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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天禄阁校书郎 发布时间：2017-11-30 10:05:30

  对意识问题的综述，广度可以，深度不够。值得一看。

• 作者：陆秋槎 发布时间：2009-01-20 18:26:58

  看不下去……

• 作者：拽甚~拽了 发布时间：2010-01-23 14:01:07

  fcg

• 作者：magnus 发布时间：2011-02-14 12:26:08

  传统经济增长理论中所归诸的教育传播、技术革新、规模经济、资本积累等并非经济增长的原因，它们本身就是经济增长（后果）。真正的原因在此之外，即（经济组织的）制度变革。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外部利润（超额利益？）未必导致制度变革，除非通过制度变革可获取的预期收益（贴现）大于为获取这种收益而支付的变革成本。那么，这种制度变革的成本收益又当如何计算，何种算法（历史机缘）能算出有效的收益以导出制度变革？到底还是泛制度派的路数啊：将经济因素置于被解释变量（因变量）而非解释变量（自变量）的位置，这也就取消了经济在解释人类活动中的基础地位，经济并非人类活动的源动力，根源在经济之外，无论是社会还是政治。泛制度派的人马一向以胳膊肘向外拐著称，莫非都社会学或政治学安插在经济学阵营里的奸细？

• 作者：猫八月 发布时间：2018-05-07 13:33:24

  画的风格很喜欢，其实出画集就好，其他多余了

• 作者：celine 发布时间：2024-02-29 14:52:16

  特别好的工具书

• 他只是个打酱油的。

  作者：檀柒 发布时间：2009-12-26 20:33:26

  人在日常生活中总是要遵循各种各样的规则，这些规则一是来自法律的约束，其次是来自道德的制约，在明文规定和约定俗成的律例之外，还有一种更加隐秘的用以衡量人的行为是否正常的标准，即他人通常的行为模式。

  “正常”是个带有朦胧感的词汇，并没有人在这一词汇上有过特别的定义，其衡量标准是他人的行为。而他人是谁？多数人。然而这一点上也无法量化。

  亲人离世要哭泣，朋友聚会要高兴，收到礼物要表现出惊喜的神情，别人伤心时要去安慰……是谁规定了这些场景下必须体现的情绪，假如不表现出适合的情绪，就会被视为另类或怪胎，会被谴责和质疑，你为什么不和别人一样？

   

  《局外人》里的主人公就是个怪胎，默而索是个普普通通的职员，某天，他妈妈死了。默而索既没有哭，也没有伤心，而是无动于衷地抽烟，埋葬了妈妈后照常和女人做爱，照常上班，交朋友，生活。

   

  加缪被视作是无神论“存在主义”的代表人物，而存在主义的中心思想是认知自我的存在，而不是对客观世界的反映。在加缪看来，世界仅仅是一片荒原，人类是被无意中抛洒到荒原上的种子，每一粒种子之间都没有具体的关联，有些被黄沙掩盖，有些自顾自生长，而生存的意义便是在这荒原上尽可能地存活，再尽可能顺利地死去。存活过程中的孤独、黑暗、绝望和被抛弃，便是整个生命中的大本真，一切条条框框的规则都是无意义不重要的。

   

  默而索并非没有情感，并非是冷血动物。可以说，正是因为他完全遵循了情感的痕迹，才脱离了社会属性对他的制约，对妈妈的感情始终潜伏在他内心深处，但另外有一种力量，更加深沉的激情和信仰，让默而索直面死亡所带来的缺失。默而索心中的信仰正是虚无。因为认识到生命的无可选择，生命本身便成了一场虚无，虚无引导默而索走向另一条更加坚定的道路——真实。

   

  萨特曾经讲过很有名的一句话：“他人即地狱”，他认为人的自我意识来自对他人的投射，主体意识基于客体而诞生，从而自我的“存在”时刻都会与他人的“存在”产生剧烈的冲突，这一冲突正是地狱的来源。

   

  加缪早年和萨特是好友，两人都被誉为是存在主义的哲学大师，但在后期，加缪公开发表声明与萨特决裂，继而和萨特站在了不同的阵营。（顺便八卦一下，加缪本人比萨特帅，萨特又矮又不好看，但是抢女人的时候却比加缪在行，这点上加缪对萨特也相当不爽。）加缪和萨特最大的分歧在于，加缪更坚持个人行为的徒劳和无意义，在《局外人》中可以看出，加缪将默而索塑造成了一个对生活全然无作为的角色，默而索对生活的麻木和冷静近乎冷血，并且充满了孩童式的任性和天真。加缪对客观世界的反抗是以纯意识上的抗争进行的，在行为上体现出的仅仅是虚无。而萨特的反抗是针对他人的，与他人意识抗争从而确立自我意识的存在。

   

  正是由于加缪对于生命态度的超脱，死亡作为生的对立面和延续面，成为了他看待生活的重要渠道。《局外人》以一句经典的“今天，妈妈死了。也许是昨天，我不知道”作为开头，开篇便点亮了死亡的主题。故事中有三段死亡，妈妈的死，阿拉伯人的死，默而索的死，从前到后依次表明了加缪三个核心的观念，自然，荒诞，真理。

   

  默而索对妈妈之死的麻木，源于对自然的全盘接受。妈妈是荒原上的另一粒种子，枯萎是必经的过程，像咖啡的香气，夜晚及鲜花的气味一样自然。是事物存在和流逝的状态，无从更改和控制，只能以旁观者的面目看待。

   

  阿拉伯人的死，则是加缪对“偶然”的讽刺，是荒诞式的处理后果，默而索枪杀阿拉伯人，仅仅因为他挡住了阳光，而阳光和大海是默而索最热爱的事物。默而索对生命是漠然的，他也不存在道德的自我审判，因此这一杀人事件对他而言，就如同拨开遮住阳光的叶子。

   

  之后的审讯中，默而索依旧是以旁观者的身份看待他人对自己的指控，审讯过程，默而索在妈妈死后的表现成为了人们指责他的重要判断标准，在他人眼中，一个没有在妈妈葬礼上哭泣的人，毫无疑问是个冷血动物，残忍的杀人犯。检察官甚至说了这么一句：“我控告这个人怀着一颗杀人犯的心埋葬了一位母亲。”也就是说，在一桩刑事案件中，道德标尺成为了重要指标，成了人们排除异己的工具。

   

  尼采作为典型的无神论存在主义者，一直都强调道德是群居社会的产物，是维持群体利益的工具，是扼杀个性和个人意识的，是会限制人的自由并抹杀人的本性的。加缪显然继承了尼采这一思想，将默而索置于集体审判的平台上，一方面激化了个人意识和社会意识的对立冲突，另一方面又使默而索以局外人的冷静视角看待全部的冲突过程，依旧是以“无作为”对抗激烈的道德抨击。

   

  默而索被判死刑是种必然，但这并不意味着默而索的“存在”遭受了毁灭。事实上，在对抗中，默而索获得了胜利。社会意识的目的从来不是毁灭异己，而是同化异己，《1984》中的温斯顿，从一开始的激烈反抗，到最后的全盘投降归顺社会，才是社会意识的最大成功。只有在同化遭遇失败的时候，毁灭才必须成为唯一的没得选的途径。

   

  讽刺的是，对默而索而言，毁灭他的生命恰恰使得他走向了幸福之路。正是在自我的存在面临死亡的时刻，默而索找到了真理，而真理是，他存在过，他对此有绝对的把握，至于其他，皆是无意义的虚无。刽子手的刀锋自以为划开了他的喉咙，实际上划开的，确是默而索通向真理的大门。

   

  默而索以局外人的身份活着，依旧以局外人的身份幸福地死去。套用很流行的一句话，他高高兴兴提着酱油瓶来了这世界，打满了酱油就走了。——你们是死是活，与我有什么相干？我心中的火焰自我内心燃起，也将自我内心熄灭，我的爱从我意识里而生，也可以随时不见。所有的规则皆是跳房子的格子线，我只需蹦着跳着越过去，有什么不可以。

   

  加缪曾经说过：“幸福和荒诞是同一块土地上的两个儿子。”对于默而索而言，生命的本身是荒诞的，但存在的幸福感是真实的。《局外人》的结尾，默而索有这么一段独白：

   “我好像是两手空空。但是我对我自己有把握，对一切都有把握，比他有把握，对我的生命和那即将到来的死亡有把握。是的，我只有这么一点儿把握。但是至少，我抓住了这个真理，正如这个真理抓住了我一样。我从前有理，我现在还有理，我永远有理。我曾以某种方式生活过，我也可能以另一种方式生活。我做过这件事，没有做过那件事。我干了某一件事而没有干另一件事……面对着充满信息和星斗的夜，我第一次向这个世界的动人的冷漠敞开了心扉。我体验到这个世界如此像我，如此友爱，我觉得我过去曾经是幸福的，我现在仍然是幸福的。为了把一切都做得完善，为了使我感到不那么孤独，我还希望处决我的那一天有很多人来观看，希望他们对我报以仇恨的喊叫声。”

   

  我认为这是我读过的最美好的结尾。不是俗套的happy ending，不是悬而未决的谜题，也不是痛彻心扉的大悲剧，就是一个人，一个真实的人，活过了真实的一生，终于在真实的死亡面前发现了真实的真理。一切都如此完美。

• 达尔文：二百年之后

  作者：Albatross 发布时间：2009-02-17 03:50:56

  12/02/2009, 写于Palo Alto

  今天是“达尔文纪年”两百年整，也算是我们这些无神论进化生物学家的圣诞节。自达尔文之后，一切自诩永远伟大光荣正确的上帝、真主及其他“神灵”统统灰飞烟灭，人类，Homo sapiens，终于可以自信地挺直腰杆翻身做主人了。

  我们已经在周末为查尔斯唱了生日歌也吃了蛋糕，不为别的，就只为他是人，不是神，他从未宣称自己的学说是永远伟大光荣正确的，所以后人自然也不必自作多情搞“两个凡是”，我们可以一边开心庆祝，一边大胆批判，不用担心火刑柱。

  虽然我自知力所不能及，却仍要打肿脸充胖子写这个东西，实在是因为近来无论是在如Nature和Science等学术期刊或是纽约时报等大众读物上所充斥的回顾性文章几乎一概都是正统人士的照本宣科，毫无思想价值，仿佛真的是惧怕火刑柱的惩罚一般。

  关于达尔文的光辉成就，我无心扮演吟游诗人，烦请自行查阅《物种起源》及《人类的由来（及性选择）》（很遗憾，无论是在科学“发达”的美国，还是在“无神论”主导的中国，包括“生物学家”在内，这两本书的读者比例都远不及流行小说，特别是后者，其重要意义往往被忽视）。

  达尔文之所以地位特别，在于他既不是单纯的博物学家（比如林奈），也不是单纯的哲学家（比如康德），他在完成四年的旅行之后又用了二十年时间思考和撰写《物种起源》，为的是将一个完整抽象的理论体系建立在稳固的事实基础之上，这一点要比理论体系本身的任何一点细节都更加重要。事实上，就某一具体的独立现象而言，存在无限多的理论解释方案，就等同于对于任意一确定函数，总可以用多项式在局部逼近，如果仅满足于此，就只是数学游戏，而非科学。比如说，在过去的一百五十年里，我们更推崇达尔文，而非拉马克，并非因自然选择比用进废退在理论上更合理，而是我们认为前者更接近事实（当然，拉马克理论并非完全错误，后文将会提及）。至于达尔文提出的一系列理论，自然也应当同样受到基于事实的严格检验，科学不存在圣经。于是，请容许我将争议问题一一展开。

  既然已提到性选择，索性就从它开始。性选择理论的提出，是由于以孔雀为代表的极端性别差异的存在实在难以用自然选择来直接解释：像雄孔雀的尾巴这样华而不实的性状怎么能够不被生存竞争淘汰？达尔文的回答是，因为雌性喜欢。雌孔雀发疯了，不喜欢身强力壮的，偏爱上油头粉面的。理由是，华而不实的性状标明了优秀的可以遗传给子女的潜质——在达尔文的时代，“基因”的概念尚不存在，所以雄性追求子女个体数量，雌性追求子女基因质量的二元理论的明确提出要等到现代综合论的确立。另一个遗留问题是，为什么浓妆艳抹的是雄孔雀，而不是雌孔雀？这个问题要等到Maynard Smith将博弈论引入生物学之后才得到一个完整的回答。简单来说，差异起源于精子与卵子成本投入的不对称。于是进而又得出雄性放荡不羁雌性羞涩胆小的先天合理性。至此，孔雀尾巴的问题似乎已经得到了圆满的解答。然而，事情并非如此简单。首先，孔雀的雌雄差异模板不是普遍适用的，雌雄性状一致甚至“颠倒” 的物种很多，雌雄性状的多态性更是非常普遍，这是达尔文所低估了的，当然这可能更多要归结于当时所能够获取的数据信息大概都或多或少受到保守的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即我能看到的都是我想看到的。而其后基因的发现以及现代综合论的提出并没有纠正这一方向性的偏差，反而渐行渐远。如果雌性对雄性的某一可遗传基因型有明确的特殊偏好，那么持续性选择若干代之后，雄性的性征应当趋同，就像人工选择的结果一样，但这与事实矛盾，即自然种群的雄性性征变异性大体保持稳定，这一问题被称为the paradox of the lek。学者为解决这一矛盾提出了大量不同版本的假说，但至今没有一个是建立在明确的事实基础之上。更基本的一个问题是，基于环境的不确定性，对某一特定基因的持续性选择是可能的吗？另外不能不提一句的是Bateman在1948年发表的果蝇实验，这篇文献后来成为了证明雄性放荡不羁雌性羞涩胆小的经典，但是事实上，他的实验设计和数据分析都存在致命缺陷，根本无法支持结论，而且果蝇的行为也并非如他所描述的那样，这是一个典型的believing is seeing的例子。

  第二个话题是群体选择和亲缘选择。达尔文本人是支持群体选择理论的，并用这一理论解释了人类社会道德的起源问题。而后群体选择与个体选择也一直在生物学中并行发展，直到1962年Wynne- Edwards在群体选择的路上走得太远——他提出生物个体会自觉限制自身繁殖以确保种群规模不会超出环境承载能力——终于引来排山倒海的批判，Williams, Travis和Maynard Smith等也借此为后来Dawkins的“自私的基因”铺平了道路。经过这场“反左倾运动”之后，至今在生物学圈子里也极少有人愿意引用群体选择的理论论证自己的观点，群体选择俨然成为了一个禁忌。但是群体选择真的不存在吗？那么蚂蚁这样的极端社会性生物的存在又当如何解释？一个及其巧妙的解答是亲缘选择。这是一个伴随着种群遗传学产生的理论，一个最形象的比喻是Haldane的那句：“我愿意跳到河里去救我的两个兄弟或者八个表兄弟”。单倍体雄蚁的发现成为了亲缘选择理论的最佳例证——与其生养1/2亲缘关系的亲生骨肉，不如喂养3/4亲缘关系的姊妹，所以工蚁看似忘我的辛勤工作，其实也是自私的基因在驱动。这个故事也像Bateman的实验一样传了一代又一代，鲜有人质疑（我也曾经做过这样的宣称），尽管事实远非如此简单。随着更多对社会性生物研究的开展，我们已经发现一个蚂蚁种群中的基因多样性远比纯粹的内部繁殖要高，在另一些物种，例如一些黄蜂的巢穴中，不同成员之间根本就不存在近亲关系。这至少足以说明亲缘选择并不是支持社会性动物存在的必要条件，也就是说，不依赖于亲缘关系的群体选择是实际存在的。更引申一步，“自私的基因”这一说法其实是错误的，虽然Dawkins的基本思路并没有错，但是基因本身并没有情感可言，自私更是无从谈起。自私只能在行为水平上表达，但是行为与基因并不是一一对应的，行为的自私或是利他并不能确定地归因于基因的类型（见下文论述），而且更准确地说，行为的自私与利他应该由动机确定而不是按结果分类，所以利他行为的存在是在理论上完全合理的。

  最后要挑战的Boss是“基因中心主义”。这不是达尔文本人提出的理论，却是达尔文自然选择理论最强有力的支持者。基因在遗传中的重要意义毋庸多言，但是基因并不是遗传的全部，更不是行为的唯一决定因素。拉马克被批判了很多年，但获得性遗传确实是普遍存在的。一个最直观的例子，我父母说汉语，所以我也说汉语，但这显然不是我的基因决定的。这种非基因的遗传并不仅仅限于人类的文化，鸟类的歌唱也是要经过后天的学习，至于其他复杂行为也大体都要经过社会学习，人工驯养的动物放归自然难以生存原因正在于此。而且非基因的遗传途径也不仅限于有意识的社会学习，发育过程中基因表达的变化也同样是可能遗传的，比如母鼠的激素水平会影响她的哺乳行为，从而影响幼鼠的激素水平，进而又可能影响到子代的哺乳行为，代代相传。所以当我们发现影响某一行为的基因的时候，切不可轻易下结论可以通过改变这一基因控制行为。因为基因并不是故事的全部。

  那么究竟什么是正确的理论呢？正确的理论是存在的，但是无法证明。这就是科学的逻辑。我们所能做的，就是不断的革命，剔除被证伪的假说，将备选理论的集合不断缩小，像达尔文在一百五十年前所做的一样。尽管我们深知无法在有限的时间内将一个连续的集合收敛至一个奇点，但进步依旧是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