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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家语译注》为古代笔记整理与普及丛书之一，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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哀公问于孔子曰：“吾闻君子不博，有之乎?”孔子曰：“有之。”公曰：“何为?”对曰：“为其有二乘。”公曰：“有二乘，则何为不博?”子曰：“为其兼行恶道也。”哀公惧焉。有间，复问曰：“若是乎?君之恶恶道至甚也。”孔子曰：“君子之恶恶道不甚，则好善道亦不甚；好善道不甚，则百姓之亲上亦不甚。《诗》云：“未见君子，忧心惙惙。亦既见止，亦既觏止，我心则说。”《诗》之好善道甚也如此。 ”公曰：“美哉!夫君子成人之善，不成人之恶。微吾子言焉，吾弗之闻也。”

见像而勿强，陈道而勿怫。

注⑭：见像而勿强：王注：“像，法也。见法而已，不以强世也。”

注⑮：陈道而勿怫：王注：“怫，诡也。陈道而已，不与世相诡违也。”即所论道不违背世间通行的道理。

见到榜样不勉强去学，讲论了“道”就不违反。

注②：器不雕伪：器物无文饰雕画，不作伪。

虽危犹起居，竟身其志。

书籍介绍

《孔子家语译注》为古代笔记整理与普及丛书之一，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 作者：阖闾剑侠 发布时间：2016-09-18 17:02:33

  凑合看吧，点评部分可以忽略

• 作者：无牙 发布时间：2022-01-02 23:04:01

  虽说是给小孩子看的，但是这白话文翻得也太白开水了。

• 作者：喜庆&安乐 发布时间：2022-02-13 17:15:04

  了解南京保卫战的好资料。

• 作者：旻旻 发布时间：2024-01-21 16:08:53

  没想到最后的落脚点是斯宾诺莎和尼采……论一种快乐的、身体性的政治学与当下的适应性。资本主义是坏的，因为它以一种抽象的表象性意志作为统治，将身体分割、改造为机器，限制其可能性，而身体和性正是它实施意图碰到的最大的障碍，所以对此采取了各种残忍的暴力迫害形式。费代里奇向巴特勒以及身份政治开炮——当我们在解构性别规范与固定身份的时候，不要忘了为改变妇女生活的福利而斗争；同时，我们也不能完全将身体视作权力运作的场域（正如一种激进的福柯版本），也最好不要将女性独有的身体特征视为诅咒（曾经我经常这么认为），相反身体将成为抵抗力量之源，更是对剥削的限制。“政治工作必然是治愈性的，它必须给予我们力量。”

• 作者：青砖白瓦 发布时间：2013-01-31 04:47:05

  修身立命

• 作者：空山 发布时间：2016-10-15 16:32:24

  这个作者着实让人服气啊！就不说书里好多内容反复重复，甚至一字不差，就单说配图，错把康熙当胤仍，嘉庆当雍正，对于知道的人来说是个笑话，对于不知道的人来说，这不是误人子弟么！反正作者把雍正的坏话全说完以后，又在最后几章夸奖起四爷来了，莫非作者也是个人格分裂的比利？这种人也能出书，我也只剩“佩服”二字。2016-10-15。

• 【转】宁镇疆：今传宋本《孔子家语》源流考略

  作者：哲夫成城 发布时间：2022-04-16 15:36:46

  王广谋“句解”本《孔子家语》虽自元中叶以来流传甚广，但宋本王肃注《家语》也并未失传，且王广谋本亦是王肃注本之衍生，学者以王广谋本当“今本”实辨之不察。刘氏玉海堂本与汲古阁刊本虽同出毛氏旧藏，但亦不尽相同：刘本前半多将后人之校语或按语误成王肃注文，而汲古阁刊本则多有据他书校改正文者。黄鲁曾刊本虽偶有残缺，但其源出甚早，版本学特征也较纯粹，故佳处往往出诸本上。

  晚近以来，由于出土文献的陆续发现，向称“伪书”的《孔子家语》重获重视，研究渐夥。但由于长期乏人关注，现在当我们重新面对此书时，一些最基本的问题可能亟须弄清：此书之“善本”何在？今之传本又如何承传而来？本文试图对现今《家语》一书的版本传承线索作一简要梳理，希望能对我们利用现有的《家语》传本有所借鉴。

  今之《孔子家语》传本，多号称源自“宋本”，此说是否有据，尚俟深究。不过，这其中元王广谋本倒是个例外。广谋其人事迹不详，但其注《家语》自元代中期以来却多次刊行。尤其是明初以来，由于宋本王肃注《家语》十卷流传极稀，学者甚至以为王肃注《家语》十卷世间已无存，转而把王广谋本当成今本，似乎广谋本是横向上独立于王肃本之外的别一传本。持这一看法的甚至包括了许多知名的学者，时间则自明代前期直至晚清，甚至现代，可见为害非浅，因此需要着意一辨。

  学者有上述误判，除了宋本流传极稀少外，主要还在于王广谋之《孔子家语》“句解”本流传极广，公、私目录书及时人著作对它都屡屡提到。明彭大翼《山堂肆考》云：“《孔子家语》总目：自《相鲁》至《公西赤》，共四十四篇，猷堂王广谋句解。”《钦定天禄琳琅书目》卷九，录“《标题句解孔子家语》一函三册”，《千顷堂书目》：“王广谋《孔子家语句解》四卷。字景猷。延祐三年(1316)刊。”《经义考》载：“王氏(广谋)《家语句解》三卷，存。马思赞曰：其书有延祐丁巳(1317)刊本。”《台湾公藏善本书目书名索引》：“《(新刊标题)孔子家语句解》六卷、《素王记事》一卷，元王广谋撰，元泰定二年(1325)崇文书塾刊本，藏中央图书馆。”《贩书偶记(附续编)》：“《新编孔子家语章句十卷》——魏王肃注。元刘祥卿刊。首有原序。次目录，卷一首页第二行题‘并依王肃注义详为注解’等字。每半页十行，行十八十九字不等。小字双行。两截楼版式。上列评语音义。版心上下黑口。惟原序半页十二行行二十一字。至书中有两处半页九行者，较覆宋刊本颇多不同。……其编次较他本殊异，如此书在卷五，他本在卷六。……卷五之尾刊有‘清泉刘祥卿家丁未春新刊行’十二字木记。”可见王广谋的这个本子流传是很广泛的，甚至在卷册、书名上产生了略有不同的很多版本。正因为此，明何孟春作《孔子家语注》时特别提到：“今本而不同于唐，未必非广谋之妄庸，有所删除而致然也。”因此可以说何氏是把王广谋本误会成“今本”的第一人。王鏊是见过王肃注《家语》的，但也认为“今本为近世妄庸所删削也”，实际上也是承何氏之说，主王广谋所删为“今本”。值得一提的是，即使明黄鲁曾之仿宋刻本及毛子晋访得之宋本王肃注《家语》多有刊刻行世，但学者对“今本”的看法仍存在误解。如清初陆陇其《松阳钞存》云：“今《家语》元王广谋所注本也。”陆氏甚至还对王鏊曾说见过王肃注《家语》一事表示怀疑。另外，姚际恒引何孟春之说，也从为“然则今世《家语》殆元王广谋本也”。今亦有学者以敦煌本与今本比较，认为除文字异同外，今本并王肃注亦大加删除，因此也说：“明代何孟春《家语序》云‘未必非(王)广谋之庸妄，有所删除而致然也’，元代王广谋亦注有《家语》。”明显也是以广谋本当“今本”。

  现今在王肃注《家语》有多种版本流行的情况下，再持广谋本为“今本”之说，显然是很不恰当的。从《贩书偶记》所记看，既云“并依王肃注义详为句解”，则说明王广谋注本其实亦是依王肃注而稍加敷演，实亦源出王肃注本，因此从横向上说，它并非独立于王肃注本之外的其他传本。台湾金镐先生曾详考《家语》版本之源流，一则认为“魏晋以来，所流传下来的本子，都是王肃注本”，但又感于元王广谋本每与王肃注不同，且元明以来王广谋本大为流行，遂将王广谋本视为横向上与王肃注本并列的别一系统：前后是矛盾的。其实王广谋本不过系王肃注本之衍生，并不具有与王肃注本横向并峙的版本学特质。广谋本既是源出王肃注本，也间接说明王肃注本并未绝迹，不只元代如此，明初亦然。虽然何孟春注《家语》时感叹王肃注未见，但我们看和他同时代的王鏊却见到了，只能说明何氏之搜求尚有未逮。况且，王鏊得见王肃注《家语》是偶得于“书市”，此等际会也说明王注本并非什么稀罕之物。如果说王鏊时代还不够早的话，那么明初宋濂《文宪集》曾提到《家语》之“孔子遭齐程子于郯”事，而查此事不见王广谋节略之“句解”本，而今传宋本皆有，说明宋氏所见非广谋本，而应该是完整的王肃注本。实际上，王肃注十卷本虽然明代流传极稀，但由于学者多方搜求，自嘉靖、隆庆后，王肃注《家语》之仿宋刻本已不稀见，甚至后来毛晋还能得大字宋本。而且，毛氏在所得大字本残缺的情况下，还能用“别本”补之，这个“别本”显然也不是节略得内容大减的王广谋本，而应该是完整的王肃注本。周亮工《书影》还提到，在毛晋所得宋本之外，徐家亦藏有宋本，而且二者也间或不同。这些事实说明，在王广谋本之外，王肃注本(包括宋刻和明仿宋刻)于明代的流传链条也始终未断。今传王肃注诸本均承明而来，以唐、宋类书及注疏所引《家语》相比较，可以说基本可信，证明宋本王注《家语》虽命运多舛，但却一直承传不坠。四库馆臣所谓：“至崇祯末毛晋始得北宋本刻之，故崇祯以前明人无见旧本者。”显然是疏于考证。当然，这种看法其实与各种序跋所见何孟春之感叹、毛晋所述得书之幸并自张其本，可谓如出一辙。而前述以王注宋本亡，并将王广谋本误会成“今本”的错误认识正是因之而起。在没有深考文献流传线索，亦未能详列诸本以参稽彼此异同的情况下，学者仅通过序跋之类目录学路径而陈陈相因，并遽断是非，不亦难乎？

  现今所能见到的所谓“宋本”，主要源出三大系统，分别为汲古阁刊本、同文书局所据的玉海堂影宋本以及四部丛刊所收的明覆宋刊本。虽说是三个系统，究其实可能只有两个，因为玉海堂影宋本实际上就是据汲古阁旧藏，因此它与汲古阁刊本自然关系密切。不过，汲古阁刊本显然是个经过校定的本子(今上海图书馆藏明汲古阁刻本，明属“汲古阁校”)，故而它与毛氏旧藏的原本也不尽相同。再者，毛氏是两次得宋本：第一次得之于“吴兴贾人”，但这一次所得之本二卷十六页以前皆已残蚀无存；第二次得之于“惠山酒家”，但八至十卷亦残缺无存，因前半完好，故毛氏依此本将二卷十六页以前“倩善书者用宣纸补抄”，这样“吴兴贾人”本才勉强完整。这样看来，为刘世珩所珍的所谓毛氏旧藏，实是拼合了两个本子，版本属性已不纯粹。正因为是拼合二本所成，故而学者注意到该本前后差异很大，晚清大儒孙诒让即云：“前二卷影写宋本异同颇多，不甚可据。”玉海堂所据之毛氏旧藏业已亡失，我们只能通过同文书局所收之影宋本来考察其面貌。将同文书局本与汲古阁刊本对校可以发现，前者多出了很多注文，前人曾误以为这些注文是宋本之旧，其实是辨之不察。今以四部丛刊所收明覆宋本校之，可以发现这些多出的所谓“注文”其实并非宋本王注，而是后人的按语、校语。如《家语·相鲁》篇“乃归所侵鲁之四邑及汶阳之田”，《四库全书》所据毛氏汲古阁刊本“汶阳之田”下注云：“四邑：郓、言雚、龟阴之地也。汶阳之田，本鲁界。”明黄鲁曾仿宋刊本与之基本一致，但刘氏玉海堂本此处作：“四邑：郓、言雚、龟阴也。汶阳在鲁界。按《春秋传》及《史记》：郓、言雚、龟阴为三邑，今言雚亭、龟山及郓皆在汶北，岂并汶而言之乎？”可以看出，刘本前半本来当系王注，而“春秋传”以下，则当系按语，后人辨之不察，遂致王注与按语连贯而书，未加分别。如果以这样的本子来校黄鲁曾刊本，表面上似乎是黄本注文有脱漏，其实不然。刘本前面数篇此种情况可谓比比皆是，于此不能备举。再如《儒行解》篇“儒有不陨获于贫贱”下，四库及黄本均有王注作“陨获，忧闷不安之貌”，而刘本独作“陨获，坠割也；一说忧闷不安之貌”。“坠割”之说，当非王注之旧，而“一说忧闷不安之貌”，明显又是用类似四库全书本及黄本来参校，其校语之迹，可谓昭昭明甚。刘本不仅多将按语混成王注，即王注亦有不若他本者。同是《相鲁》篇“牺象不出门”下，四库全书本及黄本注文作“作牺牛及象于其背为罇”，此处王注与《周礼·春官·司尊彝》贾公彦疏引王肃《礼器注》“为牺牛及象之形，凿背以为尊，故谓之牺、象”，基本一致，今之学者多认为王氏此处“牺尊”之注能够突破郑氏从文献到文献的圈子，转而以地下出土古物作证，遂成考据学之一段佳话。而此处刘本仅作“牺象，罇名”，味同嚼蜡，大失王注本意。又《家语·王言解》“田猎罩弋”下四库全书本及黄本有王注：“罩，掩网；弋，缴射。”而刘本作“罩，鱼笼；弋，缴射也。罩，陟教切”，《群书治要》本此处作：“罩，掩网也；弋，缴射也。”可证刘本之误，不仅在于将“掩网”讹成“鱼笼”，甚至还将后人的反切阑入。而汲古阁刊本在这些地方都与明覆宋本同，没有这些按语或校语反倒是正确的。我们推测，其中校语可能出自毛斧季，玉海堂本载斧季跋文明云：“又借得小字宋本参校至六本篇，小字本作‘良药苦于口而利于病’，此本独作‘药酒’，及读《盐铁论》亦同，益证此本之善。”(笔者按，毛氏率尔以他书来校《家语》是不严谨的，今传其他宋本及唐宋类书都作“良药”不作“药酒”，恰证明毛校之非，又说明即使是宋蜀原刻亦非尽善也)看来斧季对前面几篇曾做过校勘(今同文书局所据之玉海堂本正作“药酒”，良可证)。毛斧季作为汲古阁后人，对于这些按语及校语的性质自然是清楚的，因此汲古阁刊本并没有把它们混成王注。就此而言，虽同为源出汲古阁，但汲古阁刊本的价值显然要超过玉海堂影宋本，故而后来王国维在为日本宽永本《家语》所作跋语时也提到：“昔桐城萧敬孚得此本，乃谓宋刊大字本不足存，以归贵池刘氏。”汲古阁校勘本在清代颇受重视，曾多有翻刻。清修四库全书，其中《孔子家语》据四库馆臣云：“此本则毛晋所校勘”，明显也是据汲古阁刊本。不过，四库在收入汲古阁本时对其又有所校订，这一点我们从《钦定四库全书考证》一书中就可以看出来。所以，今日学者如果要以汲古阁本为准做研究，四库全书本显然也并非理想的本子。

  明覆宋刊本署“岁甲寅端阳望，吴时用书，黄周贤、金贤刻”，此为明嘉靖三十三年即1554年黄鲁曾刊本，莫友芝说此本即《天禄琳琅后目》之宋刻本十卷，其实是明仿宋刻。就目前所知材料来看，此本是明代王注《家语》十卷最早行世且流传至今者。据此本后所附黄鲁曾之《孔子家语后序》云：“余颇惜王肃所注之少播于世，力求宋刻者而校雠之，仅得十七八。虽宋刻亦有讹谬者也。”看来此本系经黄氏校勘之本，其所据“宋刻”之来源则未明。黄氏在明代前期宋本王注《家语》流传极稀的情况下，为搜求王注《家语》可以说付出巨大努力。将该本与汲古阁刊本互校，可以看出它确实不完整，有所脱漏、错讹，尤其以此本后面为甚。比如最后一篇《曲礼公西赤问》之最后四章该本残掉无存，该篇前面数章内容又误入上篇，另外，像《七十二弟子解》等篇也有不少脱漏。正因为此，自毛氏汲古阁本出，学者多扬毛本(包括刘氏玉海堂本)而抑此本，其实失之草率。需要指出的是，此本后面之错讹，可能系技术性的写刻过程中之疏失，而并非其所据本即如此。比如清陈士珂撰《孔子家语疏证》，其所据底本当与黄鲁曾本源出同一系统(末一篇最后四章亦残掉无存)，但陈本却并不存在后篇内容误入上篇的情况，说明其所据本虽总体上与黄本同出一系，但局部甚或胜之。尤其需要指出的是，黄本虽于后面局部略有瑕疵，但整体上还是颇可信据的，将其与汲古阁刊本比较也是大同小异，甚至有些地方黄本还要优于汲古阁本。孙诒让曾校汲古阁本，有不少地方明确指出汲古阁本之误，但我们看在这些地方黄本却每每不误，即是黄本价值的绝佳证明。所以，今天虽然汲古阁本(包括刘氏玉海堂本)大为流行，但此本仍然与之并行于世而终不能废。

  上面提到，汲古阁本系拼合二本而成，尤其是二卷十六页以前系影抄“酒家本”足之。“酒家本”虽亦系大字本，但也未必就与“吴兴贾人本”恰是一书，因此，其版本属性已不纯粹。另外，将汲古阁刊本与刘氏玉海堂影宋本二卷十六页之前比较看，除了上文提到的注文互有出入，正文也不尽相同，而正文汲古阁本倒是每每与黄本悉合。看来作为校定的本子，毛氏很可能用了黄本进行校勘，说明汲古阁本的版本属性就更加复杂。还有更复杂者，我们发现汲古阁本每每存在以他书及唐代注疏引《家语》校改正文者。如今汲古阁本《家语·好生》篇云：“入其境，则耕者让畔，行者让路；入其邑，男女异路，斑白不提挈；入其朝，士让为大夫，大夫让为卿。”刘氏玉海堂本与之同，但黄本无“入其邑”一句，何所为证？我们看《艺文类聚·卷二十一·人部五》引《家语》也是没有此句，而且同书卷六十五《军器部》再次引此章，同样没有此句，看来黄本所见当比前二本为优。又按，《家语》此章所载，又见于《诗·绵》毛传，而毛传所载与前二本同，亦有此一句。看来汲古阁本、刘本所见，当系据毛传妄改，原貌当即如黄本及《艺文类聚》所引。且孔颖达之《诗·绵》“正义”也说《家语》所载“与毛传小异大同”，这“小异”的存在，说明孔氏所见之《家语》很可能亦与《艺文类聚》一致，而汲古阁、刘本参考毛传而妄改，可成定案矣。又，汲古阁本《家语·正论解》“招虞人以弓，不进”，刘氏玉海堂本同，但黄本“弓”作“旌”。宋杨简《先圣大训》卷三云：“《孟子》及《孔子家语》皆作‘招虞人以旌不至’唯左氏传‘旌’作‘弓’。”杨氏所见自当属“宋本”，而汲古阁、刘本虽以“宋本”相标榜，此处却与《左传》同，说明其已不复“宋本”原貌，此处“旌”作“弓”，又说明它们据他书妄改《家语》正文(二本下文之“旃”，显然是“旌”之形讹，又说明改之未尽也)。比较而言，倒是黄本更忠实于宋本原貌。前人曾说，明人喜刻书而善本亡，以上述汲古阁及刘本据他书将“宋本”改得面目全非看，此论不能不说切中肯綮。所以，如果说纵向上王肃注《家语》的流传链条始终未断、迤逦至今，终是幸事的话，但王注本横向上并陈的几大版本，能够拥有较为纯粹的版本属性的可能只有黄本。刘氏玉海堂本事涉拼凑和按语混入，而汲古阁刊本则后人校改之处又多。要之，今之治《家语》者，绝不能唯某一版本是从，而必须于众本间折中去取，必要时还要参考唐宋注疏及类书中所引以定是非，如此则离《家语》文本之原貌不远矣。

  来源：中国典籍与文化

• 400-孔子家语-王肃-Philosophy-479AD

  作者：树欲静 发布时间：2021-12-31 19:49:29

  400-孔子家语-王肃-Philosophy-479AD

  Barack

  2021/12/31

  《孔子家语》，约成书于先秦时期（公元前479年），原书二十七卷，今本为十卷，共四十四篇。是一部记录孔子及孔门弟子思想言行的著作。今传本《孔子家语》共十卷四十四篇，魏王肃注，书后附有王肃序和《后序》。过去因为疑古派的非难历代前人多认为是伪书，随着近代简帛文献的出土证明，确信为先秦旧籍，《孔子家语》的真实性与文献价值越来越为学术界所重视。

  王肃，于195年出生于东海郡郯县 （今山东省临沂市郯城县），于256年去世。他是三国时期魏国大臣、经学家，司徒王朗的儿子、晋文帝司马昭岳父。

  王肃遍注群经，对今古文经学加以综合。凭借深厚的文化底蕴，借鉴《礼记》、《左传》、《国语》等，编撰《孔子家语》宣扬道德价值，将儒家精神理念纳入官学，其所注经学被称作“王学”。唐代时，作为“二十二先贤”配享孔庙。宋真宗时，追赠司空。

  Table of Contents

  相鲁第一

  始诛第二

  王言解第三

  大婚解第四

  儒行解第五

  问礼第六

  五仪解第七

  致思第八

  三恕第九

  好生第十

  “定公与齐侯会于夹谷。孔子摄相事，曰：“臣闻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古者诸侯竝出疆，必具官以从，请具左右司马。”定公从之。”

  文武是相符的，没有“武”的支撑的“文”是软弱，没有“文”作辅佐的“武”是野蛮，文武相济才可以。同样的，外表与内在也要协调，才能和谐统一。

  “孔子言于定公曰：“家不臧甲，邑无百雉之城，古之制也。今三家过制，请皆损之。”乃使季氏宰仲由隳三都。”

  我印象当中在论语中也有“隳三都”的记载。主次主次要分清楚，这样子才能避免失去规则，生产力越是落后，秩序的重要性也就越突出。

  “于是朝政七日而诛乱政大夫少正卯，戮之于两观之下，尸于朝三日。”

  主流对孔子的人物塑造，大概重点宣传他教化儒雅的一面，而对于暴力血腥的一面则谈的少，这是宣传的考量。但是我们理解一个人，包括名人或伟人，一定首先要考虑到他是一个人，他不是一个神。

  “上失其道而杀其下，非理也；不教以孝而听其狱，是杀不辜；三军大败，不可斩也；狱犴不治，不可刑也。何者？上教之不行，罪不在民故也。夫慢令谨诛，贼也；徵敛无时，㬥也；不试则成，虐也。故无此三者，然后刑可即也。”

  刑法是暴烈的手段，要避免滥用。我们要把道理反复的讲述，然后才采取极端手段，而不能一开始就以严苛峻法威吓。这和教育孩子是一样的，教化为主，责罚为辅。

  “是故，昔者明王内修七教，外行三至。七教修，然后可以守；三至行，然后可以征。明王之道，其守也，则必折冲千里之外；其征也，则必还师衽席之上。故曰，内修七教，而上不劳，外行三至，而财不费。此之谓明王之道也。”

  内外兼修，儒家仿佛强调的。国家的治理有内外之分，个人的修养也有内外之别。搞清楚分别，才能所有为有所不为。

  “上敬老，则下益孝；上尊齿，则下益弟；上乐施，则下益宽；上亲贤，则下择友；上好德，则下不隐；上恶贪，则下耻争；上廉让，则下耻节。此之谓七教。七教者，治民之本也。政教定，则本正矣。凡上者，民之表也。表正则何物不正？是故人君先立仁于己，然后大夫忠而士信，民敦俗朴，男悫而女贞。六者、教之致也。布诸天下四方而不窕，纳诸寻常之室而不塞，等之以礼，立之以义，行之以顺，则民之弃恶如汤之灌雪焉！”

  道德比法律的要求更高，我们必要先要要求占据优势的身居高位的人先做到，然后通过上面的人来影响下面的人。这才是治理之道。

  “至礼不让而天下治；至赏不费而天下士说；至乐无声而天下民和。明王笃行三至，故天下之君可得而知，天下之士可得而臣，天下之民可得而用。”

  管理者，最重要的是把合适的人放在合适的位置上。我从来不相信有完全一无是处的人，更多时候，可能是因为没有身处合适的位置，以至于自暴自弃了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