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书（全4册） 下载 pdf 电子版 epub 免费 txt 2025

《汉书》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全书记述了自西汉的汉高祖元年至新朝王莽地皇四年，共二百三十年史事。此书文赡事详，奠定正史编例，为治文史学者必读之中华史学名著。今以点校本《汉书》为基础，简体横排刊印，更加方便读者学习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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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介绍

《汉书》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全书记述了自西汉的汉高祖元年至新朝王莽地皇四年，共二百三十年史事。此书文赡事详，奠定正史编例，为治文史学者必读之中华史学名著。今以点校本《汉书》为基础，简体横排刊印，更加方便读者学习和使用。

• 作者：！ 发布时间：2017-07-22 15:22:48

• 作者：尧让天下于许由 发布时间：2022-04-29 21:17:56

  本来每天读一点，当故事看。后来疫情封楼期间读的比较多，就读完了。二刷。仍是囫囵吞枣。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 作者：Guiyoursist儿 发布时间：2020-04-02 20:33:22

  “世间还有笔啊，我把你藏起来吧。”

• 作者：醉梦池 发布时间：2022-03-01 07:42:06

  2022.02.15元宵节，第三册完；历时两个多月读完。

• 作者：蝉南迁 发布时间：2019-05-29 10:41:21

  2015年末开始磨磨唧唧，看了一年多。

• 作者：williamhsu 发布时间：2013-04-07 08:59:16

  太酣畅了。但没有司马迁更筋骨

• 贴旧文1：慧眼识才和任人唯亲

  作者：扫墓狗叮当龟 发布时间：2009-11-09 08:53:25

  满屏的长辫刚刚偃旗，《汉武大帝》又被炒了起来。年初才观看了一场“盛世大联欢”的国人，抚今思古，自是对于那个标记了我们民族的朝代有着更高的热情，一时街谈巷议，蔚成时髦。笔者脱离电视久矣，未得躬逢其盛，然而近日翻看《汉书》，竟也有了几分感想在此。

  汉武其人，向称雄才大略，一生众多建树，最耀眼的自是武功。征匈奴，定西域，收百越，臣朝鲜，可谓伟烈丰功，赫赫千古。《汉书》纪赞不言武功，只是东汉的偏见，故而班固一概抹杀。汉武北征匈奴的战绩在我们农业民族对抗游牧骑兵的历史上，实乃难得的扬眉吐气之事，是以劳民伤财亦成小节，并不能妨碍“封狼居胥”代代传颂不衰。

  然而细究起来，汉武能成就此等功业，大概也颇有几分运气的作用。单看那两位威名千古的北征将军之出身“裙带关系”，即可推一二。卫青与霍去病，一为武帝卫皇后同母弟，一为卫后姐之子，卫青因姐见用，初入宿卫，元光六年（公元前128年）拜车骑将军击匈奴，出上谷，只是四路军中的一路。领军万人，斩首虏只数百，战绩并不惊人。然其时北征艰难，同去其他三路均无功，士卒尚多折损，卫青的成就便显得突出。当时赐爵关内侯，第二年（元朔元年）再出雁门，所将兵已增至三万。以后历年征战，七出绝塞，收河南，置朔方，官至大司马大将军，三子封侯，位极人臣。卫青治军既严，行事谨慎，出必有功，可说是第一流的武将，得佐武帝，适逢其时。但卫青的登台，有多少是看在当时圣眷正隆的卫夫人情分上，就难以说清。卫青为人淡泊，初立功封侯时年不过弱冠，已有行事低调之名，假使不是身份特殊，恐难有机会一展拳脚。而汉武帝当初是一眼就看出了这个沉默寡言的小舅子身上的将军潜质而大胆起用，还是为博美人一笑而做的顺水人情，实可考量。

  霍去病的脱颖而出，则相对明朗。“以皇后姊子（是时卫子夫因生刘据，已封后），年十八为侍中。善骑射，再从大将军。”少年人锋芒毕露，一战即“捕首虏过当”，勇冠全军，“冠军侯”之名遂立。霍去病始侯在元朔六年，其时汉武帝三十五岁，即位已逾十八载，正是大权在握、雄心勃勃的时候，霍去病的勇猛锐气无疑极投合上意。霍去病是只有过年少岁月的将军，自十八岁从军到二十三岁死，一鼓不知反顾的锋锐从未减损，凡出塞六次，所携皆“敢力战深入之士”，累斩首虏十一万余级，已远远超过卫青的成就。卫霍之功业堪称得时，亦成就了汉武帝千载威名。后人只赞叹汉武帝的亲戚素质如此之高，或感慨幸运女神对“失节仆妇”卫老太婆毫不势利地眷顾（赵翼《廿二史札记•武帝三大将皆由女宠》），但于“任贤”还是“任亲”之间一直杂缠不清，卫霍两条兼备，似颇凑巧，我们要溢美汉武，就不妨说他是“内举不避亲”。

  然而这样理想化似有不妥。“武帝三大将”，卫霍居前，后期还有个李广利。其实广利其人功业非小，张骞死后西域的臣服，多赖“贰师将军”威名。然此人前有将兵数万两年不克一小小郁成，被武帝怒遮玉门不准回来的丢脸；后有临阵心贰，兵败投敌的变节，因此颇不为人所称，史书上也毫不客气地指出他的得任完全是由于汉武帝“欲侯李夫人”。因汉高祖与群臣有约非有功不侯，而人又言大宛的贰师城微地易取，所以特意赏给他立功的机会。司马温公编《资治通鉴》到此，痛切批评以“国之安危、民之死生系焉”的“军旅大事”，“苟为不择贤愚而授之，于檄幸咫尺之功，藉以为名而私其所爱，不若无功而侯之为愈也。”因此说汉武“无见于置将”，是虚守祖训而不知大节的自作聪明，则让汉武帝的崇拜者实难置辩。广利出征在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其时卫后之宠衰久，霍去病和卫青先后去世，正逢卫氏中衰。李夫人苦心孤诣，把自己青春健康的美貌永留武帝心中，“欲以深托兄弟”，果然收效，广利成为汉武朝后期的显贵，凡十二年。

  汉武之于广利，任人唯亲之意大现，几乎成为典型。由此反推，怎能不对卫霍之用的动机有所怀疑？诚然到了广利时期，汉武功业既广，雄心渐衰，被“高处不胜寒”的寂寞缠绕，行事多有任性处，不能与前期相比。然而付军旅大事以私其所爱，怎么看都像是习惯为之。或者可以认为由于卫霍的表现太好，使汉武帝对自己的择将直觉产生盲目信任，也未可知。

  中华帝国的任人唯亲，与其说关乎政治道德或智慧，不如说是文化使然。秦汉以降社会大变动，贵族势力崩溃而帝国草创。秦末动乱，泗水亭长刘邦“威加海内”，造就“汉初布衣将相之局”。这是一个大事件，彻底改变了帝国政府的性质，从此后政府成为“国家”的代表，并逐渐走向精英化——即由社会精英组成。而另一方面，皇室由于皇帝的存在及世袭传承而成为唯一的贵族，逐渐在帝国的政治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位置。皇帝虽然“以国为家”，但实际上与代表“公室”的政府并不能经常保持一致。政府，或说官僚系统是拥有独立性的，“其言莫予违”的君主独裁并非合理的政治常态。这种情况的造成，可能缘于皇帝在理论上既拥有对帝国的绝对支配权力，同时又承担唯一的绝对责任。换句话说，“国”即是“家”的同时，“家”也是“国”。作为个人的皇帝和作为国家代表的“皇帝”之间发生了分化，且由于官僚系统一经形成，既具有类似利益和责任的“趋同”性而表现出主观的能动作用，所以该分化便逐渐成长为皇帝与政府的矛盾，甚至某种程度上的“对立”。

  一方面，皇帝建立官僚系统以承担帝国的政治运作；另一方面，皇帝通过和官僚系统的斗争来调整自身权威实现的程度。考虑到帝国的基础必须稳定以及行政效率需要保证等问题，皇帝在这场斗争中并不经常是优势的一方。皇帝的“斗争”努力，往往使帝国政治呈现出一些特色。比方说，任人唯亲。

  这里涉及的，首先是忠诚与效率的平衡这一古老问题。忠诚和效率是皇帝构建政府时考虑的最重要因素，因为这二者几乎能够体现政府存在的基本理由。而虽然效率的低下可能会给帝国带来灾难，但缺乏忠诚的（或被皇帝认为缺乏忠诚的）政府显然对皇帝的威胁更加巨大和直接。明显的，绝大部分皇帝会选择把忠诚放在首要位置，即首先要用“信得过”的人，贤愚在次。至于什么人是“信得过”的，“疏不间亲”本是古训。

  政治学上有个规律：接近权力中心的人无论有否干预的合法性，总能对决策产生某些影响。回到我们的话题，由于贵族势力的被消灭，皇帝作为至尊就成为权利同心圆的唯一圆心，而且这种圆心基本可以说是每一代皇帝的“个体”，围绕他晕染出来一个权力扩散的范围，至少是进入视线“待选”的范围。受到皇位世袭制和社会的宗法性文化影响，被划入该范围的主要便是：亲族。

  这样看来，壮年的汉武帝，在魏其武安相继去世，天下大事尽归己手的重要时期，意欲开疆拓土，其用人视线首先落于自家亲戚之上，几乎是很自然的事。而武帝自身的政治智慧和他一以贯之的对经营强大皇权的努力，使得他不会考虑曾深为掣肘的母族和有篡位危险的本族，而选择出身低贱、没有背景的妻族成员。武帝后期对李广利近乎任性的宠信，恰恰反映出其一人独尊的不可抗拒性。终汉武一朝，任人唯亲的行为一直以强大的皇权为背景，所以其恶化所能导致的外戚专权及其他威胁皇帝权威或帝国稳定的后果，可以不进入本文的讨论之内。汉武最后对钩弋立其子赐死其母，做得很绝，他是不愿意任何事物的发展超出自己控制的人。

  本文的题目“慧眼识才和任人唯亲”，是被放在汉武一朝强大皇权的背景下讨论的，强调的是后者，真正关注的却是这个联合谓语结构的主语。一褒一贬，无论褒贬，尽归斯人。这是当年“盛世”的景观，千载之下，何由评说？

  （参考主要《汉书》篇目：《武帝纪》《卫青霍去病传》《张骞李广利传》《外戚传》）

• 儒家的颜色革命

  作者：陈毓秀 发布时间：2019-10-22 23:19:30

  班固《汉书》首开断代史体例，不过华夏历史周期并不能简单以王朝兴替作为断代标准，有时候王朝虽已覆灭，但社会并没有变革，有时候则反之，王朝或未更迭，但社会基础与之前早已大不相同。前者最经典的莫过于西魏北周隋唐关陇集团出将入相前后承接，后者则是以武周科举革命与玄宗安史之乱为贵族与平民社会的转折点。西汉历史理当与后者归为同俦，如果说把刘邦和项羽的斗争与朱元璋和张士诚的争霸混为一谈，是历史理解能力匮乏的表现，那么将西汉与东汉,或者将西汉本身并为一体其实同样如此。

  西汉社会变更的时间分界线在于景帝一朝，在此之前关中与关东两种力量一时无法彻底战胜对手，于是暂时形成了今日我们称之为郡国制的古怪政制。景帝之后，关中彻底压倒关东。虽然是武帝完成秦始皇未了心愿，将秦政彻底施行于关东地区，但将力量对比固为定局，则是在景帝朝完成，汉武帝只是坐享他父亲留给他的遗产。多层次的周礼封建社会就此让位给无限扁平化的秦政吏治社会，只等五百年后蛮族阑入，一种拟古的准封建社会才重新出现在华夏大地。

  但这属于五百年以后的故事，当时人看不到那么深远，如果有人从汉初活到武帝一朝，亲身经历华夏社会的逐渐阿米巴化，那么其时间顺序大体勾勒如下：

  汉王与项王争霸于楚河汉界，这里所谓霸取其原意，指的是春秋五霸一类诸侯长，即儒家所谓“齐恒晋文之事”，纠合诸侯，兴亡继世，一匡天下。汉王胜出，在垓下称天子，法理来自接受诸侯拥戴，成为诸侯长。然而人心苦不知足，既得陇复望蜀，刘邦对异姓王的煎灭并非只是为子孙后代筹计，更有变诸侯长为诸侯主的野望。

  但异姓王相继覆灭并不意味此时汉王朝能够稳固控制关东地区，尤其是涵括江淮流域的原楚国地区，在这里，复国主义势力始终相当强大，日后七国叛乱就是以吴楚为主。汉室迫不得已分封较为年长的刘姓宗亲坐镇关东。有人认为对刘氏宗亲的分封表明刘邦依旧受周礼影响甚深，其实不对，这只是一种权宜之计。他们或许也预料到诸侯王可能尾大不掉，但在无力控制关东的情况下分封同宗不失为明智之举。

  于是结果就是我们看到的，尽管随着时间推衍，关东各诸侯国离心力越来越强，但此时关中朝廷已经有余力镇压和控制关东地区。七国之乱是关东复国主义最后的挽歌，在此之后已经不再存在能够直接威胁到关中政权的自组织团体。然而秦政的本性是尽可能铲除社会凝结核，使民众无力抵抗官府的汲取力度。

  由是在消灭对政权构成直接威胁的复国主义团体以后，便是关东商人土豪大难临头之日，武帝以后两汉商业从来没有达到汉初高度。许多人津津乐道文景一朝商业的繁荣，但这并不是因为关中朝廷对商人没有偏见，更不可能是因为他们对商业有过扶持，在《汉书》中我们见到的只有对商人的歧视性政策，这纯然是战国鼓励工商在百年后的些许遗泽。

  以长安朝廷对土豪巨室的敌视态度，之所以没有像汉武帝一般大开杀戒，对天下商贾实行共产主义政策，不过是忙着与关东旧贵族撕逼，无暇顾及。一旦缓过劲来，便是自盘庚迁殷以来一千五百年文明毁于一旦，三代先王先公以降的多国封建体系一蹶不振，后来儒生不过惨淡经营，勉强维持局面罢了。

  明白汉初这段历史背景，便能理解武帝一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历史意义。今人好望文生义，因此往往只见一叶，不见泰山。对此，我们需要回到当时的观念市场中去。汉初实行无为之治，但今人往往以为所谓无为之治指的是与民休养生息，在某些人眼里这甚至指的是守夜人式的小政府。事实可能恰相反，汉政如果称得上不滥用民力，那也只是跟秦人相比。

  因为汉人眼中的道家与今人眼中的道家并不是一回事，前者专指黄老之术，而现代人眼里的道家指的是重养生修逸的老庄之道。至于与市场的瓜葛，纯属中国田园自由主义者的历史发明，在这方面，秋风和天则经济所贡献甚大。事实上将老庄并称是魏晋时期的事情，而且大大扭曲老庄本意，因为在老庄的文本不但不推崇养生，反而非常抵触养生术，不过这属于题外话，在此就不细讲了。

  黄老之术是一种帝王术，其与法家的距离要比荀子和法家的距离更近。在司马迁父亲司马谈看来，道家“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这基本上可以代表汉初对黄老术的看法。前面一句比较晦涩，你可以理解为彻底的机会主义，而后一句所谓因循顾名思义，指的就是继续维持前人的政制。

  如果我们还记得司马迁在《史记》里多次提到汉家天子对申韩之术的喜好，就不难想起汉初因循的乃是秦制，所谓汉承秦政，汉人几乎全盘继承秦人的残暴制度，萧何入咸阳首先做的便是将秦代的律法书给抢过来。以至于文帝时有弱女缇萦上书救父，以偿肉刑，孝武一朝有董仲舒进贤良三策，诅咒吏治腐败法令滋彰，暗示诏狱岢刻，与暴秦一般无二。

  先秦儒生天然敌视大一统，鲁仲连有“宁蹈东海，义不帝秦”之宣言，孔门后裔抱着先王礼器与陈王一同死难。无奈木已成舟，景帝朝七国之叛的失败，意味着重建多国体系的希望告以破灭，以及关东贵族的组织资源消耗殆尽。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董仲舒的登场以及日后所谓“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其实是儒家发动的一场颜色革命，在无力直接挑战大一统帝国的现实面前，不得不与法家体面妥协，实现曲线救国。

  尽管武帝一朝几十年坚持不懈打击豪强，任用酷吏，盐铁专营，重本抑末，遂使天下丁口减半的基本国策，都是法家手段，全无孔孟之道半点干系。然而独尊儒术理念的成功，意味着官方正式承认秦政在道德上破产，在此之前这仅是贾谊、辕固生一类文人中的共识，因此意义重大。从独尊儒术开始，原本吃人不吐骨头的汉代刑狱被儒生逐渐改造，使其人道主义化，在晋代法吏作为一个阶级彻底覆灭，到唐代彻底完成法律的儒家化。尽管与现代法律体系不能相提并论，但与秦律相比已无限温和化。

  但是儒生们的这一选择，也锁死了他们可以选择的历史路径，只是儒生们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在王莽改制时问题统统爆发出来，结束了儒生们幼稚的天真年代。作为曲线救国策略的逻辑终点，王莽托古改制，剧秦美新在开始之初受到了全天下人的欢迎，就算班固不得不说了他相当多的坏话，还是承认在改制之初，天下大儒们统统望风景从，认为彻底推翻秦政，实现三代之制的时刻来了。

  不幸的是，王莽既是儒家理想主义的光辉时刻，也是儒家理想主义的滑铁卢。知乎上许多不读书的笨蛋以为王莽是穿越者，否则王莽上台以后的社会主义政策就无从解释。事实是自孟子开始，儒家就有非常浓重的社会主义情结，这一情结延续至今，在康有为的《大同书》和蒋庆的《政治神学》里你依旧能看见他们的身影。而我们也知道，强行国有化政策运行的社会主义经济，失败是正常的，不失败才是不正常的。

  王莽的失败对东汉儒生打击是异常巨大的，在此之后他们缄口不言公羊学派的大同和革命理想，就好像南宋儒生在王安石变法失败以后放弃外王理想一样。如何评价王莽的失败是一个好玩的问题，窃以为作为后来者，享有前人提炼而来的经济学知识，明白社会主义是不可能成功的属于自然之理，但如果从这方面批评王莽可能有苛求古人的嫌疑。

  然而批评先辈儒生放弃多国体系理念，选择与虎谋皮是不智之举或许并不在此列。

  与法家体面妥协固然方便后人改造帝国某些弊端，但只要大一统帝国一日不消亡，问题就永远不可能消失，因为大一统帝国本身就是问题。更令人遗憾的是，自汉武独尊儒术以后，儒生们就彻底丧失了从根本上变易秦制的热情，只满足于边角上缝缝补补。就好像圣经里以撒以一碗红豆汤出卖长子权一样，与大一统帝国形成了共生关系，却没有意识到，只有推翻大一统帝国，才有孔孟念念在兹的西周多国体系，尧舜禹汤的先王之政才可能实现。这种为了一点蝇头小利而在儒皮法骨的帝国中甘愿受辱的短视，就是我们知识分子的过去现在与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