确的生理学和医学的痕迹。于是，对于福柯来说，一旦人口、卫生防疫、城市规划等方面考虑到生物性生命和防疫性因素，即如何“让人活”（faire vivre）的因素之后，政治自然就成为生命政治。

  在1963年的《临床医学的诞生》中，福柯并没有这样明确的生命政治的定义和观念。但是，在这个阶段上他所收集的材料，显然与后来的生命政治学有着密切的关联。我们需要回到《临床医学的诞生》的文本，来看一下其中福柯提到的社会医学何以与生命政治形成了关联。对于社会医学的生命政治性质，我们可以分成两个方面来思考：

  

  首先，在大革命和拿破仑时期，医生接受教育不仅仅是为了以后能开办诊所，接诊病人，实现他们的医疗事业。其实，对于当时的政府而言，他们十分希望这些医学教育的学生和专业人士进入到政治权力当中，参与政治治理，即他们希望让医学被正规化或政治化。尤其在拿破仑政府期间，政府不仅希望在道德和精神上为法兰西公民树立典范，也希望通过医学，来建立一种与国家命运密切相关的生命权力。福柯提到：

  它们曾经起了重要作用：通过把医学与国家的命运联系起来，揭示了医学的一种积极意义。医学没有停留在原先的状态，即“对无数疾病进行枯燥和伤感的分析”，或者说那种可疑的否定之否定，而是被赋予了一种崇高的任务：在人们的生活中确立健康、美德和幸福的正面地位；医学的责任包括，在劳动中穿插节庆，提倡平和的情感，监视读物和剧院的内容，检查婚姻的前提，即结婚不应出于自私的目的，不应出于一时的冲动，而应建立在保证幸福的唯一持久的条件上，即对国家有利。医学不应仅仅是一类康复技术和相应的知识；它也应该包括关于健康人的知识，即对“无病之人”的研究和对“标准人”的界定。为了对人类的生存进行管理，医学采取了一种规范姿态，这使它不仅有权对如何健康地生活给出各种忠告，而且还有权发布个人以及社会在身体和道德关系方面的标准。医学立足于那个边缘的、但对于现代人是至高无上的领域。在那个领域里，某种平静的感官幸福名正言顺地与整个国家的秩序、军队的活力、人民的繁殖力以及坚韧的劳动进军联系在一起。[11]

  从这段文字中，不难看出，大革命和拿破仑时期的医学，早已超出了之前以及我们今天对医学的某种定义，医学不仅仅在于治疗，而且在于梳理一种标准的规范，它不仅将个体的健康作为医学的对象，也将整个社会的健康和卫生作为治疗的对象。在这个意义上，医学变成了超越了个体身体的医学，变成了一种以国家名义进行的社会医学。医学的存在不仅仅是医疗和拯救病人，而且在于为革命时代之后的法兰西带来一种领先欧洲的新风尚，为所有的法国人带来一种人之为人的规范，让每一个人按照这种新的道德的和卫生的新生活规范来塑造生命。对于当时的革命政府和拿破仑政府而言，一旦在法兰西确立了“标准人”的界定，树立了正确生活、婚恋、繁衍的规范，法国就变成了新法国，也让法国成为世界文明的垂范。

  

  显然，福柯十分重视这个“社会医学”的概念，以致于1974年他在巴西的里约热内卢州立大学的一次讲座中，他模仿自己的《临床医学的诞生》的标题，给出了一个题为“社会医学的诞生”（La naissance de la médecine sociale）的讲座。但与《临床医学的诞生》不同的是，福柯在这次讲座中，已经明确地将社会医学定义为“生命政治”。福柯说：“资本主义并没有导致从集体医疗到私人医疗的转变，而恰恰相反；在19世纪末和19世纪初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首先将第一个对象，即身体，作为生产力、劳动能力的一种功能社会化。社会对个人的控制不仅是通过意识或意识形态进行的，也是在身体里和用身体进行的。对资本主义社会来说，最重要的是生命政治，是生物的、体质的、肉体的。身体是一种生命政治的事实；医学是一种生命政治的策略。”[12]也正是因为如此，福柯看到，国家直接涉足了对人民健康（或者说身体）的监控和规训，而在这个时期，也诞生了卫生（salubrité）的概念。在1790—1791年间，大革命政府要求法国各省和主要城镇都要成立“国民卫生委员会”，而之所以成立这样的委员会就在于改变人们的卫生观念，形成卫生习惯，因为“卫生的含义与健康的含义不同，而是指环境及其构成要素的状态，而这些正是改善健康的因素。卫生是确保个人最佳健康的物质和社会基础。与此相关的是公共卫生的概念，它是一种控制和改变环境要素的技术，这些要素可以促进健康，也可以相反，损害健康。卫生和不卫生指的是事物和环境的状态，因为它们影响健康：公共卫生是对这种环境的政治科学控制”[13]。

  其次，如果说“国民卫生委员会”之类的政治性机构旨在建立一种社会医学，即一种健康良善的社会整体，那么这个整体的意义不仅仅要塑造符合卫生和精神规范的新主体，也需要将那些不正常的、不规范的个体隔离开来进行治疗。于是，社会医学获得了生命政治的第二个含义。福柯看到：“在这种为了确保监控的连续性而由许多医学机构组成的构型中，医院应该占有一席之地。不仅是因为一些病人没有家庭，需要有医院，而且为了防止传染以及为了处理一般‘日常’医学无法处理的‘异常’病人，也需要有医院。这里人们可以再次发现泰农和卡巴尼斯的影响。医院就其一般形式而言都带有悲惨贫苦的印记，但在地方上却显得是一种不可缺少的保护手段。保护健康人免受疾病侵害，保护病人免受外行的土方偏方之害……保护病人，以免他们互相传染。”[14]这意味着，在法国大革命时期出现的新式医院，一开始的目标并不是救助病人，而是为了隔离不正常的人。这就像福柯在《古典时代疯狂史》中指出的，现代精神病院的成立并不是为了医疗疯癫的疾病，而是为了将这些不正常的人隔离开来，让正常的符合规范的人可以免受他们疯癫思想和行为的影响，从而保障整个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良序运行。福柯谈到：“宗教狂热导致的不服从，拒不工作和偷窃，是对抗资产阶级社会及其基本价值观的三种重大罪行，即使疯癫所致也不能宽宥。它们应受到最彻底的禁闭，受到最严厉的排斥，因为它们都表现为对道德和社会一律化的抗拒，而这种一律化正是皮内尔的疯人院的存在理由。”[15]

  

  莱斯特精神病院

  和现代精神病院的建立一样，现代医院的主要职能是隔离，与被社会医学认定为健康的社会整体秩序的隔离，不让病人的身体来感染整个社会整体的健康。因此，在18世纪末的医院中，我们看到的不是人道主义的治疗，而是福柯所谓的“异常”生命，他们不是“日常”的感冒发烧，因为这样的疾病是很容易恢复正常，医生上门诊治可以迅速恢复正常，这些治疗在一些小诊所和家庭内部就可以完成。而大型医院之所以存在，就是要建立一个类似于现代精神病院、类似于现代监狱的隔离场所，他们在那里将“异常”的病人与正常的世界隔离开来。正如后来的巴斯德派医生一样，他们坚持医院的建立是为了隔离病人，从而保障社会的安全。法国社会学家拉图尔（Latour）曾指出，巴斯德派医生认定为“没有人有权利去感染别人，要保有自由，传染病患必须被医生公告周知、隔离、消毒，换言之，就是要他不要为

  害，如同我们的流放犯人一般，疾病不再是个人的不幸，而是对公共秩序的危害……巴斯德派医生重新界定了社会成员，从而促成了权力的大调动，就像大地震一样，颠覆了众多行为者，医生的角色也翻转了”[16]。由此可见，从那时起，医学、医院、医生以及治疗活动事实上已经演变成为一种政治行为，它的主要目的不是治疗个体的身体，而是治疗一个更大的身体，即一个国家和社会的整体身体，这让医学毫无疑问具有了社会医学的名义，但与此同时，这种社会医学必须将政治权力凌驾在每一个具体的生物性身体之上，让他们接受医学卫生的规范，让他们接受生活方式的诊治，从而达到社会的整体良善。当然，对于那些抵抗规训、抵抗监控、抵抗社会医学的权力的人结果只有一个——被隔离和流放，要么在精神病院，要么在医院，要么在监狱。

  

  不过，在《临床医学的诞生》时期的福柯，所关注的主题还不是社会医学和生命政治，而是由于社会医学的诞生，建立了可以将所有病人集中起来的大型医院，让医生和医学院的学生更容易以临床的方式来接触各种病人的身体，从而让医学科学在一个经验性的基础上得到重大突破。福柯再一次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了启蒙的神话，即“人们常常认为，临床医学萌生于一个自由的花园，医生和病人在双方同意的情况下在那里碰头，目视凭借自身的明澈在不受理论束缚的情况下进行观察，经验无须言语就从老师那里传授给学生”[17]。这种绯红色的启蒙神话，被现代大型病院的生命政治的事实所打破，那里只有贫困和异常的苦难。在那里，医生的目光建立了权威，作为被隔离的对象，病人发现自己“暂时不是一个公民了……他沦为某种疾病的历史”，而病人同时“被要求成为一种目视的对象，一个相对的对象，因为需要从他身上辨识的东西是被用于增进其他人的认识”[18]。这种临床医学的诞生是极其冷漠的，现代启蒙许诺的人道主义的幻象在这里一律变成了最残忍的景象，病人的身体是一种临床的实验对象，他们唯有将自己变成“小白鼠”，才有机会在医院里存活。而医生正是利用这些不正常的身体推进了现代临床医学的诞生。

  03

  征候与目光：

  临床医学的实证性装置

  为了体现分类医学和临床医学的一个区别，福柯举了一个例子：在临床医学之前，医生首先向病人询问的问题是“你如何不舒服”，而在临床医学之后，医生的问题变成了“你哪里不舒服”。当之前的医生提出问题“你如何不舒服”时，医生对疾病的了解需要患者本人来描述自己的疾病体验，也就是说，医生面对的是一个真正的主体，他需要对各种疼痛进行主观感知和描述，然后将这种感受传递给医生。但是，一旦问题变成了“你哪里不舒服”时，医生和病人的关系立刻发生了逆转，医生不再需要病人主体的描述，他所需要的仅仅是病人提供一个“不舒服”的位置，让医生以临床的方式去检查、去探测、去诊断。换言之，病人的主体性在临床医学的对话中被悬置了，病人只能等待着医生去触摸自己的身体，或者说允许医生将自身的身体客体化，病人变成病院里的“小白鼠”，让医生的目光、手、听诊器以及各式各样的化验和检测将自己的身体指标化和对象化。临床医学的性质构成了福柯后来思考《词与物》和《知识考古学》中知识型的一个重要的历史来源。例如，《知识考古学》中，他坚持将临床医学作为19世纪的知识型的样态，他指出：

  之所以医生在临床医学话语中依次成为最高的和直接的提问者、观看的眼睛、触摸的手指、症状辨认的器官、已经完成的描述的整合点、实验室的技术人员，乃因为整个关系簇被卷入其中。这些关系包括医院空间（作为一个既是救助，又是纯净的、系统化的观察，同时是局部检验、局部实验的治疗的场所）与人体——正如它被病理解剖学所定义的那样——知觉的整套技术和准则之间的关系；直接观察的范围与已经获得的信息的领域之间的关系；医生作为治疗者的角色、他的教育者角色、他在医学知识传播中的中转者角色与他在社会空间中的公共健康责任人的角色之间的关系。[19]

  由此可见，在现代大型医院中形成的临床医学经验，与之前的分类医学的区别不仅仅是医生如何面对病患个体的区别，而是一种根本的知识型（épistémè）上的区分。在后来的《词与物》和《知识考古学》中，这种知识型变成了言说话语的知识型，这种话语一经产生便从知识生产体系中（如精神病学、性态、临床医学、刑事学等等）中攫取了权力。在《知识考古学》中，福柯指出：“知识型是指能够在既定时代把那些产生知识论形态、科学，可能还产生形式化系统的话语实践连接起来的关系集合，它是指朝向知识论化、科学性、形式化的那些过渡在每一种话语形式中进行定位和得以实现所依据的方式，它是指能够重合、相互从属或在科学从属于邻近的但有区别的话语实践的范围内存在于它们之间的侧向关系。”[20]当然，在《临床医学的诞生》阶段，福柯还不能准确地提出知识型的概念，但是他已经深深地感觉到，在临床医学中，诞生了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即将某些征候综合在一种知识体系下，让临床的目光发掘出之前分类医学所无法发现的东西。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福柯区别了症状（symptôme）和征候（signe）。症状是描述性的，也就是说，症状不是疾病本身，疾病已经通过身体的感知被解释了，比如说发烧症状和头痛的症状，这些症状经过我们身体的感知，从而形成了对疾病的某种诠释。所以，福柯认为“症状——及其支配性地位——是疾病的呈现形式，在所有的可见物中，它最接近本质，它是不可企及的疾病性质的最直接译写”[21]。例如胸痛和呼吸困难是症状，但它们不是疾病，它们或许指向一个看不见的疾病——胸膜炎。但无法通过症状来简单评判胸膜炎，这是有经验的医生根据病人感性化的描述才能在细节中艰难把握的东西。然而，在18-19世纪的临床医学中，一切都发生了变化，医生不再依赖于那些被病人主观描述出来的症状，而是依赖于更具有客观性的征候。实际上，这些征候就是现代医学建立起来的符号，例如，我们感觉到头痛发热，这个是主观性的，但有了温度计之后，这种发热症状便可以被准确地计量化。在这个意义上，症状变成了征候，变成了可以被临床医学知识解读的符号，并被纳入现代医学的知识型当中。

  

  由于作为符号的征候的出现，这些征候不再依赖于个体的身体。福柯看到，这里出现了征候与身体的分离，医生的目光观看的不再是感觉性的症状，而是符号性的征候。所以，“对于一个认识臻于‘完善的最高程度’的医生来说，‘一切症状都将变成征候’，所有的疾病表现都将说一种清晰有序的语言”[22]。这样，一旦所有的疾病被征候化，意味着新的医学体系可以将所有疾病纳入一个完整的语言体系当中，而某一个病患的身体不过是这个整体语言的一种表象而已。福柯在这里的表述，有一种明确的结构主义的意蕴，也代表着20世纪60年代结构主义符号学对法国知识界的决定性影响。不过，正是因为认识到在临床医学中，疾病的症状被转化为征候，福柯意识到临床医学的本质是一种结构主义的语言学，它按照一定的语法秩序建构着现代医学知识体系，将征候与征候之间的关系转化为能指和能指之间的关系。相反，具体病患的个体性或身体性差异，在征候的表征背后不再重要，他们的疾病被还原为一个巨大的话语规范体系。因此，福柯看到临床医学带来的背后的医生目光的变革，他们的目光不再是与病人的交流。在临床医学的医生的目光下，病人消失了，他们变成了一系列在医学话语下呈现的征候的链条。所以，福柯指出：

  在临床医学思想制定其方法和科学规范的种种努力之上，笼罩着一个巨大的神话：存在着一个本身也是纯粹语言的纯粹目视，它是一只会说话的眼睛。它能够扫视整个医院场域，捕捉和收集其中发生的每一个事件；当它进行度量时，当它看得越来越清楚时，它就会变成陈述和教诲的言语；事件在反复和会聚的过程中在它的目视下勾画出真理的轮廓，真理则因为这种目视和按照原本的秩序被保存在教学形式中，留给那些没有认识到它和尚未看到它的人。这种会说话的眼睛将成为事物的仆人和真理的主人。[23]

  我们看到了一个消除了身体的逻辑，即医生的目光看到的不是身体，而是医学的知识型下的征候链条。目视的度量旨在将病人的身体纳入临床医学的知识型的权力下，并按照这种逻辑运作。也正是因为这个关系，传统医学中的望闻问切直接变成了各种检测和化验，而医生只需要观看这些化验和检测的数值，便可以对疾病做出诊断，而无须太多考虑症状下的身体差异。所以“它是从计算的必要性又回到发生的首要性；它首先将可见物与可陈述物的相等关系定义为一种普遍的严格计算，然后它赋予上述假设一种意义：完整彻底的描述。基本运算不再是如何进行组合，而是如何实现句法转换”[24]。这或许就是福柯在卡巴尼斯的《医学的革命》中看到的东西，临床医学需要的不是面对个体的鲜活的身体，更不是各种身体的差异，而是“确定一种句法，一遍从感知的因素推进到连贯的话语”。那么，临床医学的目视不再是医生个体的眼睛，在病人的个体性差异消失的同时，医生的个体性也消失了，它变成了医学知识型下的化身。医学话语的权力通过医生的眼睛实现了作为普遍性话语的具体呈现，表面上是个体的医生在看我们，但这些医生（从临床的医生，到各个化验的医生，以及住院的医生）构成了一个知识的体系，他们的目光是一种知识的权力，他们实现着对病人身体的转化，让他们的身体变成那个连贯性知识型的附属物，让潜伏在他们目光背后的不可见的实体呈现出来。

  

  那么，在临床医学的医生的目视中，出现了两种不同的目视，一种是局部的有限的目视，一种是普遍的绝对目视。正是后一种目视，“把视觉、听觉和触觉都感受不到的东西建构成一个主宰的统一体。当医生使用他的所有感官进行观察时，另外有一只眼睛直逼事物的基本可见性”[25]。这种在感官上不可见的实体就是后来福柯所提出的实证性（positivité）。在阿甘本那里，这个词进一步被翻译成意大利语的dispositivo，而在英语转译的时候，被翻译为装置（apparatus）。换言之，当代临床医学不仅创造了一种以计量性征候为核心的知识实证性，也创造了以此为中心的装置。装置将临床医生的眼睛变成了美杜莎之眼，将病人的身体“石化”为装置的一部分，“它在某种程度上捕获、引导、决定、截取、塑造或确保生命只存在的姿势、行为、意见或话语”[26]。在这个意义上，阿甘本认为，精神病院、临床医学的医生以及监狱，乃至我们今天使用的手机，都是一种装置，它不仅通过医生的目光，捕获一切生命体的运动痕迹，也生产着事物的秩序，而这就是福柯下本书《词与物》真正面对的问题。因此，临床医学的诞生，也意味着以征候和医生目光的现代医学的装置的诞生，一切疾病和诊断都成为这个看不见的实证性的一部分。

  04

  结语

  当我们回到当下的情形，不难发现，我们面对着并非完全是福柯在《临床医学的诞生》中那个作为医学知识的目光的装置。我们今天的情况可能比福柯的时代更为复杂。或许，我们可以认为，那个曾经被局限在隔离病人的医院中的装置，已经慢慢迁移到整个社会之中，成为整个社会治理的装置。在这种背景下，我们面对的是福柯的社会医学和临床医学的综合，社会医学的价值在于，它需要侦测出谁是可能的染疫者，体温测量装置、核酸检测装置以及各种数据代码取代了临床医学中的医生的目光，它成为了普遍性的凝视、一种看不见的凝视。但这种凝视的目光的权力和功能尚在，我们似乎在一个全景敞视的空间里，让我们自己的身体成为疫情分辨装置和隔离装置的对象，而唯有如此，才能保障社会整体的安全。这既是生命政治的主题，也是当代医学知识型的装置的对象，唯一不同的是，全景敞视的目光代替了有限的医生的目光，临床医学正式成为“数字-生命政治”的治理技术的一部分。

  【

  注释

  】

  [1] 福柯：《临床医学的诞生》，刘北成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年，前言第2页。

  [2] 福柯：《临床医学的诞生》，第5页。

  [3] Michel Foucault ,Les Mots et les Choses, Paris：Gallimard, 1966, p.32.

  [4] 福柯：《临床医学的诞生》，刘北成译，第9页。

  [5] 康吉莱姆：《正常与病态》，李春译，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84页。

  [6] 福柯：《词与物：人文科学的考古学》，莫伟民译，第79页。

  [7] 张仲景：《伤寒论》，文棣校注，北京：中国书店，1993年，第2页。

  [8] 张仲景：《伤寒论》，文棣校注，第86页。

  [9] 福柯：《临床医学的诞生》，刘北成译，第17页。

  [10] 福柯：《必须保卫社会》，钱瀚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30页。

  [11] 福柯：《临床医学的诞生》，刘北成译，第38—39页。

  [12] Michel Foucault, Dits et Écrits, III, 1954-1979, Paris：Gallimard, 1994, p.210.

  [13] Michel Foucault, Dits et Écrits, III, 1954-1979, p.223.

  [14] 福柯：《临床医学的诞生》，刘北成译，第45—46页。

  [15] 米歇尔·福柯：《疯癫与文明：理性时代的疯癫史》，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第246页。

  [16] 布鲁诺·拉图：《巴斯德的实验室》，伍启鸿、陈荣泰译，台北：群学出版有限公司，2016年，第269—270页。

  [17] 福柯：《临床医学的诞生》，刘北成译，第57页。

  [18] 福柯：《临床医学的诞生》，刘北成译，第92—93页。

  [19] 福柯：《知识考古学》，董树宝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年，第64页。

  [20] 福柯：《知识考古学》，董树宝译，第226页。

  [21] 福柯：《临床医学的诞生》，刘北成译，第98页。

  [22] 福柯：《临床医学的诞生》，刘北成译，第104页

  [23] 福柯：《临床医学的诞生》，刘北成译，第127页。

  [24] 福柯：《临床医学的诞生》，刘北成译，第129页。

  [25] 福柯：《临床医学的诞生》，刘北成译，第186页。

  [26] 阿甘本：《论友爱》，刘耀辉、尉光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