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西嘉制宪意见书/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下载 pdf 电子版 epub 免费 txt 2025

《科西嘉制宪意见书》写作于《社会契约论》出版之后，是卢梭以“立法者”身份指导科西嘉制宪、将《社会契约论》原理运用于当时代的具体宪政实践的典型个案。

本文篇幅不长，正文前面的“序言”尤为简短，短短几百字却把人民与政府的关系以及政府必然产生弊病的根源和救治良方阐述得十分精辟；正文对科西嘉岛的社情民意进行了充分评估，对科西嘉宪法的基本原则与制度框架进行了总体设计，从中可以看出卢梭对农业、农民与平等、朴素的自然美德的推崇以及对于现代工商业资本主义与城市扩张所带来的不平等与道德蜕变的警觉，反映了卢梭对日内瓦式的“小国共和”理想的坚守。

序言

意见书

书后散记

简明年谱

译后记

让-雅克•卢梭(1712 -1778)，法国十八世纪伟大的启蒙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文学家，18世纪法国大革命的思想先驱，杰出的民主政论家和浪漫主义文学流派的开创者，启蒙运动最卓越的代表人物之一。

李平沤，我国卢梭问题研究专家，资深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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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科西嘉的立法的基本原则是：尽可能发挥科西嘉人自己的力量和尽可能利用科西嘉的资源；努力积蓄自己的力量，依靠自己的力量，而不指望任何一个外国的援助，因为世上从来就没有一个平白无故地援助他人的国家。

书籍介绍

让—雅克·卢梭（1712—1778），十八世纪伟大的启蒙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文学家，民主政论家和浪漫主义文学流派的开创者，启蒙运动代表人物之一。本书写作于《社会契约论》出版之后，是卢梭以“立法者”身份指导科西嘉制宪、将《社会契约论》原理运用于当时代的具体宪政实践的典型个案。本文篇幅不长，“序言”尤为简短，短短几百字却把人民与政府的关系，以及政府必然产生弊病的根源和救治良方阐述得十分精辟；正文对科西嘉岛的社情民意进行了充分评估，对科西嘉宪法的基本原则与制度框架进行了总体设计，从中可以看出卢梭对农业、农民与平等、朴素的自然美德的推崇，以及对于现代工商业资本主义与城市扩张所带来的不平等与道德蜕变的警觉，反映了卢梭对日内瓦式的 “小国共和”理想的坚守。

• 作者：南山三猫爹 发布时间：2020-08-20 21:56:43

  书生空想治国。如果不是卢梭的许多理念有经得住时间考验的朴素的正直，这本书就没有什么可采之处了。苛责地说，与今日穿越小说作者为笔下主人公设计安邦治国之道类似。我们不能以今薄古，用今日标准衡量昨日，例如卢梭建议的计划的、以物易物的小农经济。但没有田野调查，多次“相信”科西嘉岛有铁矿就是“用爱发电”了，而铁矿某种意义上是卢梭所设计的易物贸易基础——甚至不必和岛外交换铁器，进而农业自给后即可逐渐富足。

• 作者：仰望与思考 发布时间：2022-03-30 16:11:51

  很有意思的一本小薄书。卢梭在意见书的前半段“让科西嘉人自理自强，不依靠它国力量”的观点，在那个时代（18世纪末）确实很有启蒙性。但在意见书的中后段提出的“以物易物”以及“让国家掌握强势财产，让民众掌握弱势财产”这种论点，有点过于乌托邦化了。 意见书之后的书后散记，别看是卢梭关于意见书的随想随记地补充式笔记，但其中还是有一部分观点是非常有意思的，是值得一读的。

• 作者：PeterT 发布时间：2021-01-17 14:52:14

  这本书是卢梭在晚年（1765年，时年53岁）为刚刚在反抗热那亚统治者的战斗中取得阶段性胜利的科西嘉人，写的一篇政治改革建议书。在书中他阐述了独立自主、重农抑商、限制货币、节制私产、缩小贫富差距、注重道德教育等原则，与儒家思想和社会主义思想颇为类似。可见，卢梭一方面主张政治民主化、权力制衡，另一方面则不赞同经济上的自由主义，对后者所带来的剥削压榨、贫富分化、人性异化、道德败坏等可能的后果有清醒认识。

• 作者：电影记忆体 发布时间：2024-06-01 11:28:13

  结构很好，先是谐音葱芒镇每个动物的展现 如22秒吃完饭。如把葱拔起来看看长没长，捏捏芒果等。以及大家起床5秒等。还做好了急性子大王开运动会的铺垫。然后出场树懒，展现树懒因为慢带来的困惑，比如冰激凌坏了。催化剂是树懒在送货时 一张传单飞来，得到一个加速器。他没有挣扎（应该在画一些树懒犹豫自己要不要带这个，想一些慢的好 但最终还是带了） 第二幕就是带了之后的事，先是一秒吃芒果，结果被卡住去了医院，医生说吃东西慢点好。和平常葱芒镇孩子一样起床很快，但是出去发现没穿裤子。比赛还没发令就跑了，还掉进水里，原来是倒数第二现在变成倒数第一。非常的不开心把加速器扔掉，和父母诉说（遇到阻碍和灵魂暗夜） 父母安慰给汤时，灵机一动发现还慢有慢的好 熬汤。第三幕其他葱芒小朋友来排队。得出快有快的好 慢有慢的好。

• 作者：林江仙 发布时间：2020-03-17 23:02:54

  过去我有一个错误的认识，认为古典学者的思想“批判点”多于“继承点”，是不是因为我们这个时代走在前面，所以古人就是落后的呢？不是的。古典学者的学识是今天社会的支柱之一。

• 作者：Jean-Jacques 发布时间：2022-02-27 03:55:10

  后边大半部分有点乌托邦，但对研究卢梭思想很有参考价值

• 【转】包大为、包利民：卢梭设计理想城邦的条件和意图

  作者：哲夫成城 发布时间：2022-04-03 07:45:12

  提要：理想化的日内瓦和科西嘉城邦政治，曾相继作为卢梭政治哲学的现实模版和理念对照。但是，卢梭对日内瓦和科西嘉的制度设计有着远高于一国一邦兴衰的意图。通过对日内瓦之腐化和科西嘉之潜力的阐述，卢梭展示了民主政体、立法原则、公民权利和自然德性在现代社会所要面临的挑战和出路。这些看似具体和乌托邦主义的立法建议和制度规定，完美地展示了卢梭从普遍到具体、由理论到实践的政治教化意图。

  关键词：卢梭；城邦；日内瓦；科西嘉；制度设计

  卢梭的政治哲学著作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在“前三论”中关于普遍政治理念和立法原则的描述，二是在特定国家的政治实践探究实现这些理念和原则的可能性，例如《山中来信》、《科西嘉制宪意见书》（下文简称《科西嘉》）和《论波兰的治国之道及波兰政府的改革方略》（下文简称《论波兰》）等著作。前一类在启蒙政治情势中被人们视为革命与法治的“圣经”，后一类则在历史反证中遭遇了极大非议。日内瓦和科西嘉，这两个被卢梭相继视为民主政体及其善治的理想城邦，在卢梭政治哲学中既是理念得到具体化的现实载体，也是标示出现代政治德性之必要条件和潜在挑战的直接例证。

  一、日内瓦：从正面到反面的“榜样”城邦

  卢梭对日内瓦城邦的推崇，在1762年之前不仅是显而易见的，更是深入卢梭个人荣誉感的。但是，随着1762年卢梭在日内瓦的遭遇：《爱弥儿》被日内瓦小议会定性为“亵渎宗教的、诱人为恶的和语言放肆的”、“充满了诋毁神明河污蔑宗教的言论”、“攻击各国的政府”[1]12——进而被封禁和焚烧，曾经温和的、崇信加尔文教的日内瓦市民则向卢梭的居所丢掷石头以示威胁。卢梭不得不接受被祖国驱逐、被同胞误解的痛苦现实。[1]11日内瓦在卢梭笔下的角色转变，既是启蒙运动的一次戏剧性进展，又是卢梭的政治设计逐渐从“天国降到尘世”的一个标志。

  从1749年开始，日内瓦和瑞士一直都是卢梭政治设计的“现实参照”。实际上，日内瓦的政治制度、社会形态和道德风尚曾是卢梭政治哲学的经验依据。卢梭在《山中来信》中坦承，《社会契约论》中不论是关于原始契约的定义、主权性质的论述，还是预防僭政的制度手段，都是“一笔一画按照日内瓦人的共和国诞生到今天的形象描述的”。这种与当代关于卢梭“建构主义”想象有着巨大差别的“描述”，直接原因是卢梭认为日内瓦人的宪法十分完善，值得“作为政治制度的典范”并且“向全欧洲推广”[1]176。当日内瓦被视为从自然状态过渡到民主善治、公民德性的最佳现存政体，卢梭不无理由相信，可以根据日内瓦城邦政治的正面经验来设计出一种具有普遍性的立法指南和制度框架。那么，是什么因素促成日内瓦人先于其他民族摘得了民主善治和公民德性的桂冠？

  在卢梭各种分散的论述中可以大致辨识出以下四个因素：第一，能够独善其身和减少军事开支的地理位置。[1]2-4第二，现存政体较为完善并且能够表达公意。这种完善性一方面体现为“统治者和人民拥有的共同利益是唯一的”[1]2，另一方面则体现为公民全体针对公共事务的“批准表决权”[1]6。第三，以农民为主要人口的人民总体上品性淳朴，大多数人民必须为了生活和家庭而“成天劳动，没有时间去追求别的欲望”[2]19。这使得日内瓦人能够坚持节制而摒弃“富丽堂皇的宫殿、漂亮的马车、美轮美奂的家具、盛大的排场和一切骄奢淫逸”[1]15。第四，维持善治和淳朴十分简单。日内瓦城邦所有善治的条件都不是文明教化（如科技和艺术）的结果，而是日内瓦人在其自然条件下历史形成的自然结果。这就意味着日内瓦人只要不被蒙蔽心智或冒险改革就能够维持长久以来的德性和幸福[1]9。

  然而，“焚书”、“宗教审查”和“政治迫害”却将卢梭一厢情愿地加以宣扬、论证和吹捧的“理想城邦”一夜之间脱下了民主、公意和纯朴的光环。这种幻灭是多个方面的，一是政体，二是民众（舆论和风俗）。日内瓦和瑞士被从最佳政体的列表中“除名”，其原因是复杂的。总的而言是一种人的腐化，这使得日内瓦自然形成的善治的法律和政体形同虚设——“如果官员们违背法律，公民们不守德性，则即便有合法的法律也不够。”[3]265根据文本，日内瓦和瑞士政体腐化的具体原因有三个层次：

  （一）政府的败坏，表面的民主成就了实质的专制。根据卢梭的观点，政府败坏的一般原因在于“治人者与被治者分离得太远了”，善治则要求这两种人“必须按照原始契约结合成为一个整体。”[2]2在民主政体中，政府败坏的原因通常是某种权力（尤其是行政权）僭越成为唯一的权威——“在只有一种力量统治的地方，国家就解体了……一切民主制国家就是这样消亡的。”①日内瓦城邦政府则同时占据了这两类原因。从深层次看，日内瓦的立法、司法、行政和审判事实上已经集中到了一小撮人手中，他们成为了凌驾于公民的“僭主”。在立法层面，公民只有在每年四个小时的大会上是“尊贵的主权者”；在司法层面，日内瓦负责执行法律的官员们成为了“法律的解释者和最高的仲裁者……高居在法律之上”；在行政层面，日内瓦官员的选举“限制于少数几个观点相同和利益相同的人”，他们通过“煞有介事地隆重举行的、一点也不重要的选举”获得权威；在审判层面，日内瓦的小议会的意志没有任何人可以左右[1]186-187。因此，拥有任性权威和操弄民主程序的日内瓦政府完全蜕变成了在实质上和法国、普鲁士王国相去不远专制政府，以至于日内瓦的官员在读了卢梭的革命性著作之后“自以为是其他国家的政府的保护者，要替它们惩办这本攻击它们的书。”[1]177这种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民主政体造成的结果是两面的，即“日内瓦公民最自由”、“日内瓦公民生活在最痛苦的奴役状况中”[1]185——这两个结论都能够成立。因为日内瓦公民在败坏的民主政体下不得不戴着最为“完善”和沉重的社会性枷锁（法律保障的权利和义务），同时又不得不承认表面上符合程序的民主政体为他们带来的实在的自由。

  （二）宗教信仰的败坏。早在《致达朗贝尔的信》中，卢梭就已经明确了“宗教骗子”是一个在哲学和道德上不值一提的问题。正是“理性的精神”赋予自由以现实性和必然性，以至于理性“想屈从他人的权威是不可能的”。因此，只要宗教对理性的原则“有那么一丁点儿破坏，则《福音书》的全部教导都立刻会失去其意义。”[1]47卢梭认为，日内瓦教会长期以来有着一种“虚假的表面现象”——尊重理性所赋予个人的良心自由[1]51。但是日内瓦教众对卢梭的迫害则刺破了这种“表面现象”——他们“想使宗教成为立法体系的一个部分”。这不仅“有害于宗教”，也“有害于国家”，因为宗教介入立法会“玷污了宗教神圣的纯洁性，使宗教变成了暴君手中的武器和压迫者手中的工具；伤害了美好的政治原则，不仅没有简化政府的机构，反而使之愈来愈复杂。”[1]33曾经在朴素的宗教信仰中进一步获得自由和德性的日内瓦公民，在信仰与立法相媾和的情境中陷入了错误的信仰，即“他们表达他们信仰的唯一手段：攻击别人的信仰。”[1]53

  （三）风俗和生存状态的败坏。作为曾经的农业社会，勤劳和独立的生活让日内瓦人具有“意志的协调一致和战斗的无上勇气”。但是，他们的坚韧和勇气却被其他国家的君王利用了[2]20——通过商业、奢侈和雇佣军的大笔收入使他们失去了淳朴的心性。一旦物质欲望和政治权威的利用结合起来，日内瓦公民就“为了金钱而不惜出卖自己的人格，他们的一世英名被金钱迅速败坏了。”因此，虽然卢梭在早期政治哲学著作中习惯于将古代城邦和日内瓦城邦作为两种典范政治，但是日内瓦公民的生存状态的异化（或文明化）却将其与德性彻底划清了界限。正如马斯特所说：“卢梭不断地将斯巴达和罗马的经验作为公民生活的典范，与现代日内瓦不同，古典城邦是由德性，而非布尔乔亚的自私之心推动的。”[3]273

  卢梭认为在良好的外在条件下，“瑞士人唯其纯朴，永远不会中阴谋诡计的全套”[2]20，但是这种保持原初状态的政治和社会事实上却极难维持。尽管卢梭可能很难接受这一点，但“野蛮民族”通过适当的立法和制度设计所开启的善治在实现自由之后，还是会由于外部（如战争、贸易）或内部（人口、剩余产品）的各种趋势而产生“不平等、奢侈、启蒙和腐化”，但是这种“直线式的衰落”却预示着某种在未来会反复出现的历史循环。”[3]479被迫害的卢梭诚然成为了“他的祖国的法律的殉道者”[1]118，但是他却坚持不懈地在寻找着功利与德性、政治与自然之间的平衡。这种看似过于浪漫的政治设想最终从日内瓦转向了另一个仍然保持着原初状态的科西嘉。

  二、科西嘉的展望：忠于现实的混合政体构想

  纵观卢梭的一生，他只为三个特定的国家书写过立法建议，即日内瓦、科西嘉和波兰。但是，只有书写于1765年的《科西嘉》是他平心静气地为一个新的国家建构民主政体。因为1776的《山中来信》是对腐化的瑞士人的指控，而1770年的《论波兰》是为一个君主国家提出的善治之道。《科西嘉》一书写于卢梭被日内瓦驱逐之后的第三年，为科西嘉人民提出了建立民主政体的立法意见。卢梭通过分析科西嘉的自然、经济、人口和风俗状况，论述了民主政体在科西嘉的实现途径和外在保障，并且对科西嘉成为理想城邦寄予了厚望。到了1765年，曾经作为典范政体的日内瓦城邦则不过是科西嘉人建构新社会的反例——“瑞士人的堕落对科西嘉人来说是一大教训。”[2]22

  但是，科西嘉人在18世纪末几乎是最不自由、最贫困的欧洲民族②，他们不仅需要在霍布斯所说的“暴死”之恶中求得生存，更需要为自己的生存寻找各种各样的债主和保护者。即使如此，卢梭还是早在1762年所发表的《社会契约论》中指出了科西嘉的巨大潜力——“终有一天，这个小岛将震撼欧洲”[4]57。卢梭在此预言的“震撼”并不是后世庸俗解读者所说的拿破仑（1769年生于科西嘉的阿雅克肖），而是科西嘉的自然条件和民族风尚将为实现自由的立法提供的绝佳条件——科西嘉是一个“可以为之立法的国家……值得一个智者去教导他们如何保持他们的自由。”[4]57

  科西嘉人毕竟不是“自然状态”这一思想实验中的“野蛮人”[5]，他们的历史和传统为实现民主善治提供了三个正向条件。一，科西嘉人保持了农业社会的纯朴状态——“为了个人的利益而甘愿成为奴隶”的情况也仅限于极少数“城里人”[2]15-16。二，贫困和外族奴役并没有磨灭科西嘉人的自然禀赋（即卢梭所说的“原先的美德”）。生活在农村的大多数“科西嘉人民”不断发动争取自由的革命并且光荣地享有“用鲜血换来的自由”，而少数“为了保有热那亚人赋予的几个小小的特权便出卖国家”的“城里人”则罪有应得地承受着城市中的殖民暴政[2]15。三，远离法国（尤其是巴黎）等文明中心的科西嘉如同一张白纸，易于实现卢梭所提出的立法建议和制度设计，并且极有可能在补足自然缺陷、纠正风气问题的同时成为善治的典范。

  但是，卢梭的科西嘉立法建议的核心目标是要“取消——纠正”潜在的负面因素。因为即使是科西嘉、日内瓦这样“先天富足”的城邦，也时刻面临着城市、商业、军事乃至艺术所带来的异化危机。正是在提出解决负面因素的方案中，卢梭将社会契约论所给出的概念进行了具体化，即如何在科西嘉实现民治、民享、民有的政治设计。从直观来看，科西嘉人现有的“偏见”和“恶习”似乎并不是他们独有的，既是落后与野蛮的症状，更是旧制度和不平等造成的结果。两个备受外邦人诟病的科西嘉人的恶习：“脾气暴躁，难以驾驭”和“喜欢偷盗和动不动就行凶杀人”都能够通过制度和政治实践而解决。因为前者完全是由于科西嘉人“从来没有被公正地对待过”；后者则根源于“游手好闲的生活方式和官府对凶杀案不仅不惩处反而暗中纵容的恶劣做法”，以及“科西嘉人对于家族之间的仇恨总抱一种有仇必报的狭隘心理”。[2]23前者可以随着其产生的原因（不公正的制度）的消失而自行消失，后者则通过“相反的原因”（良好的农业发展、分工和民主法治）可以根除。但所有这一切的实现都必须从科西嘉这张“白纸”上一笔一画地进行谨慎的立法和政治经济规划。具体而言，卢梭的立法方案主要着眼于解决四个问题：

  （一）出于现实考量的立法基本原则和制度纲领

  卢梭认为科西嘉的立法的“基本原则”是要“尽可能发挥科西嘉人自己的力量和尽可能利用科西嘉的资源；努力积蓄自己的力量，依靠自己的力量，而不指望任何一个外国的援助。”[2]5这一方面暗示科西嘉人要保持“原先的美德”就必须摆脱外族（法国人或热那亚人）殖民奴役，另一方面则将未来独立的科西嘉国家构想为从一开始就在经济、政治和财政上自给自足的理想城邦。这个城邦的“制度的纲领”就是“不能靠金钱致富”——应当靠“人的力量致富”。这种富足完全有别于市民社会中的布尔乔亚个体的私人财富的叠加，而是民族整体的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卢梭是如此不屑于庞大的私人财富的集合（如gdp总量），因为这种表面上强大的金钱数字实际上不过是分散于个体的狭隘理性，不仅无法促成平等的社会状态，更会滋生专制和奴役的土壤。在他看来，未来的科西嘉必须利用“人的力量”，一种未经金钱中介的劳动和社会活动的直接性。因为只有“双手的使用是无法隐藏的，总是为了公众的利益而使用”[2]5-6。

  （二）以独立自主为上限的小国政治

  卢梭所设想的未来科西嘉城邦一旦开始立法和治理，其当务之急“不是进行改革而是进行建设。”[2]11因为四十多年的战争使得科西嘉岛人口稀少且贫穷，因此不可能建立一个“开支浩繁的政府”[2]3。但是，百废待兴的内部事务和强敌环伺的外部环境却并不允许无限度的政府开支的缩减，即社会秩序的维护和国防安全的保障时刻都会耗尽公民劳动成果。卢梭给出的方案是极为理想化的。他坚信国家的独立和自强需要依靠人民的原始美德和民主政体所形成的凝聚力，这种早期瑞士人所体现出的一种朴素的强悍和勇敢仍然存在于尚未被腐化的科西嘉人身上。同时，科西嘉人绝不可相信“联盟”、“条约”和“人的信念”，因为这些国家之间的“契约”只能“让弱者受制于强者，而永远不能使强者受制于弱者。”[2]4

  （三）坚持农业社会的属性并以此杜绝奢侈、腐化和堕落

  相比同时期的重农主义经济学家，卢梭更是为农业生产增添了政治、道德和文化的价值。在《科西嘉》一书中卢梭细致论证了“商业创造财富，而农业能保证自由”[2]7的内在逻辑。首先，只有通过发展农业才能够增加粮食和人口，从而增强用以确保城邦独立自由的“人的力量”。其次，造成人口凋零和道德退化的城市布尔乔亚病症——“情欲受刺激的妇女”、“荒淫无耻的生活弄坏了身子的男人”、“艺人的不良作风”、“无所事事和制造是非的闲人”，只有通过农业人口比例的增加才能够解决。因此，卢梭为未来的科西嘉城邦设计了既能够确保分配相对平等，又能够抵制商业和都市风尚入侵的农业经济规划。他希望未来的科西嘉城邦能够“使人民遍布于全国各地，在各个地方都努力耕作，热爱乡村生活与田间劳动”。这种“简朴的农村生活”既能够可增强科西嘉人民的体质，也可以通过“勤于劳作”来防止“恶习的产生”[2]6。

  （四）农民作为公民主体的混合制民主

  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暗指不平等将使得代议制民主蜕变为贵族统治。而不平等只有在农业社会中才能最大限度被遏制，因此“农业是最适合于民主制的。”但是，科西嘉是众多城邦的联合体，因而不可能“把全国人民都集合在一起”。可是一旦人民“把最高权威交给代表们以后，政府的形式就变了，就变成贵族制了。”[2]10故而，卢梭为科西嘉所设计的事实上是一种混合制的民主政体，以“花费不多”、“层次最少”、“不需要按照许多不同的程序行事”[2]8-9。根据卢梭的设计，如果能够维持农业在经济部门中的主导性地位，并且“不出现人口分布不均匀的情形（大城市）”，科西嘉将至少达到瑞士最好的政治状态。这种混合政体是对社会契约原则的灵活运用，即根据各个地区的经济状况来制定政体：在土地肥沃的州实行贵族制，在最穷的州全部实行民主制，因为这些州的收入“即使精打细算也只能够维持生存”[2]9。

  通过以上立法途径，一个法治和善治的科西嘉民族将生活在由不同形式的民主政体的城邦构成。在这些城邦中，农业将成为维持平等和道德，进而促进公意和自由的重要保障。这是一种很强——而非很弱的制度设计，虽然其理想性会带给后世学者一种田园牧歌的浪漫主义图景，但是其实质却是为一个尚未文明开化的、相对“野蛮”的民族专门设计的“预防性”的法治——抑或社会性的“枷锁”。毕竟，瑞士和日内瓦城邦习染布尔乔亚风尚而腐化的例证让卢梭不无理由相信，“在法律的治理之下，不论用什么方式统治，人们都是自由的”[1]178，但是这种“法律的治理”只能在良好的社会风俗和经济条件下才能够被真正实现。

  三、卢梭设计具体城邦政治的意图和辩护澄清

  法国大革命的喧嚷和暴力，使得被革命者移入万神殿的卢梭也不得不为建构新政体的实践背负理论乃至伦理的问责。卢梭的理想城邦的苛刻条件，以及出于自然和习俗的审慎，却因为以他为名的现实政治的“冒进”，使得他的实践指向似乎陷入了“设计一场，却大错一场”[6]的困境。在卢梭的政治论述中，“前三论”引发的是后世立场鲜明的政治哲学论证。然而，《科西嘉》、《论波兰》和《山中来信》等涉及具体国家的政治建议，却因为其具体性和理想性的交杂而显得矛盾重重，以至于“前三论”的支持者也不得不重新检视这些看似乌托邦主义的、乃至幼稚的立法建议和治国方略。批判主要来自现实政治（尤其是政治经济）的考量，批判的主题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方面。

  一是理念和现实的脱节——卢梭对日内瓦、科西嘉乃至波兰的政治设计不仅在内容上没有忠于他所重视的习俗，更在策略上无法引发社会经济生活的根本性变动。埃德蒙·伯克就认为，卢梭的社会和政治理论在整体上是脱离现实生活和传统的[7]，因而既无法对现实城邦的政治起到有效的指导，也无法在任何一个现实城邦中得到实践。詹姆斯·米勒（James Miller）则认为，卢梭未竟的政治实践计划与他的早期政治著作相似，“游走于梦想与现实、不可能的理念和遥远的可能性之间……使得根据其理念的政治实践变得无比危险。”[8]

  二是具体与普遍的对立——日内瓦城邦政治是卢梭政治设计的原型，其出发点就不具有普遍性。上世纪初以来的众多学者也许和帕特里克·奥马拉（Patrick F. O’Mara）的观点是相似的：卢梭的终极任务只是以日内瓦的小布尔乔亚城邦政治的蓝本来重塑欧洲。另外，《社会契约论》首先是对日内瓦宪政的理想化，在其中可以识别出诸多1718年至1738年日内瓦议会民主的各种特征。卢梭正是以他的敏锐洞察，将影响他青年生活的加尔文教义和共和主义传统引向了更为宽广的欧洲舞台[9]。

  三是以古代今的悖谬性——卢梭对古希腊和古罗马城邦的仰慕，使得其城邦设计更多体现了古典政治哲学在具体实践中的影射，而不是正视实践的客观条件。莫里斯·科兰斯顿（Maurice Cranston）认为卢梭之所以试图通过对日内瓦、科西嘉和波兰等个别国家的政治建议来教育现代欧洲人，是因为现代欧洲人已然不具备那种让古希腊人、罗马人创造其政治成就的爱国精神和制度条件[10]。因此，卢梭以古典的理想城邦为模版，对现实中的城邦政治和社会生活所进行的“事无巨细”的规划，实际上已经超出了政治伦理的范畴，而是一种个人幻想在现实中的投射。斯科拉（Shklar）更是尖锐地指出，卢梭是一个社会批判家而不是一个政治改革的设计者，他在政治设计中没完没了的关于组织和仪式的细节描述，使得其伪现实主义成为了最低等的乌托邦[11]。

  对于这些批判乃至指控，卢梭是有所预料的，因而在文本中几乎预留了用以自我辩护的空间。根据卢梭的文本和概念的脉络，卢梭对于真实与幻想、具体与抽象、古典与现代的三个批判大致可能做出以下辩护：

  （一）以理想化的城邦政治来阐释权利和法，是为了引导读者直观地察觉到启蒙的限度。卢梭深知抽象政治原则的乏力，试图让民众直观地理解现代性道德危机和启蒙的限度——如果“我描述的是一个现存的国家，我希望这个国家能够焕然一新。我的书是一个见证，证明有些人正在破坏它。”[1]177卢梭的另一个意图则是让民众看到政治理念的实现必须要为自身寻求客观的条件和途径。这个过程所需要的不仅是来自理念的勇气，更需要智者所指出的策略。卢梭所制定的原则很大程度上依赖其有效的具体化身，仅仅描述合法的政治秩序必须如何是不够的，他对科西嘉和日内瓦的政治设计展示了“在什么条件下……他描述的安排才得以实现。”[12]7

  （二）卢梭试图为善治和民主政体创造公民教育的条件，这既是一种现实主义乌托邦，又是对柏拉图的理性主义政治教化的现代回应。卢梭在为科西嘉人提供立法建议时首先着眼的问题是“为政府培养人民”，因为“人民存在，政府也存在；人民败坏，政府也败坏。”[2]2但是，卢梭并没有试图回到古典政治大序，他在事实上否认存在一种单纯善的、形而上学意义的政治共同体秩序，而是提出一种纯粹形式的合法性标准，它能够用于建立政体或使政体被人们尊重。卢梭在《爱弥儿》中所描述的善的生活，并非是柏拉图式的公共教育的结果，而是私人教育的结果，他否认真正的自由要到公民社会中实践[3]455。当然，这种私人教育需要政治社会提供一个强制的外在条件，让公民个体能够在对理性的强制了解中突破自私性的狭隘窠臼。因而就出现了卢梭在1751年投稿科西嘉征文的一篇“写得很糟的文章”中对实现这种“理性主义政治教化”的英雄的吹捧。相比指责他是空想者的启蒙学者，卢梭实际上对启蒙理念成为现实阻力——尤其是非理性的、私人的反公意的力量有着清醒的认识。因而他并不满足于“启蒙贤哲”的理论工作，因为他们“全部关注在于自身的幸福”，而“真正的英雄的目光则看得更远；人类幸福是他的目标，正是为了这一崇高的使命，他献出上天赐予的伟大灵魂③。那么英雄是谁？的确，在古典政治秩序中，英雄有着历史的对应，如凯撒、亚历山大和汉尼拔；但是在培养公民及其制度的现代社会中，英雄很有可能有着更为模糊的指向。作为柏拉图的追随者，根据《斐德罗》中灵魂降入尘世的等级秩序，完成英雄之造福人类的伟大使命的人，只有可能是未被异化的自然人或愿意接受哲人指导的国王。在此意义上，卢梭似乎更愿意从前者寻找重建政治德性和理性权威的可能性，而农业城邦日内瓦和科西嘉则正好为他提供了现代欧洲仅存的一些“野蛮人”的痕迹。

  （三）卢梭对权利的实在性的追求压到了抽象的普遍性，因而对任何中介权利主体及其行为的因素都保持高度的警惕，并由此导致了关于社会生活乃至语言、艺术的细致规定。卢梭试图描述一个理想的、可行的社会，而不仅仅是一个法治政府的抽象基本原则，并且由于理念和客观挑战的交织，卢梭的理想社会总是表现为自足的、小规模的城邦，这种城邦能够基于自身力量和封闭的内在关系而持存发展。罗纳尔多·格里姆斯利（Ronald Grimsley）认为，这种偏好当然与卢梭对古希腊城邦、古罗马共和国、古代瑞士社会和理想化的日内瓦的倾慕有关，并且卢梭所构想的幸福社会始终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孤岛”（例如科西嘉）[13]。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城邦自身的自给自足、独立孤立状态还可以延伸至卢梭关于公民个体的权利设计中。卢梭不仅对国家层面的外部中介（例如商业关系、政治同盟）十分警惕，同时对公民个体层面的“民主代表”颇为质疑④，因为二者都将可能侵害主体（国家和公民）的自给自足的状态。而这些具体和细致的关于权利实现形式，及其与政体之关系的探讨，是其他倾向于制定抽象的、普遍的政治原则的启蒙学者所通常忽视的，也是参与新社会之缔造的民众并不习惯的“继续启蒙”。

  虽然卢梭所选中的理想城邦最终都无法兑现其设想，但是卢梭政治哲学的意图却并不取决于这些具体城邦政治的成败。一方面，卢梭关于政治实践的文本并不局限于教育腐化的欧洲，而是通过科西嘉、波兰的立法建议却显示出一个哲人对于法律改革的审慎[14]。卢梭对制度之外的社会和文化因素的考量，以及对政治经济学极具前瞻性的重视，使得卢梭的政治哲学超出了消极的自由主义或民主诉求。他坚持健康的政治行为的可能性，在政治生活中有关何为权利的知识能够也应该指导有德性的政治家的作为[3]338。另一方面，卢梭通过对民主政体在具体城邦中的演变和可能性的分析，向未来的公民展示了制度和法律的伦理意义，即“人们若想充分理解政治生活的性质，仅仅懂得城邦凌驾于什么、什么应为城邦的权威所统治是自然不够的，还必须理解什么凌驾于城邦。”[12]5而这些贯穿于具体的权利秩序、经济活动、社会生活和公共审美的价值和意义，虽然至今为止都仍然遭受着抽象的政治原则的遮蔽，但是却从来不乏如同卢梭那样的智者和公民对其展开不懈的追寻。

  注 释：

  ①关于民主政体的败坏可参考《社会契约论》卷3第10章。

  ②从11世纪到18世纪，科西嘉始终处于外族控制的状态。从中世纪比萨人和热那亚人的争夺，到15世纪热那亚人残酷的镇压和统治，再到1769年最终被并入法国。

  ③卢梭对“哲人”并不友善。他认为哲人们只能向民众鼓吹一种空想的幸福，这种幸福不仅他们自己没有，而且公众也不曾有过相关的想法或兴趣。哲人能够给予宇宙某些有益的训言，但是他的教诲永远无法改变轻视他的伟人，和从来不听他说话的公众。（参见卢梭：《文学与道德杂篇》，吴雅凌译，华夏出版社2009年，第125页。）

  ④自给自足的城邦政治和真正的民主政体下的公民是相辅相成的。小规模的城邦才有可能摆脱一切大国必须面临的商业需求和外交压力，才能够让公民能够摆脱代议制可能带来的“愚弄”而直接行使权利。（参见卢梭：《论波兰的治国之道及波兰政府的改革方略》，李平沤译，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4页）。

  参考文献：

  [1]卢梭．山中来信[M]．李平沤，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

  [2]卢梭．科西嘉制宪意见书[M]．李平沤，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3]马斯特．卢梭的政治哲学[M]．胡建兴，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

  [4]卢梭．社会契约论[M]．李平沤，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

  [5]包大为．自然状态:卢梭政治设计的非历史性前提和结构主义愿景[J]．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4）:49-54．

  [6]恩斯特·卡西勒．卢梭问题[M]．王春华，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9：67．

  [7]Edmund Burk. Burke’s Politics[M]. New York: Knopf, 1949, p.389.

  [8]James Miller. Rousseau: Dreamer of Democracy [M].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0, p.131.

  [9]Patrick F. O’Mara. Jean-Jacques and Geneva: The Petty Bourgeois Milieu of Rousseau’s Thought[J].The Historian, 20, 1958, p.128.

  [10]Maurice Cranston. The Solitary Self: Jean-Jacques Rousseau in Exile and Adversity[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7, pp.177-178.

  [11]J.N. Shklar. Men and Citizen: a Study of Rousseau’s Social Theory[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pp.14-15.

  [12]吉尔丁．设计共和——卢梭的社会契约论[M]．尚新建、王凌云，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6．

  [13]Ronald Grimsley. Rousseau and the Ideal of Self-Sufficiency[J]. Studies in Romanticism, 10, 1971, p.287.

  [14]Ethan Putterman. Realism and Reform in Rousseau’s Constitutional Projects for Poland and Corsica[J]. Political Studies, 49, 2001,pp.481-494.

• 【转】叶开儒：自由、民情与国家建构——卢梭《科西嘉宪政规划》评注

  作者：哲夫成城 发布时间：2022-04-03 09:21:19

  【作者简介】叶开儒（1993-），男，广东龙川人，清华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公法与政治理论、政治哲学。

  理想化的日内瓦和科西嘉城邦政治，曾相继作为卢梭政治哲学的现实模板和理念对照。但是，卢梭对日内瓦和科西嘉的制度设计有着远高于一国一邦兴衰的意图。通过对日内瓦之腐化和科西嘉之潜力的阐述，卢梭展示了民主政体、立法原则、公民权利和自然德性在现代社会所要面临的挑战和出路。这些看似具体和乌托邦主义的立法建议和制度规定，完美地展示了卢梭从普遍到具体、由理论到实践的政治教化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