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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貘貘 发布时间：2021-11-10 19:36:28

  好啊，作者有艺术学和人类学的学习研究经历，写出来的内容丰富又可读性强，看她做的一些田野，非常有趣。主要做的是陶瓷这一块，我之前完全没想过从人类学的角度去看它，真的蛮有意思。

• 作者：阿普 发布时间：2009-10-22 22:00:43

  尼采的处女作还是比较好懂的。

• 作者：惟以不永怀 发布时间：2012-07-08 22:41:38

  入门书，浏览一遍即可快速上手，表述方式有点别扭，三星足矣。看过第一章到第15章，后面的几章太古老了，对我现在的项目用处不大，放弃之~~~~

• 作者：trats-i 发布时间：2023-05-24 16:19:41

  弗这篇本身写得好，可惜翻译有点拉垮。解读文章里也没有很出众的篇章，不过有些方向的提示很有价值，比如失踪者，由于迟迟不能开启哀悼工作，而成了某种“死魂灵”，游荡在生死（的愿望）之间。

• 作者：那位，。 发布时间：2015-07-25 12:12:30

  一直有学习，非常喜欢

• 作者：Ghost 发布时间：2016-04-16 01:31:01

  种种迹象显示，这本书写在快二十年前，基本还都说对了。

• 人与动物共同书写的史诗

  作者：杜君立 发布时间：2022-11-14 18:11:41

  从乔治·布封(1707～1788)写作《自然史》开始，历史就不再只是人类的历史。《伟大的共存》正是继承了这种自然史的精神，将人类最为熟悉的8种动物置于历史的语境中加以审视，为我们提供了一份别样的历史阅读体验。

  地球有46亿年历史，人类是地球上最后出现的动物。农业的出现不过10000多年，而广义上的“文明人”在这个地球上已生活了200万年。换言之，人类99%的时间是在狩猎和采集的阶段中渡过的。长期以来，人类与动物基本是平等的，人只是动物中的一分子。在大多数时候，其它动物是人的猎物；但在有些时候，人也可能是其它动物的猎物。

  农业的出现，彻底改变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彻底改变了人与动物的关系。用一位法国学者的话说，农业使人依附于土地并“脱离”自然，使人与众不同，从而上升到一个比动物更高的层次。

  农业生产出大量粮食，当农业出现剩余时，就有了驯化。驯化动物消耗了定居社会借以生活和生存的谷物剩余。这种“拘兽以为畜”的驯化过程，从10 000多年前人类驯化狗开始，然后是食用性动物鸡、羊和猪，接着是动力型动物牛和驴，最后出场的是马和骆驼。

  亚里士多德曾说，动物是大自然赐给人类的礼物，既是好劳力，又是美味佳肴。对人类来说，最重要的是驴、牛、马、骆驼之类的动力型动物，它让人类获得了更大的肌肉力，不仅可以耕种更多的田地，而且可以运输更多货物，或更快速地移动，人类世界由此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尤其是马对人类历史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甚至要超过后来出现的火车、汽车和飞机。

  《伟大的共存》所讲述的就是人类与动物共同经历的这段历史。作者布莱恩·费根作为剑桥大学考古学及人类学博士，具有一般人所不及的专业视角和广博知识。在费根看来，人类不仅改变了动物，动物同时也改变了人类；用书中的话来说，人类与动物地位平等，本无高低之分，直到人们开始驯化各种动物，支配和从属关系才出现。

  荀子曰：“北海则有走马吠犬焉，然而中国得而畜使之。”中国历史上，长期存在中原农耕文明与北方草原游牧文明的对抗。中原社会人们重视牛和猪，草原社会则重视马和羊，实际上，这两种不同文明形态的对抗也是两种动物之间的对抗——牛相对于马拥有生产优势，而马相对于牛则有着军事优势。

  本书虽然也涉及猫和鸡等动物，但主要聚焦于狗、山羊、绵羊、猪、牛、驴、马和骆驼这8种动物，从它们被驯化的经过，到融入人类社会后产生的重要影响，书中都有独特的发现与揭示。

  **

  人们或许想不到，狗是人类驯化的第一种动物。很明显，狗的驯化是人类狩猎采集时代的产物。当时，面对冰河期结束、全球急剧变暖所带来的挑战，人与狼在狩猎过程中结为命运共同体，狼慢慢变成了狗。由此算来，狗和人在一起的时间已有大约15 000年之久。

  在农业社会，山羊、绵羊、猪为人类提供了稳定的肉食来源，这比狩猎社会更加安全和可预期，这3种貌不惊人的动物也成为人类的财富源泉。在汉字中，屋里养猪为“家”，由此可见猪对农业定居者的重要性。而山羊和绵羊也支撑了游牧社会的生存，牧民在大多数时候都是依靠羊奶和羊毛生产，并不轻易地宰杀羊，因此羊群也是财富的象征。

  牛的驯化非常早，这种大型动物对人类来说具有重要的革命意义。牛不仅用来拉车，也用来耕地，奶牛则提供了高营养的牛奶，牛肉也是一种极其完美的肉食。

  对牛的驯化体现了人类伟大的创新能力；用书中的话说，驯化是一个共生的过程，是动物和人类共同努力的结果。牛一旦被人类驯化，很快就成为人们可以积累的财富，以及向外炫耀的家产和竞相争夺的对象。在许多非洲社会，牛实际上相当于“钱”。

  在非洲古老的努尔人部落，人们把牛视若神灵，牛群在这里过着悠闲安逸的生活。努尔人对牛的关怀无微不至，为牛生火驱蚊，为牛而不停搬迁，为牛制作装饰品，以保护它们免遭骚扰和攻击，他们甚至用牛的形态和颜色为自己取名字。这让一些外来人感叹：“努尔人可谓是牛身上的寄生虫。”尽管努尔人很喜欢吃肉，但他们绝对不会为了吃肉而杀牛。他们只有在牛死掉以后才会吃其死尸，以此表示对牛的热爱。

  书中这段叙述，堪称人与动物“伟大的共存”的难忘一页。虽然努尔人是人类初民，不能跟现代人相提并论，但实际上，牛在现代印度依然享有尊贵的地位，去过印度的人都对那些在大街上闲庭信步的牛群印象深刻。

  如果说人类驯化植物而发明了农业，那么推动农业发展的重要力量则是牛，甚至连牛粪也极大提高了农作物的产量。

  费根将牛称为农业的引擎的同时，将驴和骆驼称为皮卡。在传统时代，陆路运输极其困难，每头驴大约可以载重75公斤，每天行进25公里，由数十头驴组成的毛驴商队相当于陆地上的海洋船队。骆驼负重更大，速度也比驴更快，哪怕不用喝水，也能在酷热的环境下行走很远的距离。如果说驴大规模地开启了商队贸易的全球化进程，那么骆驼则进一步将这一进程推而广之，将非洲和亚洲的财富带到了欧洲，甚至更远的地方。换言之，正是这些默默无闻的牲畜帮助我们建立了第一个真正的全球化世界。

  事实上，正是动力型动物的出现，才帮助人类形成了剩余，而剩余产生了掠夺和贸易。无论是丝绸之路还是茶马古道，都是由这些驯化的动力型动物帮助人完成了古代贸易。同时，也引发了残酷的战争。

  **

  最后出场的往往是最重要的。费根在本书中，用了大量篇幅来写马；在他看来，马将动力型动物对人类的作用发挥到极致。在古罗马时代，良马稀有而昂贵，其价值相当于7头公牛、10头驴或30名奴隶。这体现了那个时代人与动物生命相比的价值。

  对人类历史来说，驯化马具有颠覆性的意义，游牧民族因此获得了无可匹敌的军事优势，他们可以毫无障碍地将生产技术变成军事技术，从而获得不可思议的战争能力。从最早使用马拉战车的赫梯与埃及，到后来的匈奴与蒙古，战马成为他们征服世界的决定性力量。

  本书着眼于整个人类世界，费根特别写到中国历代王朝用丝绸和茶叶换马的传统，并指出中原骑兵不敌游牧骑兵的深层原因并不在于马本身，而是人与马之间关系的疏离——

  “只有当人们在马背上生活和呼吸，并和马建立极为密切的关系后，战马才能成为一种强大有效的武器。无论是面对蒙古人时，还是在后来的几百年里，许多汉族骑兵似乎从未与他们的战马建立亲密的关系。很明显，他们从来没有真正掌握养马和骑马的门道，或者说没有真正掌握与马并肩作战的艺术，因此他们不可避免地被 北方的游牧民族征服。人与动物之间密切关系的重要性从来没有 产生过更加深远的意义。”

  从本质上来说，人类与动物的密切关系主要是建立在农业基础之上，一旦历史从农业时代进入工业时代，动物就遇到了一种全新的替代品——机器。

  如果说这些驯化动物只是人类与自然合作的创造物，那么机器则完全由人类独立完成。从科学革命、启蒙运动到工业革命，机器步步为营，以不可逆地强势姿态进入人类世界，而动物则不断溃败和淘汰。

  机器不仅改变了人与动物，也改变人看待动物的态度。在笛卡儿眼中，动物也不过是一种机器，而最好的动物是那些吃得最少、干得最多的牲畜，正如最好的机器消耗最少、干活最多。这就是被现代人奉为真理的效率。

  1699年，法国科学院对马和人的工作效率进行了比较研究，最后得出的结论是，1匹马所做的功相当于6至7人所做的。1776年，瓦特蒸汽机开始商业化生产，马力被定义为蒸汽机的功率，1匹马在1秒内把75公交的水提高1米为1马力。这似乎也是动物与机器此消彼长、完成交接棒的历史瞬间。

  很多人不知道，在相当长一段时期，蒸汽机驱动机器，而驱动蒸汽机的是煤，这些煤仍旧来自动物。在英国黑暗的煤矿中，有多达70 000匹矿井马在没日没夜地工作。因为矿井狭小，一般都用年幼的马驹。这些被骟过的小公马，从出生就在黑暗的矿井，性情温顺，身体强壮，吃苦耐劳，可连续服役十多年。这些马长期矿井工作，甚至从未见过阳光，眼睛近乎全盲，它们即使退役后也无法适应牧群和露天生活，所以都活不长。

  与矿井马相比，曾经驰骋疆场、扫平天下的战马命运更加悲惨，在钢铁和枪炮面前，它们常常还没有来得及昂首扬蹄，就已经灰飞烟灭。

  **

  当机器取代了马，便有了火车和汽车，现代社会就这样来临了。一切都发生了巨变，动力型动物被机器取代了，食用型动物则直接变成了机器——将饲料转化肉蛋奶的食物机器。

  一位经济学家说，老鹰和人类都吃鸡肉，只不过老鹰越多，鸡越少；而人越多，鸡却越多。今天的地球上，人类只有70亿，而鸡则有200多亿。但在人类眼里，鸡只是用鸡蛋制造鸡蛋或鸡肉的工具。

  现代集约化养殖场追求的是“快周转，高密度，高机械化，低劳动力需求和高产品转换率”，这使得人类对待猪、鸡、牛等动物的方式都面临严重的伦理拷问。1964年，英国动物福利活动家露丝·哈里森出版了《动物机器》，与《寂静的春天》一起引起社会震动。费根在本书中基本继承了哈里森的观点，一方面对动物充满同情，另一方面对人类“选择性仁慈”予以批评。他想提醒人们，人对待动物的态度也多少暗示着人对待人的态度。

  一部人类史，也是一部人与动物的互动史，再回首，人与动物的关系免不了始乱终弃。在机器时代，人与动物的距离越来越远，而人与机器的关系越来越近。或许，猫和狗是唯一的例外；又或许，人类面临的最后一个问题是，机器狗和机器猫真的能代替狗和猫吗？人生短暂，而机器永远不死。

  1808年，诗人拜伦最喜爱的“水手长”死了，拜伦为这只纽芬兰犬写下墓志铭——“有人的所有美德，而没有人的恶习。”

• 《我的探险生涯》的译本问题及其他

  作者：Z國病人 发布时间：2021-11-02 09:03:46

  《我的探险生涯》的译本问题及其他

  一、译本问题

  My Life As An Explorer是瑞典探险家Sven Hedin所做的一部自传，初版于1925年的New York。初版为英文本，正如Hedin在德文本的自序（见下述李述礼译本）里所说，“这本书最初是为着美国读者著的”。初版我没有读过，我读过的是三个中译本，下面就分别说一说这三个中译本的优劣。

  第一个中译本是孙仲宽译的。这个译本初版于1933年，题作《我的探险生涯》，由“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理事会”作为“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丛刊”之一印行。我读的是1997年经新疆人民出版社整理出版的版本。该书的整理者杨镰在“代序”中说：“1932年，李述礼翻译的中文本由开明书店出版了，题为〈探险生涯——亚洲腹地旅行记〉。”“孙译是经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团员、著名科学家丁道衡校订，而且出版在李译本之后。从文字本身看，孙译或更通顺一些。”他在这两段话中，犯了两个错误：1）李译本初版于1934年，事在孙译本之后；2）从文字本身看，孙译并不更加通顺。实际上，我最初读的就是孙译本，这也是我读Hedin的第一本书。我读过之后，感觉翻译得很糟糕。虽然作者的经历是不凡的，但还是很难让人有读下去的胃口。不过这个中译本的译名颇为精当，这是它的优长所在。而据杨镰推断，译者的底本应是一种英文本。如果真是这样，则英、中二语之间不经其他语种的过渡，自然是很好的。

  第二个中译本是李述礼译的。这个译本初版于民国二十三年，题作《探险生涯——亚洲腹地旅行记》，由开明书店所出。我读的是民国三十八年的五版。1980年上海书店曾根据这个译本影印过，影印的底本应该就是我读的这一版。我对这个中译本的译名不大满意，因为“亚洲腹地旅行记”这七个字完全是平添的。虽然这样的平添，不难找出相当的理由。根据这书的译后记，可知译者此前曾译过Hedin的《长征记》和《霭佛勒斯峰》。译者所译的《长征记》曾因译文不流畅受到过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的中方团长徐炳昶的批评，故而在这次翻译My Life As An Explorer的过程中颇有发奋之意。我读过后觉得他还是达到了自己预定的目标。译者自言他是从德文本译出的，则他所用的底本，已非“第一手材料”。不过开明书店的这本书印制颇为精良，阅读以外，留着收藏也是很好的。

  第三个中译本是周山译的。这个译本是由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7年出的。这个译本在豆瓣上的评价比较一般，但在我看来，其实也是颇可读的一个本子。译者的文笔是流畅的，而且毕竟翻译得晚，距离时下人们的语言习惯也更贴近些。这个译本的真正硬伤有两个：一是译者对于中亚地理并不十分熟悉，如译乌兹别克斯坦的“布哈拉”为“博卡拉”一类，确实是不该犯的错误。博卡拉为尼泊尔城市，在当下地理界，布哈拉与博卡拉二名几为定译，二者是不应混淆的。虽然从音译的角度上说，布哈拉和博卡拉或许也没多大区别（捎带着说一句，痛仰乐队有“博卡拉”一歌，没什么歌词，不过还是很值得一听）。二是这个本子相较孙译、李译要少一章。具体来说，这个本子并没有把第六十四章译完，而是把第六十五章浓缩为一段话缀在了没译完的第六十四章后面。这种做法，如无相当理由，自然是很奇怪的。这个译本的书名同李译一样，都是我所不能赞成的。同时这本书前后没有任何说明，读者因此不能知道译本所出，这也算是个缺陷。

  二、其他

  由这本书的译本问题其实不难联想到两个一般性的翻译理论问题。这两个问题或许是老生常谈，但在这里还是不妨一说。

  一是当一本书从一种语言翻译为另一种语言时，译者或者出版者是否应当避免自作主张、改变题目？我以为是应当避免的。我以为，当一本书被呈现在读者面前时，论贡献，究竟以书的作者为最大。所以，不论是翻译还是出版，都应该尽最大努力地去尊重、保全作者的原意。即如这本My Life As An Explorer，直译过来应当是“发现家的我之一生”（见李译本译后记）。不过或许是因为太拗口了，孙译本就直译作“我的探险生涯”，这种译法是非常好的。可是“亚洲腹地旅行记”这七个字从何而来呢？译者和出版者为销路计，在出版时往往改变原名，这种做法不论中外都是很常见的。但“从来如此，并不就对”，作者本身甚或也不以为意，不过在我们认死理的人看了，总还是要替他辩个是非黑白的。

  二是当一本书从一种语言翻译为另一种语言时，最好不要经过别的语言的过渡。其中的道理我想是不消多说的。从前的条件不许，倒也罢了，现在学外语的人这样多，从事翻译工作的人就应当有一种理论上的自觉，即“如果我不能掌握作者写作时采用的语言文字，那不妨把这翻译工作交给能够掌握它的人去做好了。抛开原本，根据译本进行翻译，它的弊端是很多的。”这种议论，务实的人不免要斥之为“天真”，但我想对于这种“无益之谈”，苏格拉底应该是很欢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