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公教育2023交通银行招聘考试：历年真题汇编及标准预测试卷 下载 pdf 电子版 epub 免费 txt 2025

《中公版·2023交通银行招聘考试：历年真题汇编及标准预测试卷》本书依据交通银行招聘考试的规律及特点进行编写，共包含8套试卷，其中，历年真题汇编试卷4套，标准预测试卷4套。 参考答案及解析部分由中公教育全国银行招聘考试研究院推敲审定，解析详细易懂，帮助考生加深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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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介绍

《中公版·2023交通银行招聘考试：历年真题汇编及标准预测试卷》本书依据交通银行招聘考试的规律及特点进行编写，共包含8套试卷，其中，历年真题汇编试卷4套，标准预测试卷4套。 参考答案及解析部分由中公教育全国银行招聘考试研究院推敲审定，解析详细易懂，帮助考生加深理解。

• 作者：小意达的花 发布时间：2010-03-02 11:32:58

  我老是分不清魔境和魔界。

• 作者：管乐 发布时间：2015-09-12 23:54:19

  人类正在经历第三次世界大战。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一场已经持续了四十多年的战争，一场美国对世界，政府对社会，富人对穷人的全方位战争。

• 作者：greenhands 发布时间：2008-10-12 21:04:55

  对于这么一本偷换概念，逻辑混乱的书，为什么还有人叫好。这本书就差直叫：‘我们比你们好五倍！’

• 作者：胡阿忧 发布时间：2015-10-12 12:27:34

  小而美是一个产品或公司的极佳状态，三五个人就能发挥三五千人的效应。正因为如此，基于商业和资本的运作，他们的命运往往不够完美。小众就有这样一个特性，如何分析小众行为？如何理解小众所引起的巨大波澜？阅读这本书，是个不错的开始。

• 作者：七心海棠 发布时间：2015-10-04 13:06:56

  小书看着玩

• 作者：随喜 发布时间：2014-07-09 16:09:52

  所有的家庭主妇都会爱上这本书的！！！

• 对荣格的哲学想象：你生活在什么样的神话里？

  作者：红绡夜盗 发布时间：2023-01-29 08:38:54

  “遗稿”“未版”一类的标签总是对我有着莫名的吸引力，《红书》起初就以其浓郁的私人性，让人对作者产生某种神秘的亲切。

  一如荣格的顾虑，这本私人日记“缺乏学术性”。它以但丁的象征手段描绘了自我与灵魂、魔鬼、圣灵的对话，并将之具象化为通向沙漠、郊野、殿堂等未知地的冒险。承袭尼采遗风，通篇不外酒神式的呓语与谵妄。而透过梦境材料的跳跃、无序，其所呈现的是一条清晰、真诚的，自我实验之心理轨迹。

  1.杀死英雄的反价值主义

  荣格开篇即强调——“生命与榜样相悖”。

  “英雄”，作为一种集体的神话产物，其树立的标准意味着人类通过“模仿”来塑造自己。

  “你身上的英雄主义实际上是你在被一种思想统治着”，这种思想规定着什么是好的、必须的、可接受的，并整体上规定着你人生的目的。

  “通过相互的模仿，你按照普通人的期望去生活”。在荣格看来，依据这样的规定，我们塑造出的实际不是自己，而是他人的期望。这种虚伪的游戏令他作呕，“让自己的表现符合世界上他人的期待是不明智的。”

  因此荣格将对英雄的认同视作一种危险，“为了我们的救赎，英雄必须倒下”。在描述“集体无意识的结构”时他写道，“人类拥有一项能力，虽然这项能力是集体目的的最实用之处，但对于个体化而言，它是最有害的，这项能力就是模仿。集体心理几乎无法避免模仿。”

  通过杀死英雄，也即驳倒先于行动的价值成规，人性获得一种独立生活的尊严。这种尊严是创造的尊严，是给予“存在”与“可能性”的肯定。

  独立选择的价值得到彰显，正是“英雄被杀的意义”。在此意义上，后现代主义无异沿袭了启蒙时代对“自由”的追寻——区别在于后者欲镇压的魔鬼是不被限制的理性，前者则试图在集体规范中保全个性。

  尼采已有类似宣言——为了我们的尊严，偶像必须黄昏。只是荣格屠戮英雄的方式相对宽厚，不似尼采挨个刨坟并朝里啐一口。

  2.在自己身上克服时代

  “我们的神希望被战胜，因为他们需要重生。”

  一如“摧毁”是对尼采的误解，荣格之意亦不在此。通过对既有的普遍否定，他完成的是崭新的重构。这正是尼采的逻辑展开——虚无（杀死英雄）是他的出发点，而非目的地。

  这部遗稿围绕着终极意义的探讨展开。曾作为终极意义的上帝已被证实为虚弱想象的产物，且被宣告无限期下岗。“路标已经倒下，我们前方都是未被开拓过的道路。”在关于何者是今后之价值皈依的问题上，荣格以个体化努力给出答案。

  “如果你被时代的镣铐束缚在世界上，沙漠的呼唤会摧毁所有的锁链。一点也不错，我为你准备的是孤独。”

  荣格的兴趣透露出一种对“外在”——或言“客体”——的强烈排斥。在哲学上，他承认是叔本华的后来人。

  Schopenhauer，这个思想比名字更狰狞的德国佬，宣称世界充满恶与苦难。在这点上，我不免觉得荣格的学养性格是极温厚的，他在教人寻找道路时不忘为罪恶说情，“神性的一只眼看不到，一只耳朵听不到，它的秩序一团混乱。所以，要对世界的残缺有耐心，不要高估完美的美丽。”

  这场自我实验的第一程，便是走向沙漠的回归之旅。事实上，这种渴求孤独的情绪弥漫在整个后现代，在萨特那里，对客体的排异甚至发展为恐惧——对充斥于他周围、无时不有的“存在”之恐惧。

  萨特在“匮乏”的普遍处境下得出“他人即地狱”的结论，而荣格对客体的“警惕”，则更多针对外在的“时代精神”对独立选择的破坏，甚至不惜将自己的思想亦看作一种危险的“外在”，进而潜向无意识寻找更深处的生命——深度精神。

  “我们身上有路、真理和生命。”

  他不止一次地强调我们去走自己的路。不是诸神的路、说教的路、律法的路，更不是这本书教导的什么。“你仅仅通过外在表现去寻找，你们去读书和听从各种意见。这一切有什么用处？”

  唯一的道路就是你自己的道路。

  你要成为自己的创造者。

  与过往思想者对世界本原、上帝论证、道德立法等问题的形而上兴趣不同，荣格所处的后现代，随着工业化集体化进程越来越导致“风格的泯灭”与“指涉的消失”（列斐伏尔言），哲学的对象越来越从抽象回归具体，人类生活本身、尤其日常生活成为唯一具有价值的主题。

  作为与尼采、海德格尔、萨特有着共同精神谱系的思想者，荣格亦处处流露出对人类生活的关怀。

  初读红书时，被卷首一句问住——

  “你生活在什么样的神话里？”

  理解“神话”的涵义便费去我一番功夫。

  荣格把“心灵的神话创造功能”与“幻想”划等号。幻想，一种不纯粹的思想形式，他对其的态度经历了从反对到关注的过程。

  当开始研究幻想所创造的无序材料时，荣格发现了“无意识”对过去和未来的连接。1913-1914年的梦境对一战的预言便是其中一例，在这些神秘的“预言”中，他看到无意识不仅是由死气沉沉的材料构成，而是包含许多有生命力的内容。

  我将此种“生命力”理解为过去、当下、未来的联系及其可能性。这就是神话——一种关于生活的神秘叙事。它克服了时代，在深度精神的层次展开，是完全由自我创造的叙事。

  至于“你生活在什么样的神话里？”，亦可解题为“你为自己创造着怎样的叙事？”，这注定是一个无解的问题，答案以生命的每分每秒为材料书写。

  荣格意识到没有神话的生命会意味着什么。一个没有神话的人“就像被连根拔起一样，与过去、与自己身上延续的祖先生活、与他所处的人类社会皆失去联系”。

  在此意义上，他一再强调“活出你自己”，换言之即是“活出自我叙事”。

  “给人尊严，让他们各自独立，这样，每个人才能够找到自己所属的团体，并去爱它。”这是荣格的期待，人从现代性的异化与集体规范中解脱出来，获得独立创造的尊严。

  他相信，当人性获得这种尊严，爱会指引它们找到更好的路。

  到这里，个人难免觉得荣格过于浪漫，或怀抱一些天真的革命幻想。人类会否遵从爱的指引？他会自觉选择那最好的吗？自由是道德的充要条件吗？至少在荣格构筑的理论图景中推演，以上答案是否。

  这是一系列康德式的疑问，一个以自身为目的的“自由意志”，其含义是“他能做某事是因为他意识到应当做某事”，顺此逻辑，理性存在者才会自觉地依据“法则”行动。相对荣格，康德式的道德实现路径，一大特征即在于“法则”、“道德律”的自我规定。

  而荣格的出发点恰是消解这些伦理范式的，这就导致解构哲学普遍的理论困境，——当法则被消解，自由落入尘世，这种自由却并不能如思想者所设想的那样，依据“爱”的指引去创造一个理想的世界。

  非道德主义的矛盾在于，尽管它试图重构新的价值，却没有任何一则标准能够帮助它检验所做的一切是否正确、是否道德，因为所有的神已被逐向黄昏，所有的准则已被推翻。

  而这种失去检验准则的自由，终究不可避免地滑向空虚、茫然。

  但我们依然不能说“反偶像”是无意义且多余的。

  支撑起思想史的那根脊柱，便是人类批判枷锁、争取自由的恒久努力——无论这种努力有多么悲剧性。

  3.“拉康的弟子”：与弗洛伊德的比较

  我记得在一节普通心理学的课堂，讲师如是说起现代心理学家，“某种意义上，我们都是拉康的弟子。”

  主观而言，我对结构主义实无好感。中学读弗洛伊德，便是带着一种不得不与厌恶之人共事的心情。出于对童年自我保护式的捍卫，精神分析让我感到极度冒犯，以至于弗洛伊德在彼时的我眼中，就像一个半生不熟但总爱打听家人、毫无边界感的低情商烦人精。

  诚然，对一种事物的抵抗恰是其价值的证明。（尽管如此，我也坚持厌恶弗洛伊德）

  相对于弗洛伊德以性本能作为一切的解释原则，荣格对精神崇高的显扬实际更接近现实，也契合了他一以贯之的对人性尊严的吁求。在批判弗洛伊德时他指出，“由于生命本质是在不断更新，仅仅通过回溯是没有办法理解的”，这与机能主义强调人与环境的持续相互作用、性格流变的观点是不谋而合的。

  荣格关注生命的展开过程，突显这一过程中所有的可能性，并将生命在种种可能性中的创造性看作世界的意义。这是一种可贵的人学观点，在历代人道主义者中都可找到其精神苗裔。

  弗洛伊德之性本能的解释则是消极的，完全将人置于动物性的原始欲求之下。在拉康指导下，以弗洛伊德为中心建立的正统精神分析学，实在是一堆没有温度的灰烬。

  我无比赞成尤瑟纳尔的说法：“弗洛伊德把性变成了一种隐喻，一种不太生效的隐喻。看起来他是一个伟大的创新者，第一次如此坦白无遮地谈论性本身。基于一些非常局限的、有限的和无关紧要的前提，他做出了大量过了头的推断。当然这也是现代社会为此着迷的原因。当性还是禁忌话题时，他是第一个诚挚地、坦率地谈论它的人。因此，所有人都被迷住了。现在，我们可以这么对他说：感谢你开拓性的努力，但对我们来说，这既不是一种新的冒险，也不是一种全面性的发现。说到伟大的心理学家，我更喜欢荣格。他有时很古怪，但在他的疯狂中有真正的天才。他更像个诗人，对人性有更好的理解。”

  应当承认，对弗洛伊德的阅读是我最初从道德权威下解脱的部分因素。凝视人性之恶与道德的根基，思考恋母、父名、阉割、大他者......是弗洛伊德令人厌恶又着迷的所在。

  但也如尤瑟纳尔所观，荣格对人性有更好的理解，这才是我想说的。

  4.荣格的东方性格

  荣格渴求的孤独，实际允许一种“无为”，让生命顺其自然地发生，这是他所看重的路径。世界意义即存在于“发生”的可能性之中，在自然无为的方法论上，荣格无疑堪称老庄素未谋面的门徒。

  包括此前使我兴味盎然的，尼采的东方性格。我对这部分向来是很感兴趣的，可惜这种链接在《红书》中体现不多，大抵阅读《金花的秘密》能带来更多参考与启发。此处便暂将这部分悬置，待有所观览再另作补充。

  “去体验一个人肉体的每一种形式的爱、恨和激情”，生命力的含义“只存在于我们通过自己体验它并沉浸其中的时候”——荣格对自我还原的努力，使我想起兰波的生命，这个早夭的天才说过一个惊人的愿望，“我想要成为任何地方的任何人”。

  以及刚写过的王阳明——心外无物的真正含义是什么？是人既生活着，便应尽力拓展自己的意义世界，让外物的意义被心灵之光照亮。

  既然存在应当被感知，那便去感知。

  到一切可能性中寻觅你至善的道路吧，神已悄然倒下，你也不再是小孩子......

• 马婧：《陈书》点校本出版始末

  作者：理一分殊 发布时间：2021-08-30 14:31:57

  1963年10月25日，吴则虞、顾颉刚、卢振华、唐长孺、汪绍楹、王永兴、孙毓棠、刘节、刘迺和、罗继祖、邓广铭、冯家昇、傅乐焕、翁独健、郑天挺等诸先生，放下手头的其他工作，离开熟悉的办公桌，齐聚北京西郊翠微路中华书局大院，开始了共同点校“二十四史”的“翠微校史”时光。这其中，并没有《陈书》点校者张维华先生。系统整理“二十四史”，是1958年2月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立，7月《资治通鉴》标点工作完成之后，以国家意志支持进行的重要项目。中华书局具体负责总其事，组织学界人士共同制订了《“二十四史”整理计划》，其中的“普通本”供一般读者使用，成果即今之标点本。在《标点“二十四史”（普通本）约稿计划》中，宋齐梁陈四史及《南史》，“预计完成标点整理时间”为1959年，标点整理者为“拟约上海史学会”，并经粘贴改为“山东大学历史系”。由此，《陈书》等各史早在1958年即订下计划，预计次年由山东大学完成。

  然而受制于各方条件，实际进度远远落后于计划。1961年5月，赵守俨先生赴武汉、济南调研，南朝五史不同于他史，“人力安排上是一人专搞一史，不是集体搞。王仲荦担任《南齐书》、卢振华担任《梁书》。明年华山、韩连琪也可参加《宋书》、《南史》的校点工作”。《陈书》作为“二十四史”中部头最小的一部，未明确提及承担者，只说“《陈书》明年上半年可完成”。正是在这次调研中，承担整理工作的王仲荦、卢振华二先生自己提出，“两史（《南齐书》《梁书》）校点工作大致就绪后，最好能到北京和我们共同工作一个时期，以便于统一双方意见、及时解决问题”（中华书局总编室《业务情况》1961年第10号），成为日后调京工作的开端。此后，随着书局给齐燕铭、周扬《关于建议将参加点校者调京集中工作的报告》落地，1963年秋，多位学者借调进京，成就翠微校史佳话。

  不过在1963年9、10月间的这次借调中，日后承担《陈书》点校工作的张维华先生并未到京。张维华先生（1902—1987），号西山，山东寿光人，家境贫寒。小学中学在教会学校就读，娴习外语。1928年齐鲁大学毕业，曾留校工作，两年后入燕京大学研究院学习，所撰毕业论文《明史佛郎机吕宋和兰意大里亚传注释》得洪业先生赏识，哈佛燕京学社出版。任教于齐鲁大学，受顾颉刚先生之邀参加禹贡学会，协助编辑《禹贡》杂志，后在成都与顾颉刚共同主持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的工作。解放初担任齐鲁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历史系主任、国学研究所所长，1949年后长期任教于山东大学，在山东大学八大教授中唯一具有硕士学位。曾任中国古代史研究室主任，后经营设立中西交通研究室，指导有关方向研究生。作为一位专业与行政兼长的知名学者，考虑当时的一些特殊情况，张先生并不在首先借调之列。

  

  张维华先生

  1963年10月前，教育部曾两次发文，借调山东大学有关先生。一次是“62教人师调字第30号”，时在1962年1月，“来函商借你校王仲荦教授和卢振华付教授去该局工作半年”，第二次是“63教二蒋旭字第1148号”，时在1963年7月，借调王仲荦、卢振华、张维华三位先生来京校点，“三人可不必同时来京”，两次借调都没有强调张维华先生立即到岗。张维华先生于1962年1月尚为右派身份，1963年6月则刚摘帽不久。从金灿然、赵守俨1962年8月向周扬、齐燕铭提交的《对于“二十四史”工作安排的建议》可知，当时已确定《南齐书》“王仲荦负责”、《梁书》“卢振华负责”，“以上两史原定在63年暑假完成，希望如期交稿”。《陈书》“张维华负责”，强调“原定63年秋完成，希望如期交稿”。到1963年5月6日，更进一步确定了《陈书》等“南朝五史”的校点编辑团队，“南朝五史”的校点负责人为“王仲荦、卢振华、张维华”，责任编辑为“吴翊如、贺次君”，五史计划“64年完成”，而《陈书》“未动”。

  

  金灿然《关于“二十四史”的工作安排谈话纪要》（1963.5.6)

  《陈书》未动然而又未借调张维华先生的个中缘由，可从1963年10月25日《参加点校“二十四史”的人员情况》（仅供领导参考）中窥见：

  张维华：山东大学历史系教授，1957年划为右派，已摘帽子。治两汉史和明史，著有《中国长城建置考》（排印中）、《论汉武帝》等书。现在校点《陈书》，因该史篇幅较少（约20万字），且本人有教学任务，暂时没有来京，在学校里以业余时间从事校点。

  《陈书》：即可着手校点，明年之内可付排。

  

  《参加点校“二十四史”的人员情况》（仅供领导参考）（1963.10.25）

  然而经权衡，书局在三天之后报中宣部干部处留底的《校点“二十四史”借调人员名单》草稿中，终于划去了“不来京在校工作”的备注，改为“或于明年下半年来京”，并按当前实际情形圈去了借调时间“64年7月”。

  

  《校点“二十四史”借调人员名单》草稿（1963.10.28）

  于是从1963年摘帽后到1964年上半年，张维华先生一直仍在山东大学任教，教学任务是接续童书业先生的先秦史课讲秦汉史，1963年10月到1964年4月间，为历史系毕业班学生系统讲授“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经济史”。据邹逸麟先生回忆张先生的课堂风采：

  张先生讲课底气十足，声音响亮，一口山东普通话，乡音很重，上课时嘴上香烟不断，一支接着一支，一进课堂，就不必再用火柴。烟灰落在前胸，也不掸去，思想高度集中。课程内容丰富，听来很有收获，所以有一时我很想搞明清史，在校时曾注意过明代的朝贡贸易问题，这完全是受张先生课的影响。（《“八马同槽”时代的山东大学历史系》）

  张维华先生实际赴京，并未晚到1964年7月，而是在4月的毕业班课程结束后，便立即动身，于是参加了5月5日上午于中华书局召开的《陈书》座谈会。此次小型专题会，由萧项平、赵守俨召集，王仲荦、卢振华也参加，讨论了《陈书》点校的底本选择、异体字避讳字处理等问题。赵守俨先生并且简略介绍了“二十四史”标点使用办法举例、校勘记撰写，谈了有关工作方法的意见。底本选择上，张先生最初主张用殿本，“后来决定仍用百衲本作底本，用殿本和金陵局本通校，而且张先生自愿担任殿本与百衲本的通校工作，以便摸清两种版本的优劣”。异文、异体字及避讳字是否需要统一和改正，需慎重，要查明情况及沿革。张维华先生对工作的感受，在1964年5月下半月书局有关人员的工作汇报中有详细记载：

  张维华先生在谈话中曾一再表示，这一工作需要细致的搞，时间也需要从容一些。大有学校给他的时间不够之感。虽未明说，我有这样的感觉。

  

  《“二十四史”工作汇报》（1964年5月下半月）

  6月中旬以来，《陈书》的工作情况则是：

  张维华先生，在进行殿本版本对校等，即进行他校。截至目前为止，对前人成果的摘录条数已达数百，其中除张元济、张森楷等校记外，以《十七史商榷》为多。

  

  《“二十四史”工作汇报》（1964年6月中旬至下旬）

  张先生对待点校工作的态度也有一变化的过程。起初，虽然“曾说这种琐细的校点工作‘丈夫不为’”，但一旦接手，仍然认真从事。他关注的是学术问题的解决，工作了几月之后，甚至认为“应该不限于校点，还要搞注释，以求彻底解决问题”。对校点工作的认识有大幅改变：

  他一再说这一工作非常细致，与教书不同，不作这一工作不能体会其中甘苦，前人校史也没有这样逐字逐句的做过，他说他半生以来读书，没有这两个月来的读书之细致，收获相当大。（《“二十四史”工作汇报》1964.7.8）

  这样到1964年7月8日，经历两个月的集中工作，《陈书》点校进展显著：

  张维华现在与《南史》对校，他已校完的有殿本《陈书》、《十七史商榷》、《廿二史考异》、张元济张森楷等校勘记、《魏晋南北朝百三家集》，以及现在进行的《南史》等，打算再校《册府元龟》、《太平御览》等约十种书也就差不多了。（《“二十四史”工作汇报》1964.7.8）

  

  《“二十四史”工作汇报》（1964.7.8）

  时已暑假，“因为抽调的人都来自学校，所以，仍然执行寒暑假休假制度，每逢放假，组内同人回家前，中华书局都代为购好车票，并一一送上火车”，日后罗继祖先生这样回忆（《翠微校史的日子里——罗继祖谈在中华书局点校“二十四史”》）。不过张维华先生没走，继续集中精力工作，直至十月返校上课前：

  张维华先生的《陈书》工作，暑假期间校完了《南史》和《梁书》，《通鉴》也快完了，他说《通鉴》完了已进行了七种书的校勘工作，差不多了，至于罗振玉的《五史校议》以北朝为主，不打算再校了。他计划明年来时再用一个月时间校《册府元龟》，校勘工作就算完了。写校记工作打算用三个月时间，最多明年九月前可以完成。至于标点工作他已通看了一遍，提行分段问题也搞好了，他建议再买一部百衲本《陈书》准备作过录用。（《“二十四史”工作汇报》1964.9.5）

  

  《“二十四史”工作汇报》（1964.9.5）

  点校者张维华先生的工作集中而高效，责任编辑的工作也渐次展开。此前曾有安排，责任编辑为吴翊如、贺次君两位先生，惜所做工作不可详考，只能从宋云彬先生1965年12月31日日记的只言片语中略窥一二：“此校样（《陈书》）曾经贺次君校过，相当精细。”而宋云彬先生的责编工作，从1965年7月开始。《宋云彬日记》明确记载：“二日，晴。开始看张维华校点之《陈书》。”此后，时见《宋云彬日记》中的有关记录。除第一卷始于7月2日，毕于12日，其后以每卷一两天的速度推进，皆先看校点稿，后写定校勘记，进展颇速：

  （七月）三日，阴，时有阵雨，天气转凉。上午，开始把前已改定的《陈书》点校稿及校勘记重新看一遍。

  （八月）二十六日，晴。复看《陈书》点校稿已近全书百分之六十矣。

  （八月）三十日，阴转晴。上下午均在局工作。将已加工完毕的《陈书》二十二卷面交张维华。

  （九月）十六日 阴转晴。上下午均在局工作。《陈书》点校稿后一部分已审阅完毕，面交张维华。

  （九月）十八日，晴。上午，在局工作。张维华交回《陈书》点校稿八卷。

  （十月）五日，晴。照常在局工作。《陈书》点校稿已全部看毕，即付发付排校矣。

  （十月）十一日，晴。下午，与王仲荦、张维华商讨《南齐书》、《陈书》的排样格式及校点方面诸问题。

  1965年8月30日和9月16日，宋云彬先生向张维华先生先后两次返回了稿件，而《陈书》点校本全稿的发排，在10月5日宋云彬先生加工完毕后。《宋云彬日记》中再往后涉及《陈书》的内容，便是始于1965年12月31日的看校样的记载了。其间工作组织，仍是宋云彬先生看完校样后，请张维华先生再校一遍。至1966年6月9日，“晴，《陈书》正文全部校样由宋茂华复校毕，付型”，成为《宋云彬日记》中有关“二十四史”点校工作的最后一条记录。可知除张维华、宋云彬两先生外，校对过《陈书》的还有贺次君、宋茂华两位。至此，宋云彬先生的《陈书》编辑工作，共历时十一月有余。工作之余，校点同人也曾互访或携手畅游。宋云彬先生1965年9月23日记：“晚，赴西北楼看张维华。”10月3日记：“下午，与张维华、唐长孺、王仲荦等游陶然亭。晚上，张维华等在丰泽园请客，饮陈绍酒，极好。”

  《陈书》总计三十六卷，在6月日渐喧闹的时局中，正文全部付型，张维华先生由学校电召返回，此外还有出版说明未定，更多由书局统筹处理了。早在1965年9月9日，王仲荦先生曾撰成《陈书》出版说明，交宋云彬先生。1966年4月29日、30日，宋云彬先生曾两度“准备改写《陈书》出版说明”，然终于还是放下。1966年5、6月间，中华书局在上级有关精神指示下，宣布停止业务工作，进行政治学习，借调来局参加“二十四史”点校工作的专家陆续返回原单位。《陈书》和《南齐书》等几史皆处于正文付型未印并缺出版说明的状态，“二十四史”点校工作暂且搁置。但在1967年，工作有短暂恢复，按照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代主任的戚本禹的指示，中华书局可以继续点校“二十四史”，并开始督促各史出版进度。5月10日书局制订了《关于组织出版“二十四史”的工作计划》，“已付型三种（《南齐书》、《陈书》、《周书》），尚缺序言，预计八月完成，年内出版”，12月书局向戚本禹及中央文革小组递交的《“二十四史”整理校点工作进度表》“陈书”栏备注“已付型，补写出版说明后即可付印”。然而有关工作随戚本禹被隔离审查而中止。

  “二十四史”点校工作的再出发，是在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的亲自关怀下进行的。1971年2月，周恩来总理向出版口提出了恢复出书的要求，特别提到“‘二十四史’还要修改吗”。4月2日，姚文元在请示毛泽东主席并获批示同意后，致信周恩来总理，重提“二十四史”点校事宜，指出“二十四史”只出版了“《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四种，其他都未印出，此次出版会议可否将此项任务分工继续完成，作为研究批判历史的一种资料。现在一些老知识分子也闲着无事，可以组织一些人来做。……此事已请示过主席，主席批示同意”。周恩来总理当天即批示，“二十四史”再加《清史稿》都请中华书局负责组织请人标点，由顾颉刚先生总其成。4月25日，中华书局汇总此前多方了解的情况，撰成《整理校点“二十四史”和〈清史稿〉的初步设想（供讨论参考）》，提出再行借调，由北京中华书局、上海人民出版社分工进行。5月3日，国务院出版口领导小组根据中华书局上报的有关材料，向中央提交了《整理出版“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的请示报告》，5月14日，这一报告得到周总理亲自审阅修改，毛泽东主席批示“同意”，由此开启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第二次大规模整理“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的工作。

  

  

  《整理出版“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的请示报告》（1971.5.14）

  按照这一报告，《陈书》准备在1971年年内付印出版。据当年的一份“北京各史进度”档案，《陈书》出版时间进一步明确为“71年底出书（最迟明年一月）”。《陈书》等三史正文早在1966年即已付型，1971年8月28日书局给出版口领导小组的进度汇报云：“年内付印，为了利用原来纸型，可改可不改的，不改。”纸型，是用特制的纸覆盖在排好的铅版上，压制成的阴文纸质模型，以供印刷。如果内容有较大变动，需重新捡活字、排版、制型，成本和出版进度必然大受影响。当时形势对出版物内容的要求，更多体现在了《出版说明》上。《出版说明》的撰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当时的形势下，尤其体现了工作的政治倾向性，“二十四史”甚至一度准备采用统一撰写的一份《出版说明》，后又改为分史撰写。《陈书》和《梁书》皆署唐姚思廉撰，准备使用同一份《出版说明》。1月7日，赵守俨先生曾向出版领导小组汇报：《陈书》“原定在七一年年底印出。由于‘出版说明’反复修改，至今才大体定下来，所以延误了一些时间。二月份可以出版”。工作的实际完成，在1972年的3月。《陈书》终于成为“二十四史”中继“前四史”之后，较早出版的一种。

  在1967年以及1971年开始的“二十四史”点校工作中，大量点校任务亟待完成，与张维华先生曾共事的诸位先生，曾在中华书局组织筹划下，先后两次借调至京，在扰攘的时局中拥有一方书桌。张维华先生业已完成《陈书》，又学殖深厚，素习中西交通史、秦汉史、历史地理，复踏实肯干，一直是此中人选。在六十年代初的档案里，张维华先生的名字后，所列专长一般是“两汉史”或“陈书”。在1967年5月“各史安排情况”的材料里，《陈书》后括注“张维华”，《南史》后复括注“卢振华、张维华”。1967年6月的“晋、南北朝名单”中，张维华先生又被列入，并括注“也可以参加《明史》工作”。1971年点校工作重启，6月10日的借调人员名单里，有关张维华先生的记录则是“山大，辽金元史（摘帽右派）曲阜”。然而张维华先生一直没有成行。王仲荦先生事后回忆，“第二次点校工作，是在1967年，北京来电话并派人招我们，系里的临时负责人，说我和张维华都是反革命分子，罪行严重，不准前去，只准卢振华一人前往，不到几个月，卢振华也回来了。第三次点校工作，从1971年7月开始，到我1976年回来。卢振华教授大腿骨折，卧床不能行动，张维华教授已退休，只有我一个人前去”。张维华先生此后一直留居山东大学，长期经营中西交通史研究室，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研究生。有《中国长城建置考》《明史欧洲四国传注释》《汉史论集》《明清之际中西关系简史》《晚学斋论文集》《清前期中俄关系》等出版，其中“二十四史”中的《陈书》点校本，至今已印行十五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