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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77 Hong To Rd 发布时间：2020-05-28 23:35:57

  @2018-10-07 02:06:34

• 作者：料峭 发布时间：2012-10-11 21:36:15

  信息陈旧

• 作者：戴你读书 发布时间：2022-11-22 20:56:47

  2022年第56本（2022.11.22）花了大概30分钟速读的一本书。市面上系统讲解小红书这个平台的书籍也有一些，但是比较新、比较全的，这本《5小时吃透小红书》算一个。

• 作者：唧唧复唧唧 发布时间：2021-06-19 19:01:08

  虽然老旧了点，提供个梗概还是没有问题的。如果更新，地图上想必画满了密密麻麻的高铁吧。

• 作者：莊铁直 发布时间：2023-08-31 22:51:54

  还不错，内容丰富，就是观感差点儿。

• 作者：砾 发布时间：2024-02-14 14:56:59

  信息量很多接地气，而且配图清晰明了，适合新手养猫，估计和原版一样，是从右向左翻阅，且前面竖排阅读

• 丝国近代史笔记

  作者：cinder 发布时间：2023-12-13 19:02:27

  序幕 前近代时期的社会

  一、社会结构的基本状况

  1.君权和官僚政治:

  （1）高度强化的皇权:皇权的膨胀集中与君主个人作为凡夫俗子的有限能力形成尖锐矛盾，相应的缓解措施则造成权臣、宦官擅权的皇权异化状况，日益显示出这套体制的败坏腐朽。

  （2）成熟化的官僚政治:虽然官僚制在中国推进的较早，但早熟的东西烂到现在，已经出现很多问题:①在上有专断皇权破坏其合理性的因素，在下则不能打入县以下的基层。②官僚内部的等级特权和普遍低薪造成政治的腐败僵化。

  2.社会经济结构:虽然有引进美洲农作物，但由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水平没有根本性突破，以人地矛盾的样态呈现的王朝周期律依然发挥着作用。农业和手工业的人身依附关系都有所松弛，商业得到发展，但总体没有超出传统社会的范围，所谓的资本主义萌芽基本可以确定是假问题。

  3.宗族和社会组织:明清时期的地方宗族势力日益和官府形成相辅相成的统治格局，宗族对商业活动也实施干预。

  4.士绅和儒家文化:士绅主要是在野的享有政治经济特权的知识群体，包括科举功名之士和退居乡里的官员，一般充当着官府和地方百姓的中间人。

  二、前近代时期的中外关系

  1.朝贡体制和对外贸易:传统的那种以中国为中心、主要维持一种礼节性宗藩关系的体制已越来越不合时宜，郑和下西洋后一度出现要求发展民间海外贸易的声音，却被官方压制。从明朝以来也有一个不同于前朝的特点，就是通过海禁完全禁止朝贡以外的贸易形式，期间虽有迫于财政压力开放海禁的情况，但往往也限制颇多，这严重阻碍的本土商业出现变革性发展。

  2.早期接触:明末出现的西学东渐趋势到清朝遭到人为遏制，某些狗皇帝自己掌握西学，却不愿把知识公之于众，清朝统治者还出于精神上的无能大兴文字狱，成功地营造了让臣民和自己一样无能的局面，这些反动减除就是这么自掘坟墓的。

  第一章 鸦片战争和近代社会的开始

  一、第一次鸦片战争

  1.贸易格局的变化和鸦片输入:

  （1）与英国贸易的发展变化:随着英国工业革命的进展，扩展海外市场的需求日益迫切，而到1830年代，清朝与英国的贸易额已占到对外贸易的三分之二以上，1832年英国棉纺织品的对华输入值首次超过清朝土布的出口值。英国从1834年起停止东印度公司的对华贸易垄断权，而在此之前已有很多散商在华从事走私、逃避关税，以获取高额利润。

  （2）与英国的矛盾和冲突:清朝把海外贸易限制在广州一口、通过特许行商严格控制销售购买环节的政策阻碍了英国产品的输入。另一方面，两国交往体制的不同也容易滋生矛盾，例如清朝禁止外国女人进入广州的奇异规定。

  （3）鸦片输入:明朝时已有外商将鸦片输入中国，1773年英国东印度公司获得鸦片制造专卖权后，加大了向清朝输出鸦片的力度，由于官府的腐败和易于贿赂，鸦片走私盛行，1830年代已增长到每年20000箱以上。吸食鸦片的人主要是官僚地主及其依附者，鸦片的流行产生以下效果:①增加社会不安定因素、破坏社会生产力，除了吸食者身体健康的因素外，不少良田改种罂粟也排挤了正常的社会生产。②鸦片贸易造成白银大量流出，导致银贵钱贱，百姓平时用铜钱，纳税却要用纹银，负担加剧。③清朝的军队、官员中多有吸食者，其政权支柱更加堕落败坏。

  2.禁烟问题和战争爆发:（1）禁烟运动:雍正时期就有的禁鸦片政策效果很差，走私加腐败甚至造成明禁暗不禁的局面，于是1834年部分广东官绅提出弛禁主张，一方面本土自种的鸦片力度更轻，另一方面可防止走私造成白银大量外流。道光对此的态度则犹豫不定，在1836年因为鸿胪寺卿黄爵滋上奏，意识到鸦片瓦解军队和财政的危险，又发生皇室成员吸烟的事件，才确定严禁鸦片不动摇。经过一番讨论后，由湖广总督林则徐任钦差大臣，于1839年3月到达广州禁烟。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在谈论这个问题是清朝君臣都没怎么考虑英国，只有黄爵滋在一度提出严刑针对吸食者的措施时，用“英吉利等国，其国法有食鸦片者以死论，古各国只有造烟之人，无食烟之人”为自己的主张辩护，实际来自广东的消息已经多次指出英国的影响，但清朝根本不把化外蛮夷看在眼里。

  （2）战争的发动:英国的棉纺织业利益集团此时因为经济危机，急于寻找新的市场，鸦片利益集团也要求维持在华的既得利益，于1839年10月决定开战。1840年6月，来自印度、开普敦等地的4000名英军携540门炮、48艘舰船抵达广东。清朝对此毫无准备（林则徐一开始觉得英国人依赖天朝的茶叶，不敢开战；之后又认为英国军舰的调动是英属印度擅自行动，不会得到英国国王允许。总的来说是倾向于将其看作单纯的鸦片走私），其军队和官员也腐败不堪，如7月6日英军仅通过开炮就占领定海，守军直接不战自溃。今人只看数据会觉得清朝至少有兵力优势，实际清军绿营普遍编制分散，不易集结（因为清朝统治者更重视防民，编制分散也是出于镇压各种内部反抗的警察职能考虑）。在战争发生后，清朝防民之心更重，后方并不是安稳的后方，反而是需要驻守大量军队监控的地方，应战时还得从其他省份调兵到作战地，也就没什么以逸待劳的优势了。

  3.战争的过程:（1）第一阶段（1840.6-1841.1）:定海失陷直接威胁到江浙，8月英军更是接近天津白河口，投递外交大臣巴麦尊的要求，包括赔款、割地、通商。此时以直隶总督琦善为代表的主和派心知天津等地防守薄弱，不敢与英军作战，希望采取招抚羁縻的政策，与林则徐代表的主战派相对立。1840年8月，道光已倾向于主和派，他见巴麦尊攻击林则徐禁烟，以为只要允许通商和惩办林则徐就好，让琦善去和英国全权代表乔治·懿律交涉。9月英军由于担心北方海港封冻决定暂时南下，清朝统治者却以为是琦善的含糊其辞起了退兵的作用，17日命琦善为钦差大臣赴广东查办。一方面压制广东的抵抗力量，另一方面与英军谈判。但琦善在谈判中只同意增设一处口岸，还要求先交还定海，英方于是决定决定进一步施加压力，于1841年1月突袭大角、沙角炮台，25日又与琦善达成“穿鼻草约”，占领香港。

  （2）第二阶段（1841.1.27-1841.5.27）:1月27日，道光看到英国不交还定海又发动突袭，恼怒地下诏宣战，派宗室奕山为靖逆将军，调集各省军队17000人前往广东。英军决定先发制人，于2月攻占虎门炮台，进逼广州，出于商业利益考虑没有攻打。4月奕山率军队到达广州后，清朝统治者视本国民众为仇敌的反动心态暴露无遗，他认为“粤民皆汉奸、粤兵皆贼党”，提出“防民甚于防寇”的反动方针，很快由于冒进被英军打败，5月27日与义律达成《广州和约》，规定缴纳广州赎城费、赔偿英国商馆损失等，但却将其包装成胜利。不久后发生三元里抗英事件，这事儿主要是文化风俗和直接利益冲突，出于需要也要上升到民族高度，虽然当时根本没人意识到这方面，奕山甚至派人指责群众“多事”，强行把抵抗力量解散，满洲统治者可能会用洋人来吓唬你，但他们最担心的不是洋人，而是组织起来的本国民众。

  （3）第三阶段（1841.8-1842.8.29）:1841年4月，巴麦尊接到义律和琦善达成的“穿鼻草约”，认为远远不够，需要加大力度，决定改派璞鼎查继续战争。8月27日英军占领厦门，9月占领定海、镇海、宁波，10月道光决定派宗室奕经迎战，调集各省军队2万人前往浙江，这人的表现跟奕山没有什么区别，清军在1842年3-4月的浙东之战中依然失败，他照样掩败为胜，主张求和，浙江巡抚刘韵珂也提出作战耗费甚大，还有引发民众起义的风险，不如与洋人议和。此时道光已经对清军的作战能力失去信心（“一见逆夷，辄即纷纷溃散”），改派盛京将军耆英为钦差大臣，寻求谈判途径，而英军则决定通过驶入长江、进逼南京来彻底震撼清朝，7月时攻占镇江，控制了漕运盐务的重要枢纽。

  4.第一批不平等条约的达成:

  （1）《南京条约》:8月9日英军已逼近南京，耆英和伊里布只能代表清朝屈服，29日达成《南京条约》，内容有:①开放广厦福宁上五处通商口岸，允许英人及其家属居住，并派领事官管理。②割让香港给英国。③向英国赔军费、鸦片费、商欠共2100万元。④清朝与英国协定关税（一般只有5%），废除公行制度，英国商人可自行在口岸与其他商人交易。

  （2）《虎门条约》:由于协定关税问题继续谈判，在1843年7月达成，内容有:①英国在通商口岸获得领事裁判权。②英国获得片面最惠国待遇，将来清朝给予其他国家权益时英人一体均沾。③英国在通商口岸有居住租地权，后来发展为租界。

  （3）《望厦条约》:1844年7月与美国达成，除获得英国权益外，内容包括:①扩大领事裁判权范围，由通商口岸扩展到全境。②美国可派兵船到港口巡查贸易，在通商口岸建教堂、医院。

  （4）《黄埔条约》:1844年10月与法国达成，除获得英美权益外，主要内容是放松对天主教的禁令。

  （5）其他国家:之后又与比利时、瑞典、挪威等国达成条约，葡萄牙获得对澳门的管辖权。此时俄国也加紧向清朝缺乏控制的西北、东北地区扩张，占领多地。

  二、太平天国运动和各族人民的起义

  1.社会危机:（1）鸦片战争造成的经济恶化:①道光初期的张格尔叛乱耗银高达1000多万两，鸦片战争造成的花费和赔款则远超出政府财政余额（2000-3000万＞680万），于是政府就取之于商，商人则把负担转嫁给消费者。②外国商品特别是棉纺织品的输入打击了传统手工业者。③鸦片输入进一步加速白银外流，造成银贵钱贱，农民和小商小贩出卖产品换取的是铜钱，交租税又要换银，吃亏最大。

  （2）王朝周期律的效力:本来根据王朝周期律，一个王朝维持的时间就不会超过300年，由于清朝统治的反动性，这一状况的速度又得到加快，第一次鸦片战争清朝的财政实际是支持不起的（所以道光一直希望林则徐禁烟但不要起“边衅”，然而这在秉持天朝观念、不进行正常外交的情况下根本不可能），打完后自然是加速了周期律作用的发挥，此时官场已经非常腐败，农民与地主的斗争、中小地主联合农民与官府的对抗、会党领导的武装起义和民族地区的矛盾都在激化。

  2.太平天国运动的兴起:在社会危机造成的民间会社运动兴起之时，失意书生洪秀全在耶教思想启发下于1843年开始组织敬拜上帝的活动，提出建立太平社会的主张，1847年开始进行捣毁偶像庙宇的活动，引发儒教地主士绅的恐惧。到1850年，因为广西饥荒严重，民众的反抗情绪增长，纷纷投奔会社，也有不少人加入拜上帝会，拜上帝会领导层决定于1850年11月在金田起义（旧教科书说成1851年1月），按照严密的编制组成团营会众，次年攻占永安，健全领导制度并分封诸王，之后两年太平军在遭受清军围剿的过程中转战广西、湖南、湖北等地，直到1853年3月占领南京。

  3.太平天国的政权和建制:（1）政权建设:中央政权和地方制度的组织在很大程度上都沿用旧制，很多地主士绅和旧官员还是得到任用，不过县以下的基层政权带有一定军事民主色彩；在开科取士上，不搞出身歧视，不本四书五经；此外宗教性比较突出，每25家设一礼拜堂，经常进行宗教仪式和祷告。太平天国虽然在主观上希望建立有福同享的天国，但其具备的物质和精神条件不足以突破传统的王朝国家模式。

  （2）天朝田亩制度: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提出了这个以平分土地为核心的全面社会改革方案，以天父的名义否定封建土地所有制，试图建立小农心目中的理想社会。但废除私有财产、搞平均主义的圣库制度并不能有效实施，到1855年不得不恢复私营工商业。

  （3）经济文化政策:在经济上，太平天国初期没有改变多少旧的租佃关系，不过也打击了一些欺人太甚的，并把逃亡地主的土地分给流民，圣库制度不能维持后，又开始保护私营工商业。在文化上，对儒家经书进行焚毁、把儒教当做妖魔进行清算，以天父的名义否定封建伦理并提倡男女平等、废除封建陋习（不过实际不能充分执行，比如纳妾问题）。在外交上，提倡和外国平等往来和自由贸易，不承认清朝和西方国家的不平等条约。

  4.太平天国的失败:太平天国运动的政策方针是反抗王朝国家的地主政权的，但在组织形式上依旧不能超出旧王朝国家的模式，很快就和历史上的农民起义一样陷入腐化，等级制的种种仪式再度恢复起来，攻占天京后安稳富足的环境也让领导人彼此疏离，权势欲不减反增，导致内乱。

  （1）天京事变:洪秀全在定都天京后深居宫中，专注宗教神学，军政大权被东王杨秀清掌握，杨秀清时常假托天父下凡，逐渐跋扈，1856年攻破江南大营后又借天父名义要求受封万岁，洪秀全感到威胁，密令北王韦昌辉和翼王石达开回京。韦昌辉和杨秀清之前就有矛盾，9月初回天京后就开始报复性地残杀杨秀清部众，因为被石达开责备滥杀又杀死其家人，引发广泛不满。11月石达开大军逼近，韦昌辉被洪秀全杀死，但石达开依旧不受信任，次年6月石达开率十多万军队出走。这次事变中的自相残杀让太平军在组织力量和精神信念上都遭到巨大打击。

  （2）政权演变和《资政新篇》:天京事变后，洪秀全的进取精神更加衰退，还大封王爵以互相牵制，虽然李秀成等部英勇作战，但政治紊乱的问题并没有解决。1859年4月洪仁玕从香港来天京，提出了统筹全局的改革方案，其内容主要有以下方面:①经济上，要求发展各项工业和基础设施建设，鼓励私人投资和保护专利权。②政治上，要求加强中央领导，仿效西方国家实行法治。③社会上，改革种种封建陋习，开办孤儿院等社会事业机构，设立独立的新闻事业以沟通上下。→这里就没必要谴责这些脱离农民实际了，难道打下江山后沉迷享乐被还乡团反攻倒算就符合农民实际?

  （3）太平军的失败:1861年9月安庆失守，天京失去屏障，之后李秀成部虽然新开辟了苏浙地区，但没有过多改变当地的生产关系，依旧保护地主收租，力量并不稳固，洪秀全又一直不肯放弃天京，为了解围向江北的进攻消耗了大量有生力量。到1864年7月，天京被湘军攻破，烧杀抢掠无数。和太平天国运动同时的还有广西、贵州、云南、西北地区发生的起义，各族人民都有参与其中。

  三、第二次鸦片战争

  1.所谓修约问题:由于《望厦条约》和《黄埔条约》中有关于十二年后就某些问题进行商议的内容，英国就想利用这一点，借助之前的最惠国待遇进行“修约”以扩大殖民利益，1856年英法美三国共同提出要求，希望清政府允许外国使节常驻北京、开放全境贸易、允许信教自由、改造司法制度。

  2.战争爆发和《天津条约》:上述要求没有得到满足后，在克里米亚战争中得胜英法两国借马神甫事件和亚罗号事件对清朝开战，两广总督叶名琛毫无准备，或者说整个清朝统治集团在这近二十年的时间中都毫无准备，1857年12月英法联军进入广州，次年5月又攻克大沽炮台、逼近天津，在美俄调停下，清朝分别和英法美俄签订《天津条约》，内容包括:增开牛庄（后改为营口）、登州（后改烟台）、台湾（后改台南）、潮州（后改汕头）、琼州、汉口、九江、南京为口岸，外国公使常驻北京，英国人和法国人可在内地游历、传教，外国商船自由通行长江并减轻税负，对英、法分别赔款400万、200万两白银。在善后条约中又加入鸦片贸易合法化、英国人帮办海关税务的内容。

  3.战争扩大和《北京条约》:清朝统治者害怕外人进内地游历助长反政府力量，也认为外国公使驻京有损朝廷尊严，在签订条约后又希望修改，咸丰甚至试图用全免关税的条件换取公使不驻京，说明这帮狗逼只不过是通过占据国家来绑架全国人罢了。1859-1860年联军卷土重来，占领了天津和北京，又达成《北京条约》，除承认《天津条约》全部有效外，还增加以下内容:开天津为商埠、允许华人赴外洋做工、割九龙给英国、允许传教士在各处建教堂、赔偿军费800万两。俄国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前后趁火打劫，攫取了很多领土和权益。

  四、两次鸦片战争时期的社会

  1.经世思潮:某种程度上是对明末经世思潮的复兴，不过程度还是很有限，只是对西方的技术和地理状况有所观察，而且这些人的书在出版后将近二十年都不受当权者重视。

  2.通商口岸和租界:《南京条约》签订后，英国人利用条约中允许英人携带家眷通商的内容，于1845-1846年与当地官员商议后在上海租地，法、美也接踵而至。1854年，英法借中国陷入内战的机会通过《新租地章程》，成立工部局（市政委员会）、防卫委员会等机构，并向租界内华人征税，完全摆脱了清政府的行政管制。之后其他通商口岸也纷纷出现租界。

  3.半殖民地经济的端倪:这段时间西方国家的商品输入扩大是比较有限的，英国输华商品总值二十年只增加了七倍多，鸦片输入在50年代开始造成白银外流，不过通商口岸开放导致贸易中心由广州转移到上海。外商的投资还不具备资本输出性质，只是为商品输出服务，集中于船舶修造、食品加工等轻工业以及设立银行。

  4.传统经济的缓慢变化:（1）小农经济:清政府在资金、兵源上的压榨损害了农业劳动力，因为八旗绿营不堪一击，1852年开始允许官员和士绅组织团练，团练更加脱离生产，还需额外征调大量后勤劳力。太平军在起义时基本遵循“不妄杀良民一人的纪律”，清军却“专以杀戮为功”，也造成了大量劳动力损失。不过人口减少也有利于自耕农经济的恢复，缓解王朝周期律的影响。

  （2）商业:出现了从事进出口贸易经营的新式商人和买办阶层，鸦片战争前买办是被行商派去替外商办理各种事务的半官半商人士，鸦片战争后这些人多转化为纯粹依靠外商的买办，很多人发财后还在官场获居高位。

  （3）手工业:这方面受到的冲击是很有限的，在棉纱上，1860年土布消耗的洋纱只占0.56%，洋布也只占全国消费的3.2%，而且集中于五口地区和城市。

  第二章 洋务运动和新社会结构的发生

  一、辛酉政变和洋务运动的开展

  1.清朝统治政策的局部调整:1861年8月咸丰在热河病死后，出现顾命八大臣和慈禧（1835-1908）、奕䜣（1833-1898）对峙的局面，11月后者通过政变掌握政权，改年号为同治，开始调整其统治政策，主要体现为:（1）用人政策:开始出于实用主义考虑重用汉人，在地方上提拔了几个重要的汉人督抚。

  （2）放宽对外政策:随着中外联系加强，1861年成立了总理衙门，本来是负责通商事务，后来成为职权广泛的洋务机构。清朝统治阶级已经尝到了请外人助剿反抗者的甜头，现在洋人占领北京后又交还，说明清朝统治者可以与之勾结，在镇压和剥削中国人民方面存在共同利益。

  （3）经济政策:经过两次鸦片战争，终于意识到“自强”的重要性，开始追求学习西方技术，在统治集团内部形成了洋务派的群体。

  2.洋务思潮:洋务派的动机有很强的实用性，与其说是在和洋人的交战中意识到洋人武器的厉害，倒不如说是在太平军的交战中意识到这一点，他们的改革要求主要集中于军事技术方面。主要体现为:（1）古今变局论:“天不变道亦不变”和华夷之辨开始松动，人意识到再坚持这个不会让自己成为高贵的华夏，而只会以最不幸的方式被“蛮夷”征服。

  （2）传统本末观念的变化:义利对立和重义轻利的观念在明末就已经受到自然人性论的冲击，现在经世之需要更大，抑制工商业的顽固思想受到批驳，王韬、郑观应等人提出了以商为本、进行商战的主张。

  （3）中体西用:“中体”不仅包括政治制度，也包括各种文化价值观念，总之这帮旧人是不可能轻易割舍这些的。

  3.洋务事业:（1）军事工业:1860-1870年代主要行办军事工业，如江南制造局、福州船政局等，这些近代军事工业已经采用外国的生产经营方式、模仿学习外国技术，造成了产业工人阶层的出现。不过其官僚衙门习气很重，贪污普遍，主管官吏没有什么企业经营知识，在技术、原料、设备方面都严重依赖外国，效率低下。

  （2）民用工业:1870年代，因为军用工业已经打下了基础并带来更多的原料燃料需要，加上外国投资获利的刺激，本土的民用工业开始兴起，主要有以下几类:官办、商办（集中于轻工业）、官督商办（早期的主要形式，商人出资认股，政府派人官员经营管理，一般有官方给予的优惠贷款，盈亏自负）、官商合办（甲午战前极少，官商各出资金，经营管理受官方控制），洋务运动也表现出“求富”的性质。不过洋务派搞的民用企业垄断性还是很强的，财政和用人大权都有官府派人包办，腐败也很严重，获利的主要是官僚或和官府有关系的人。

  （3）军队:在镇压太平天国等起义军时出现的湘军、淮军并不正式，洋务运动开始后，有势力的督抚开始按西方的方法训练军队、办武备学堂，并购买外国军舰，但形成北洋、南洋、福建、广东四支水师，这四支水师缺乏统一领导，彼此的号令系统也很不相同。

  二、私营资本主义企业的产生

  1.私营资本主义企业的产生条件:1870年代开始，外国对华输出商品的影响已经扩散到口岸地区之外，破产的农民和手工业者提供了劳动力条件，同时通过搞洋务积累了财富的官僚或买办商人有了投资的能力和意愿，最早的私营企业从轻工业开始（1872年的机器缫丝厂）。

  2.私营资本主义企业的特点:（1）规模小、资金少:主要采取股份制、向外国金融机构融资和发展劳动密集型企业为主。

  （2）双重性:对于外国，一方面很依赖外资和技术，另一方面又面临其抢夺市场、限制进口设备的压力。对于官府，一方面要依赖其保护，另一方面又受其控制。甲午战前清政府一直没正式承认私营企业，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产生时不但受到外国挤压，还经常受到本国官僚的欺凌。

  三、城乡社会的变化

  1.新社会阶层:（1）民族资产阶级:近代中国的资产阶级最早主要是由官僚、买办、地主转化而来，特别是一方面为洋行服务、另一方面自己开办企业的买办，此外还有商人和华侨等来自市民阶层的人。由此可见，这些人与外国资本主义、本国封建势力都保持着较多的联系，办企业的官僚地主和商人依然投资土地、进行封建剥削，他们和反动势力的矛盾达不到你死我活的程度，甚至自己就兼具其他反动势力的身份。

  （2）无产阶级:近代中国的无产阶级比资产阶级产生的更早，起源于1840-1850年代的口岸码头工人、洋行雇员和海员，主要由破产农民转化而来。

  2.早期维新思想:在1870年代随着民族资产阶级的产生而产生，代表人物主要是在江浙或广东接触到西方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学说的传统文人，他们在“中体西用”问题上和洋务派存在分歧，要求改良清朝的制度并进一步鼓励商人发展实业。1884年清法战争后，维新派对洋务派失去信心，开始成为独立的思潮。主要内容是:（1）护国思想:从主权和发展民族工商业的视角反对不平等条约，认为这些条约让洋人占尽了经济利益。（2）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以郑观应的商战思想为代表，要求改变传统的农本思想，取消限制工商业的政策并设置保护性的制度，以和外国开展经济竞争。（3）政治要求:提倡“君民共治”的立宪制度，要求发展新闻业，但在文化上仍不肯放弃纲常名教。

  3.近代文教事业:早期新式学校还是偏重器物层面的实用性，主要是学习技术性科目，1872-1886年也派过几批留学生，但由于防人之心，总是害怕受教育的人脱离自己的控制（比如去美国的留学生抗拒满洲服饰和发型的束缚），效果大概是很拧巴的。

  第三章 民族危机的加深和民族运动的递进

  一、边疆危机和清法战争

  1.边疆危机的加深:随着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的列强在全球争夺的加剧，越来越要求直接扩展殖民地，这就触及到清朝周边的藩属国。在这期间，英国通过《烟台条约》（1876年）扩大了特权、获准进入西藏，1898年获得对锡金的保护权，1879年日本占领琉球。

  2.该时期清政府的内外政策:（1）清流党的出现:1870年代出现的清流文人打破了清朝长期以来文人不议政的局面，这些人产生于慈禧在控制洋务派大臣时的舆论需要，之后多转向帝党，不过他们基本没什么实权。

  （2）外交失败:由于对近代外交的无知和对出卖人民利益的习以为常，该时期清朝的外交堪称滑稽，首个派出的访外使团竟以美国公使蒲安臣为领导，蒲安臣使团在美国擅自签订条约（1868年），让贩卖华工的行为合法化，首次派出常驻公使郭嵩焘还是为了马嘉理案向英国谢罪（1875年）。

  3.左宗棠在西北:1860年代，西北少数民族在陕甘宁回族起义的影响下发动反清起义，其中的一些宗教领袖和上层向浩罕汗国求援，阿古柏由此进入西北，1867年自立为汗，后得到英俄的承认。1870年代左宗棠在海防与塞防之争中获胜，于1878年收复除伊犁以外的北威州土地（俄国于1871年趁机占领这里）。之后俄国又在西北问题上和清朝掰扯，导致1884年北威州建省。

  4.清法战争:1883年法国攻占越南都城顺化后，通过《第一次顺化条约》要求清朝承认法国对越南的殖民统治，并开放云南边界，清朝在这个问题上陷入内部争论，由于李鸿章掌握外交实权，总体的方针还是“避战求和”。所以在整个战争期间，清朝都是一边打一边在和法国谈判，早就想着获得一个“乘胜即收”的机会，结果就是1885年6月的《中法越南条约》，清朝承认越南为法国保护国，允许法国在中越边境通商。这次事件也导致1885年台湾建省。

  二、甲午战争

  1.战前的国际关系:日本在维新和改革力度上都远超清朝，现在已经到了需要抢占殖民地发展资本主义的阶段，首要目标就是朝鲜。1894年1月朝鲜的东学党起义造成清日军队同时进入朝鲜的状况，日本已有意要打，清朝却一味寄希望于调停，结果是对方不宣而战。

  2.战争过程:清朝上层总体就奉行软弱避战的态度，下层的国奴也很难有作战意志，战争中清军在作战时不坚决抵抗、轻易落荒而逃的状况时有发生，整体的物质精神上的落后让失败成了必然。

  3.《马关条约》的签订:（1）帝党和后党之争:后党主要是以李鸿章为首的掌握实权的央地官员，得到欧陆国家的支持，对日主和；帝党主要是以翁同龢为首的无军政实权的文官，得到英美的支持，对日主战。由于战事不利，后党主和的声音占据上风，而且倾向于割地以换取少赔款。

  （2）条约内容:1895.4.17签订的《马关条约》主要包括以下内容:确认朝鲜“独立自主”，给日本控制朝鲜提供条件；割辽东半岛（之后三国干涉换辽）、台湾及其附属岛屿、澎湖列岛给日本；赔军费2亿两白银；开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口岸，允许日本人在口岸进行工艺制造并把产品运销中国内地。→由于赔款之巨，清政府开始向列强大规模借债，进一步受其控制；允许日本在华投资设厂，让列强得以通过资本输出进一步将中国殖民化；台湾在被清朝抛弃后，自行成立政权进行斗争。

  4.资本输出和瓜分狂潮:（1）资本输出和利权丧失:主要体现为政治贷款、投资和修筑铁路、开矿设厂和设立银行，越来越控制中国的金融、经济命脉。

  （2）瓜分危机:从俄国利用干涉还辽强租旅大开始，掀起了划分势力范围、瓜分领土的狂潮，德国于1897年利用巨野教案强租胶州湾、让山东成为自己的势力范围，法国于1898年借干涉还辽之事强租广州湾、让云南和两广成为自己的势力范围，同年英国又以对抗法国和俄国为借口让长江流域成为自己的势力范围、强租威海卫，日本则让福建成为自己的势力范围。

  （3）门户开放:列强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时，美国正忙于美西战争，在获得了由太平洋进入东亚的据点后，中国的势力范围已经基本被瓜分完毕，于是在1899年9-11月照会各国，要求实行门户开放政策，内容是:各国在其势力范围和租借地内不得干涉他国的既得利益，各国对运往自己势力范围的他国货物均按中国现行税率征税，各国在自己势力范围内征收他国的港口税和货物运费必须平等。通过遵守中国的现行税率承认了各国在华的势力范围和既得利益，并保证了包括各国势力范围在内的中国市场对美国开放。

  三、戊戌维新的失败

  1.甲午战后清朝的自救尝试:甲午的刺激让清朝统治集团内部出现了更多改革声音，为了应对局面清政府不得不实行以下措施:（1）练兵:进一步地学习西方军制，建立新军，裁汰绿营。（2）教育:成立更多新式学堂并派人到日本留学。（3）发展实业:在被西洋人和东洋人敲打了这么长时间后，才终于开始表示要成立商务局、鼓励投资，但此时列强已开始资本输出并控制铁路等经济命脉，赔款和各项费用也让清政府陷入财政危机，改革已经没什么效果了。

  2.维新运动的兴起:康梁借托古改制之说提倡变法，谭嗣同以激进姿态反对君主专制，严复适应民族危机的形势引进进化论，由于触及到中体西用思想的体制根本且和帝党有勾连，维新派很快受到顽固派官僚的压制和打击。

  3.维新运动的高潮和失败:甲午战后的瓜分狂潮让光绪意识到坐亡国之君的可能性，康有为因此受到召见，经过与守旧派大臣的舌战，成功阐明了不变法就要亡国的道理。1889年亲政后仍被慈禧控制的局面也让光绪不满，1898年5月，后党的重要人物奕䜣病死，帝党和维新派趁机请光绪变法，6月变法开始，主要内容有:①政治:裁汰冗官，让旗人自谋生计，提倡上书言事并给予一定言论自由。②经济:按西法设立管理部门并鼓励实业。③文教:改革科举并废除八股取士，改试策论，办各种新式学堂、设译书局、派留学生。④军事:裁汰绿营，进一步练新军。→但变法措施触动了很多既得利益集团，后党也不能容忍帝党借这个机会让光绪获得实权，帝党和维新派没有实际的物质力量可以运用，最后被后党拿下。

  四、义和团运动

  “It's the nature of time,that the old ways must give in.It's the nature of time,that the new ways come in sin.”

  1.义和团的兴起:所谓的文化侵略问题实际已经成为狗哨，洋教毁传统文化的力度比得上太平天国?你要真在乎传统文化，剃发衣服的程度早都堪比披发左衽了，还把孔圣人也画成那副鬼模样，老保要拿传统文化说事，就要先承认当大清国奴就是最大的数典忘祖。所以还是要从社会经济方面来寻找原因，这其实和卢德运动类似，新技术确实更有效率，但这是以破坏当地人的生计为代价的，而且不论是本国政府还是洋人都没打算为这些被破坏了生活方式的人的生计负责，比如铁路修筑让运河沿线的运输业和手工业从业者破产，洋纱洋布的倾销也让山东的手工纺织业“几乎停歇”，加上自然灾害激增，就让当地居民产生了“外国事物带来灾难”的想法。

  2.义和团的发展:戊戌政变后，慈禧谋取废掉光绪，但遭到西方国家的反对，出于对列强干涉自己“家事”的怨恨，后党就对打出“扶清灭洋”旗号的义和团抱有同情。在清朝统治集团内部对剿抚问题进行争论时，一些宫廷中人和落魄旗人也加入了义和团，某些王公贵族和官僚也自立坛口，加强对民众自发运动的控制。

  3.八国联军侵华战争:随着义和团运动的发展，各国开始要求清政府镇压，1900年6月，慈禧因被一份“要求归政”的假照会激怒向各国宣战。但慈禧的目的只是泄私愤，她说:“火气一过，我就回过头来，处处留着余地。”比如一方面煽动义和团攻打使馆和教堂送死，另一方面又“明攻暗保”、派官员给使馆送物资。东南互保在一定程度上也得到默认。指望这种反动政府动员起全民族的抵抗是不可能的，结果是1901.9的《辛丑条约》:①赔偿白银4.5亿两，以关税、盐税为担保分39年还清。②在北京设立使馆区，成为国中之国，外国可以驻兵。③军事上拆除从北京到大沽的炮台，后又让天津周围不设防。④义和团地区五年内不得举行文武考试，禁止人民反帝活动。改总理衙门为外务部（后成为正式常设的外交机构），居首位，让清政府完全成为外国统治的工具。

  4.新的侵略形势和革命思潮:

  （1）自发的反帝运动:20世纪初主要表现为保路和收回利权运动、拒俄运动和抵制美货运动（针对排华令），但多遭到清政府的压制。

  （2）共和革命的兴起:甲午战前孙中山曾向李鸿章献文，但不受重视，遂转向革命。1894年11月在檀香山成立兴中会，次年组织广州起义失败，之后又在海外与立宪派论战、在国内组织秘密起义，掀起了一定声浪。

  第四章 清末的“新政”骗局和辛亥革命

  一、清末的“新政”骗局和革命形势

  1.1901-1905年的新政:在外部列强和内部革命的压力下，清朝不得不于1901年宣布要变法，主要内容有:①发展工商:1903年成立商部，颁布一系列保护企业和明确市场规则的商法，奖励募股集资者。②改革教育:1902年起不再用八股文，1906年废除科举，鼓励新式教育的兴办和留学活动。③改革军队:正式取消武举，办新式武备学堂，制定全国新军计划。→改革主要是由掌权的后党与地方实力派推动，他们现在不得不通过制造王朝的掘墓人来拯救自己。

  2.预备仿行立宪:仅仅是旧人新政不能让人满意，日本在立宪后战胜俄国也让立宪呼声高涨，清朝在派五大臣出洋考察后认为可通过立宪确保“皇位永固”，1906年开始宣称要搞立宪，主要内容包括:①行政体制:改变了一些官位名称，但以皇权为中心的集权体制依然没有太大变化，到1911年才迫于革命压力设责任内阁，内阁还以满人、皇族为主。②立法体制:1908年的《钦定宪法大纲》规定了臣民的基本权利，给了君主各种大权，只是在“已定法律不经议院协赞奏经钦定时，不以命令更改废止”方面有所限制，武昌起义爆发后才改为把立法权给国会、把行政权给内阁。另外各地的咨议局都受到督抚节制，中央的资政院有一半成员都是钦定的，且“无强行政府施行之权”。③司法改革:这方面对政刑合一和民刑不分的传统司法体制改动较大。

  3.民主革命运动:以接受了新思想的下层知识分子、留学生为主，提出了排满革命（针对的是“满人在汉之政府”）的旗号。1905年同盟会在逃到日本的地域性革命团体的基础上成立，确立了三民主义的政党纲领，提出军政、训政、宪政的三阶段。后来共进会（铁血十八星、团结会党、平均人权）、光复会从同盟会中分离出来。革命党发动了很多起义，但主要侧重于民意党式的突袭，对新军的争取也比较有限。

  4.立宪运动:主要得到上层官僚、知识分子和大实业家的支持，一开始他们为清朝的立宪感到鼓舞，但很快就发现清朝在各种问题上拖延，于是发起国会请愿运动（1907-1909年），最终遭到清政府的镇压，让立宪派的幻想彻底破灭。

  二、清朝灭亡和民国建立

  1.保路运动和武昌起义:1904年开始，湖北革命党确立了动员新军、不轻易发难的方针，新军士兵中有很多来自农村贫苦家庭的年轻人，也有不少废科举前后投军的童生秀才，容易争取，组织起了一些革命团体，革命前三分之一的新军已加入革命党。

  （1）保路运动:1911年5月，清政府借铁路国有的名义，意图把各省的商办铁路修筑权交给四国银行团，在湖北、广东、四川等地引发保路抗议，9月四川总督赵尔丰制造了枪杀无辜群众的血案，导致四川发生保路同志军起义

  （2）武昌起义:四川的起义军包围成都，清朝决定调湖北新军去镇压，新军中的革命党经过谋划，在10月10日起义，全国近三分之二的省在一个月内响应独立。

  （3）潜伏的矛盾:一方面，革命党内部缺乏统一纲领和领导核心，还存在派别争斗，比如湖北共进会领导人孙武为了打击原文学社负责人蒋翊武而“拥黎自重”；另一方面，很多立宪派地头蛇在对清朝失望后加入革命阵营，响应独立后就和革命党争夺权力，如湖南谭延闿杀焦达峰、陈作新。

  2.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在革命军与北洋军对峙时，各省代表联合会已经有“等待袁君反正”之意，孙中山于12月25日到达上海后，多数参加革命的立宪派和旧官僚也把他看成过渡人物。虽然如此，南京临时政府还是在短暂的三个月内尽可能颁布了革命措施（《民国临时约法》，1912.3.11），包括对人民的各种政治权利的平等承认、保护和发展工商业、改革封建陋习和教育等。这个临时政府的基础并不比1917年俄国的临时政府好多少:（1）物质力量的薄弱:财政危机是临时政府面临的主要问题，清朝的很多苛捐杂税被废除，各地税收都被独立的军政府截留，海关和盐税也被列强势力把持，而“中立”的列强更希望强人袁世凯来确保中国的秩序。

  （2）保守势力和立宪派的干涉拆台:这帮人中其实有不少作为“民族资产阶级”的大实业家，但对他们来说重要的不是人民的权利，而是“和平稳定”的环境，他们和旧官僚一样瞧不起孙，认为他在海外待久了，不了解中国的风俗，应该让强人袁世凯带来统一和秩序，如张謇虽做了实业部部长，但一直对临时政府采取冷淡态度，还有建议孙立刻解散同盟会。

  （3）革命党内部的蜕变:同盟会在反清时以驱逐鞑虏的旗号聚集了很多人，但这些人并不一定真的赞成孙的那种“理想派”倾向，民国成立后，很多人就出于主张或利益分歧从同盟会中脱离出去（如孙武因没有得到部长职位“捧黎拥袁”）。面对内外压力，黄兴、孙中山也只能期待袁世凯做辛辛那图斯。

  3.政权北移:孙本打算通过北伐逼清帝退位，但参加革命的势力多把希望寄托在袁身上，临时政府也缺乏资金，北伐没有太大进展。结果导致清帝的退位是袁世凯逼宫逼来的，随之而来的就是离谱的“优待条例”。袁借逼宫之功争取到总统职位，孙提出定都南京、到南京就职和遵守《临时约法》三个条件以限制袁，袁假意答应，然后让士兵在京津制造暴乱作为不能南下的借口，列强和旧官僚、立宪派也施加压力，革命党只能屈从。

  三、社会和文化方面的变化

  1.社会阶层:（1）资产阶级:开始组织起商会组织（1902年在上海出现第一个正式商会），利用商会协调行业并开办商学，通过宣传地方自治运动寻求分享政权。

  （2）知识阶层:1905年科举制废除彻底切断了士阶层的来源，加速了其瓦解分化的速度，有些人成为同时接受过传统教育和新式教育的“学绅”，更多人投入商业、军事等行业，还有很多有失业者参加会党，成为不稳定因素。

  2.城市化和风俗:（1）城市化趋势:通商口岸由于与世界经济的密切联系成为最早一批近代化的城市，其城市化和半殖民地化同步进行，主要靠商业资本推动，总的来说城市化水平低，1930年代也只达到12%-15%。

  （2）风俗:最早是维新派发起改良风俗的活动，与外国的接触让人认识到本国传统中那些吃人的、压迫性的东西根本不是天经地义的，服饰、称呼和习惯都要改变。穿西式服装就是崇洋媚外?请你先把自己打扮成金钱鼠尾穿马褂的小丑上街试试。

  （3）婚姻家庭:在少数城市地区或通商口岸，辛亥革命前就出现了对旧婚姻和伦理纲常的否定，家庭内部的平等化倾向有所加强。

  3.文化:文学上，清末已经出现了脱离传统形式的新文体，新文化运动不是偶然，诗界、小说界都出现“革命”。史学上，传统的繁琐史学和帝王将相史观遭到进化论冲击。

  第五章 民初的政治和社会

  一、袁世凯掌权下的政局

  1.民初的党派林立局面:（1）民初党团的特点:虽然革命只带来了共和的招牌，但这块招牌一开始还是极大地激发了社会的热情，“社会对政治兴味十分亢进”，集会结社之风造成党派社团如春草怒生之局面，但这些党团的大多数并不能称之为政党，其特征是:①多数没有成文的政纲。②名称相似或雷同，多和民主共和制有关。③多数人同时参加多个“党”。④越往后党派规模越狭小。→暂时的激荡只是梦幻泡影，这些没有物质力量支撑的激情最后多成为军阀政权的点缀。

  （2）政治格局:立宪派、旧官僚、部分失意的革命党组成了支持袁世凯的阵营，其代表是共和党、统一党、民主党（后合并为进步党），只有部分革命党认为袁世凯会威胁民主共和制，组织起国民党以求抗争。

  2.民主共和制的失败:（1）南北对峙格局:南北议和和政权北移后，北京政府的军阀官僚集团并没有控制全国，虽然通过威胁拉拢控制了西北地区和东三省，但南方仍有革命党的势力。在政治问题上，袁世凯强调中央集权、省长委任和地方军民分治，支持革命党的南方省份都督则主张地方分权、省长民选和事权统一。

  （2）袁世凯破坏《临时约法》:起初根据南北双方的约定，组成两派人物平分秋色的责任内阁，虽然袁派人物已经把持要职，但袁依旧不愿受其掣肘，在和总理唐绍仪就副署问题发生争执后（唐于1912.6辞职），用武力组织强迫参议院通过了基本由自己的幕僚组成的阁员名单，让责任内阁制名存实亡。在人事任免上，袁世凯违背临时参议院关于北方各省议会公举都督之权，擅自委任都督。之后还不经国会与五国银行团签订善后大借款，又公然用袁记《中华民国约法》取代《临时约法》。

  （3）议员选举和第一届国会:1912年12月-1913年3月，各政党在全国范围内积极竞选议员，虽然工农和大众的选举权被剥夺，拉票冒报、恐吓收买的状况很普遍，但由同盟会改组而来的国民党还是在选举中取得优势（占45%的席位，为国会第一大党），4月第一届国会开幕后，议员也力图限制政府之专断，不过议员非常容易被袁世凯派人收买、威胁，没有合法性和物质力量的议会政治作用相当有限。

  （4）二次革命:1913年3月宋教仁在准备北上组阁时被刺杀，令多数国民党对南北合作和政党内阁丧失信心，但对于如何讨伐袁世凯则存在分歧:孙中山主张先发制人出兵，黄兴主张在民国法制框架下审判袁世凯。之所以意见不一致，也是因为此时的国民党缺乏作战准备和武装力量，但袁世凯早就准备扫清革命党人造成的障碍，4月从五国银行团那里获得军费支持（善后大借款），之后就以重金收买加武力威逼的方式试图瓦解南方革命力量。国民党在被动局面下组织讨袁，7-9月基本流产，主要领导人基本逃往日本。11月袁世凯宣布国民党为乱党，肃清了国会内的国民党议员，1914年1月又停止国会、解散各地方议会，辛亥革命试图建立的民主共和制已经在实质上破产。

  3.袁世凯独裁的建立和败亡:（1）二十一条交涉:1914年11月，日本通过一战的天赐机会取代了德国在山东的地位，袁世凯与日本交好，希望借其扶助以行帝制，日本也趁机狮子大开口，次年提出了包括继承扩大在山东特权、承认在东三省特权、让日本人在要害部门（政治、财政、军事）担任顾问在内的“朝鲜化”要求。袁世凯对此也不能接受，当时国内的反日舆论也得到袁的默许，但本国人民最终不如列强重要，1915年5月政府还是接受了除第5号之外的条款。

  （2）称帝失败:袁坚持称帝很大程度上是其个人野心的产物，不仅让其派系内部一些想要接任大总统位置的军人失望，也让革命党有机会与南方实力派联合起事，此前孙已经在日本组织了更集中化的中华革命党（1914.7.8，这个党要求成员摁手印服从领袖，还按加入资格分成三个等级）。以立宪派和旧官僚为主体的进步党在复辟帝制时被袁一脚踢开，现在他们也不想和袁一起灭亡，于是也支持讨袁。1915.12.25，云南成立护国军政府，此时列强和袁派系内部的实力人物也不满袁擅自改变国体造成内战，袁很快就取消帝制，1916年6月病死。之后军阀割据的局面日益明朗，孙的护法运动成效有限。

  二、民初的社会

  1.资本主义发展:得益于民国政府的保护政策、一战的机遇和二十一条后的抵制日货运动，迎来了所谓的黄金时期，主要是适应外国市场发展轻工业部门，实力依旧有限，到1920年代工业产值只占工农业总产值的4.87%，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并没有成为社会的主要生产方式。

  2.农村经济:辛亥革命后，清朝的皇室宗室庄田和旗地主要被汉人地主获得，之后军阀掌权，各军阀往往是自己家乡的最大地主（如袁世凯在河南有田产4万亩，马鸿逵在家乡有地产10万亩），加上农村经济卷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造成的冲击，导致农村阶级矛盾激化。此时农村的剥削关系主要还是封建租佃制，有一些少量的农垦公司，也往往具有很强的封建买办性（本身就由这些人投资），且经营有所失败就又会恢复原有的剥削关系。

  第六章 社会转折的新取向

  一、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

  1.新文化运动:后来人总喜欢站在中庸的安乐椅上随意谴责先驱者“太极端了”，但有德性的贵族会承认，革命之所以那么摧枯拉朽并不是它主观上想戕害文化，而是旧制度的公开完成让各种旧东西都跟它绑定到一起，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旧文化必须作为靶子被拿出来批判和清算，不这样就不能撼动那些依仗它们的人。其中有的人会让我们觉得太一边倒，又有人会让我们觉得思想杂糅性太强，但狂妄的小子有资格随意谴责他们“极端西方丧失文化自信”“思想杂糅混乱不成熟”吗？他们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他们是在历史中进行现实的行动的人，而不是用公式化套路化的明哲保身式“标准答案”让自己独善其身的应声虫，再说一次，历史中没有中庸的抽象安乐椅让他们坐着。→另外强化民族共同生活中所使用的语言的地位本来就是近代民族国家构建中不可缺少的要件，用贵族的蛇皮僵死繁琐语言就不能实现文化贯穿。

  2.五四运动:在这里没必要纠结于救亡与启蒙的对立，哪怕是为了救亡也要进行启蒙（不然跟清朝的国奴有什么区别?）。别哀叹什么新文化精神、启蒙被救亡给压倒了，学生、工人、商人在民族的名义下发起全国范围内的集体政治行动，自己代表自己要求政府实现他们的要求，这在中国历史上可是破天荒的头一次，它难道就没有启蒙意义吗？人民在这里显示自己的力量，文人难道因为看到“爱国”的字眼就要嘤嘤嘤?你觉得当时的这种以积极的主动性左右政治局面的“爱国”跟那种以服从一切大爹的决议为准则的不行动的无能表忠心式“爱国”是一回事?不可割裂新文化和五四的关系，《新青年》在很多地区是五四之后才广泛流行。

  →五四之后，社会的政治觉悟明显大有提高：“五四以前中国的社会，可以说是一点没有组织。从前这个学校的学生和那个学校的学生是一点没有联络的，所有的不过是无聊的校友会，部落的同乡会；现在居然各县各省的学生都有联合会。从前这个学校的教职员和那个学校的教职员也一点没有联络的，所有的不过是尸居余气的教育会，穷极无聊的恳亲会；现在居然有好几省已经组织成了什么教职员公会。从前工界是一点组织没有的，自从五四以来，有工人的地方，如上海等处也添了许多中华工业协会、中华工会总会、电器工界联合会种种机关。从前商界也是一点组织没有的；所有的商人，不过仰官僚机关的商务总会底鼻息，现在如天津等处的商人有同业公会的组织，而上海等处商人有各马路联合会的组织。”

  3.当时思潮中需要注意的倾向:有识之士往往把对欧战的反思和对自由竞争、国家主义的批判联系起来，而且敏锐捕捉到个人主义的逐利性和国家主义的逐利性是一脉相承的，某些人居心不良，提这段时期的思潮只强调反西方，却不说当时反西方指向的是西方的国家主义。

  二、国民革命

  1.马主义的早期传播和cp的成立:马主义最初在中国的得胜，其实就是主张以暴力革命、阶级斗争去改造社会的方法的得胜，很多早期中国马主义者接受马主义，图的也就是这个面向。一大在当时是一次雷声大雨点小的会议，只确定了一些泛化的目标和“纯粹工人”的毫不妥协的立场。

  2.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实现:cp初创之时，虽得到第三国际的很大援助，但也不是数百人的小党，为了服务于第三国际的总计划，被要求与号称有20万成员的kmt进行合作。

  （1）具体原因有:①两方在打倒列强除军阀这方面有一致性，不过kmt打倒军阀之后可以当新的。②第三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确定了关于民族殖民地问题的基本观点，为了适应欧洲革命失败的形势，更加关注亚洲的民族民主革命，要求这里力量薄弱的无产阶级政党在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同时积极支持革命资产阶级的活动，也是为了给苏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③kmt面临革命困境和列强打压时，寻求东部良好外部环境的苏方成为最佳合作对象，但孙不过将苏方视作可提供援助之友邦，他并没有完全放弃和其他列强的接触，学习布尔什维克的组织也不可能同意赤化。

  （2）1924年kmt一大召开，此前苏联顾问鲍罗廷已开始负责对松散的kmt的改组工作（以按党员居住和工作的区域划分的区分部作为党的基本细胞，笼罩每一个党员，以进行严密控制，经常通过支部开会提高凝聚力），kmt一大提出所谓新三民主义（民族上更加反帝、民权上剥夺被革命对象的权利、民生上笼统地提出节制资本和解决土地问题），确定康米成员以个人资格加入kmt，关于这一点各方的考虑是:

  ①第三国际:cp体量太小，只有一些知识分子，缺乏实际物质力量，第三国际认为kmt是各阶级进步分子的联合（马林），是最能够依赖的进步力量，应该让cpc以个人身份加入kmt使其革命化，这本质上是放弃领导权（“加入kmt后一切工作都集中到kmt”，这当然非常妨碍cp独立开展工作），cp虽然反对，但碍于孙和第三国际的压力只能同意（1923年三大）。

  ②kmt:孙是觉得kmt之前太涣散，有生气的康米加入进来可激发其活力，因为孙对自己有自信，所以不怕康米打着kmt旗号进行宣传，认为这不过是替自己做了工作。后面康米有要求独立性的倾向、抗拒kmt的干扰时，孙也摆出强硬姿态，并有意扶植右派以制衡。

  3.国民革命的勃兴:虽然当时都言国民革命，但两党对其的态度显然不同，这对康米来说是服务于世界革命进程的一个阶段，kmt肯定对服务于这样的计划没有兴趣，他们只是在乎当下的援助。

  （1）工农运动:改组后国民党设立工人部和农民部，这就利于康米以此为依托开展群众运动。

  ①工人方面:到1925年初大概只能掌握并影响不到10万名工人，但五卅事件和省港大罢工让康米有机会迅速扩大自己的影响，上海的康米成员从运动开始的290人增加到1926年的2500人，广州政府对省港大罢工的支持发挥了很大作用（五卅运动的结果则是上海总商会的对外妥协）。此时的工人运动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工人之间存在地域帮派化的倾向，组织起来的工人只认个人兄弟关系，具有黑社会性质的工会和帮口工头（成为“工人领袖”）经常裹挟组织，利用罢工为自己谋取利益（募集到社会捐款后自己就可以从中克扣）；文化程度高的工人薪水高不革命，受压迫深的工人又文化程度低不积极，反倒是女工在多重压迫下比较有战斗性（“女工很勇敢，走狗男工多，即使面临开除，对女工来说亦不成问题”）；工人在严重劳动摧残下不愿参加会议，如果没有妥善的救济措施，也不敢冒开除风险罢工。在当时由于现实条件限制不得不绕远路，暂时利用具有封建性质的帮口作为中介，“拉夫式”“拉友式”的现象非常普遍。

  ②农民方面:1924年开始办农民运动讲习所，此时康米中主要还是猫和彭湃比较关注这方面。

  （2）废约和国民议会运动:1924年kmt一大确立取消不平等条约的方针，华盛顿会议后列强对华政策也有调整，如果能出现一个统一稳定的政府，废除一些条约是可能的。1924年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后，国人希望召开国民会议建立真正的共和，孙也北上交涉，1925年3月病死。

  4.北伐战争和合作破裂:

  （1）反客为主的尝试:合作一开始kmt中就有许多人对此感到抵触，1925年3月孙死后矛盾逐渐暴露，第三国际这时还是对cp的实力没有信心，鲍罗廷致力于借孙去世的时机施加影响、扶植kmt左派以“从这种分裂中得到好处”，8月发生刺杀廖仲恺案，之前在kmt实际地位不高的汪、蒋分别被扶植成党、军领导人，许多右派被迫放弃职务出走（1925.11的西山集会名义上针对康米，实际还包括对排斥胡汉民的汪的不满，另外孙用来架空中执会的中政会也成为老人的眼中钉），斯大林甚至认为可以直接把kmt改造成工农政党的形式。1926年1月的kmt二大基本上被康米控制，康米占据了中央77%的领导职位，在广东掌控了10万工人、60万农民，有2000工人纠察队和3万农民自卫军，在国民革命军的第一、二、三、四、六军任政治部主任。然而这次事件实际加剧了kmt内部的分化，第三国际害怕这会“缩小广州国民政府的基础”，所以又要求对中派持协商态度、对右派“不要打掉牙齿”（维经斯基），康米对军队的掌控不牢靠，还被要求“不惜一切代价和kmt保持战斗联盟”。

  （2）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在刺廖案后，kmt内的权力斗争集中到蒋汪身上，1926年3月18日，发生海军局康米李之龙为保护商船擅自调动蒋的座舰中山舰前往黄埔的事件，其实擅自调动的要求是广州军校办事处主任欧阳钟提出的，李之龙并不知道，19日因为苏联考察团要参观中山舰，蒋才知道此事，汪这一天又不停问蒋什么时候去黄埔，本来蒋就对新的苏联军事顾问季山嘉反对北伐感到不满，右派趁机煽风点火，多疑的蒋就怀疑第三国际和汪要联合软禁他，于是“先下手为强”，于20日突然软禁苏联顾问，清除了第一军中的康米。面对这次事变，第三国际和cp都无力应对，cp的工人纠察队只有200条枪，做了很大工作的第一军轻易就被蒋利用发动政变，如果联合国民革命军由其他军阀派系改编的军队倒蒋，那也不能确保比蒋更好，第三国际认为蒋此时没有帝国主义背景，不能刺激他。于是汪被迫出走欧洲，蒋获得军事委员会主席职位，5月在kmt二届二中全会上通过“整理党务案”，规定cp必须向kmt中央上交kmt内的康米名册和训令，康米不得担任中央机关部长，任中央执委人数不超过三分之一，跨党的康米不可质疑kmt的意识形态。不过此事后康米在kmt内借壳壮大的地位也暴露出来，合作事实上的对等性得到体现。

  （3）北伐战争:1926年4月，国民军在直奉联合的压力下已经逐渐败退，苏联惧怕广州国民政府遭到列强联合干涉，对北伐持否定态度，cp在这方面的犹疑也是受苏联影响。但在中山舰事件后，蒋越来越需要一场战争来巩固自己的地位，苏联对蒋的判断处于纠结状态，害怕把这位当时被视为左派的领导人“推向帝国主义”，出于对付依附日本之奉系的考虑，苏联军事顾问只能不管政治意义为蒋制定北伐计划。1926年7月-1927年3月攻到上海、南京，国民军也已宣布加入国民革命军，南方各地的工农运动都受到鼓舞，1927年2月收回汉口、九江英租界。北伐开始后英国对此感到不安，但美国早就注意到蒋敢于对俄发动政变，所以保持温和态度，1926年8月蒋也发布声明说革命要顾及“友邦之利益”，并私下派人向英国表示他不会支持康米。

  （4）四一二政变的酝酿:北伐战争迅速推进带来的革命高潮造成了普遍的乐观情绪，在第三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的文件中对中国革命的态度出奇乐观，但国民革命高潮带来的普遍群众运动已经超出了有组织的控制，蒋在迁都武汉（1926年12月）问题上受制于鲍罗廷后更加愤懑，1927年3月kmt左派和康米召开的kmt二届三中全会又实际剥夺了他除总司令之外的其他职权。康米已经感受到“民众运动日渐向左”与“军事政权日渐向右”之间的矛盾，不过斯大林还是觉得武汉国民政府可以控制局面，能够“通过军队实施正确的农民政策”。然而哪怕是在武汉政府能够控制的军队中，多数军官也是地主富绅出身，当时国民革命高潮令他们的家庭受到自发群众运动的冲击，康米在军队中担任领导职务的效果根本不能抵消军官切身利益受到的损害。同时遭到排挤的蒋也根本不同于之前那些没实权的右派元老，3月占领上海后（这不符合鲍罗廷先占领北京最后东进的计划）他已经获得与江浙财阀和列强直接接触的机会，不再需要完全依靠苏联。蒋之前对外声称自己抗拒赤化，这口说无凭，他必须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和布尔什维克的区别。

  （5）政变的发生:随着矛盾的日益公开化，第三国际逐渐意识到北伐胜利进军隐含的危险，一方面要求康米秘密组织力量，控制独立武装，不要过度强调国民革命和下一步无产阶级革命之间的鸿沟，另一方面又对武汉国民政府抱有希望，只强调以“挤柠檬汁”的方式对付右派。北伐军进入上海后，康米力图保持其工人武装并建立和kmt左派共同控制的市政府，这跟蒋之间不可调和，第三国际却又认为此时“实行暴动之策略十分谬误”，结果蒋先下手为强，他控制的南方地区的康米运动都遭到严重打击。

  第七章 南京政府初期的内政外交

  一、南京政府的建立

  1.宁汉合流与国民政府改组:四一二政变后，kmt实际形成武汉的汪、南京的蒋和上海的西山会议派并立的局面，由于武汉政府实力薄弱，6月占据陕西河南的冯玉祥与南京达成协议，冯、阎相继进行清党，西山会议派也出于反共立场暂时与南京和解。

  （1）武汉的博弈:此时武汉政府已是孤家寡人，真正能用的实际只有叶挺的新编第二师，其他军队或是需要发饷，或是像唐生智那样与蒋有矛盾，对康米并无好感，因此武汉政府也开始对康米施加压力，要求其约束工农运动。面对这种局面，第三国际还是没有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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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itismy126 发布时间：2012-11-24 07:48: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