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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音乐学院社会艺术水平考级全国通用教材(第2套):二胡(7级-9级)》是中国音乐学院考级委员会是经文化部批准开展社会艺术水平（音乐）考级活动的权威性音乐教育机构之一。多年来的社会艺术水平（音乐）考级工作，得到了广大考生的认可和各方面的支持，有着良好的社会信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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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介绍

《中国音乐学院社会艺术水平考级全国通用教材(第2套):二胡(7级-9级)》是中国音乐学院考级委员会是经文化部批准开展社会艺术水平（音乐）考级活动的权威性音乐教育机构之一。多年来的社会艺术水平（音乐）考级工作，得到了广大考生的认可和各方面的支持，有着良好的社会信誉。

• 作者：阿托品 发布时间：2008-12-07 20:33:31

  可爱的小书。真是“茶余酒后，宽衣解带，一榻横陈，读本册最得！”

• 作者：Durrrr 发布时间：2013-08-14 08:24:10

  不错的一本书 推荐！当初特意从美国代购

• 作者：Wilson_Dragon 发布时间：2023-02-08 17:18:05

  微信读书看的，与之前阅读的《从医开始：协和八的奇妙临床笔记》一样短小精悍，本书更注重图表

• 作者：豆友184940183 发布时间：2018-09-23 21:49:16

  我有用

• 作者：暮雪微微 发布时间：2021-11-13 22:25:37

  有天下班的路上，想到回家后就可以读《楚辞》了，心情竟感受到一种舒爽。多么璀璨的文字呀，感觉生活都因此而增添了美好。可这些璀璨的文字却大多是屈子在绝望愤懑的状态下写成的，感觉好悲哀！

  此版本风格较简洁，排版方面可能使诗作读起来不太连贯和一目了然。但注释和讲解还是很全面的。

• 作者：zen 发布时间：2014-11-13 16:38:42

  认真的译者

• 曾以为化学不好玩，我错了

  作者：云知道 发布时间：2013-09-24 10:30:50

• 徐泓：《明史纪事本末》的史源、作者及其编纂水平

  作者：理一分殊 发布时间：2019-11-13 10:28:00

  一、前言

  在有关明代史的典籍中，《明史纪事本末》是一部得到学者高度评价的经典之作，《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赞它：“排比纂次，详略得中，首尾秩然，于一代事实极为淹贯。”在中国史学史上，是纪事本末体臻于完善之作。在明代史研究上，是一部经常被当作原始资料运用之作。因为在此之前的纪事本末，都是根据现有的史书编辑而成的,如《通鉴纪事本末》是依《通鉴》改编成的,史料价值不高；而《明史纪事本末》成书于顺治十五年(1658),在乾隆四年(1739)官修《明史》成书之前七十三年,其于史料之取舍及评论史事之观点,不少与《明史》有出入之处,史料价值颇高。因此, 被近代史家认为是一部“可以与《明史》互为补充”，“是最有用和最可靠的有关明史的早期著作之一”。出版以来，三百多年间,一直被史学界认为是“研究明代史事的基本史籍之一”。

  《明史纪事本末》的优点,是它能在明代近三百年千头万绪的史事中,提纲挈领,疏而不漏地选取八十个专题,记载明代重大史事,包括了政治、军事及典章制度的基本内容,涉及漕运、河工、矿监、税使等与国计民生攸关的问题。近年来因参加“明代典籍研读会”,重读《明史纪事本末》，首先仔细校读《开国规模》,写成《〈明史纪事本末·开国规模〉校读:兼论其史源运用与选材标准》、《〈明史纪事本末·严嵩用事〉校读:兼论其史源运用及其选材标准》及《〈明史纪事本末·南宫复辟〉校读:兼论其史源运用及其选材标准》,引起研读会同仁们的兴趣,已完成《太子监国》《江陵柄政》《沿海倭乱》《平定东南》《东林党议》《安南叛服》《王振用事》《矿税之弊》《崇祯治乱》《魏忠贤乱政》《河漕转运》《平浙闽盗》《平南赣盗》《平郧阳盗》《平山东盗》《俺答封贡》《更定祀典》《平徐鸿儒》《平河北盗》等篇的校读。

  过去读《明史纪事本末》用的是商务印书馆的《国学基本丛书》本,字小而模糊,读起来甚为费力。后得王戎笙教授慨赠北京中华书局于一九七七年出版的新点校本,字大清晰, 版面清爽,又有新式标点,读起来倍感愉快。新点校本的点校工作,是由河北师范学院历史系担任的,对于点校的过程,他们在《出版说明》中作了清楚的说明:

  这次点校,《明史纪事本末》以顺治十五年(一六五八年)筑益堂本为底本,……谷书八十卷,曾与《四库全书》文津阁本、江西书局本、广雅书局本、崇德堂本、思贤书局本互校,择善而从。此外还参考《明实录》、《鸿猷录》、《续藏书》、《国榷》、《石匮书后集》、《明史》、《明通鉴》、《明纪》等书,作了一些订正,改动原文之处,用方圆括号表示增删,并加了校注。为了便于检查,纪年下附注了干支、公元。

  河北师范学院历史系点校工作是以谷应泰的筑益堂原刻本为底本,参考了其它四种版本,且以《明实录》等明代基础典籍相校，堪称《明史纪事本末》流通的各种版本中的最善本；因此，以新点校本为校读的底本。

  我们的校读工作，除以中华书局新点校《明史纪事本末》为底本，参考《国学基本丛书简编》本、《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和最近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的广雅书局校刻本外，并从《明实录》(台北: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校勘本，1962)、谈迁《国榷》(台北:鼎文书局影印中华书局点校本)、高岱《鸿猷录》(台北:艺文印书馆《百部丛书集成》影印万历沈节甫辑陈于廷刊《纪录汇编》本)、张岱《石匮书》(《续修四库全书》影印南京图书馆藏稿本)、薛应旗《宪章录》(成都:巴蜀书社《中国野史集成》本)、朱国桢《皇明大事记》(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崇祯间原刊本，1984)、朱国桢《皇明大政记》(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崇祯间原刊本，1984)、谭希思《明大政纂要》(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崇祯间原刊本，1986)、陈建《皇明通纪集要》(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明刊本，1985)等明代史籍及笔记小说找寻史源。逐条校读文本，注出其可能的史源，并以史源校正文本之讹误。以校注结果，指出因作者运用史源的疏忽，而导致文本的错误与疏漏，藉以评估作者的编纂水平与史学。这次的报告主要依据过去校读的《明史纪事本末·开国规模·严嵩用事·南宫复辟》，参考明代典籍研读会同仁的成果，试论《明史纪事本末》的主要史源、作者及编纂问题。

  二、主要史源

  《明史纪事本末》的史源，学者过去多认为是来自谷应泰同时代的张岱的《石匮书》、《石匮书后集》与谈迁的《国榷》及嘉靖年间高岱的《鸿猷录》等书。据李光璧的研究，《鸿猷录》采纪事本末体，其体例与《明史纪事本末》相同，且其篇目和内容方面与《鸿猷录》多有因袭之处；应是《明史纪事本末》直接参考的祖本，殆无疑问。《石匮书后集》记晚明史事，为纪传体，是张岱利用谷应泰家藏的祟祯十七年邸报写成的。《石匮书》记洪武到天启年间的史事，原以为书已失传，最近编印的《续修四库全书》据南京图书馆藏抄本影印出版，其体例与《石匮书后集》相同，也是纪传体。张岱的著作是纪传体，体例与《明史纪事本末》的本末体不同，虽没有直接抄袭的可能，但仍可能从其中选录一些文字。至于《国榷》是编年体，与《明史纪事本末》的本末体也不一样。但纪事本末体在其本末具备的篇章内，还是以编年的形式撰写；因此参考起来仍然方便，“许多史事记载， 确实有大同小异之处”。因此，《石匮书》、《石匮书后集》、《国榷》与《鸿猷录》等应该是《明史纪事本末》的主要史源。

  虽然以《明史纪事本末》中的《开国规模》《严嵩用事》《胡蓝之狱》《平山东盗》《河漕转运》《河决之患》《治水江南》《设立三卫》《太子监国》《仁宣致治》《王振用事》《汪直用事》《议复河套》《沿海倭乱》《李福达之狱》《庚戌之变》等篇而论，然这些篇目名称与内容均为《鸿猷录》所无；则《明史纪事本末》这些篇目的主要史源与《鸿猷录》的关系似乎不大，其间并无因袭痕迹。但将《明史纪事本末》八十篇中纪载嘉靖以前史事的篇目与《鸿猷录》六十篇的篇目互相对照，可发现《明史纪事本末》与《鸿猷录》篇目文字完全相同的虽仅有《平定东南》《北伐中原》《开设贵州》《兴复哈密》四篇，但文字仅有一字之别的不少，如《明史纪事本末》中的《平固原盗》《麓川之役》《南宫复辟》《平河北盗》《平蜀盗》《诛岑猛》与《鸿猷录》之《平固原寇》《南内复辟》《平河北寇》《剿平蜀盗》《诛灭岑猛》等六篇；而两书篇目内容相近的最多，如《明史纪事本末》之《太祖平汉》《太祖平吴》《太祖平闽》《平定两广》《平河北盗》《平蜀盗》等篇与《鸿猷录》之《克陈友谅》《克张士诚》《平陈友定》《辑抚两广》等共有十九篇；其它则是《鸿猷录》作数篇的，《明史纪事本末》则合为一篇，如有关明太祖起兵的史事，《鸿猷录》作《龙飞淮甸》《集师滁和》《定鼎金陵》《延揽群英》《褒显忠烈》等五篇，《明史纪事本末》则合为《太祖起兵》一篇，又如《鸿猷录》之《略下河东》《戡定关陇》两篇，《明史纪事本末》则合为《略定秦晋》一篇，又如《鸿猷录》之《石亨之变》《诛曹吉祥》两篇，《明史纪事本末》则合为《曹石之变》一篇，这类情形至少有十个例子；也有《鸿猷录》为一篇的，《明史纪事本末》则分为两篇，如《鸿猷录》记土木之变史事为《己巳虏变》，《明史纪事本末》则分为《土木虏变》《景帝登极守御》两篇。就史事记载内容而论，两书文字相同相近似者不少，且多因袭痕迹，如《开设贵州》两书全文几乎完全相同，例如刚开始的那段叙述贵州古代历史的文字:“贵州古罗施鬼国，自蜀汉夷酋有火济者，从诸葛亮征孟获有功，封罗甸国王，历唐、宋皆以归顺，不失爵土。”即完全一样。全文仅有少许不同者，如《鸿猷录》的兵部尚书印全忠，《明史纪事本末》作户部尚书夏原吉；《鸿猷录》记贵州十五卫漏列两卫名，《明史纪事本末》则补漏列之乌撒、威清两卫名；《鸿猷录》所用“诸夷”名词，由于犯满清政府忌讳“夷”“狄”“虏”等字眼，一律改为“诸罗”。以《南宫复辟》而论，不但其篇名与《鸿猷录》的《南内复辟》近似，而且其中有不少段落文字相同，例如记夺门之变的经过文字多与《鸿猷录》雷同，又如记徐有贞与家人诀别之语曰:“事成，社稷之利；不成，门户之祸。归，人；不归，鬼矣。”《复辟录》作:“事成，社稷之福；不成，家族之祸矣。归，人；不归，鬼。”《宪章录》作:“事成，社稷之福；不成，灭族之祸。”《鸿猷录·南内复辟》则作:“事成，社稷之利；不成，家族之祸。归，人；不归，鬼也。”则《鸿猷录·南内复辟》比《复辟录》《宪章录》更接近《明史纪事本末》文字。因此《鸿猷录》确是《明史纪事本末》有些篇章的主要史源。(详见文末附录二:《明史纪事本末》《鸿猷录》篇目对照表)

  《石匮书后集》于开国规模、英宗复辟及严嵩虽无关系，但由于专记崇祯以后史事，其卷62《中原群盗列传》与《明史纪事本末》卷75《中原群盗》正文内容几乎一模一样；卷77《张献忠之乱》及卷78《李自成之乱》与《明史纪事本末》卷63《盗贼列传》文字也基本相同，叙事风格大体一致。《石匮书》记洪武以后史事，本纪部份提纲挈领，文字较简略，但列传中有不少相关史事可资采拮参考，例如《明史纪事本末·南宫复辟》叙述于谦事迹，文字即与《石匮书》《于谦列传》基本相同；《平浙闽盗》叙述邓茂七、叶宗留之乱，文字与《石匮书》《盗贼列传》中的“福建寇邓茂七”、“处州寇叶宗留”二传相似。而《明史纪事本末》卷73《修明历法》亦与《石匮书》卷34《历法志》相同，连史论部分的“谷应泰曰”，也和《石匮书·历法志》的《总论》相同，只在最后添加一些颂扬清初颁行新历法的文字。此外，《明史纪事本末》中有些篇章的拟目，如《东林党议》《争国本》《三案》等，似乎也是受《石匮书》《门户列传》《顾宪成列传》的影响；因此，《石匮书》应该也是主要的参考史源。

  《国榷》一书，也是《明史纪事本末》依据的主要史料。据温睿临说，谷应泰除购得《石匮书》外，“复得(谈)迁《国榷》”；若以《国榷》与《开国规模》的文字相比对，相似部份也不少。在《明史纪事本末》各篇中，参考《国榷》的痕迹相当常见。如《明史纪事本末·郑芝龙受抚》，据邱炫煜的校读，其文字与《国榷》中的相关纪载之文字近似。

  有一部书是过去讨论《明史纪事本末》史源的学者所未曾提到的，那就是《国榷》、《大政记》等这一系统史书的来源——《明实录》。《明实录》原藏在宫中，禁止流传, 但自嘉靖以后，在士大夫间辗转传抄，广为流传，谷应泰家中应该也会收藏。明清之际，《明史纪事本末》的作者群，应该不难查阅参考。虽然他们都没明白提到《明实录》，但将《国榷》、《明实录》与《明史纪事本末》中的《开国规模》及《严嵩用事》的文字相比对, 可以发现不少段落，不像抄自《国榷》，倒是比较像参考《明实录》而写成的。又如《明史纪事本末·郑芝龙受抚》，据邱炫煜的校读，实与《崇祯实录》《崇祯长编》的相关纪载之文字近似。但《明史纪事本末》也有不少篇章如《南内复辟》似乎并不参考《国榷》、《明实录》，《明英宗实录》记封张輗为“文安伯”，与《明史纪事本末》及其它史书如《宪章录》记封张輗为“文安侯”不同。由此可见《南宫复辟》主要史源并非《明英宗实录》及《国榷》。又如其中《更定祀典》部分亦与《国榷》、《明实录》关系较远，其述嘉靖议礼过程，文字与《皇明肃皇外史》相近。又如其《平南赣盗》亦与《国榷》、《明实录》关系较远，而与雷礼《皇明大政纪》较近；校读其文，可找出不少例证。如第一段记“饶州桃源洞等处贼亦作乱”，“桃源洞”一词，《宪章录》、《鸿猷录》、《明武宗实录》等皆记为“姚源洞”；只有《皇明大政纪》记为“桃源洞”而被《明史纪事本末》所因袭。又如述及讨“华林贼”时，文中叙述战事中所云“谍者言贼饥疲”、“下如雨”、“左髀复中枪”、“力战堕崖死”等语词仅在《皇明大政纪》出现。又如《国榷》、《明武宗实录》、《鸿猷录》等记南赣乱平之后，“议于横水等处建城，设安远县治，控御三省”，明代史书中仅《皇明大政纪》20/63a记:“提督军务王守仁请立安远县。”其它史书“安远县”皆作“崇义县”；显见《皇明大政纪》为《明史纪事本末》主要史源之一。张岱的《石匮书》与《石匮书后集》、谈迁的《国榷》、高岱的《鸿猷录》等主要史源之外，据谢国桢说《明史纪事本末》的《东林党议》一篇“与蒋平阶《东林始末》全同”。《沿海倭乱》一篇亦与署名“谷应泰霖苍编”的《明倭寇始末》几乎全同。而《河漕转运》则与曹溶《明漕运志》文字相同。蒋平阶为明末几社成员，对东林史事应该很熟，《东林始末》应该是他自己写的，而不会是抄《明史纪事本末》的；曹溶是崇祯十年进士，清初出任户部侍郎，对漕运事宜应该很熟，则其《明漕运志》也应该是他自己写的，而不会是抄《明史纪事本末》的。因此,《明史纪事本末》的史源也包括谷应泰自己和其它人现成的相关著作。此外，《明史纪事本末》中，常有一些不见于《实录》《国榷》的生动描述。如《严嵩用事》记载严嵩妻劝他说:“不记钤山堂二十年清寂耶”，及记邹应龙疏劾严嵩之前梦见出猎等文字，皆不见于《明实录》和《国榷》，但见于朱国桢《皇明大事记》(《皇明史概》)卷三十六《严嵩》。又如《鸿猷录·南内复辟》(《纪录汇编》76 /16b-17a)，记夺门之变情景，其文字与《明史纪事本末》《南宫复辟》全同，唯缺以下这段文字:“帝闻钟鼓声，大惊问左右曰:‘于谦耶?’既知为上皇，连声曰:‘好，好’。”这段景帝对于谦猜疑的描述仅见于《复辟录》6b 引《苏材小纂》，未见于其它史书。又如《王振用事》，据吴智和的校读，其述及三杨、刘球、薛瑄、陈敬宗、李时勉、于谦与太皇太后史事，多与《名山藏》之《宦者杂记·王振》雷同。因此，《皇明大事记》《复辟录》《名山藏》等这一类私家纂修的史书，应当也是主要史源。总之，详细比对《明史纪事本末》与通行之明代史料之后，可知《明史纪事本末》所根据的主要史料，是《石匮书》、《石匮书后集》、《鸿猷录》及《国榷》等，而《明实录》、《皇明大事记》、《记录汇编》、《复辟录》、《宪章录》、《宾退录》、《名山藏》等明代官方及私家野史、笔记也是主要史料。但各篇引用时,并非完全一致，有些篇章并不参考《石匮书》、《石匮书后集》和《鸿猷录》，而是以《明实录》《国榷》及《皇明大事记》《记录汇编》《复辟录》《宪章录》《宾退录》《名山藏》等为主要史料。但有些篇章则不参考《明实录》《国榷》，而是以《石匮书》、《石匮书后集》和《鸿猷录》为《明史纪事本末》的主要史源。

  三、编纂水平

  《明史纪事本末》的编纂水平，一向为史家所推崇，认为这部书详略得中，首尾秩然，于一代事实极为淹贯，而且史料价值颇高，与官修《明史》同是研究明代历史的主要史料。然而若细读其文本，并以前述之主要史源相比对；则可发现长期以来的这种高度评价，是有商榷余地的。首先，就其各篇内容的结构而论，史事本末所述与论赞所评，互相呼应，才合乎体例，而书中各篇也多能符合。如《平南赣盗》一篇，论赞“谷应泰曰”的第一段，首先交代了正德年间江西地区“五盗”、“四贼”的动乱始末，呼应史事本末部分对江西各地的纷扰的叙述；论赞的第二段则强调当地的地理形势特殊，以及剿抚与用土兵的失策，这在《平南赣盗》史事叙述部分的全文中都有触及；论赞第三段论及封为新建伯的王守仁的功绩，这也呼应相关史事的叙述。又如《平浙闽盗》，其史论与史事仍基本相符，由浙闽群盗从反叛至归附，论陶得二屡叛而贷死、张楷奏捷而下狱，及孙原贞奏设新县，皆与其史事叙述的方向相符，史、论之间的配合相当好。然而书中另有不少篇章，有史事本末所述与论赞所评不相呼应的情事，各说各话，甚至相互矛盾，是其一大缺憾。如《开国规模》篇的“谷应泰曰”批评明太祖开国制度实施之缺失，如箝制言论、杀戮士夫、猜疑豪杰、广封宗室等，在史事叙述部分却只字不提；而“谷应泰曰”所重明太祖所立的的防弊政策及保证防弊收效的政法制度，史事叙述部分亦多遗漏，如惩藩镇之乱而抑制武臣，使不能预兵柄等事；又“谷应泰曰”所重明太祖传播治国理念的宝训、卧碑，史事叙述部分完全不提。再如《严嵩用事》对严嵩之所以能得势的关键，史论部分的“谷应泰曰”有精湛的论断：“帝以刚，嵩以柔。帝以骄，嵩以谨。帝以英察，嵩以朴诚。帝以独断，嵩以孤立。赃婪累累，嵩即自服帝前。人言籍籍，嵩遂狼狈求归。帝且谓嵩能附我，我自当怜嵩。…而诸臣攻之以无将，指之以炀灶，微特讦嵩，且似污帝。帝怒不解，嵩宠日固矣。…猜忌之主，喜用柔媚之臣，理有固然，无足怪者。”且以严嵩之败，“非特嵩误帝，帝实误嵩”，虽对严嵩的恶行加以贬斥，但对这一历史之造成，归咎于嘉靖皇帝的自负非常，猜忌好杀。这一对严嵩的论断，就与史事叙述部分多记严嵩的恶行，不强调嘉靖皇帝的缺失, 不相符合。最离谱的莫过于《江陵柄政》，林丽月发现在史实部分，史事本末部分引用《明神宗实录》(125/6a-6b)的论断，肯定张居正的功绩，说他“成君德，抑近幸，严考成，核名实，清邮传，核地亩，一时治绩炳然”。但在论赞部分，却对张居正全盘否定，说他是“倾危削刻，忘生背死之徒”，说他“包藏祸心，倾危同列，真狗彘不食其余”，甚至将万历中叶矿税之祸，也说成是“居正之贻患”；前后矛盾，莫此为甚。《明史纪事本末》作者并未以史事叙述的史实来支持史论的论点，造成前后不相呼应甚至自相矛盾的情况。可能是编写时，论赞抄袭蒋棻写的《明史纪事》，而编写史事“本末”的作者，却只依《明史纪事》的篇名，叙述史事，并未以《明史纪事》的论断，作为选材的依据；可能是最后在付梓前，才由本书的主编谷应泰将属于同一篇的史事本末叙述部分与论赞部分整合成篇，也许是谷应泰公务太忙，匆忙之间未能注意及此，没有尽到整合的责任，才造成这一缺憾。其次，就各篇篇名与其内容而论，各篇史事部分失载许多与题目相关的史事。例如《开国规模》篇史事本末共157 条，内容有:治国理念、制度创建及实践，就其篇幅分析，其重点不在制度之创制，而且失载许多重要制度，尤其洪武十一年以后创建的制度与采取的措施，失载的情况最为严重。例如两京制、六部官制、殿阁大学士、封建诸王、户帖制、黄册制、更定明律、定钞法、移徙富民、兴办民屯、茶法、开中盐法、商税、改革地方行政设都布按三司、粮长制、申明海禁、颁布《祖训》《大诰》等，均未提及，其重点反而放在礼乐祀典，而轻忽法与制度，甚至将明太祖所说:“礼法，国之纪纲，……建国之初，此为先务。”改成:“建国之初，先正纲纪，纲纪先礼。”将明太祖最注重的“法”给删掉。又如《明史纪事本末·平南赣盗》论赞云:自王守仁平乱之后，“南赣自此无警矣”，但这一论断只在正德年间有效;因为嘉靖到万历年间，此地山寇之乱频传，且乱事一直延续至清初。就明代南赣地区整个历史发展而论, 应该是“南赣自此仍有警讯!”而非“南赣自此无警矣”。尤其严重的是作者在引用史源，相当不严谨，关键字句抄错或抄漏，时间记载错误，史事记载错误，及摘抄史料时遗漏关键部分等，比比皆是。例如《南宫复辟》的第二条，就把派王骥负责南京的机务误为守备南城，将“南京”误为“南城”，遂将王骥守备南京此一与《南宫复辟》毫不相干的史事,误加载此篇。例如《开国规模》157 条史事中，时间记载错误的有51 条；时间可考而失载的有73 条。又如将洪武六年修成的《昭鉴录》《祖训录》两部书混为一谈，而误为《昭鉴祖训录》。又如将明太祖诏谕原文:“若君能，则驭臣下以礼法；臣能，驭吏卒以体上;故治由此矣。”及太祖又曰:“上官驭吏卒，动必以礼，次严之以法。”改成:“君之驭臣以礼，臣之驭吏以法”。太祖原意非君驭臣以礼，臣驭吏以法，而是能君与能臣驭下，均先以礼，次以法。又如将孔希学袭封衍圣公误成吴元年与洪武元年两次，其实吴元年是以元朝衍圣公的身分来降，真正袭封的年代是洪武元年。又如洪武十三年的重大政治制度改革，《开国规模》记载了废中书省、提升六部，但对改大都督府为五军都督府、置御史台、设都察院等重大制度变化，却完全失载。而且，洪武十三年制度改革“事皆由朝廷总之，权不专于一司, 事不留于壅蔽”的根本意旨，在《开国规模》中，完全不能彰显。总之，就《明史纪事本末》各篇的内容、结构与摘抄史源态度而论，其编纂过程是相当有可议之处的。不但有史论论赞与叙述史事本末不相呼应，而且失载相关的重要史事，甚至在史事叙述与摘抄史源方面，错误与疏漏之处，比比皆是。《明史纪事本末》的编纂水平，实难予高度评价，平心而论，该书实够不上“一代良史”的美称。

  四、作者问题

  《明史纪事本末》的作者问题，清代以来，学者争论纷纭，有人认为是谷应泰窃据他人成果攘为己有；有人认为是谷应泰请人代作，而且参与写作的作者不只一人，诸如张岱、陆圻、徐倬、张坛等人，都是可能的作者。根据徐倬自己在《倪文正公年谱·跋》所说:“倬后入谷霖苍(谷应泰)学使幕中，命倬同张子坛为《明史纪事本末》。”可知《明史纪事本末》的实际作者群中确有徐倬和张子坛，绝不会是谷应泰一人的作品。尤其经仔细查对史源，发现各篇采用的主要史料不尽相同，有些篇章并不参考《石匮书》、《石匮书后集》和《鸿猷录》，而是以《明实录》《国榷》及《皇明大事记》《记录汇编》《复辟录》《宪章录》《宾退录》等明代私家史书与笔记为主要史料。但有些篇章则不参考《明实录》《国榷》，而是以《石匮书》、《石匮书后集》和《鸿猷录》为《明史纪事本末》的主要史源。因此可知，各篇作者多不相同，否则主要参考史料不会有如此大的差异。郑天挺先生说:“谷氏未尝经过长期资料积累而忽然在两三年之间作出一部六十万字的有系统的有裁断的历史巨著，而这两三(年)中他还要全省十一府去按试，不能住在杭州。”哪里会有独立完成《明史纪事本末》的可能，可谓至论。《明史纪事本末》的在明代史事中，选取八十个专题，叙述史事之本末，各自成篇。每篇之后，附上以“谷应泰曰”的史论，其论点精湛，文字典雅，为学者所赞赏。谢国桢先生评以:“动见当时症结，颇具见地”。1985年台北文海出版社据中央图书馆藏手稿本影印明末清初人蒋棻写的《明史纪事》，《明史纪事》是一部史论性质的书，当时在台大历史系攻读硕士的邱炫煜先生将这部书与《明史纪事本末》相比对，赫然发现《明史纪事本末》的篇目及每篇后的“谷应泰曰”，与《明史纪事》，差异不大。《明史纪事》七十八篇，《明史纪事本末》八十篇，篇目完全相同的有七十五篇。乍看之下，《明史纪事本末》有五篇是《明史纪事》所无的，而《明史纪事》也有三篇是《明史纪事本末》所无的。但进一步查考，发现《明史纪事》多出的梃击、红丸、移宫三篇，就是《明史纪事本末》的卷六十八《三案》；因此《明史纪事本末》在篇用上实际只比《明史纪事》多《故元遗兵》、《设立三卫》、《亲征漠北》、《俺答封贡》四篇。其中《设立三卫》、《亲征漠北》、《俺答封贡》三篇缺“谷应泰曰”的史论，只有《故元遗兵》一篇来自《明史纪事》之外。此外，《东林党议》又与蒋平阶《东林始末》雷同，而《沿海倭乱》则与谷应泰的另一部书《明倭寇始末》相同。过去有人说《明史纪事本末》史论部份系“募杭诸生陆圻作”，但据毛奇龄说，陆圻并未接受，对谷应泰“以金币聘丽京(陆圻)作史论，已辞之矣”。因此可知，《明史纪事本末》史论部份并非陆圻所作，其底本应系蒋棻写的《明史纪事》，而主要篇目也是沿袭《明史纪事》。论者据此推断，蒋棻可能是《明史纪事本末》作者群之一。然而蒋棻是否为谷应泰所罗致的《明史纪事本末》作者之一,实有可议之处。蒋棻为崇祯十年(1637)的进士,做过广东南海县与福建建安县的知县。其乡人李成桂《明史纪事·跋》云:“会流寇告警,亟请募兵入援,按臣陆清源疏称其雄才壮节云。”则蒋棻在明末曾积极参加救国工作,明亡之后的事迹没有记录, 可能是隐居不出仕,跋文未言其卒年。最近邱炫煜考证出蒋棻卒于康熙三年,且指出蒋棻之子蒋伊与徐倬为同科年友,于是推测蒋伊“似乎多少也曾受谷应泰识拔与鼓励”，进而说“蒋棻自然可能在谷府”参与《明史纪事本末》之编纂工作,因此代作《明史纪事本末》的史论——《明史纪事》。但蒋伊与徐倬同年,并不代表蒋棻必与他相熟,即便相熟也不能就说蒋棻必与谷应泰相熟而被延揽去修《明史纪事本末》。尤其袭自《明史纪事》之《明史纪事本末·谷应泰曰》的论断与《明史纪事本末》的史事叙述,多有不合,前后不相呼应,甚至前后矛盾。如果蒋棻是作者之一,应该不致于发生这样的情况。比较合理的推测是:蒋棻写成的《明史纪事》,并未刊印,从中央图书馆藏《明史纪事》稿本的藏书印中蒋棻之下有谈迁的印章推测,此书稿后来落入谈迁手中。既然谈迁可以把《国榷》卖给谷应泰,就有可能《明史纪事》也随着转让给谷应泰,作为修纂《明史纪事本末》的蓝本。至于张岱是否为作者，过去颇有争议，或曰谷应泰曾“礼聘之”，而张岱“不往”；或曰谷应泰曾以“五百金购其书(《石匮书》)”，均未明言张岱参与修撰《明史纪事本末》。但张岱在谷应泰顺治十三年开始修《明史纪事本末》的次年，曾到杭州西湖灵隐寺探访担任主持的族弟张弘礼(具德和尚)。从他给友人周懋谷(戬伯)的信中知道，张岱的确在谷应泰那边住过些时日，参考谷应泰收藏的祟祯“十七年邸报”，完成“(崇祯)本纪，并传崇祯朝名世诸臣，计有十余卷”。尤其，对比《明史纪事本末》与原名《明书》的《石匮书》、《石匮书后集》的结果，发现其中颇多《明史纪事本末》因袭《石匮书》、《石匮书后集》之处；则张岱应该也是主要作者之一。《明史纪事本末》的作者，是否尚有其它人呢? 近人刘蕙孙谓:《明史纪事本末》“相传本明末复社领袖张溥所著，谷应泰典试浙江时购于张溥后人，今书后多张溥论语，其说多事出有因”。张溥撰有《宋史纪事本末》、《元史纪事本末》，但是否撰着《明史纪事本末》，并无史料佐证，恐系误传。且张溥卒于崇祯十四年，而《明史纪事本末》叙至崇祯十七年止，则张溥应该不会是清初编修《明史纪事本末》的作者。至于谈迁，虽然《国榷》是《明史纪事本末》主要史源，据温睿临说《国榷》系购自谈迁，但有关谈迁的记载中，并无任何参与修《明史纪事本末》的记载；则《明史纪事本末》应该是“仅据谈迁《国榷》”，“并采成编”；谈迁的著作虽被引用，但他应该不会是直接参加编修的作者。总之，依上述的推断，《明史纪事本末》应该是由谷应泰挂名总其成，他罗致的作者群中有徐倬、张坛、张岱等。谷应泰原来要请来作史论的陆圻，并未应允参与其事。而《明史纪事本末·谷应泰曰》的原作者蒋棻也可能没参与编纂工作。谷应泰在计划修史时，多方搜购相关史书，蒋棻的《明史纪事》是其中之一，由于该书的篇目订得周详与史论精辟、文字典雅，遂为谷应泰所抄袭。清初承晚明文人互相抄袭不注出处的恶劣风气，谷应泰有此作法，不足为奇；但这可能也是后人传说谷应泰窃据他人成果攘为己有的由来。蒋棻似乎不在作者群之列，因为《明史纪事本末·谷应泰曰》袭自《明史纪事》，其论点却与《明史纪事本末》叙事部分多有不合，甚至前后矛盾；如果蒋棻是作者之一，以他在《明史纪事》显现的史才，应该不致于发生这样的情况。又以各篇史源而论，每篇所参考的主要史料，除因事不同而有参考个别的史料的情况:如《南宫复辟》参考《复辟录》《宪章录》《宾退录》；如《严嵩用事》参考《皇明嘉隆两朝闻见记》。此外，有些明代史料与史书，如《鸿猷录》《明实录》《国榷》《石匮书》、《石匮书后集》、《名山藏》等，其涵盖年代及范围较广，且性质相近，似乎应该是各篇引用的共同依据。但经过仔细校对史源，发现有些篇主要参考《鸿猷录》，如《南宫复辟》《开设贵州》等，但有些篇却完全不参考《鸿猷录》，如《开国规模》《严嵩用事》等；有些篇主要参考《明实录》《国榷》，但也有如《南宫复辟》《严嵩用事》等篇，却不参考《明实录》《国榷》。各篇参考的共同史源不尽相同，显示作者群之间缺乏联系与协调，谷应泰虽在西湖畔筑室修史，似乎并不是所有的作者均驻室修史，才能解释上述现象。而参与修《明史纪事本末》的人数可能相当多，应不止现在所知的张岱、徐倬、张坛等人，极有可能如郑天挺先生所说的:“还可以有第四个第五个出现。”

  五、结语

  比对《明史纪事本末》史事内容与论赞对史事的评价，发现前后多有呼应不佳之处；编撰史事本末与撰写史论的作者显然是两组人马。史论部份应该是谷应泰抄袭蒋棻《明史纪事》之作，史事本末叙述部份则应该是由包括张岱、徐倬、张(子)坛等在内的许多名士负责编撰。《明史纪事本末》名义上由谷应泰总其成，但由上述种种迹像看来，似乎谷应泰公务太忙，而且缺乏如司马光主编《资治通鉴》的史学、史才与史识，既抄袭蒋棻《明史纪事》的篇目与史论，又不能修正作者群仓促编纂及协调联系不足所犯的错误，甚至连史事内容与史论要点前后不能呼应与前后矛盾，这样明显的缺点，也未发现，便付之梓板。作者群中为众所嘱目的张岱，他在谷家只有一年，似乎把大部分时间放在参考谷家藏书，撰写他的名山之作《明书》(后人称之为《石匮书》、《石匮书后集》)。他似乎未尽力于《明史纪事本末》，应该只是撰写部分篇章，没有参与整部书的主编工作。

  总之，《明史纪事本末》整部书的篇目与论赞“谷应泰曰”，基本上抄自蒋棻《明史纪事》，虽有张岱、徐倬、张坛等名士参与编撰，但仓促成书，不能严谨地选择史料，配合《明史纪事》的史论论点，完成一部本末兼备、首尾秩然的明朝史事纪事本末。过去，《明史纪事本末》由于成书于官修《明史》之前，经常为学者当作原始资料引用，甚而至今还被明史研究者视为“研究明史不容或缺的史籍之一”。但若仔细比对其史源，分析其结构与内容，可知该书在史源运用及选材标准方面，颇多可议之处；因此学者在引用时宜特别谨慎，以免为其所误。就编纂水平而论，叙事错误甚多，史事内容与史论要点前后又不能呼应，甚至前后矛盾，实在有负“一代良史”的美称。《明史纪事本末》长期以来所得到的过于高度的评价，恐怕真的是一个人云亦云的“迷思”(Myth)。

  附录一：《明史纪事本末》校读成果出版情况一览表

  

  附录二：《明史纪事本末》《鸿䣭录》篇目对照表

  

  文献来源：《史学史研究》，2004年第1期，62-71页；文中注释、参考文献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