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利资本主义的三个世界 （丹麦）埃斯平-安德森 著 苗正民 滕玉英 译 商务印书馆【正版图书】 下载 pdf 电子版 epub 免费 txt 2025

该书把福利国家分成不同的类别，介绍了各类福利国家的特征和福利制度的发展前景。该书提出了许多令人深思的问题，如后工业化社会是不是由市场力量所促成，而是由各国的特点和差异性所决定的；西方社会福利国家的概念也是在不断发展变化之中。

表格

前言

引言

部分三种福利国家制度

第章福利国家的三种政治经济学理论

第2章社会政策中的去商品化

第3章作为一种分层体系的福利国家

第4章养老金体制形成中的国家与市场

第5章权力结构中的分配体制

第二部分就业结构中的福利国家

第6章福利国家与劳动力市场体制

第7章对充分就业的制度适应性调整

第8章三条后工业化就业轨迹

结论

第9章后工业结构中的福利国家体制

参考文献

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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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福利国家体制

这节主要是对福利国家体制的分类。作者把他们分为三类。

1.自由主义福利国家。主要有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

2.合作主义福利国家。奥地利，法国，德国，意大利。

3.社会民主主义福利国家。斯堪的纳维亚国家。

虽然没有哪个国家具有纯粹性，但定义福利国家的标准是：社会权利的质量，社会分层化，以及国家、市场和家庭之间的关系。不能以规模大小，好坏作为比较标准，

第八节 福利国家体制的成因

本节主要是为了阐明不同类型福利国家体制差异的原因。相互作用效应。

三个因素是很重要的：阶级动员的性质，阶级政治联盟的机构，福利国家体制制度化的历史传承。

关于阶级动员的理论 必须关注工会的结构。

有关阶级动员的理论不能只看重视主要的左翼政党。

政治联盟的组成结构比个别阶级的力量重要的多。

不同阶级联盟的形式，部分决定于阶级的构成。

工业革命早期——二战之后——新中产阶级出现。

第一章小结

分析福利国家的起因 从线性分析方法到交互式分析方法

界定福利国家的标准

福利国家体制的分类

体质差异的历史动因

用福利国家成长的理论解释福利国家的危机：福利国家的逆向运危机不取决于社会支出，而是借机特征。

现代社会政策的源动力在于人类需求和劳动力的商品化过程，由此，人们的福利渐渐取决于他们与现金交易的关系。这并不是说社会政策在人类社会受到现代资本主义迅猛冲击之前上不存在，而是说它的性质和解构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开始发生变化。传统的社会福利存在于不完全商品化的世界里。

这一理论变化始自于一种工业社会理论。他认为工业化式的社会政策既是必要的，又是可能的。其必要性在于，家庭，教会，道德责任，基尔特团结等等前工业化的社会再生产方式已经被社会流动，城市化，个人主义以及对市场的一来等等与现代化相连的各种力量所毁坏。但问题的中心是，市场绝不是合适的替代品，因为市场只适合于那些有能力在其中运作的人们。因此，“福利功能”则应由民族国家来承担。

新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榆次惊人相似。其分析的出发点是，福利国家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必然产物。资本积累产生的矛盾迫使国家进行社会改革。

这个理论建立在两个至关重要的假设之上：一种是权力具有结构性，另一个是国家在阶级对立中具有“相对”自主的导向地位。

编辑推荐

近年来，社会政策开始受到国内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国内一些大学开设了有关的专业，培养学术和专业人员。但是，一个新研究领域的引入和一个新专业的形成往往会面临着如何界定研究范围和如何确立相关的方法论体系的问题。似乎在国内学术界，也引起了不少的讨论。我作为一名多年从事经济学研究和教学的学者，总要提出一些问题 到底什么是社会政策？它和经济政策又是什么关系？社会政策的理论和研究方法与其他社会科学，如经济学、社会学有什么不同，又有哪些联系？适逢李秉勤和贡森两位打算推出这套社会政策方面的译丛，并要我写一篇序言。我希望结合我对国内与“社会”有关的政策实践的观察，并以学习和了解社会政策为出发点，完成这篇序言。无论在社会福利长期发展的欧洲，还是在广泛利用商业保险的美国，社会政策和社会保障体系都面临着新的挑战。可以说，社会政策是一个不断变化、不断更新的领域。在过去的几十年中，这个领域不断扩大。横向上，它包括了社会服务的方方面面，如社会保障、医疗、就业、住房、教育等等。纵向上，其研究的主线是阐述在各个社会政策领域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书籍介绍

该书把福利国家分成不同的类别，介绍了各类福利国家的特征和福利制度的发展前景。该书提出了许多令人深思的问题，如后工业化社会是不是由市场力量所促成，而是由各国的特点和差异性所决定的；西方社会福利国家的概念也是在不断发展变化之中。

• 作者：旃昕 发布时间：2013-03-19 14:40:40

  其实静下心来看是本好书。。。

• 作者：春秋只转载要事 发布时间：2023-11-16 14:32:23

  9分。好难，要考试了，不活了。

• 作者：竺亦心 发布时间：2013-03-28 21:14:54

  艾斯平安德森大神，真给你跪了，一本书花了我三个来周才咀嚼完。倒有收获，就如书中最后一句：本书目标不是对未来进行理论分析，而是提出一种对分析当代变化或有益处的方法。用深度的价值层次、中观的结构分层、现实的国家市场角力来分析以美国、德国和瑞典为代表的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福利资本主义国家。果真大有裨益

• 作者：功夫熊猫小碗熊 发布时间：2011-06-13 23:12:07

  上社会政策的时候老师推荐这本书，说是分类标准很好。看完之后觉得，其实比较视角和方法设计（建模、样本选择等）才是亮点所在。自己不是研究这方面的，也获益良多。扣两颗星，一颗是因为资料太旧（1990年的），另一颗真心献给译者——祝贺你们成功地糟蹋了安德森的代表作。

• 作者：纺穗 发布时间：2015-08-21 11:09:47

  论述了资本主义福利制度的三种类型：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和社会民主。从经济学和社会学角度阐明了福利国家是如何产生的，社会分层和就业状况是区分三种类型的重要参照，很精彩。而且关于19世纪养老金产生的历史论述很充分。不愧是经典。

• 作者：蝉 发布时间：2014-01-05 13:48:54

  :

  D57/4141-1

• 社会福利小白入门I

  作者：Hormin 发布时间：2020-05-20 21:06:47

  大二上社会福利课的读书笔记。显然没有完全读懂，但是暂且留下，以待日后补正。P.S. 非常佩服埃斯平安德森的研究方法，真·范本级别。

  一、理论背景与方法论评述

  《福利资本主义的三个世界》自1990年出版以来，凭借其对资本主义福利国家独特且极具启发性的研究视角，迅速成为学界及公众讨论的焦点。这部巨著在三十年间不断“经典化”，为社会福利比较研究奠定范式，更成为社会科学领域里程碑式的著作。Esping-Andersen在书中建构出的“三个世界”也迅速成为福利国家研究最广为人知的分类框架。

  随着1942年贝弗里奇报告的横空出世，英国在战后开始了朝向福利国家的制度转型。此后不久，众多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不约而同地卷入浪潮，踏上转型之路。在这一转型浪潮中，国家藉由福利政策参与到资本主义经济的管理与组织之中，影响就业、工资乃至全面性的经济引导然而尽管共同属于资本主义民主体制，各国最终达成的结果却千差万别。于是，如何解释这一现象的产生，以及如何恰当地理解福利国家体制之间的差异成为了十分重要的问题。与此同时，战后的学术界也掀起一场对福利国家的研究热潮。早期学者如Richard Titmuss、T. S. Simey与T. H. Marchall等人构建起了最初的理论大厦，福利国家的比较研究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成为社会政策研究领域中的一个广受关注的主题。

  与Titmuss等宏观社会学者类似，Esping-Andersen同样重视构建一种系统性的解释框架，并指出自己的“终极目标是对福利国家研究加以‘社会学化’。”（1999: 4）他继承了早期社会政策研究者的比较视角，同时又有所突破——不同于大多数已经取得一定影响力的解释理论所采取的质性方法，他另辟蹊径，将比较研究与实证研究相结合。在他看来，“只有比较的实证研究才能充分揭示出现代福利国家集聚或区分的基本性质”（1990: 3）这一历史性的跨越直接为后来的社会政策研究奠定了方法论基础。

  Esping-Andersen认为，“研究福利国家也就意即去了解资本主义社会历史中的一个特殊现象。” （1999： 13）对于历史因素的重视使得他坚持采用一种历史性的视角，并将其嵌入自己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之中——后者是这部著作的又一独特之处。Esping-Andersen一方面希望突破“福利国家”的狭窄化定义所带来的局限性（后者往往与一系列具体社会政策相连），另一方面希望通过“体制”体现国家与经济相互交织的关系（1990: 2），于是，他从“福利国家体制”这一核心概念出发，将福利国家视为建构战后三种不同资本主义模式的主要制度——这也是《福利资本主义的三个世界》得名的原因。（1999: 18）

  《福利资本主义的三个世界》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通过历史性分析与政治社会学考察，建构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三种福利体制类型形成的原因、具体特征及其对资本主义社会产生的影响；第二部分通过大量实证分析对前述假设加以验证。“三个世界”最核心的理论建构完成于第一部分。

  二、理论建构：“三个世界”的历史根源、基本特征与形成原因

  （一）历史根源：古典与当代政治经济学对社会福利的讨论

  虽然真正意义上的资本主义福利国家似乎是战后的新近产物，但是社会福利这一议题在资本主义早期已赢得大量关注。回溯古典政治经济学传统，众多政治经济学家就资本主义与社会福利的关系问题各执一端，争论不休，这些讨论不约而同地集中在市场（与财产权）与国家（与民主）的关系之上，成为当代社会福利的理论来源。针对如何解决阶级冲突——资本主义发展到19世纪所面临的最紧迫的危机——的问题，各派理论家莫衷一是。自由主义者认为市场是最佳的解决之道，必须实现市场自由的最大化与国家干预的最小化；保守主义者与马克思主义者则与之相反，前者认为只有国家权威才能调和利益、稳定秩序，避免阶级冲突，后者更是批判自由市场中的资本积累正是阶级不平等的根源。

  上述两大阵营提出的解决方式水火不容，却又在议会式民主能否消除阶级冲突这一核心问题上殊途同归——答案是否定的。自由主义者担心民主的扩大会导致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者则认为所谓的民主改革不过是资本主义稳定秩序的手段。然而就在此时，一部分接受议会改革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另辟蹊径，开辟出一条新的道路 “穿破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界线”（Esping-Andersen 1999: 25）——社会民主（social democracy）。社会民主的中心论点是，议会式的阶级动员是实现社会主义平等、正义、自由与凝聚力理想的一种可行方式。议会改革在劳工动员的刺激下产生，本意是为了压制后者，但是，劳工的社会工资一旦藉由改革得到提升，其对市场与雇主的依附性便会削弱，从而发生劳工的“去商品化”。因此，议会改革实质上扩大了劳工的社会权，并因此改变了阶级权力的平衡。“社会民主”模式下的福利政策具有两种功能：促进资本主义生产力的持续发展，同时为权力动员留下空间。这条路径形成了当代社会福利政策的又一理论资源。

  政治经济学进入当代以来，除了继承古典经济学奠定完成的基本概念框架之外，也受到当代社会科学方法理念的影响，更加注重实证与比较方法。现实层面上，福利国家也在这一时期得到空前发展，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纷纷完成或步入福利国家体制的转型过程，因此，福利国家取代福利政策成为了讨论的中心。

  Esping-Andersen归纳出当代政治经济学诠释福利国家之变迁的三种取向：强调结构与体系的取向、强调制度与行动者的取向以及强调阶级动员的取向。

  （1）体系/结构论取向重视从宏观角度研究福利国家的相似性，主要由两个分支组成——“工业主义逻辑”与“资本主义逻辑”，前者认为福利国家是工业社会与现代科层制的结果，后者认为福利国家是资本主义生产模式的必然产物。

  （2）制度论取向从古典政治经济学对民主与福利制度关系的讨论演化而来，由“社会整合说”、“民主制度决定说”等几个分支组成。制度论反对自由主义者对政治与经济的分离，认为经济与政治制度是彼此依赖、整合与影响的，福利国家产生于社会经济与政治的需要。

  （3）阶级动员取向来源于古典政治经济学中的“社会民主”一脉，它与上述两种取向均有所不同，强调社会阶级是变迁的主要动因（agent），阶级权力的平衡决定了分配的结果。而福利政策不仅能够削弱阶级冲突，同时也能赋予弱势阶级更多的权力资源以从事工人运动。因此，福利国家是阶级动员的必然要求。

  以上三种当代政治经济学的诠释各自脱胎于其古典传统，但同时也面临着各自的致命缺陷。前两种结构功能主义范式将福利国家视为趋同的产物；阶级动员范式则区分出福利国家巨大却呈线性分布的差异——这些都无法为福利国家作出合适的理论概括。基于从阶级动员理论中受到的启发，Esping-Andersen提出，思考福利国家不能简单地从社会类型（social categories）的角度出发，而应当从社会关系（social relations）角度出发。因此，他将研究焦点从“福利国家”投向“福利国家体制”。

  （二）三种福利国家体制类型的提出

  对福利国家体制的界定首先要求对“福利国家”本身作出界定。既有的界定方式大致可以分为两种：其一，线性计量，即通过量化某一方面的表现界定福利国家，如福利支出水平、左翼政党的强度等等；其二，定义结构，即选择一种国家的结构特征作为判准，如Titmuss（1958）根据国家福利政策的覆盖程度提出的残补型（residual）与制度型（institutional）福利国家定义。Esping-Andersen指出前者不具备解释力，在后者之上提出自己的判准——社会公民权（social citizenship）。

  在Esping-Andersen看来，社会公民权是福利国家的核心概念。它包括（1）社会权的赋予和（2）社会分层，也包括（3）社会福利的公-私混合——即国家、市场与家庭在社会供应（social provision）中角色的相互交织。上述三方面构成界定福利国家之前必须扩充的三个主要原则。（Esping-Andersen 1990: 20）

  通过对社会权与社会阶层的分析，我们会发现国家、市场、家庭三者间的安排体现出性质上的差异，这表明不同种类的福利国家并非呈线性分布，而是根据体制类型（regime-types）组成不同的类属（cluster）。Esping-Andersen将这些类属界定为三种，分别为“自由主义”、“组合主义”与“社会民主”：

  （1）“自由主义”（liberal）体制形态以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盎格鲁-撒克逊国家为典型代表。它由资产调查式的社会救助、有限的普遍转移支付或有限的社会保险计划主导，其补贴的对象往往是低收入、依赖国家的工人阶级，并且严格限定领取人的资格与补贴金额，且对接受救助者具有社会烙印作用。这类体制通过最小化公共福利与支持私人福利两方面遏制去商品化趋势，控制社会权范围，同时形成了二分的社会阶层。

  （2）“组合主义”（corporatist）体制形态以德国、法国、奥地利、意大利等国家为典型代表。它由国家主导的社会保险体系构成，推行阶层化的福利措施，从而维持与巩固了既有的地位分化与阶级结构。由于这类体制中国家的福利供应角色已经相当完善，市场便扮演相当边缘的角色；另外，由于受到教会的影响，对家庭方面表现出保守主义倾向。

  （3）“社会民主”（social democratic）体制形态以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为典型代表。它强调福利平等的最大化，在社会权与社会阶层方面，追求普遍主义与去商品化，形成一个涵括所有社会阶层的普遍的保险体系；这一类型的福利国家扩大社会服务、保障充分就业，实质上是解除了对市场与家庭两者的限制。

  Esping-Andersen凭借这一体制框架很好地回应了以往研究所模棱两可的问题——福利国家之间的差异从何而来？这些差异不再被简单地归结为线性地接近或远离某个“标准值”的程度，而是由福利国家自身的政治体制所决定的（Esping-Andersen 1990: 5）；它们不是“量”的区别，而是“质”的区别。

  （三）三种体制类型的形成原因

  我们在得出福利国家体制的三种形态之后，更为关键的是进一步追问，这三种鲜明的形态是如何可能的？Esping-Andersen延续其动态的考察视角，从“阶级动员本质”（the nature of class mobilization）、“阶级政治联盟结构”（class-political coalition）与“体制制度化的历史遗绪”（historical legacy of regime institutionalization）三个因素加以分析。

  首先，Esping-Andersen认为，阶级动员并非自然形成的结果，但它是工人阶级形成身份认同、达到内部团结，生成政治主张与行动的前提条件。工会以及政党等动员形式是使得阶级动员产生巨大差异的本质原因，应当加以审视。其次，历史事实已经证明，囿于工人阶级在选举政治中有限的规模，工会结构几乎无法通过单个的左翼政党力量得以体现，必须诉诸阶级的联盟，赢得多数派的政治影响力。因此，反应阶级诉求的福利国家之所以能够形成，其决定性的权力资源来自于阶级的政治联盟，而不会是个别的阶级或政党。最后，新阶级的形成导致新的阶级联盟的形成，不同阶级联盟角逐政治的主导权，并且在掌握政治优势后直接影响福利国家制度化过程；与此同时，国家的制度化也会对新阶级的形成施加影响。上述阶级政治与国家制度化相互影响的历史最终形塑了福利国家的体制类型。（Esping-Andersen 1990: 29-30）

  一言以蔽之，福利国家体制差异是由互动的历史性力量推动产生的。这些力量首先推动工人阶级政治模式的形成，继而推动农村经济到中产阶级社会转型之中的政治联盟的形成，最后通过历史上的一系列改革，影响阶级偏好与政治行为的制度化过程，以推动福利国家体制形态的最终形成。（Esping-Andersen 1990: 32）

  三、一个开放的未来

  《福利资本主义的三个世界》一书形成的诸多影响之中，最引人注目的一点在于其为研究界提供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描述框架。

  与此前流行的结构功能主义分析不同，Esping-Andersen反对将福利国家视作社会、经济或人口变迁的应激后果，而是坚持认为它是资本主义社会自身的历史与政治发展路径所导向的结果，并且具有鲜明的类型特征。在这本著作中，他将历史分析与实证研究相结合，勾勒出三类资本主义社会不同的历史-政治发展轨迹，以及它们各自产生的三种福利国家形态（Emmenegger et al. 2015）。在这个框架之上，Esping-Andersen迈出了前瞻性的一步。他提出，已经形成的福利国家体制类型会作为“独立的因果变量”（1990: 141），对资本主义的社会与经济产生系统性的影响。“藉由福利国家的制度化，当代福利国家已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性机制，对未来有决定性的影响。”（1999: 298）

  Esping-Andersen在这部著作中以就业结构为例，分析并预测了不同国家的福利体制将如何推动后工业时代的社会变迁。不过，在全书末尾，他进而表明自己是要展现一种新的方式以“更充实地分析当代的变迁”，而非构建一个独断、封闭的理论框架以预测未来。因此，虽然问世以来不乏批评与质疑之声，Esping-Andersen和他的“三个世界”始终以其开放的态度源源不断地为当代学者提供灵感，围绕着“三个世界”的争议、讨论、反思与扩展，已经成为把握当代福利资本主义变迁最为重要的理论力量之一。《福利资本主义的三个世界》一书不仅使得研究界收获了一种，更为未来的社会福利比较研究开拓出一片广袤、丰饶的疆土。

  参考文献：

  Emmenegger, Patrick et al. 2015. “Three Worlds of Welfare Capitalism: The making of a classic.”

  Journal of European Social Policy

  25(1): 3-13.

  Esping-Andersen, Gosta. 1990.

  The Three Worlds of Welfare Capitalism,

  Cambridge: Polity Press.

  Esping-Andersen, Gosta. 1999.

  福利资本主义的三个世界.

  古允文 译. 台北：巨流图书有限公司.

• 福利资本主义的逻辑

  作者：Zemminevos 发布时间：2008-11-18 01:52:07

  福利资本主义的逻辑

  读《福利资本主义的三个世界》

  阅读艾斯平-安德森的这本《福利资本主义的三个世界》是个矛盾的过程。

  它的行文严谨意涵深刻，似乎每句话里面都可以引申出许多的观念，又与其他段落与章节形成完整体系。正因此，对于我这个社会福利的初学者来说，阅读每个段落都是一个相当困难的过程：尝试理解行文的真意，同时不得不面对大量陌生的专业用语；而随着阅读的深入，感觉到一个个概念在头脑中逐渐形成，对福利的理解的也不断深入，有时会有一种恍然大悟的通透感，但后来通常发觉实际上只是自以为理解了的错觉。

  这个阅读的矛盾过程，自然不可期待能获得什么货真价实的真知，最后也没有将整本书读完。不过回顾起来，观念的积累和更新，确实可以算作阅读中最大的收获了。

  一 什么是“福利国家”？

  本书的题目是《福利资本主义的三个世界》，顾名思义作者是将实行不同福利资本主义的国家按照体制分成了三个类别。因此书中大量使用到了“福利国家”、“福利体制”、“福利世界”等词，但是在书中并没有对它们进行准确的定义。而似乎是以一种“约定俗成”的方法在传达他的含义。

  有时候会疑惑这样直接使用这些未加厘定的概念是否会导致不准确与偏颇，但后来发现界定这些概念的确存在非常大的困难。这些概念涉及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各领域，而且因为在不同情况下有不同的分类与模式，内涵相当模糊。艾斯平-安德森在这本书中引用了教科书上常见的定义：“国家对于公民的一些基本的、最低限度的福利负有保障责任”，但他紧接着就对这个定义提出了一大堆问题来质疑。但质疑完了后他并没有正面提出他的定义。

  在书后附的译者跋中，郑秉文教授补充到福利国家这个概念的基本范畴应该包括转移支付、物资服务和充分就业。通过这种方式，才基本让人明白了福利国家的大概内涵。

  二 为什么会出现福利国家？

  对于这个复杂问题，我认为艾斯平-安德森的这本书提出的核心逻辑概念是“商品化”与“非商品化”。

  1.前资本主义时代的前商品化

  在人类社会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之前，劳动力没有被完全商品化的时候，比如中世纪，决定一个人的生存能力的不是劳动契约，而是家庭、教会或君主的福利环境。虽然前资本主义并不是绝对没有商品形式，但劳动者只是为了生存只是偶尔出卖他们的劳动力，真正意义上的商品化的劳动者是不存在的。大多数人能不完全依赖于工资形式的收入而生存。

  2.资本主义中劳动的商品化与劳动的异化

  资本主义的迅猛发展无情摧毁了旧制度，与自由放任主义资本主义相伴而生的是劳动的商品化。当人们为了生计和必要的社会保障而不得不到市场上去寻找工作和就业机会的时候，他们本人及其家庭成员的所有经济来源不得不依靠他的工资收入。当人们的劳动成为商品的时候，他们独立于市场之外的生存权利就岌岌可危了。

  资本主义的发展将各种生产要素全部资本化，土地、矿藏、森里、生物等等，同时要将劳动商品化，用源源不断的劳动的生产，将原材料制成各种产品并通过市场取得利润和再生产的能力。但是，将劳动力商品化的过程却是个充满内在问题的过程，如同作者一样，我也认为这个问题的根源在于人和物的本质上的不同，亦即劳动的承载者——人是独特的。

  类似于萨特的“存在先于本质”这样的表达，这个问题可以表达为“存在先于劳动”。作者形象地比喻说洗衣机可以待价而沽，直到市场上的价格令人满意为止；但是工人们不同于其他商品，因为他们必须先生存，然后才能再生产他们自身和他们生存其间的社会。

  而劳动的商品化构成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一个最为根本的问题。在资本主义社会，与其他商品一样，劳动力这个商品也存在竞争，；也遵循着同样的供求规律，竞争越激烈，价格就越低；价格越低廉，工人的生活就越陷入贫困不可自拔。资本主义就是充分的商品化和市场化，一切物品都可以买卖，并且货币成为了劳动商品化的价格尺度，劳动力终于成了自己可以出卖自己的特殊商品。

  但是市场有其内在的缺陷。表面上看，工人是自由的，在市场中，工人可以在工作、雇主或者休息等多种可替代效用中做出自由选择。但是，这种自由是虚幻的自由，因为他们必须先存在，才能再生产出他们自身。这样，工人的自由只能表现在必须卖出他们自己，否则他就没有别的赖以维持生计的办法可供选择。

  于是在劳动商品化过程中就遇到两个问题：

  一个是市场的不确定性问题。在自由的市场中，工人并不能保证自己经常被雇佣并获取工资保证他的生存。如果在严重的就业不充分情况下，工人长期没有办法找到工作，无法维持自己的生存，资本市场却对此视若不见。

  另一个是问题是当劳动力的商品有其内在特殊性。比如说工人受伤时必须要离开市场去复原，这时候就需要一份替代性的收入维持生存与复原。但雇主为了利润，很可能会寻找其他工人来雇佣，那么受伤的工人就像报废汽车那样被抛弃。

  从上面归纳的分析逻辑中很容易发现，“商品化”这个概念是分析福利体制的一个关键工具与视角。

  3.非商品化与福利国家

  劳动商品化将导致非常复杂深刻的影响与后果。

  劳动商品化的境地导致“非商品化”的工人运动政策。劳动商品化无疑是导致阶级分裂和无产阶级产生、发展壮大、工人的集体联合和工人运动的主要原因。非商品化既是劳工团结的起点和终点，又是工人集体行为的动机和目标。

  从社会冲突论的角度来说，正是这样的社会矛盾导致的工人运动与阶级冲突促进了福利国家的形成。各种福利制度都有社会控制功能，有助于缓和阶级冲突，维持社会秩序的稳定。

  非商品化的目标增强了劳动者的力量，削弱了雇主的绝对权威；但社会权利的结果却起到瓦解工人运动的作用，福利制度同时成为福利资本主义统治的一个重要阶段。

  非商品化确立了工人的社会权利，而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的社会权利就导致了福利国家的诞生。这样的“非商品化福利国家”即是指，公民在必要时可以自由地选择不工作，而无须担心会失去工作、收入或一般福利。

  三 非商品化过程中的三种福利模式与福利资本主义的三个世界

  可见，非商品化与福利国家紧密相联系，那么根据非商品化程度大小的不同，也就可以把福利国家的福利模式分为不同类型。艾斯平-安德森将福利国家分为：“自由主义”福利体制（盎格鲁-撒克逊福利体制）、“保守主义”福利体制（欧洲大陆的合作主义福利模式）、“社会民主主义”福利体制（斯堪的纳维亚福利模式）。这与蒂特马斯的分类有相当大的联系。

  http://www.douban.com/photos/photo/376709580/#next_photo

  通过上面的图表可以非常清晰地比较这三种福利体制。

  1.三种福利模式所依托的阶级不同。

  在“自由主义”模式那里，中产阶级是市场化的主要支撑者。在“保守主义”的模式中，中产阶级的地位进一步得到巩固，他们对福利国家更加忠诚。在“社会民主主义中”模式中，由于国家慷慨的福利提供可以满足不同阶层的需要，传统工作阶级和新中产阶级都从中受益，客观上形成了一种紧密的连带关系，与福利国家形成了紧密的依赖关系。

  2.三种福利模式下组织的合作程度不同。

  这里的合作是指，体现雇员组织、雇主组织和政府三者之间伙伴关系机制、结构及其在现代社会保障和福利国家中的作用。一般而言，劳动力的非商品化程度越高，他们的合作主义倾向越高哦，反之则不同。在三种模式中，合作程度最高的是“社会民主主义”模式。“保守主义”模式次之，“自由主义”模式最低。

  3.三种福利模式或制度对阶级结构及其分化的影响不同。

  例如，“自由主义”模式容易出现两极分化的结局：穷人靠国家，富人靠市场。市场主要是满足富人高层次福利需求的供给者。“保守主义”模式因按社会地位划分社会福利，故阶级结构的稳定性较高。“社会民主主义”模式则实行普救主义，使得社会福利的对象覆盖到各个阶层。

  四 结语

  通过上面的三个小主题，我将本次阅读带来的观念更新的逻辑做了一个梳理。重点地尝试解答福利国家为什么会出现这个困扰了自己很久的问题。

  不过除了上面这些结论，自己在阅读过程中还有许多其他的收获：

  首先就是一种研究的视角，一种通过考察现象与制度的历史与社会背景去深入分析它们的形成、变化的方法。比如研究社会福利制度，首要的就要对历史有足够的关注。资本主义是怎么发展起来的，而福利又是何时发展起来的，它们在时间、因果上是否有联系。例如说现代社会保障制度形成于一百多年前的德国，如果继续上溯，1601年英国伊丽莎白时代的《济贫法案》可以看作人类进入工业革命时代门槛时对人类社会安全需求的第一个回应，标志着人类开始进入工业革命的社会。于是我们逐渐发掘出似乎人类进入工业社会后的某种变化促成了福利制度的产生。这时候再深入对比两种社会形态的区别，我们找到内在联系的关键的变量——劳动力商品化。再以此工具去分析，就越加深刻清晰了。

  其次要注重制度背后的思想来源。在三种主要的福利体制背后，我们可以发现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第三条道路”乃至女权主义、生态主义等思想上的支柱。在不同思想与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影响下，社会制度也因之受到重大（但不唯一）的影响，形成了具体的微观制度细节。一个例子是在福利制度改革中，2002法国政府提出了非常温和的方案，主要内容是将公共部门、国有企业的法定退休年龄与私人部门“拉齐”（将缴费期延长了2.5年）以减轻非常沉重的财政负担，竟然引起2003年举行的近一个月的大罢工，几乎所有的航空、客运和铁路陷入瘫痪，造成重大损失。这在大洋彼岸的美国人看来则是十分不解的。这个例子中固然有非常多的结构性因素，但很清楚地看到社会主流价值观的重大作用了。

  最后要细致地、具体地考察不同结构与功能的对应关系。同是社会福利制度，在一定的历史背景、思想来源的影响下形成后，它的结构就对它的功能与作用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如果我们将福利制度的功能一概而论，只能得到非常笼统、未及重点的结论。而艾斯平-安德森总结的三种福利制度体系既是历史塑造的，又将塑造历史；既来源于工人运动与阶级斗争，又将对社会分层体系造成不同的、相对应的深刻影响；既受到某种思想来源的影响，又成为某种思想的生长与实践的土壤。可见微观结构的差异，将在时间的演进中走上差异非常巨大的道路，因此在一开始分析时，就不能忽略结构与制度上的微小差异。

  对福利制度的形成、分类的争论还没有结束，对其未来发展的考虑与预期又开始更大程度地影响当今福利政策的制定与福利体制的走向。西方发达国家以及我国的老龄化问题逐渐加重，与此相关的一系列经济、政治、社会、环境问题层出不绝。西方的福利体制正随着老龄化与财政问题而重新走上“再商品化”道路，而我国基本的社会保障制度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此外在更深层次上，福利体制本身作为一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改良，其局限性也慢慢显现。

  研究没有止境，生活还在继续，人类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没有尽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