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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子监狱》：论边缘女性群像的文本改编策略

  作者：球球滚啊滚 发布时间：2019-10-12 13:51:19

  “Orange Is the New Black（橙色是新的流行色）。”

  

  帕波·克尔曼 Orange Is the New Black

  当帕波·克尔曼在其回忆录中以此作为第四章的标题时，恐怕不会想到自己用温暖的、极具人文关怀的文字记录下的奇特经历，会一跃而成“近两年最前卫、最具革命性、最具有女性主义气质的电视剧”作品，并以此荣膺包括艾美奖、年度十佳美剧等大奖头衔。毫无疑问，由Netflix打造的《女子监狱》不论从剧作改编方式、制作放送手段、热度反响、现实推动等角度来看都是极其成功的，本文将以《女子监狱》的文本改编策略出发，从此探讨一个其在当下视听市场中的改编动能与要素。

  一、独特的改编策略

  剧如其名，《女子监狱》改编自帕波·克尔曼的同名回忆录，全剧将视点聚焦在社会最为边缘化的群体之一：女囚之上，以多异精彩的人物群像呈现，构建出如浮世绘般的众生相。与《权力的游戏》（改编自乔治·R·R·马丁的长篇小说《冰与火之歌》）等大热剧集文本不同的是，《女子监狱》的原著文本只有短短三百多页，全篇叙事以帕波·克尔曼的主观视角逐步开展，蜻蜓点水般地展现其与监狱中不同狱友之间相处过程，如同田野工作者的记录民族志或者是私人观察日记，其文本容量绝不足以支撑长达七季的剧作展开。

  幸运的是，关于边缘者的题材从不缺乏现实素材和社会热点的跟进，作为社会边缘者的她们在一种具体的、特定的生存环境里，试图赢得生存的最基本的权利与向往，而在斗争的过程中所遭遇的性别问题、种族问题、社会阶级问题、政策法规等问题便成为不断扩充原著文本的动能来源，一步又一步地展开原著中简单塑造的基础角色们，向观众告知她们各异的生存背景和命运走向。社会热点自然也是动能要素之一，从LGBT活动、退伍军人安置、种族歧视问题、福利政策、人权关怀到近年来不断高涨的Metoo运动，《女子监狱》的编剧团队无疑是依据热点对文本作出了充分的拓展。

  

  原著作者，同时也是剧集前期发展中主要聚焦的角色帕波·克尔曼作为接受过高等教育的WASP群体代表，自身入狱的奇特经历（毒骡）和特殊关系（女同性恋/双性恋）足以为文本在话题性上打下坚实基础，承担叙事视点的展开，但《女子监狱》的编剧团队并不止将文本停留在帕波·克尔曼的狱中经历上，反而将重要的笔墨投入在对周遭的各异人物群像的命运呈现中。这无疑与Netflix的网剧取缔传统电视剧边拍边播、集中制作播出的模式息息相关：不需随时承担舆论走向和话题热度，也不必害怕因收视率高低而随时需要面临的腰斩问题。受益于此，《女子监狱》在剧作的改编策略中，才有了更多可能性去引入不同的角色和多样的视点，用大胆的态度尝试不同角度的叙事的构建策略，独立且细致地刻画每一个人物而不是刻意设置悬念和套路来引诱观众，在不同的人物关系的推进中一步一步地扩充文本容量、保证质量。

  与许多固定主要角色和视角的多季剧集必将遭遇的后期疲软阶段不同，《女子监狱》将解决策略放置在多角色、多视点中，其角色的身份也呈现出流动的状态：流动的性向、跨越种族的情感建立、虔诚信仰的真实与否、瘾君子家族的跨界母职实现等等，正是多重边缘角色的交融使叙事的发展充满了多样性与可能性，从而进一步突破各种关于LGBT/种族/阶层/宗教等群体刻板印象。以下重点以德盖特和索菲亚为例。

  

  弃儿德盖特

  德盖特在剧中承担了关于女性境遇（强奸、欺凌）和宗教问题的主要探讨。她充斥着毒品、性交易的半流浪的家庭背景使得“家”缺失根本意义，成为其生存悲剧性的显在表征和潜在根源，弃儿的性格让她借用身体交易和自我摧残——用最极端的私人化方式表达对社会、男权否定，这种企图颠覆环境的欲望和行为无疑是意志的体现。对护士的射杀让她一举成为反堕胎的宗教英雄，德盖特极具讽刺的角色经历突破了教徒、弱女性和瘾君子的传统塑造模式，并因此牵引出关于女性境遇和宗教道德悖论的种种思考。

  

  跨性别者索菲亚

  黑人、跨性别者、女囚、父职……索菲亚无疑是剧集里边缘元素呈现最为丰富的角色之一，其涉及层面之广对包容度较高的美剧观众来说冲击力也不容小觑。如同阿莫多瓦在《关于我母亲》中的塑造的洛拉一般，索菲亚所面临的不仅是种族歧视/LGBT歧视等问题，这些问题所完成的更多的是观众对奇观的偷窥和渴望和传统上的主观臆断，只有在多重复杂却又近乎合理的“女性”关系（将男性化作为“另一种身份的女性”）中淡化刻板印象，才能够超越的是将男权对立起来的所谓女性主义，重构“人”的关系的新的、具有普世的价值。“情感”并不存在于某一个人心中，而是存在于一个身体与其他身体的关系之中，影像信息传达中所达到的共情也是如此。观众与影像之间的“共情”可以构筑在一个潜在的公共场域中，实际上，影像文本是一个能够搅动感情、塑造体验的斡旋环境，观众凭借自己的记忆与潜意识和影像发生关联。监狱、跨性别者、黑人、毒品……种种符号看似是远离众人的边缘场域，但是只需将重心转移到平凡人共有的普世遭遇之上，共情便可孵化成功。因此，编剧团队仅仅将索菲亚的跨性别的心路历程完整展露，并悬置宣判结局，避免绝对意义上的道德评判，进而在后续的叙事发展中将其身份的独特性淡化，另辟蹊径地将话题拖回母职/父职的实现和怠政后的悲惨遭遇之下，完成与观众的共情衔接。

  二、商业性与道德性的摇摆

  诚然，再大胆的剧集也不免因商业性质陷入另一个窠臼中。

  入狱必是同性恋者/双性恋者。不断扩充的同性纠葛一度让《女子监狱》陷入另一程度上的疲软，现实表现度降低、刻意的戏剧化成分上升，剧作开始走偏，变成无数身体奇观的连缀体，过多的人物符号让文本主线臃肿不堪。

  

  《后窗》剧照

  劳拉·穆尔维在《视觉快感与叙事电影》曾具体阐述过《后窗》以及好莱坞电影中无形构建的父权力量，奇观与叙事分离，男性控制着电影的幻想，同时还进一步作为叙事的代表，作为观众的观看承担者，将观看转移到银幕，女人则置于被观赏的位置。原著中的回忆是去性化的，不刻意渲染女囚之间大胆毒辣的同性行为和身体描写，保留的只有不同女性之间温和的社会化关系呈现：所有她们都不是十恶不赦的女囚徒，而是充满情感的个体、身兼各异身份的母亲、姐妹，她们孤独而寂寞，只能坚强地在绝望和痛苦中游走在清醒和麻木的状态里，进行或许狂暴或许温柔的反抗，互相安慰互相扶持。

  而受限于商业性和各种利益的纠葛，剧中不加掩饰的过度肉体呈现和不假思索的女同性行为（尤其体现在年轻的、充满性诱惑力的白人女性身上）让女性重新被置于“被观看”的他者地位，从而缺少了返回凝视的力量——“我们观看的人或感觉到被观看的人，反过来也在观看我们。”，始终无法逃脱男性目光的消费，这恐怕是大众作品难以跨越的高山。

  人物发展情感和故事情节的扎实性依然是一部好的网络剧得以成立的根本，《女子监狱》以精彩纷呈、极具人文关怀的态度完成了关于边缘者的歌颂，尽管各有优劣，但依旧不失为一部有价值的、可探究的、成功的文本。

  

  剧集截图

• 借荣格读懂诺贝尔文学奖作品《太古和其他的时间》

  作者：禾西哟 发布时间：2019-10-28 09:11:57

  2019 年，波兰文学女王奥尔加·托卡尔丘克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瑞典文学院评价她，“叙事富于百科全书式的激情和想象力，代表了一种跨越边界的生命形式”。

  《太古和其他的时间》是奥尔加的第三部长篇小说，原书于1996年出版。描述了一座坐落在波兰中心的虚拟村庄太古的故事。

  《太古和其他的时间》被翻译成多种语言，是奥尔加奠定国际声誉的一部小说，也令她一跃成为波兰文学最重要的代表之一。

  国内的读者对于波兰历史和波兰的作家都不甚熟悉——尤其在欧美成功学方法学畅销书盛行的今天，小众地区的文学仅在研究中才有价值。

  

  翻开太古与其他的时间，84章内容却仅仅有三百余页，

  篇章长短不一，人物千奇百怪，棋盒游戏/鬼魂/天使/菌类/树木等等，奥尔加书写了一个关于太古的神话，战争中路过的军官也愿意为它停留，在这里，时间的流逝宛如无可抵挡的河流，太古，是时间与空间交汇的奇幻乐园。

  神话？为什么是神话？

  奥尔加写作形式探究

  19世纪80年代， 波兰革命开始，团结工会的出现，为波兰人民带来了希望及赖以生存的意义。也是在这段时期，奥尔加进入华沙大学心理学系，接触了荣格的心理学理论，“集体潜意识”的概念，深深影响到了身处动荡政局的奥尔加。

  在2010年4月，当波兰总统为纪念“卡廷大屠杀”的专机在斯摩棱斯克坠落时，她曾以荣格的“abaissement du niveau mental”形容当时波兰人的情感现象，这个词语在中文里，并没有合适翻译，描述的是一种理性智力让位于集体心理的状态，奥尔加说，在这个状态下，波兰人惊恐的思想试图寻找意义，却让自己被古老的神话所吸引。

  有人说奥尔加的作品是存在主义的，这也不假，但绝不纯粹——奥尔加并不承认人生是无意义的，即便她是存在主义的非理性前提下设立框架，但她在作品中总在赋予意义，并给予生命积极的解释，欲望万岁，人力无穷，这也使得她的语言并不冷峻。

  在波兰愈发反动和重男轻女的社会趋势下，奥尔加在尝试寻找埋藏在“排斥异己”表象下的集体共识。

  因此，她着眼于波兰传承已久的童话和神话故事。在波兰，她与翻译伙伴和狗一起生活在下西里西亚的农村地区，那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成为波兰的一部分，她很庆幸住在这里，甚至带有些书呆子的强迫症——因为在波兰文学中没有关于它的任何传说或童话。

  她以远观者的态度分析神话，然后将之融化在自己的作品中。

  故事，到底讲述了什么故事？

  破碎之中寻找脉络

  有人将奥尔加的文风与马尔克斯做对比，然而这却是两件事情——奥尔加的叙事，是根植于民族意识的，有阅读欧洲文学习惯的朋友们可以意识到，中欧的文学与西方文学是截然不同的。奥尔加说，在西欧，人们信任现实的程度远远不及西方。

  因此，奥尔加的叙事并非魔幻现实主义，她只是以宗教的方式来思考。

  在《太古》一书中，我们不难发现，四大天使，谜题棋盒，都带有一种天赋权威的绝对主权，和对一切事物存在的深深怜悯，在这个前提下，即使故事充满了虐待家庭，婚姻事务，家庭暴力，酗酒，强奸，国家残酷和大屠杀这类残酷而沉重的话题，却可以化沉重若羽毛，阅读起来十分轻松。

  然而，读小说毕竟不是读诗，读诗在于读意境，找到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文字匹配，而小说中交织的是故事，需要知其所以然，知其为何发生，从何而来，到哪里去。

  奥尔加在写作技巧上，有意无意地控制着读者的视角，将故事分割的细碎微小，主题为二，太古和游戏棋盒，以时间为维度划分；

  刚刚怀孕的妇人送走参战的丈夫，失去了孩子后拒绝与人厮混，她见证了森林中的屠杀，从此失去了站起来的能力。

  参与战斗的丈夫终于归家，却满身战争的痛苦回忆，无论他在战场上多么顽强的生存下来，午夜梦回，依旧会躲在妻子怀中哭泣。

  为爱出嫁的女子，最终丈夫出轨，儿子病亡，自己也瘫痪在床，在临终时与自己的守护天使相遇。

  加入豪门的女儿，被圈养在阁楼中，被丈夫用相机照云雨巫山的每个瞬间，最终选择出走。

  村民躲入森林，恶人进入村庄。

  女巫解救众人，神甫憎恨村民。

  对万能和营造神秘感到困倦的上帝，渴望死去。

  太古是上帝打发时间玩的游戏，通关秘籍是找到出口。

  信仰上帝的人，都变得愚蠢和可笑：村民用女巫的乳汁治好了疾病，最终都在战争中死去。有人妄图证明四是一切世界的道理。然而，存在在时间以外的小咖啡磨，这个非上帝创造的东西，却是通关密钥。

  上帝为人创造了家园，创造了太古，战争中的人却只能在小小的咖啡磨中寻找家的气息。

  奥尔加说：“物质是沉没于另一种现实之中的实体，在那种现实之中没有时间，没有运动。看到的只是它们的表层。隐藏在别处的其余部分才决定着每样物质的意义和价值。

  比如说咖啡磨。

  咖啡磨是这样一块有人向其注入了磨的理念的物质。”

  她不爱上帝，她爱人的欲望和信念大过神权。

  奥尔加用上帝的话语，讲述了嘲笑上帝的历史，

  “上帝是这样呈现自己的”，奥尔加如是说。

  疗愈，疗愈整个民族的伤痕。

  波兰文学追寻的主题

  奥尔加是一位素食女权主义者，多数照片上，她编一头辫子，她说她很喜欢把这种富有波兰精神的发型带回波兰。

  

  波兰，历经三次被瓜分的伤痛，在地球上消失了整整123年的国度，奥尔加一直尝试在作品中回顾它的沉重。

  但也并非一帆风顺，她说，波兰是一个幸存的压迫者，虽然历经坎坷，波兰在历史上也曾犯下过“可怕的殖民行为”。在那之后，她被称为波兰的背叛者，出版社甚至不得不为她雇佣贴身保镖，以保证她的人身安全。

  奥尔加自嘲，“我曾经太天真，以为在黑暗之下还可以谈论历史。”

  但她也并未停止尝试，在文学上，她不断地以模糊的神话语言，带人一次次回顾波兰的历史，波兰战役，纳粹集中营，政治屠杀，贪愎而拙交，殖民反被灭国 ...在信仰上帝的历史下，亚伯受难，该隐活下的现实。

  荣格认为，人类行为有意识模式背后的潜意识的欲望、恐恨和焦虑，都通过故事记录下来了，

  这就是神话

  神的威力，死者的鬼魂，英雄与女巫，勇者与恶龙...群体的图腾原型，以象征的方式得以表达，奥尔加反向利用了民族潜意识中的原型，赋予其不同的内核，尝试疗愈民族的伤疤。

  纵观奥尔加的小说，不是明白易懂的语言却如流水般顺畅，不是三段式的故事却令人读完黯然神伤。她追求的是这样的文字；可以带来情感上的共鸣却不功利，只为回归到我们远古时描述崇拜与勇敢，爱与希望的懵懂中去，不再追求观点，而是分享共鸣。

  或许，在哥白尼，肖邦，居里夫人之后，波兰在文学上又贡献出一颗新星，提醒我们回归，审视存在于人类起源时的懵懂文字，提醒我们还需要这样的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