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制与民主的社会起源 下载 pdf 电子版 epub 免费 txt 2025

《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的作者是美国当代知名社会学和历史学专家巴林顿·摩尔，此书是一部视野宽广的史学论著。本书是对西方正统现代化理论的一个重大挑战，抨击资本主义和西方民主是进入现代工业社会的惟一道路和最终归宿的西方传统观点，并在揭示大量历史事实的基础上指出，西方民主只是特定历史环境中结出的果实，而通向现代社会的历史道路和与之相适应的政治体制形态是形形式式的。此书1966年问世后，即在欧美文化思想界引起普遍反响，标志着当时美国社会思潮的重大转折，此书一经出版，即成为西方学术经典，被誉为"对人类社会和历史所进行的重大探索"，作者也因此荣膺伍德罗·威尔逊奖和麦基弗奖。

第一部分

资本主义民主的革命起源

第一章 英国和暴力对于渐进主义的影响

1. 农村向资本主义转变进程背后的贵族推动力

2. 内战时期的农业状况

3. 圈地运动和对农民阶级的破坏

4. 为了胜利的资本主义的贵族统治

第二章 法国的演变和革命

1. 与英国的差异及其根源

2. 贵族阶级对农业商业化的反应

3. 皇室专制主义下的阶级关系

4. 贵族进攻和专制注主义的垮台

5. 大革命时期农民与激进主义的关系

6. 农民反对革命：旺代

7. 革命恐怖的社会后果

8．摘要重述

第三章 美国内战: 最后的资本主义革命

1. 种植园和工厂: 冲突不可避免?

2. 美国资本主义发展的三种形式

3. 迈向对战争原因的解释

4. 革命的动力及其失败

5. 战争的意义

第二部分

亚洲现代世界的三条道路

注释: 在欧洲和亚洲政治进程进行比较中遇到的问题

第四章 中华帝国的衰落和共产主义变种的起源

1. 上层阶级和帝国制度

2. 士绅和商业世界

3. 向商业化农业转变的失败

4. 帝国制度的崩溃和军阀的兴起

5. 国民党插曲及其意义

6. 起义、革命和农民

第五章 亚洲法西斯主义：日本

1. 自上而下的革命：统治阶级对新旧威胁的回应

2．农民革命的缺席

3. 明治协议：新兴地主和资本主义

4. 政治后果：日本法西斯主义的性质

第六章 亚洲的民主：印度和和平变革的代价

1. 印度经验的相关性

2. 莫卧儿王朝统治下的印度：民主的障碍

3. 乡村社会：起义的障碍

4. 到1857年止英国势力引发的变化

5. 1857-1947年英国强权下的和平时代：地主的天堂？

6. 资产阶级通过非暴力运动与农民阶级的联系

7. 关于农民暴力的程度和特征的注释

8. 独立和和平变革的代价

第三部分

理论的寓意和推断

第七章 进入现代社会的民主之路

第八章 自上而下的革命和法西斯主义

第九章 农民和革命

后记: 反动的和革命的意象

附录: 关于统计和保守史学研究方法的注解

参考书目

摩尔·巴林顿（Moore,Barrington Jr. , 1913-2005），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 1913 年出生于华盛顿。大学时代，曾就读于威廉学院和耶鲁大学。毕业后执教于芝加哥大学和哈佛大学，并在哈佛的俄国研究中心从事研究工作。摩尔是一位治学严谨的多产作家，他先后出版过《苏联政治》（1950 ）、《政治权力与社会理论》（论文集，1958 ）、《专制和民主的社会起源》（1966 ）、《人类苦难渊源的反思》 (1972) 和《非正义》（1978 ）等著作。其中，《专制和民主的社会起源》是他的成名之作，也是他一生中最有影响的著作。该书出版后立即风靡美文化思想界，作者因此而荣获伍德罗·威尔逊奖（1968 ）和麦基弗奖（ 1969 ）。尽管该书出版已有 30 多年，但仍畅销不衰，并获得西方学术经典的炫目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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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介绍

《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的作者是美国当代知名社会学和历史学专家巴林顿·摩尔，此书是一部视野宽广的史学论著。本书是对西方正统现代化理论的一个重大挑战，抨击资本主义和西方民主是进入现代工业社会的惟一道路和最终归宿的西方传统观点，并在揭示大量历史事实的基础上指出，西方民主只是特定历史环境中结出的果实，而通向现代社会的历史道路和与之相适应的政治体制形态是形形式式的。此书1966年问世后，即在欧美文化思想界引起普遍反响，标志着当时美国社会思潮的重大转折，此书一经出版，即成为西方学术经典，被誉为"对人类社会和历史所进行的重大探索"，作者也因此荣膺伍德罗·威尔逊奖和麦基弗奖。

• 作者：伊卡洛斯 发布时间：2017-02-07 21:33:38

  分崩离析的传统社会所遗留下来的阶级因子，是建构未来的砖块。

• 作者：Echo的森林沙漠 发布时间：2015-04-22 22:59:21

  作者的很多观点都具有双重性，往往在我看着以为这就是他想说的时候，却来个突然的转折，表达截然相反的观点，实在觉得被深深欺骗了。大概就是这种观点的模糊性导致各派人士都能从中找到支持自己的有利证据，但真的好坑爹啊啊啊！另外，很让人吐槽的是，我深深怀疑作者有关中华帝国的很多材料的来源是否可靠，觉得他只是挑选了对自己观点有利的材料进行阐释，至于其他国家的情况不敢妄作评论。还有，在共产主义如何产生，法西斯在日本的产生等方面的论述，都显得模糊不清晰等等。不过，这样一本专著吐槽太多似乎不太好额……合胃口的地方嘛，当作者开场就提出革命的代价是否值得这一问题时简直觉得戳中心坎了，至交啊！在面对这一问题时，作者表现出来的坚决而果断的态度虽然让我有些难以接受，但着实佩服，作为阶级分析法的随从，作者的革命倾向简直了！

• 作者：Kyle Samani 发布时间：2016-12-12 16:46:08

  福山应该是完成这本书交代的作业。

• 作者： 发布时间：2017-03-18 20:09:54

  给我全新视角开阔视界的书，五星。

  讲述了三种社会变革路径，发展成当下的主要政治体制：第一种是自下而上的资本主义暴力革命，以美国独立战争、法国大革命、英国革命为代表，最终演变成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第二种是自上而下的资本主义改革，社会中间力量维持了社会稳定，以德国、日本为代表，却形成了扭曲的法西斯主义；第三种是自上而下的社会主义改革，以苏联、中国、朝鲜为代表，农民利益受损严重，出现全国性的贫穷。

  阅读之外的思考是，回过头看政治历史总是清晰，而看清当下和未来却很难。如果要从这本书总结点有价值的信息，我会选择两点：一是变革路径选择，自下而上的“革命”比自上而下的“改革”，要彻底和成功；二是社会中间力量的作用，社会中间力量能够维持稳定的，但也阻碍发展。另外，社会变革有其必然性，没有人能力挽狂澜。

• 作者：zokie 发布时间：2014-11-01 11:08:40

  1“专制与民主”列举了三条道路，一是英法美的资产阶级革命，二是日本德国的资产阶级专制，三是中俄的无产阶级专制，以及第四被视为“失败”的印度；2“社会起源”采取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不同社会走上相应的现代化的发展道路是必然的，但与马克思不同，通往现代化的路不是唯一的；3.“地主与农民”：该书运用阶级分析法，每个国家的政治历史都着重分析其土地贵族与农民阶级的互动与变迁，生产方式决定政治结构，并决定了一国走上现代化之路的方式。4.对后世民主化理论的影响深远、甚广，有工人阶级论（RSS）、斯考切波国家自主性、Downing的战争论、重视历史领导人偶然因素等。

• 作者：翳牧 发布时间：2023-06-12 10:40:15

  2023年 第二十九本

  背书用，后面参考文献的错误是在开玩笑吗

• 【转】李江：农民、革命与现代社会的形成——重读巴林顿·摩尔《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

  作者：哲夫成城 发布时间：2020-03-22 16:19:40

  

  巴林顿·摩尔(Barrington Moore Jr.，1913-2005)，美国著名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和比较政治学家。出生于华盛顿。大学时代曾就读于威廉学院和耶鲁大学。毕业后执教于芝加哥大学和哈佛大学，并在哈佛的俄国研究中心从事研究工作。

  20世纪最值得探讨的发展迷局，莫过于世界各国现代化道路的殊途。人们不禁会问，是怎样的历史情势造成了截然不同的发展道路？最早对这个难题进行解释的，是被称为现代历史社会学创始人的巴林顿·摩尔（赵鼎新，2012：97）。摩尔是比较—历史分析在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代言人，也是社会学走向成熟过程中承前启后的关键人物，其代表作《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以下简称《起源》）详细考察了世界多个国家的历史演变，探讨了资产阶级民主、法西斯主义与共产主义三种现代政体的社会根源，横跨社会学、政治学与历史学三个研究领域，被广泛誉为20世纪社会科学领域最具影响的著作之一。

  一、历史、情境与结构

  《起源》成书于20世纪60年代。那时正是行为主义理论范式鼎盛时期，行为主义者普遍侧重于对人类具体行为的研究，认为历史提供的仅是事后的经验教训，无法深刻地揭示现实社会的运行情况。因而，历史研究多是无意义的，历史作为一种包袱被丢弃了，并不在他们的研究视野之中。摩尔对此则不同，在否定了行为主义过于简单的“偏好—行为”模型之时，他对历史作了审慎的考察。

  

  不过，摩尔的历史叙述不同于传统史学研究。在摩尔之前，对各国历史发展道路的研究还局限为一种“自然史”的研究路径。这种研究的典型特征，体现在研究对象上，是对各国历史发展过程进行个案研究，研究方法上则是对某一国家历史进行细致入微的描述，研究结论一般表现为现代化过程各个阶段的主要特征，最后总结为各种现代化发展模式。与这种历史学研究方式相比，摩尔采用了比较—历史分析的方法，在各国宏观历史轨迹中选取一些片段作为比较单位。首先，在案例本身不多的情况下，采用多变量分析的方式寻找多个案例背景的共同原因，即求同法。然后，通过与反例对比，进一步确认求同法所得出的结论，同时，也为反例提供了解释，即求异法。在《起源》中通过正反对比，摩尔探讨了八个国家的发展道路，并在《起源》一书前言里解释道：本书旨在对土地贵族和农民在农业社会（简单地界定为绝大多数人都以土地为生的国家）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过程中各自发挥的政治作用进行解释。更具体地说，本书试图找出一系列历史条件，农村两大群体中的一方或双方才能够演变成极其重要的力量，从而推动了不同形式西方议会民主制的出现、右翼专制（即法西斯政权）和左翼专政（即共产主义政权）的崛起（dictatorships of the right and the left，that is，fascist and communist regimes）。（摩尔，2012：01）本文在引用摩尔中文译本时，部分专业术语根据英文原文稍作修改，改动之处，一般会给出英文原词。摩尔看来，现代世界在形成时各国不是共同走一条单线式的道路，而是有三条路径。第一条是以英、法、美为代表的融合资本主义和议会民主的资产阶级革命（Bourgeois Revolution）道路。第二条是反动资本主义即法西斯主义（Reactionary Capitalism or Fascism）道路，其代表是德国和日本，走的是一条自上而下的革命道路。第三条是中国和俄国走的发动农民革命(Peasant Revolution)的共产主义道路。

  值得注意的是，摩尔并不像学界常常误解的那样是一个以经济基础和阶级关系为主要分析工具的经济决定论者，我们不妨引用摩尔自己在前言中的一段总结：我们试图理解上层土地贵族和农民在以下三场革命中的角色：导致资本主义民主的资产阶级革命、导致法西斯主义的中途夭折的资产阶级革命以及导致共产主义的农民革命。在面临农业商业化的挑战时，上层土地贵族和农民的不同反应是决定政治后果的关键因素。（Moore，1966：xvii）在这里有三点值得注意：首先，摩尔将阶级作为一个解释变量；他眼中的世界历史是由土地贵族、农民等不同阶级构成的，阶级构成的变化与冲突被视为历史事件背后的宏观动力。其次，摩尔并非简单的阶级决定论者，“角色”、“反应”等概念在其论述中都带有强烈的能动色彩；换言之，摩尔极为重视行动者的能动性及其对社会结构的反作用。最后，摩尔强调，不同群体所面临的情境才是解释一切的核心（摩尔，2012：501）。在不同历史时刻，行动者做出不同的决定，引发不同的事件和反应，最终导致截然不同的政治后果和历史形态。因此我们不能像斯考切波的那样，认为摩尔的著作属于马克思主义传统，或者将“马克思主义者（Marxist）”的标签贴在摩尔身上（Skocpol，1973）。

  同时，摩尔认为一国历史本身制约着该国的现代化路径，现代化道路的选择不是某单一因素就能决定的，而是多种因素融合、相互作用的结果。因此，在《起源》中摩尔集中考察了各阶级间的关系，这种关系既内生于特定的历史情境，又构成这一历史背景下行动者的策略选择，进而决定着各国现代化路径的差异。不过，这不意味着各国现代化道路的必然性，因为行动者的选择还涉及与其他变量的复杂关系。况且，个别行动者的理性行为集合在一起也不必然意味着历史的理性。摩尔所说的关系类似一种“结构”或“软制度”，因此，有学者视摩尔为历史制度主义的先驱。这方面可参考何俊志，2002。

  摩尔的中心论点是农业商业化程度。面对城镇商业化的进步和专制统治者“资本强制化”（capitalized coercion）下对税收的需求（Tilly，1990），土地贵族有三种应对方式：英国贵族转向商业化的经营方式，让农民自由迁移并尽可能靠自己的力量进行转化；法国贵族则在事实上让农民拥有土地，迫使农民上交一部分收成，由贵族销售到市场；东欧庄园式的应对是容克地主为了谷物出口，强迫过去的自由农民转化成农奴。俄国类似，不过更多的是出于政治而非经济原因（摩尔，2012：434）。下面我们会慢慢看到，在多大程度上，这种农业商业化模式的差别决定了欧洲各国阶级关系的差异，进而决定了各国现代化的命运。

  二、迈向现代社会的三条道路

  在中世纪封建制度下，英国王室没有强大的行政机构，基层权力掌握在士绅手中，国王与土地领主之间是契约关系。随着国际羊毛贸易规模的增大，英国由于海运便利在贸易竞争中占据优势。羊毛贸易推动了农业商业化，促发了圈地运动，即把原来产权不清的公地圈起来归为私人所有，用来对羊进行商业化饲养。圈地运动后，农业生产方式由传统方式转变为资本主义方式，城市的规模迅速扩大，在英国贵族转向商业化经营过程中，以前的地主变成了资本家，农民变成了工人。资产阶级倾向民主，因为他们在民主制度下最能发挥自身的影响，而工人阶级人口众多且又处于社会下层，民主也符合他们的利益。英国民主力量因此大为增强。这个新兴的资产阶级与当时在“资本化强制”过程中壮大起来的国家权力产生了矛盾，在光荣革命后，国王被资产阶级击败。但随着圈地运动和工业革命的发展，英国产生了很多的社会问题，需要国王来控制和治理这些社会问题。因此，君主制没有被彻底摧毁，而是实行了君主立宪。在不断妥协的过程中，议会民主制逐渐发展起来。

  不过土地贵族和农民向适当形式的商业化转变，还只是英国走向现代议会民主的第二个先决条件（摩尔，2012：444），现代民主的第一个先决条件是“王室和贵族之间形成大致的力量平衡”，从而构成一种契约式的仆从关系（摩尔，2012：435）。这里，德国历史学家奥托·欣策（Otto Hintze)观点对摩尔和后来的社会史研究有深远影响。欣策认为历史上封建制包含了某些有利于民主发展的惯例，例如封建制下有着认为某些群体和个人能够豁免于统治者权力，以及人们有权反抗不公正统治的理念。这组理念与实践与由封建仆从关系中衍生出来的自由人之间能够自由地缔结契约的概念一起，形成了一个从中世纪一直延续到现代社会的重要遗产 (摩尔，2012：429)。

  

  奥托•欣策（1861-1940），第二帝国和魏玛时期德国最重要的史学家之一。他一方面受德罗伊森为代表的普鲁士历史学派影响，另一方面又开始大力借鉴马克斯·韦伯的社会学。把现代社会科学的方法引入德国历史主义传统中，他是站在新旧历史学十字路口的学者。 当代学者最为关注的是，是欣策在第一

  但封建制度不仅在英国实行，整个西欧乃至远在东方的日本，19世纪之前难道不都是封建制度？法德日等国不也在探索自己的资本主义道路吗？单从能否产生高额利润而言，这些特定资本主义形式在经济上也是成功的。但为什么法国的民主道路如此曲折，而德日甚至走上反动的法西斯道路呢？

  摩尔提醒我们注意“商业化形式和商业化进程本身一样重要”（摩尔，2012：435）。与英国让农民自由迁徙相比，法国贵族依旧把农民禁锢在土地上，运用实物地租等手段，迫使农民上交收成，由贵族销售到市场。英国土地贵族需要城市来出口羊毛，而在德国，谷物种植掌握在容克贵族手中，出口跳过了城市，并且重新引入农奴制，强迫过去的自由农民转化成农奴，将农民与土地重新捆绑在一起。

  这种强制劳动（laborrepressive）制度在确保传统农业社会完整性的同时，又要获取更多产出收益，为确保有足够的劳动力在土地上耕作，需要依仗强有力的政治权力（摩尔，2012：447）。所以，强制劳动往往是土地贵族、统治者和资产阶级联合起来的结果。在这种自上而下的资本主义道路下，虽然部分地主变成了资本家，但被强制劳动的农民并未转变为工人，没有自由选择工作的权利，农村仍然沿用旧的生产方式，传统生产关系中的很多矛盾没有解决，农村动乱不断、工人运动也不断发展，持续的社会动荡迫使自身力量过于脆弱的资产阶级搁置民主主张，倒向专制。

  以日本为例，虽然明治维新引进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改变了日本的政治结构，却没有改变社会底层结构。许多大名和武士虽然已从传统地主转化为资本家，但在土地上进行生产的还是传统的农民，新兴资本家还是运用实物地租等传统手段迫使农民上交粮食。这是明治维新后农民暴动多发的重要原因。同时在发动明治维新时，许多武士只想“王政复古”，不想推翻封建制和放弃特权。但明治维新后，各类法制和市场规则的建立，打破了武士特权，一些武士对政府极为不满。这些因为中途夭折的资产阶级革命而产生的国内矛盾，迫使日本走上了民族主义和对外扩张道路。

  那么农民革命的共产主义道路又是怎么回事？摩尔指出，产生农民革命的首要条件是“农业社会的存续”（摩尔，2012：476）。面对新的束缚和压迫，旧的农业社会制度并未解体，一直存续到现代。在农村中并没有成功发生由土地贵族领导的商业革命，土地贵族未能成功地走进一个工商业世界，而且也未能摧毁农民内部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组织（摩尔，2012：483）。不但地主没有转变成资本家，农民也没有转变为工人，同时，将农民社会与上层阶级捆绑起来的制度纽带非常脆弱（摩尔，2012：493）。小农生产方式根本无法抗衡资本主义大生产，由于传统专制势力的阻挠，国家又做不出实质性改革，迫使农民走上革命的极端道路。

  在开始探索中国历史前，摩尔首先批评了那种不加辨别地将封建主义、贵族等概念套用在中国的认识错误。与欧洲不同，早在世界现代化进程开始前，中国已经解决了土地贵族叛乱的难题，科举制起到了吸纳士绅与贵族抗争的作用。上层阶级的权力和威望不仅建立在对土地财产的控制上，他们的权力和威望本身也是他们垄断官职的结果，中央集权制和科举制塑造了中国社会形态以及上层阶级与农民的联系方式。宗族制度与官僚制结合，削弱了地主发展商品经济的动力。在上层阶级与农民联系方面，中国士绅生活在农村，但基本不过问具体的耕种事务，甚至不会亲自进行监督和管理。中国的士绅和地主与日本地主们的社会地位截然不同。“中国和日本的政治命运在现代以及古代所呈现出来的众多差异也许可以归于这一差别”(摩尔，2012：169)。中央政权依赖官僚系统征收税款，也不会与底层农民建立紧密联系，社会通过宗族制度实施管理。这种情况下，中国的士绅不能像日本的大名和武士那样形成一种独立的政治力量，不能够在关键时刻发起变革。摩尔的论述忽视了中国社会辽阔地域上的差异性，在中国内部，一些地区农民起义频发，而另一些地区却不然。事实上，农民起义多发的淮北地区，阶级分化并不明显，而且农民起义的发生常常是超越阶级界限的。这方面可以参考裴宜理，2007。

  因此，中国在与西方通商后，小农生产方式无法抗衡资本主义大生产。农村原有权力结构发生变化，农民原来用以联系的组织遭到破坏，大量无地的农民游离于社会之外，破产迫使农民最终走向革命。

  三、问题和寓意

  将现代化的三条路径和摩尔用以解释它们之间差别的三个变量结合起来，可以简要地归纳为表1。表1现代化的三条路径第一条道路第二条道路第三条道路现代化路径资产阶级革命自上而下的革命共产主义商业化程度强中等弱商业化过程中农业劳动力组织形式市场强制劳动强制劳动强制专政农民与上层阶级联系

  纽带这里美国是特殊的，摩尔并不认为美国式家庭农场（family farm）中的农场主是农民（peasant）（Moore，1966：434）。强弱强弱政治过程资产阶级革命自上而下的革命农民革命政治后果资产阶级民主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专政国家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日本中国、俄国

  上面颇为机械的梳理使摩尔的观点显得清晰。不过，摩尔之所以被认为是一位伟大的社会学家，在于他在书中对历史表现出的敏锐，以及他对理论本身解释力的疑虑。摩尔的多线复合结构的历史演化图式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的。他坦率地承认，在自己的研究视域之外，还存在尚未充分展开，有待深入研究的历史空间。“这种敏锐和疑虑使摩尔在叙述过程中不断的引入其他历史和政治因素，以期最大限度的逼近历史真实，结果就是其理论非常庞杂和富有弹性。”（赵鼎新，2012：97）

  问题到这里还没有结束。读过《起源》一书的读者都会轻易发现这样一个略显奇怪的事实，摩尔论述三条历史路径的篇幅不是平衡的，书中论述英、法、美资产阶级民主道路用了三章共160页，而叙述法西斯道路和共产主义道路，只是各选一个事例，加起来只有两章158页。该书最长的章节讨论印度为何难以通过民主道路迈向现代社会的原因，结构上独立于其他部分。这表明摩尔并未给三条历史道路同等关注。丹尼斯·史密斯（Dennis Smith）提醒我们注意这本书的命名，该书并未被命名为《民主的社会起源、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而是《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尽管三条道路都是某种特定的社会结构的结局，但这些结局被两分为民主的或非民主的结局（史密斯，2008：347）。不过，我们必须认识到，尽管摩尔用了同一个术语，但在现实发展中，共产主义是完全不同于法西斯主义的另一条道路从“Dictatorship”这个概念的实际使用来看，摩尔所称共产主义特点应为左翼专政（dictatorship of the left）（摩尔，2012；01)，“Dictatorship”一词也可译为“专政”，而我们中国宪法第一条，提到我们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这里所说的专政，如果回译为西方语言，就是“Dictatorship”。对“Dictatorship”进行词源学考证。在拉丁文中“dictator”可能的来源是“dicere”，它的字面意思是“说”，引申的意思是“不与他人协商就单独作出决定”。这最早是一个罗马公法概念，后来列宁借“Dictatorship”概念发展了“无产阶级专政”（dictatorship of the proletariat）理论。，且不论这两种政体形式是否具有共同的社会根源。

  对照表1我们注意到，相对于德、日、俄、中来说，走向资产阶级民主的英法美的共同点在于农业商业化程度都很高，资本主义进程彻底摧垮了农民社会。在英国，随着圈地运动和工业革命的发展，旧的农业社会都解体了，小农生产方式被资本主义机器大生产取代。在美国，甚至一开始就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农民（摩尔，2012：前言05）。与英国相对，法国采取了不同的农业商业化形式，在组织农村劳动力耕作时，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用封建(feudal)的手段榨取更多农产品，然后贵族再把这些产品拿到市场上出售，而不是像英国那样，迫使农民离开土地进入工厂工作。因此，法国在大革命后国家政治结构转变了，但是基层社会依然保留传统的农业结构，这种底层社会结构和上层政治结构间的“断裂”，加大了法国现代化转型的复杂性。

  德、日和中、俄的差别在于，德日两国传统土地贵族势力过强，资产阶级被土地贵族击败后，又面对身后农民暴动和工人运动的威胁，搁置了民主主张，与贵族结盟，倒向了专制政体。同时在德日两国，领主和农民社区（peasant community）之间的关系纽带往往比较牢固，农村社区带有保守倾向，国家通过将有着实际和潜在怨恨的人与现存的社会结构捆绑在一起而获得凝聚力（摩尔，2012；492）。与此相对，中、俄农业商业化程度低，资产阶级过于脆弱，甚至都没有资格成为传统专制势力的合作伙伴。同时国家官僚结构僵化，做不出根本性的变革，小农生产无法与资本主义抗衡，破产农民走向极端。

  但是光靠农民自身是无法革命的，农民必须依靠其他阶级的人作为其革命的领导者。虽然中俄两国农民人数众多，生活条件大致相同，农民彼此间却没有发生多种多样的关系。农民在小块土地上耕作，在耕作时不进行合作，每一个农户差不多都是自给自足的，因此小农的生产方式不是使他们互相交往，而是使他们互相隔离。传统农村社会也就没有多种多样的发展，没有丰富的社会联系。中俄两国的农民就像马克思所比喻的：是一些同名数简单相加形成的，好像一袋马铃薯是由袋中的一个个马铃薯所集成的那样。由于他们的利益的同一性并不使他们彼此间形成任何的共同关系，形成任何的全国性联系，形成任何一种政治组织，所以他们就没有形成一个阶级。（马克思，2009：566）因此中俄两国的“农民不能自己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马克思，2009：567）。在俄国，布尔什维克为了掌握政权，暂时对农民做出让步。但在掌权之后，便开始了农业集体化，农民成了社会主义式的原始资本积累的牺牲品。非民主前景虽然需要依托大量破产农民才能发展起来，但这一前景却不是农民自身选择的结果，他们不过是为这一选择提供背景而已。

  鉴于《起源》对社会学界长远的影响，对摩尔的批评也很多。有学者批评作者缺乏一种国际的和世界历史的背景观念，没有充分认识到国际因素对国内政治所起的重大作用（Skocpol，1973）。有的学者批评作者忽视文化和意识形态在社会变迁中的作用。还有学者批评作者在某些地方表现出某种凝固的历史观，存在着将同一推理体系强行套进具有不同历史传统和社会结构的国家的倾向（Wiener，1975）。而且最近三十年来，历史社会学和社会史领域都经历了深刻革命，找出《起源》中的史料错误，也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

  不过，摩尔的《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也许是最后一次构筑长时段社会变迁宏大理论的认真努力。此后，有很多讨论抗争政治、社会运动和集体暴力等问题的中层理论问世，还有很多基于理性选择和行为主义理论的数学模型发表。但由于史料的不断“发现”和研究主题本身的复杂性，或许所有一般性理论的努力都终难免失败的命运。

  四、结语

  在《起源》临近结尾的地方，摩尔讲到完成农业商业化，消灭小农阶层，是实现现代化的必要条件。这一论述对理解中国现代化依然具有意义。农民作为一个阶级因为长期生活在小农经济中，往往带有马克思所说的保守、狭隘等心理特点，他们一旦聚合成群体，又容易出现偏执、极端、缺乏主见等状况，这与现代公民精神难以契合。因此，如果农民不能成长为现代公民，实现现代化便依然是一个幻影。

  作为一个有着几千年历史的农业大国，目前中国农民所占的比例仍然不下六成。而改革开放后，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更多的是让农民成了“居民”，很多人依然停留在“外来务工人员”之列。尽管早已不是实际上的农民，但在城乡二元结构下，农民处于失语状态，他们既失去了土地，又遭受不公平的对待。在社会矛盾多发的今天，一旦发生群体性事件，他们将可能成为引爆社会冲突的炸药。正如亨廷顿所说：“一个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政府的稳定，依赖于它在农村推行改革的能力”（亨廷顿，1989：345）。农民问题已成为影响中国走向文明的现代社会的关键。

  目前城乡二元结构已成为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尤其随着快速的城市化进程，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由于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在社会保障、医疗、教育、就业等方面都造成了非农业户口居民和农业户口居民之间的差异和不平等。因此，为了打破城乡分割的制度壁垒，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笔者以为应当在考虑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前提下，分阶段、有计划、有步骤地将农村居民逐步纳入统一的城乡公共服务体系，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成果的全民共享。

  中国正在逐步走向现代化，但前程是何等艰辛我们还无法预知，我们需要做的，大概就是从历史的尘埃中找寻那些被遮掩的真相，“一个自由、理性的社会这一古老的梦想是否永远只是一个妄想而已，没有人能有确切的认知和把握。但是，如果未来人们想要冲破当下的锁链，他们也不得不努力去理解形成这些锁链的力量”（Moore，1966：508）。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冲破体制固疾的束缚。

  参考文献：

  何俊志，2002，《结构、历史与行为——历史制度主义对政治科学的重构》，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亨廷顿，塞缪尔，1989，《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等译，北京：三联书店。

  马克思，200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摩尔，巴林顿，2012，《专制与民主的社会起源》，王茁、顾洁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裴宜理，2007，《华北的叛乱者与革命者：1845-1945》，池子华、刘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史密斯，丹尼斯，2008，《发现事实与价值：巴林顿·摩尔的历史社会学》，载西达·斯考切波编《历史社会学的视野与方法》，董国礼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赵鼎新，2012，《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Moore，Barrington 1966，Social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Boston，MA：Beacon Press.

  Skocpol，Theda 1973，“A Critical Review of Barrington Moores Social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 Politics and Society 4(1).

  Tilly，Charles 1990， Coercion，Capital and European States，AD 990-1992. Cambridge，Mass：Basil Blackwell.

  Wiener，J.M.1975， “Review of Reviews，” History and Theory 15(2).

  李江：《社会发展研究》 2014年第2期。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社会发展系

• 《专制与民主的社会起源》读书报告

  作者：爱丽德莎 发布时间：2019-03-10 12:21:00

  近日我拜读了巴林顿·摩尔的《专制与民主的社会起源》。读完全书后，我对其第四章：“中华帝国的衰落和共产主义变种的起源”的内容的准确性产生了怀疑，因此写下这篇读书报告，表达我的看法。

  作者以中国一体化结构的内在循环为线索，注意到了地主、官员和儒生阶层之间存在密不可分的紧密联系。作者在书中提出，科举制度成为三个阶层之间的互通渠道。儒生饱读孔教经典，通过科举考试获取功名，成为官僚阶层，进入政治权力阶层。他们成为皇帝的官僚，享受着皇家俸禄，对抗贵族阶层。同时，这些儒生为了氏族的利益，获得帝国官职后又进一步扩展家族财富，确保氏族地位。在这种情况下，儒生、官僚与贵族之间形成不断循环的利益矛盾。儒生获得政治权力后，组织、管理着王权无法直接触及的地方，他们化身为乡绅阶层，引导着农村的公共任务、水利灌溉、代征赋税等项目，保持社会的和平与稳定运行。长此以往，这些儒生成为地主，拥有优越的资源环境。他们的子嗣也在走着他们的老路，参加科举考试，成为乡绅。因此，由士大夫和地主所组成的士绅阶层（以及后来由他们的后继者所发展出来的纯粹意义上的地主）才是中国现代化的最主要群体。正是由于这种利益循环，皇帝才能将自己的意志从官僚传递至地主。帝国官僚制度充当了从老百姓手中榨取各种资源并交付给统治者手中的工具。作者还提及到了稳定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三个制度，它们分别是：谷仓制度、保甲制度和乡学制度，但这三个制度的作用极其微弱。到了十九世纪后期，在沿海地区，买办取代了士大夫的统治，社会秩序变得混乱。由于中国的工业化发展主要来自于省一级的权力中心，很少会来自中央政府。因此，中国的商业和工业力量所起到的作用更多的是破坏而非统一。传统中国没有发展出任何可以推动现代化进程的可能性。而过剩的农业人口使地主能提高地租获得更好的利益，农民和地主之间紧张的经济关系便由此而来。在每个王朝末期，土地兼并会导致普通农民完全破产，其生存空间被挤压殆尽后就会爆发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十九世纪中期的太平天国运动便很好地印证了这个规律。作者还认为，维系利益循环的机制是宗族，土地为小规模的家庭的宗族活动提供了基础。如果没有土地财产，家庭之间就不存在稳固的亲戚关系。作者认为儒家伦理的存在无非是给农民家庭中的微型专制统治提供了合理依据，而这种微型专制统治则是生存空间极其狭小所造成的必然产物。在这样的条件下发展的宗族不仅不能有效地稳定农民，还可能成为起义中团结农民的一种机制。太平天国运动便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发展壮大的，但中央政府在面对这样的一次农民起义中，更需要解决的是西方现代工业文明的入侵问题。士绅阶级在这样的双重压力下崩盘是必然的，只不过晚清政府的不作为将这一过程拉长了半个多世纪。正是在这段时间之内，中国的士绅阶层找到其他出路，努力适应现代社会。在市场形成的地方，士绅阶层摇身一变，成为依靠自己的政治关系来收租的群体。这一小部分人因此形成了强大历史趋势的先锋力量。与此同时，拥有科举学位的官僚阶级利用他们所拥有的政治力量，开始推动中国的政治方向朝着西方议会制发展。十九世纪末期至二十世纪初期，中央政府已经几近全体崩盘。清政府为了镇压内部叛乱和对付外来敌人，必须获得更多钱财。另一方面，要获得更多的收入，就要大力鼓励商业和工业的发展，同时实行高效的税收制度，并阻止上层官僚的贪污腐败。这样做的话，士绅阶层的收入就被截断，一个新的社会阶层将发展壮大。中央政府在这样的情形下进行改革是不可能，尽管当时确实有过多次改革的努力，但都以失败而告终。作者认为，慈禧专制时期的维新政策甚至可以与德国、日本的法西斯主义相提并论，而维新政策没有发展成专制法西斯主义的原因是当时社会条件的不成熟。在1911年清政府垮台后，中央的权力已经转移到了各地的总督手中，地主与军匪形成一种共生关系。征用制度使得官僚统治时期士绅阶层与政治之间得以延续，士绅阶层手中的经济权力转化成了政治权力。中央权力的转移必定会形成地方的割据势力。直至1927年，最高权威的沦丧与地方的分裂才告一段落，国民党建立起了短暂的统治。这种微弱的统治使地主阶级仍能维持自己的统治，农民依然生存在破产边缘。更直接的来讲，农村结构在辛亥革命前后并没有发生任何实质性的力量，士绅阶级仍旧占据了主导性力量。但最终，中国共产党在长期斗争中形成的“农村包围城市”战略，日本入侵对国民党与地方割据势力的侵蚀使得这一战略失败的可能性大幅提升。中共建立根据地，大幅调动起了农民革命的积极性。农民第一次完全地被现代政治力量动员了起来，革命才真正自下而上的发展。合作社的建立与自给自足的经济计划让农民在参与革命之外还有别的选择。土地革命的开展使共产党从根基上击碎了整个农村，每一个农民在其日常生活中都需要依赖国家的政治权力。历史证明，掌握了农民的一方将会获得压倒性的优势。传统中国的集权政治、地租经济与乡绅社会相互纠缠在了一起，造就了一个身份等级明确、秩序相对井然的整体环境。但此种格局不仅限制了农业商品化的发展，更是截断了独立进行工业化转型的路径。而旧制度的倒台并未改变农村结构，前工业化的状态又持续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直到中共的土地革命取得胜利，国家的权力才重新渗透到社会基层。而这一次，其集权程度是超乎想象的。

  对于作者的观点，我有一些不同意的地方。

  作者认为中国的工业在中国的近代化进程上所起到的作用是负面的。我认为，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至十九世纪末期中国工业的发展是正面的，但同时其发展速度是缓慢的，缓慢的原因是长期以来中国封建政治经济的特殊性。家庭手工业这种落后的工业组织方式延续了两千多年之久，在鸦片战争之前还没有发展到手工工场的阶段。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家庭工业和小农业的结合比较牢固，农村手工业难以脱离农业向较高形式的手工工场发展，另一方面是在中国特殊的政治经济条件下，商业资本由封建生产方式的对立物变成了它的附庸，从而大大减弱了商业资本、瓦解自然经济结构和促进资本主义经济结构产生的作用。而在鸦片战争发生后，资本主义国家开始对中国的商品进行倾销和原料掠夺，导致了中国自然经济结构逐步瓦解，引起一部分农民和手工业者的破产。从中国的出口来说，主要物资是农产品，其中大宗的是丝绸和茶叶。但在十九世纪后半期，由于国际市场的竞争，丝、茶在出口总值中的比重是日益下降的。1871年至1873年两者占87.3%，1881年至1883年下降为72.4%，到1891年至1893年则更降到51.5%。其他农产品和手工业品，如棉花和豆类等，却由12.8%增加至48.5%。[1]此外，鸦片战争后，社会上层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士绅阶层出现了林则徐、魏源等工业先驱者，清政府历代限制工商业的政策也有所缓解。毛泽东曾指出，十九世纪的下半叶，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刺激和封建经济结构的某种破坏，就开始有一部分商人、地主和官僚投资于新式工业。中国近现代工业的出现，标志着自然经济的瓦解和工业与农业的完全分离，标志着中国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产生，它对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同时，少数具有改良思想的洋务派官僚开始引进了外国生产技术和机器设备，形成了中国近代历史上轰动的洋务运动。尽管洋务派的主观动机是维护腐朽的封建王朝，但从客观效果来看洋务派举办了一批近代工业，发展了新的生产力。洋务运动后，中国工业极其迅速地经过手工工场而进入大机器工业阶段。近代机器工业的建立，很快地在生产关系和社会结构方面引起了连锁反应。很快，民族资本主义工业也蓬勃发展起来。民族资本主义的重工业主要集中于工矿业，随着工矿业的发展，电力业、运输业和金融业也较快发展。在店里工业方面，据统计，1918年以前全国共有电力企业81家，其中51家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后注册的，1914年至1918年新设立的电厂占62%以上。在运输业方面，1912年全国铁路货运量为243232万吨公里，到1923年便增至513674万吨公里，增长了2倍多；轮船载货吨位1913年为141023吨，到1922年便增长到375831吨，增长近2.7倍。在金融业方面，1913年全国共有银行15家，资本数为11488.4万元，到1919年，6年间新增银行42家，资本10276.3万元。[2]与西方工业文明相比，近现代的中国工业文明是微不足道的。但与此同时，工业的发展为中国的近代化之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促进了现代化的发展。

  作者以儒生、官僚和地主之间的利益循环机制展开论证，但对于稳固这一机制的儒学观念，作者并没有展开深入的讨论。作者认为儒教只是一种贵族式的代价不菲的理想，其最大作用仅仅是给农民家庭中的微型专制统治提供了合理依据，而这种微型专制统治则是生存空间极其狭小所造成的必然产物。对于这一点，我并不赞同。作者大大低估了中华民族对儒家文化的认同感，低估了儒家意识形态对社会不同阶层在观念上的整合作用。儒家的“礼治”主义的根本含义为“异”，即使贵贱、尊卑、长幼各有其特殊的行为规范。只有贵贱、尊卑、长幼、亲疏各有其礼，才能达到儒家心目中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理想社会。国家的治乱，取决于等级秩序的稳定与否。儒家的“礼”也是一种法的形式。它是以维护宗法等级制为核心，如违反了“礼”的规范，就要受到“刑”的惩罚。在这样的思想环境下，便构成了致力于社会安定、等级森严、名分有别的宗法体系，各个阶层相应的履行自己的责任和义务。儒学这种政治文化，具有维护王权，调解矛盾，安定社会，加强建立在自然经济与血缘关系基础上的宗法封建制度的特殊社会功能，是统治者维护与延续统一、集权、专制为特征的大封建帝国通知的最有效工具。它在思想上维护宗法制、等级制与君主专制的特点，有利于政治的长期稳定，符合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这种“儒政合一”的独特文化政治结构，使农民阶层在面对儒学的态度具有二重性。当农民阶层处于政治稳定时期，总体上是不反孔的，儒学作为封建社会统治思想，具有广泛的社会性，形成了中华民族文化与农民阶级文化的共同体与个体的关系问题。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上的农民阶级文化思想的本质是宗族关系，这种家庭本位思想使农民对儒家的宗法人伦学说在本质上是合拍的，特别是儒家的忠孝道等思想，更为广大农民所接受。但当农民阶级发动起义时，情况却完全不同了。当他们忍受不了封建阶级残酷的压迫剥削而起义造反时，首先就要冲破孔子儒学的束缚，农民发动的起义，有时还会演变成为激烈的反孔斗争。太平天国运动中，农民把孔子的“爱人”文化看作是“吃人”文化，到处毁孔庙、砸孔像。但他们同时又不能完全拜托儒家思想的影响。激烈的反孔行动也割不断他们与儒学的某些思想联系。我们可以从历代起义农民的政治主张中看到，它与儒家学说的某些主张，无不相似之处。因此，我们不得不忽视儒家学说在维持阶层稳定之间的作用以及它对近现代现代化的影响。

  当我阅读完全书后，我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书中的很多观点确实让我耳目一新，受益匪浅。但在《专制与民主的社会起源》这本书中，作者把社会变革的路径分为三条。第一种是自下而上的资本主义暴力革命，以美国独立战争、法国大革命、英国革命为代表，最终演变成为资本主义民主民主政治。第二种是自上而下的资本主义改革，社会中间力量维持了社会稳定，以德国和日本为代表，却走向了法西斯主义的道路。第三种是自上而下的社会主义改革以中国为代表，农民利益受损严重，出现全国性的贫穷。我对这三种社会变革的路径产生了疑问，世界上的众多国家中是否存在第四种通往民主之路？即便在过去没有，在未来的发展中，是否会有一种新型的革命之路出现？我认为书中所涉及到的三种革命道路，是世界范围内民主革命的一种普遍性的表现，但是它忽略了不同国家在不同的时代环境下的特殊性。因为对中国历史较为了解，我把第四章读了一遍又一遍。在我读完第三遍之后，我认为作者在写作时更偏向于先确定观点，再去找对应的史料支撑其观点。这样就造成了史料在运用上的以偏概全，让读者不能全面的看待历史发展的真相，从而思考其观点是否正确。由于对于世界历史的不太熟悉，我在阅读其他篇章时更能产生这是一本故事书而非作者提出观点并去论证的感觉。这一点也让我注意到了自己在日常生活中思考的惯性。我们常常习惯于先确定想法，再去找理由，这样会产生看待事物时的偏差。希望通过日后的学习，能够有更多理性的思考。

  参考文献

  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一卷

  严中平 等：《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

  陈真、姚洛：《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

  山东大学等院校：《中国近代史》

  李远涛：《乡绅与清代基层政治结构》

  吕明灼：《儒学与中国封建政治》

  徐大同、高建：《试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基础与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