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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小猫 发布时间：2018-03-11 18:32:25

  《边缘人的战争》。必须要说肯·福莱特对美国的阶级观察非常入微，故事的情节设置也跌宕起伏，人物刻画得像是矗在那里了一样，不过如果在美国要真有这样的人物，我也不意外。似乎写到最后有点烂尾，但我想不出更好的、不俗的结局了。不过，也许这样的结局也是平庸的。为了不剧透我还是少说一点吧。这本书我看到一半的时候想起来有人说过，《挪威的森林》他是当黄色小说读的，性启蒙书。我觉得这本书不能算“性启蒙”书吧，当个半黄小说也不错。尺度很大，我惊讶它居然过审了。

• 作者：特立独行的女侠 发布时间：2011-11-06 22:26:46

  看得我想死。。。每天都在看

• 作者：长捲星_fake 发布时间：2014-10-11 23:31:37

  老爷子真太不容易了。

• 作者：怪怪物 发布时间：2015-07-20 14:30:16

  以后可以和孩子一起玩的书

• 作者：米某人 发布时间：2021-06-30 14:40:05

  这本写的一般，有点案例合集的意思

• 作者：维宁 发布时间：2014-05-31 11:07:09

  峰回路转，真正的峰回路转。

• 袁文卓｜罗兰·巴特的文学批评史观及其启示意义——以巴特的《批评与真实》为考察核心（二）

  作者：理一分殊 发布时间：2021-10-29 11:05:39

  此文原载于《文艺评论》2021年第4期

  三、批评与阅读

  当我们回溯《批评与真实》的文本，巴特在论著的第一部分便质疑了法国旧批评对于文学批评生态发展的桎梏，并直截了当地指出这种旧批评对于普通受众的支配与规约。他在“批评与拟真”中谈到：“在文化共同体的层次上，旧批评支配着大众，统治着一些大报章的文学专栏，最后湮没在一种学术逻辑之中，在这种逻辑中是不允许反对传统、圣贤或舆论的。总而言之，批评的拟真是存在的。批评的拟真喜爱很多的‘事实’，可是这些‘事实’特别具有规范性。这些规范性的系统既然如此狭隘，就算添加一点点，也会超出它的范围。”①显然，在法国新批评出现之前，实证主义批评占据着法国文坛的重要位置，并且一直支配并深刻影响着当时法国的文学批评学界。一般来说，实证主义批评不允许出现反对的声音，特别是其所构建的“规范性系统”具有排他性。而在巴特看来：“批评并非科学，科学是探索意义的，批评则是产生意义的。批评与作品的关系，就如同内容与形式的关系一样。批评不能企图‘翻译’作品，尤其是不可能翻译得清晰，因为没有什么比作品本身更清晰了。批评所能做的，是在通过形式——即作品，演绎意义时‘孕育’出某种意义。”②因此，批评旨在于揭示文本背后的符码。而这种揭示并非是一种对文学作品的简单翻译，而是通过作品本身，推演出文本意义产生背后的深意。

  巴特紧接着还谈到了批评的三个制约，旨在进一步揭示在实际的文学批评过程中我们容易步入的误区。“批评的第一个制约就是把作品中的一切都看成有意义的。意义在结构上并非由重复，而是由区别所产生的。”③也就是说，在实际的文学批评中，一方面既不要忽视文学作品；而另一方面也不要惟作品是从，将作品中的一切都奉为圭臬。而作品的意义往往在于其所具有的独特性，也就是区别性所决定的。而批评的第二个制约，乃是受到象征逻辑的制约。在巴特看来：“人们把新批评的‘极度兴奋’与科学思想的基本规律或只是单纯的‘清晰可辨’对立起来，这是愚昧的，能指是有它自己的逻辑的，当然人们对它的认识有限，且不容易知道它是属于哪种‘知识’范围的，但至少是可以接近的，一如精神分析学与结构学所应用的那样。人们不能随便谈论象征，至少要有些模式，这些模式可以避免旧批评家在看到把窒息与毒药、冰与火连在一起时感到震惊。”④换而言之，新批评的“极度兴奋”并不意味着其降低了逻辑标准。因为“批评面对的不是作品，而是它本身的语言”⑤。因此，当我们进行文学批评的时候，相较于呈现在我们面前最直观的文学作品而言，其作品文本之中所运用的语言应该是我们解读和分析的重点。

  巴特还强调“：批评是一种有深度的阅读，能在作品中发现某种可理解性，在这方面，它确实是在解码，并具有了一种诠释的性质。可是它所揭露的不可能是所指，而只是一些象征的锁链，一些关系的同系现象。它真正给作品的‘意义’，最终只是构成作品的一堆花团锦簇的象征。”⑥由此可见，批评并非是一种浅层的阅读，而是拨开云雾去充分发掘作品的某种可理解性，并在此基础之上去探索隐藏于文本背后的寓意。然而现有的批评，却并未能够从根本上揭示作品文本的可理解性，而只是某种表层的象征。这里实际上涉及到批评话语的标准问题。巴特指出：“批评话语的标准就是它的适当性，如音乐一般，一个和谐的音符并不一定就是一个准确无误的音符，乐曲的‘真实’归根到底，取决于它的适当性，因为它的适当性是有齐唱或和声构成的。批评也不例外，要保持真实，就得适当。我们应让象征去寻找象征，让一种语言去充分表达一种语言，这样最终才能尊重作品的字面意义。”⑦所以当我们在从事文学批评时所使用的批评语言应该坚持适当原则。既不能过度解读，也不能隔靴挠痒，而应该将批评语言构成的象征，去尽可能的还原并逼近作者文本的本义。也只有这样，批评才能够尽可能地还原文本真实的语境与涵义。

  而在阅读这一层面，巴特强调了不应由批评家去代替读者去阅读。这种提法可谓切中要害。正所谓“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批评家的阅读体验，仅能够代表批评家本人。因为即便是面对同样一个文本，读者所具有的个人阅读经验不同，其阅读感受也存在着较大的差异。进而言之，批评家对作品所谓专业的解读，并不能够完全代替每位读者实际的阅读体验。在巴特看来：“批评家只是个评论者，因为一方面他是一个传递者，另一方面他也是一个操作者，他把作品的因素重新分配，以便增加某种可理解性，亦即某种距离。只有阅读喜爱作品，与它建立一种欲望的关系。阅读是对作品的欲求，是要融化于作品之中，是拒绝以作品本身的言语之外的任何其他言语来重复作品的：只有评论才能产生纯阅读，要不就是仿作。由阅读到批评是欲望的转移。欲求的不是作品，而是它自身的语言。但这也算是把作品转移到书写的欲求上，而作品也是由此脱颖而出的。这样，言语围绕着书本回旋：阅读、写作，一切文学都是这样，从一个欲望转移到另一个。多少作家不是为了被阅读而写作？多少批评家不是为了写作而阅读？他们使书本的两个侧面，符号的两面接近了：由此只得到一个同一的言语。批评只是这个过程中的一个瞬间，我们踏进去，它把我们带向统一——也就是书写的真实。”⑧不难窥见，批评家在某种程度上其实只是文本的传递者和操作者。批评家所做的是让构成作品的因素重新组合，以便让读者能够更好地理解。而对于作品的解读前提，必须是对作品发自内心的喜欢，并在此基础上与文本建立一种欲望的关系。而从阅读到批评的过程，事实上也是欲望使然的过程。当然，这种欲求并非是对于作品的文本本身的期望，而是对其使用语言的欲求。批评家之所以不能够代替读者感受，其中最重要一个原因在于不同的读者面对相同的文本，自然会有不同的阅读感受。而且即便是同一读者面对相同的文本，由于阅读时间的差异或者阅读者经验的增加，也会产生不同的阅读感受。因此批评家所要做的并不是代替读者去解读作品，而是带领读者去尽可能的寻找并且抵达文本书写的内核。

  四、罗兰·巴特的批评启示与指导意义

  对罗兰·巴特《批评与真实》这一文本的解读，不仅让我们再次回顾了法国新批评学派的指导思想和相关主张，而且对于我们进一步的厘清罗兰·巴特的文学批评史观和美学思想，也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特别是巴特在《批评与真实》一文中的相关批评思想，对于我们当今的文学批评也同样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和研究价值。综合来看，巴特的相关批评思想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给我们当代的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以启示与指导意义。

  首先，巴特在《批评与真实》中的批评思想，提醒了我们对于文学本体的重视。事实上，新批评这种强调从文本本身内部出发，而不是过多地将研究视野聚焦于外部因素（如生活环境以及作者的生平等信息）对文学本身的影响的研究范式，也使得研究者更多地回归文学研究本体，即对文本本身的重视。而这种从“外”向“内”的转换，一方面使得与文学作品相关的组成因素如语言、句子、或者小于句子的各种符号组合，如转移和各种不规则语义学，另一方面则是大于句子的符号组合，即连接句子与句子的话语部分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而这种对于文学本身的关照和审美，也在相当程度上推进了文学的内部研究向着纵深不断开掘。这在某种程度上也与韦勒克和沃伦曾在《文学理论》一书中强调文学研究的“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之分，以及转向“内部研究”有着某种程度的共通性与相似性，他们无疑都看到了文学内部研究本身的审美意义与理论价值。

  其次，巴特在《批评与真实》中的批评思想，再次强调了对于语言的敏感。事实上欣赏文学作品的过程，也是欣赏文学语言的过程。因此巴特的文学批评史观给我们的第二点启示，便是对于构成文学作品最基本单元——语言的重视。一方面，我们需要在从事文学批评的过程中，更多地从作者语言的运用与话语的构成等基础单元出发去分析和解读小说文本。另一方面，还应该将文学著作所依附的象征性语言在结构上看作一种多元的语言。除此之外，对叙事语言的考察，同样也应放到对作品文本整体解读的框架中来。换而言之，对小说叙事语言的深入探究，应该与作品的叙事时间、叙事空间以及叙事线索一起结合起来进行整体综合的考察。

  再次，客观上阐释了批评过程的中立、客观与平衡。巴特的文学批评史观给我们当代文学批评的第三点启示便是在批评的过程之中，批评者一定要秉持一种中立、客观以及平衡的立场。一方面不应该具有过多的主观臆断，而应该遵循并且尊重小说（或者诗歌、散文）文本本身的客观事实。另一方面，在对小说（或者诗歌、散文）文本进行解读的过程中，应该更多地强调作品与作者的分离，而不应该在评论的过程之中渗入过多的外部因素，譬如在批评过程中过多注重并且强调作者的生平经历以及现有成就，以及过分迷恋作家自身的创作谈等。

  最后，巴特在《批评与真实》中的批评思想，再次提醒了我们批评家并不能代替读者。现在的批评活动在某种程度上遮蔽了作为读者个体的自主性，过分强调了批评家的主体地位以及评论的所谓“权威性”。这样往往容易陷入一种批评崇拜的窠臼。批评家真的能够代替读者阅读作品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受众阅读经验不同，解读的视角和阐释的维度也不尽相同。即便是面对同样的文本，不同受众也可能产生不同的解读。甚至有可能是相同的文本并且同样的受众，在不同的阅读年龄段也有可能产生不同的阅读体验。因此，批评家的阅读经验，也往往只能够代表批判者本身的阅读习惯和阅读经验，绝不能代替普通读者的阅读。从这个角度而言，关注文本解读和批评过程中，作为个体阅读本身的独立性和特殊性便显得尤为重要。也只有在充分尊重个体阅读经验的基础之上，对文本的解读也才有可能具有多元性和客观性。当然，随着受众鉴赏能力和水平的不断提升，也有可能出现“对抗性解读”。简而言之，就是读者不会过多迷恋批评家所谓的“权威”话语，而是主动阅读文本寻找答案，甚至开始质疑批评家对某部作品的批评话语和既定结论。当然，这种情况，无疑需要普通阅读者本身具有着相当的阅读经验和学术修养。一言以蔽之，批评家不要越俎代庖，应该充分尊重读者个体的差异，更不要试着拿自己的阅读与批评经验去代替普通读者。

  五、小结

  综上所述，作为法国新批评的重要代表，尽管《批评与真实》这部作品是新旧两派论战的产物，然则巴特的文学批评思想，在该部著作中得到了较为充分并且深刻的体现。特别是其对语言多元性、文学科学以及批评与阅读的相关创见性论述，时至今日不仅对我们梳理法国新批评的指导思想有着积极作用，而且对我们时下的文学创作与批评也有着一定的指导意义。就《批评与真实》这一文本本身来看，巴特首先在论著的第一部分分别从“批评的拟真”“客观性”“品味”“明晰性”和“说示无能”这五个方面，驳斥了法国实证主义批评学派对法国新批评攻击的观点，紧接着他在第二部分分别从“批评的危机”“语言的多元性”“文学科学化”“批评”以及“阅读”等方面展开论述，巴特详细论证了新批评的原则与标准，而这次论战也以新批评的获胜而告终。因此当我们再次对巴特的著作《批评与真实》进行解读，显然“语言的多元性”、“文学科学化”以及“批评与阅读”乃是贯穿其著作的关键词。特别是巴特对文本言语、批评距离以及可理解性的文学批评史观与美学思想的深入探讨和哲理反思，还有巴特对于文学本体的重视、对语言的敏感、批评的中立、客观与平衡，以及批评家并不能代替读者等思想，时至今日，对于我们当今的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仍然具有深刻的启发和指导意义。从这个角度而言，巴特及其文学批评史观与美学思想是值得我们去不断探索和深究的。

  注释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 [法]罗兰·巴特《批评与真实》[M]，温晋仪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8页，第62页，第65页，第66页，第68页，第69页，第71页，第74-76页。

• 我们该不该再吃糖：甜蜜产业的艰苦博弈

  作者：lrain 发布时间：2017-04-06 14:26:40

  一勺勺糖，是甜蜜还是负担？

  糖是古老的调味品，从生物学角度来看，糖还是人类的重要能量来源。但是过量食用糖也会带来很多烦恼，根据美国糖尿病协会的数据，2012年美国的糖尿病人已经占总人口的9.3%。美国科普作家 Gary Taubes 在新书《审判白糖》（The Case Against Sugar）中试图展现糖的坏的一面。在书的题记当中，作者说：

  “如果这是对白糖的一场审判的话，那么本书就是控方意见。”

  

  | 《审判白糖》，作者 Gary Taubes，Goodreads 评分4.0/5.0，图片来自

  http://garytaubes.com

  在作者看来，蔗糖尤其是其中的葡萄糖是许多疾病的罪魁祸首。这不单单是过量摄入的原因，还跟糖本身的特点有很大关联。

  这确实是让人震惊的观点，传统观点认为，糖类和其他带来卡路里的食物一样，食入过多都会导致疾病，原因在于卡路里本身摄入过量。换句话说，食入任何食物过量都会有相同的结果，那么糖类就没有什么特别。但是作者认为糖有独特的地方，会通过影响激素和代谢带来疾病。

  在《审判白糖》中，作者展现了一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包括糖产业和高校科研之间的错综关系、产业如何运用法律作武器，试图还原甜蜜产业的艰苦博弈。

  ￣￣￣￣

  科研与产业

  1955年10月1日的《福布斯》杂志中有这样一句话：“如果能够引导每一个美国人都在早餐咖啡中多加一点点糖，那么美国一年的糖消费量将会增加20亿磅。”这句话被引用在《审判白糖》中，试图说明消费者的一个微小行为能够对整个产业产生如何巨大的影响。

  但是如何引导消费者呢，首先是广告。广告在潜移默化中影响了消费者的观念，比如牙膏行业的广告总是挤出一长条牙膏，而正常发挥作用并不需要那么多。这种技巧同样用在糖制品的相关行业。

  

  | 广告通过一些小细节来引导消费

  但是远不止如此，科研和产业的“联姻”让糖获得了更多的发展空间。

  1943年糖产业建立了非营利组织“糖类研究基金会”（Sugar Research Foundation, SRF），宗旨是教育公众使其了解糖类的价值，同时资助那些试图验证糖类已知的所有好处或者是证明糖类为人类所必须的研究。这一个基金会每年能够筹集到来自制糖商、炼糖商、加工商近一百万美金的资金。

  1967年，三位哈佛的生物科学家 McGandy RB, Hegsted DM 和 Stare FJ 在医学期刊《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发表了题目为“膳食脂肪、碳水化合物和动脉粥样硬化疾病”的论文，其中认定脂肪和胆固醇是导致冠状动脉硬化的膳食方面的原因，同时认定蔗糖的摄入带来的风险不大。

  《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在业界具有非常高的声誉和影响力，同时有很高的影响因子。这篇文章尤其如此，在之后的学术界中，这三位哈佛研究者的“脂肪说”成为了主导，在制定膳食指南和卫生政策中起到了非常深远的作用。对脂肪和胆固醇的警惕和提防直到现在仍然占主流。

  直到2016年，三位医学研究者在《美国医学会杂志》上发表文章，声称在查看了大量的内部资料、记录文件后发现，当初的这篇文章是在“糖类研究基金会”的资助下完成。要知道如上文所说，这个基金会是由糖产业建立的，宗旨就是宣传糖类的好处。在这个研究中，基金会不但提供了研究资金还规定了研究主题。然而这一层关系，在发表的文章中却没有披露。

  披露研究的资助来源是为了让别人在阅读文献的时候，把利益相关的因素考虑进去，防止因为利益相关影响了研究的客观性。考虑到《新英格兰医学杂志》的资助情况披露制度直到1984年才建立，这似乎一定程度上是一种历史的局限性。但从现在来看，由于利益相关的存在，对自己有要求的研究人员都会拒绝产业基金的资助，而选择公共基金的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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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律作武器

  除了把焦点引向脂肪，制糖业还把目标放在糖的替代物上。

  糖精作为糖的替代物的一种，曾被认为是糖的绝佳替代品。1879年一位叫 Constantin Fahlberg 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研究员在一次偶然的试验中发现了一种具有甜味的人工合成物质，随后他意识到这可以做糖的替代品，于是迅速申请了专利，并命名为糖精。

  到了20世纪60、70年代，糖精在节食爱好者中流行起来，由于没有卡路里同时能够带来甜味，替代了被认为容易导致发胖的食糖。甜蜜生意的市场份额是固定的，糖精的流行让蔗糖商再次感受到了市场份额被瓜分的危机。

  这次的策略是利用法律作武器，而这条法律几乎把代糖物逼到了绝路。

  1958年，来自纽约的国会议员 James Delaney 提出对《食品、药品、化妆品法》进行修改，增加条款规定：任何被认定为能够在人或动物食用后致癌的食品添加剂，都应当认定为不安全。这一条文对致癌物零容忍，最后以该议员的姓命名叫作 Delaney Clause.

  除此之外，这次修改法律还划定一些食品添加剂为“公认安全（Generally Recognized as Safe, GRAS）”，糖精和甜蜜素正在其中。划定为这类的添加剂可以放心添加。

  随后，“糖类协会（Sugar Association, 之前提到的糖类研究基金会是它的前身）”投入大量的研究资金，试图证明代糖物是致癌的，方法之一就是利用 Delaney Clause 的将代糖物彻底排除在合法的添加剂之外。

  终于，在1970年来自 Abbott 实验室的研究人员声称，大量的摄入甜蜜素会使小鼠患有膀胱癌。虽然要达到这种致癌效果，需要的甜蜜素的摄入量非常大超过任何日常摄入的可能。但是由于 Delaney Clause 这条致癌物零容忍的条款存在，剂量不需要考虑。于是在同年10月份，甜蜜素被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彻底禁止。

  同样的策略被复制在糖精上，1972年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将糖精移除“公认安全”列表，同时等待进一步的研究。1977年，来自加拿大的研究人员的报告进一步证实了致癌风险，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于是决定彻底禁止糖精的添加。然而此时，大规模的抗议爆发，超过百万的民众写信抗议。最终，双方各退一步，最终以《糖精研究和标示法案（1977）》的形式规定任何添加了糖精的食品都需要在包装上做出标明达到警示目的。

  

  |《糖精研究和标示法案（1977）》颁布之后过渡期超市的警示牌，由于新包装还未生产，因此超市通过警示牌对消费者做出统一提示

  直到现在关于代糖物的安全性争议仍在持续，之后又有研究发现代糖物对小鼠致癌机制和人类不同。因为这个研究，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随后在2000年取消了对糖精包装标明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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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律能够像家长一样吗

  即便糖有种种坏处，是多种疾病的元凶，但是我们能够像作者在题记中说的那样对糖进行审判，最好还判一个“终身监禁”，全面禁止糖的食用吗？这种类似于家长不许子女胡乱吃糖的做法能够通过立法来实现吗？

  历史上没有对糖通过立法的禁止，但是有禁酒的法律。

  1920年的1月17日，美国宪法第十八号修正案正式生效。一年前，美国人把禁酒写进了宪法，在这条修正案当中写到：“自本条批准一年以后，凡在合众国及其管辖土地境内，酒类饮料的制造、售卖或转运，均应禁止。其输出或输入于合众国及其管辖的领地，亦应禁止。”

  在此之前美国已经有三次大规模的戒酒运动，而最近的一次便成功地推动了宪法第十八条修正案的订立。戒酒运动的倡导者认为，酒是许多社会问题的根源：包括家暴、失业、犯罪。

  事与愿违的是，这一条修正案的实施效果非常不好，私酒、假酒屡禁不止。最终在实施了13年之后，美国人又通过第二十一号修正案废止了这条禁酒令。

  我们都知道“我这是为了你好”这句话往往只是一厢情愿。在立法中也是如此，法律家长主义就是描述这种“我这是为了你好”的态度。在“家长-子女”的关系中，“为了你好”往往是因为未成年的子女对一些事物不具备判断的能力。但是在立法时，不能把公民当成小孩。因此，法律家长主义的批评就在于忽视了公民的独立性。

  即便糖会有很多坏处，包括导致疾病的风险，最恰当的措施不是帮助消费者做决定，而是充分的保障信息的透明，比如对消费者做出警示和提醒，最终让消费者自行决定是否消费。

  一勺一勺的糖，如果能够选择用负担的代价换来甜蜜，何尝不是一种自由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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