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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姿势不撩人 发布时间：2024-01-26 18:15:50

  适合入门

• 作者：Long 发布时间：2008-10-15 00:27:56

  看了一点而已

• 作者：是忆辛呀 发布时间：2020-02-16 17:33:44

  我这本是2019年7月修订的，应该是目前最新版吧。

  这个版面设计挺创新的，在分大区介绍时，先用一页介绍这个大区的情况并附上一张大区地图。

  大多数州只介绍了州府（基本上也是最大的城市），首都雅典大部分篇幅都是在介绍文物古迹（确实好多），其他方面的内容以后可以增加一些。第二大城市塞萨洛尼基介绍的有点少（城市规模也不大

• 作者：阿肯色敏 发布时间：2015-08-26 21:39:25

  几年前读过的那部《唐璜》让我彻底喜欢上了拜伦，这本传记的作者很喜欢在拜伦的情场、婚姻以及私生活上润色，这倒和他浪漫主义的作品相衬

• 作者：江小江 发布时间：2023-05-09 19:21:36

  这本书将告诉你如何巧用5G前沿新技术开展营销策略，以用户为中 心，以技术助力，以数据支撑，挖掘高价商机，实现商业增长，进入企业智 能化智慧营销阶段。

• 作者：尘尘 发布时间：2023-04-16 13:28:05

  有校对方面的错误。另外类似的案例不同法院按不同的理解判，给个说明可能更好一些。

• 两场倒春寒——也说《达洛卫夫人》译序争议事件

  作者：方倦 发布时间：2022-10-27 12:11:52

  近日上海译文出版社新版《达洛卫夫人》随着其封面亮丽而多受读者关注，同时也引起对译序纷纷议论，由于孙梁先生的译序中所出现的“视野较窄”、“格局较小”、“气度欠恢宏”等等词句，尤其此类词句又与抑制女性写作的话术暗合，引起部分读者不适，一时间议论甚嚣尘上。

  众所周知，上世纪五十至八十年代的编者说明、译本序言等等绝大多数都会煞有其事地批判作者两句，以揭露其阶级身份和对于社会认识不足的“现实”，而后整篇文章多有一些对作品与作者简要介绍与流变梳理的精彩论断，多能给予读者一些有用的材料与译者对此问题的心得，近于俗语所言“小骂大帮忙”者。随着朝向世界的大门渐由虚掩至于敞开，社会风气的开放自然也使这种看似可笑的做法逐渐趋于被淘汰。

  随着阅读的广泛推展，自有司时常冒出无知的笑话，又随之出现读者过分审查的风气。诚然，有“人民喜闻乐见，你不喜欢，你算老几”的十四字真言，但其所针对的恰恰是以己好恶随意阉割文字的有关部门而非做书的人。之于做书人和读书人而言，读者自然应当手握臧否的大权，但是著译者也有表达的权利，不论是尽可能平实中正的述评，抑或是有所偏倚的“私货”，两造完全可以“各取所需”、“美美与共”。

  文学阅读中有一条为读者所知的常识，以作者的三观如何作为评价其作品的主要视角是不合适的——有趣的是这些脱离历史语境和人性体认的批评，其粗蛮程度相较那些“小骂大帮忙”的出版前言更甚——在阅读译序也应具备这样一条共识，译者往往为所处时代所限，不能脱离时代背景来评价他们观点。

  在读者所关注的译序第四节开始的视野格局说法上有失肤浅，且又带着男性的审视角度，呈现的仿佛一种对女性作家的刻板印象，但实际上，在第一节孙梁先生引用国内流行的“谈起意识流，不少人似乎认为，那纯粹是艺术技巧或创作手法的问题，这类小说没有多少思想性和社会意义”，并引述英国批评家F.R.里维斯的类似观点（“弗吉尼亚·伍尔夫的作品意义不大，价值不高，因其小说未充分反映现实，尽管她是技巧卓越的艺术家”），接下来却谈到：

  伍尔夫特别同情一般妇女与穷人，在各种场合及著作中为他们呼吁，成为现代西方女权主义的先驱者。她强调，应该维护这两种人的权利，提高其社会地位。例如，在名著《自己的房间》（A Room of One's Own, 1929）中，她主张，每个有志于文艺的妇女都应有自己的书斋，不受干扰地进行创作。在这本小册子的开端，她先描写有一次参观“牛桥”的感受。据说，由于她是女人，就被禁止在堂堂学府里男研究员们用的一块草坪上走动。此外，在不列颠博物院等图书馆内，男子撰述的关于女性的书汗牛充栋，而妇女所写的关于男性的书却绝无仅有，岂非不公平之至？

  这岂非恰恰证明伍尔夫不曾“格局较小”？其后又引用伍尔夫关于无分贫富均可享受教育文化，人人都能写作，消除阶级隔阂的民主思想，这里所展示的伍尔夫又岂是“气度欠恢宏”之流？

  由上述可看出来，孙梁先生也觉那些视野格局种种说法缺少现实性有失偏颇，不能展示伍尔夫的精神面貌，只是碍于“这位女作家同她针砭的对象，宛如一棵树上的花果枝叶，色泽或浓或淡，个儿或大或小，盘根错节，姿态横生，外观异趣而根子则一”的资产阶级自由人道感性，只能“浮光掠影”的批判。

  孙梁先生在第一节开始并未直接进入对伍尔夫的论述，而是先抛出对意识流这种技法的大致印象来引入对伍尔夫的分析，在对意识流是一种“没有多少思想性和社会意义”的说法提出后，通过伍尔夫为例来说明，意识流作家群体并非困于象牙塔的艺术家，而是一群对现实有观察有各自看法的作者。其后引用伍尔夫的日记“在这本书里，我要表达的观念多极了，可谓文思泉涌。我要描述生与死、理智与疯狂；我要批判当今的社会制度，揭示其动态，而且是最本质的动态……”，来说明伍尔夫此书的创作意图与思想价值，然后以小说里的人物与情节来论证伍尔夫是如何完成这个意图的。

  随后，孙梁先生开始对伍尔夫的技法进行分析：

  至于本文开端标举的另一要点——传统与创新，也可用《达洛卫夫人》为例证。作为意识流小说的代表作之一，这本作品自然富有意识流技艺的特征，并且是主体；在当年，这种另辟蹊径的试验堪称创新。然而，伍尔夫并不割断历史、抛弃传统；相反，在塑造典型人物，刻划矛盾性格，精心布局，铺叙情节，逐步推向高潮，运用对比手法与个性分明的对话，交替穿插锐利的讽刺、强烈的谴责、幽默的笔调和诗意洋溢的抒情等方面，都同传统小说有相似之处，甚至可谓一脉相承。

  以“总之，在主题、内容和结构上，这部意识流小说基本上类似映照世态、描摹人情的现实主义小说，而不像后来许多标新立异的小说家不屑于刻意描绘形象，或苦心构思情节”收束，公正地向读者道出译者眼中的伍尔夫创作方式，以此来论证一开始的“意识流小说并非一味注重技巧，而是同作家的人生观、作品的思想内容密切相关的；在某些篇章中具有相当强烈的社会性，以至尖锐的批判性；或许可以说，在这方面不亚于现实主义小说吧”的说法。

  至此，一篇对意识流和作为作者被误解的伍尔夫的辩白便完成雏形，后续的介绍伍尔夫生活背景与精神相关种种，则是为了说明伍尔夫小说创作与意识流的现实意义。

  最终在完成辩白后又反过来指出被读者所关注的译序中的肤浅论点，伍尔夫对一些现实主义作品的偏颇认知，乃是源于“重视主观意识和深层心理的探索，而对客观现实及社会生活的描绘尚嫌肤浅些”，由此似又和之前对其现实性赞扬产生矛盾。这似乎是不可理解的，尤其是此前女性学者杨静远《现代主义小说的先驱——弗吉尼亚·伍尔夫》一文，已经对伍尔夫作出了客观的、但也是全肯定的评价。难道作为男性译者的孙梁真的有性别歧视和优越感？

  固然，当十年（宽泛地说可能是二十年）浩劫刚结束时，文艺界尽管对介绍（或曰重新介绍）西方现代派文学非常热衷，但不论出于对未消的馀威和尚存的馀孽的惊悸，或是出于对某种时文八股的路径依赖，我们如今看袁可嘉《象征派诗歌·意识流小说·荒诞派戏剧——欧美现代派文学述评》等具有“报春”意义的文章时，总觉得字里行间诸如“至于这部小说所表现的思想内容，有反映现实的地方，也有散布毒素的部分，不能细论了”这样仍有“香花毒草”色彩的话，或是“实际上小说的思想还是在宣传以仁爱为本的人道主义”这种明显带有特殊年代灭绝人性的思想痕迹的话，依然会觉得不适，但若对时代背景有所了解和把握，我们会觉得彼时要写出“作者用这种表面的偶然的联想来描写朦胧的意识状态，是现代小说中的一种实验，本身无所谓好坏，只有作者的实践和社会的实践才能证明它们的成功和失败”这样的断语，也是需要勇气的。

  凛冬以后的春风往往是强劲的，《外国现代派作品选》第一、二册的先后出版，政治松绑以后社会风气的日益开化，使得有些知识分子开始抛弃政治的累赘，试着放胆读书写字。如果说杨静远《现代主义小说的先驱——弗吉尼亚·伍尔夫》为伍尔夫开辟了一条“全肯定”基调下进行细致研究、客观介绍的大道的话，那么男性学者瞿世镜《伍尔夫的〈到灯塔去〉》一文便是紧接而至的又一篇极力淡化政治话语污染，作出客观分析与价值肯定的重要文章。

  但是熟知季风气候的人，都知道和煦的暖冬或初春之后紧接着便是冻彻骨的倒春寒，当年轰轰烈烈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可绝不仅是“新生活运动”的翻版，它对文艺创作和图书出版，尤其是外国文学领域的伤害是深刻的，其重点打击对象就是西方现代派文学，1983年的一则外国文学工作者座谈会报道提到：

  与会者认为：对那些造成理论上混乱的观点，要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实事求是地、有说服力地予以纠正，旗帜鲜明地清除西方现代派文艺思潮在我国造成的精神污染。……特别是在一些文艺作品中，把西方现代派文学中的异化主题、表现自我、悲观主义、孤独高傲、个人主义引进社会主义文艺园地，无疑是一种精神腐蚀，有害于青少年的健康成长。……西方现代派文学是比较复杂的社会现象和文学现象，对它进行研究是必要的；这种研究，应该有利于我国精神文明的建设，有利于我国社会主义文艺的繁荣，不应该是纯客观的介绍，更不应该盲目宣扬和鼓吹，不加批判地照搬、引进，或者跟在西方一些评论者后面，当作一种时髦加以追求。

  尽管这场荒谬的运动其后逐渐冷落、不了了之，但是在运动结束后恢复出版的第三、四册《外国现代派作品选》，不仅在印数上相比前两册直接腰斩，甚至还煞有介事地打上了“内部发行”的烙印。尽管学者——不论是崭露头角抑或是老骥伏枥——依然希望从半掩的门缝中继续把外国文学的佳品递进来，但是大家的性格胆识与方法策略多有异同，女性学者解楚兰《现代文学批评家吴尔芙夫人》刊发于寒雨正盛之际，尽管文章基调是对伍尔夫的大力肯定，但在结尾也专辟一节批评伍尔夫的局限性，其第一条便是“她认为文学可以脱离政治，并应当仅仅反映她所谓的现实”这种我们如今看起来理所应当的事情，其后的重技巧轻内容和生活经验与阶级偏见，则是我们熟悉的套话说辞；瞿世镜《〈达罗威夫人〉的人物、主题、结构》发表于运动不了了之以后，沿袭了前一篇文字的简练风格，几乎不提“现实主义霸权”视角下对于现代派的各种批评，似对目前这条荒谬的倒车辙毫不理会。

  相较而言，孙梁先生的译序似乎过于小心谨慎，但是被读者认为译者态度蛮横、饱含歧视的话，实则是“保驾护航”、“小骂大帮忙”的套话。而孙梁先生对意识流小说具备相当社会性与批判性的定性，和“或许可以说，在这方面不亚于现实主义小说吧”一句看似迟疑实则笃定的话；以及介绍伍尔夫生平时，对于精神顽疾对个人的摧残（孙梁先生晚年饱受肺气肿之苦，写到这里时可能也有些同感）和世界大战造成的种种残酷戕害和苦难绝望（孙梁先生经历过文化浩劫，写到这里时可能饱含着共情）加以浓墨重彩：这些才是译者“夹带私货”所在。至于“疾病的消极影响不仅表现在内容上，并且从文体中也能看出蛛丝马迹。……固然，这种风格可谓意识流的特征，但也是神经质的缺陷吧”这样的话，在如今对于“抑郁症”认知逐渐清晰的大众看来，可能有严重污名化嫌疑，属实不妥；但也许孙梁先生只是将彼时政治不正确的悲观厌世主义推到疾病和时局的头上作为某种写作策略，因而难免顾此失彼，写下了如今看来很不妥的话，而且较诸彼时普遍以“神经衰弱症”称呼“抑郁症”，动辄将其与所谓“资产阶级”“颓废主义”相联系的污名化，孙梁先生的措辞已是饱含同情。怎奈读者的批评命中的却多是译者违心的话语，而对译者苦心孤诣之处反似视而不见、置若罔闻了。

  在这篇译序的风波发生以后，出版社给出的回应是“译序中的一些措辞以现在的眼光看的确有欠妥之处。……我们重印时会酌情修改”，其实孙梁先生在译本出版以后不久即与世长辞，从尊重著作权的角度来说，此前各版的沿用不改其实才是妥当的。况且我们读到的每一篇文字，也都是一篇历史文献，要求读者能做到同情之理解自然没有必要，然读者也许更应该知古而鉴今，而不是持今以律古。

  但是读者的批评也是很有道理的，说明读书界对这种陈腔滥调的霸权式说教已然觉得可厌，其实早在此次风波以前，豆瓣网上对商务印书馆“汉译名著”的种种不妥的序言已经多有指摘，只是不如此次影响力之空前而已。但我们所应当鄙弃的是羁绊前程的政罗教网，而不是具体的顶着重压说着违心之言的人；我们自然希望杨静远、瞿世镜这样眼高胆大的著译者可以更多一些，但对于孙梁先生等劳心劳力而又小心翼翼的学者，本不应该如此苛薄。

• 实在人写的实在晚唐

  作者：宝华 发布时间：2013-03-05 19:14:24

  如果以前不是喜欢玄奘法师事迹，现在也不会看这本书。我总怀疑唐朝正史在当时被人为地粉饰过好多，因为正史给人的印象是隋炀帝太坏了，李世民太好了。我能经历到的近代历史告诉我，一旦败者太坏，成功者太好，那一定是有大量的谎言在里面。要想看清唐朝，最好是绕开正史，读当时人的笔记。尤其是读一位外来人的笔记，最好这位外来人又是不能说谎的僧人。

  圆仁和尚的这部行记，是没有预先想着发表的日记。所写唐朝末期状况，应当可信。让我觉得其可信的，还有他的语言，质朴到极致，是直心老实人的语气。其中给我印象较深的，是他多次写到所见某些人“无道心”。当然也有赞许的话“人心好”或“人心和软”。最有意思的是他写当时众人围观他这么一位异域和尚，是“见客周匝”，如果这算是一种白描，那真是文学高手中的高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