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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Suzume 发布时间：2015-02-02 23:53:20

  重译是什么意思能说明白点不？

• 作者：美大牙 发布时间：2024-02-02 15:07:17

  2024 B4 开篇充斥了些“赘婿”的莫名其妙别扭 全部也没什么感人肺腑的手艺人的故事 甚至不如写个老爷子的自传

• 作者：莪芯(蓝莓版) 发布时间：2019-01-15 00:56:22

  味如嚼蜡

• 作者：平林 发布时间：2020-04-04 23:38:12

  周国平的东西建议未成年男性不要读，不是说不好，只是他的东西会败坏男性阳刚气，不要老听他扯鸡巴一些精神了，灵魂了什么的，关注精神，灵魂也有极大的害处。尤其对未成年男性。

• 作者：不灵不灵 发布时间：2021-06-07 16:44:19

  连着三天一口气看完 是好看的是难受的

• 作者：藻。 发布时间：2012-08-18 18:23:20

  以后，我们每一天都要快乐，特别特别的快乐，这便是我爱你的方式。

• 男人的无奈

  作者：LSK 发布时间：2008-08-09 09:47:48

    话说看到《缥3》，《缥4》一起出，很是兴奋了一阵。看到两本加起来那么厚，心想就算写不到我们野尘军纵横天下，也应该写完一生之盟顺便给野鸡发展几个艳遇吧。看第四本的介绍说辰月和天驱要火并，莫非大结局要提前到来？

    待我将书看完，不禁掩卷长叹，江南拖稿的能力确实天下第一------

    

    我推荐同学看《缥缈录》，手里却只有一本实体书的《缥4》，于是先从《缥4》开始看。看完后他问我，这本书的男猪脚是？

    于是我彻底无语了。不过仔细想想，《缥4》确实是没有猪脚的。

    感觉这本书像是画了一副群象，写了一群无奈的男人。

    叶正舒，或者叫他殇阳关车骑都护云中叶氏叶正舒大人，就是这样一个无奈的男人。

    

    “楚卫国的吏治严厉，可是贪污横行。因为发给官吏的薪俸极少，所以逼得官吏不得不贪污。若是被抓到，惩罚极严，贪污金额在五个金铢以上的，可以处死。可是五个金铢对于当官的人家，有时候逢年过节给上司送礼都不够的。下面的官吏为了自保，都是拉帮结伙，互相隐瞒。父亲是个胆子很小的人，也不是不想贪污，而是律令严酷，他不敢。所以每到需要给上司送礼的时候，家里就穷得没有余粮。有一年元日，父亲把最后的米换作几个金铢，只买得起几条猪腿分别送到几位上司的家里。别人可都是送金玉和珍玩……”叶瑾还是淡淡地笑，“上司也知道他是什么人，倒不在意他那点供奉，只是取笑两句就让他走了。可他从上司门里出来，想到家里穷得已经连米都没有了，更不用说荤素，根本没法过这个节。于是他偷偷到廊下，从自己送的猪腿上偷割下一刀肥肉，揣在怀里跑回了家。”

    确实是个怯弱的男人啊，不过身在官场，能做到出淤泥而不染已经很不容易了。你还真能指望他振臂高呼，跳出来改革帝国的吏治吗？可就是这样一个怯弱的近乎可怜的男人却被老丈人所不容，连老婆也被老丈人带回了娘家。

    

  “大概母亲也很讨厌父亲的无能吧，我记不太清楚小时候的事情了，只记得他们经常吵架，父亲被赶出去，就蹲在厨房的灶台边一个人默默地烧火，早晨起来他就坐在那里睡着了。”叶瑾说，“母亲就这么嫁过去了，母亲出嫁的那天父亲偷偷跑出去看，看了回来他又蹲在灶台边一个人默默地烧火。”

    

    很可悲是不是，连自己的老婆也没有了，唯一能做的事却只是蹲在灶台边一个人默默地烧火。可是他又能怎么做呢？阿苏勒这样想：

    “他心里一阵茫然，他想这样可怎么办啊，这甚至不是在战场上面对千万的敌人，你可以拔刀奋起，大不了一战而亡，也是武士的光荣。可那时候的叶正舒没有办法，他不能拔刀，只能卑微地求告。"

    

    “后来的一个月里他天天都去小酒馆里喝酒，喝了回来就发酒疯。他在家里大声喊说他也是云中叶氏的子孙，没有人能看不起他，他也可以上战场马革裹尸，等到他时来运转的一天，他要娶云中最美的女人，用银装的车辇迎接那个女人入门，让那些看不起他的人都亲眼看着。”叶瑾笑着摇摇头，“可是他喊了一阵子又会抱着我大哭，说让我不要离开他，不要去那个人的家里。”

    

    看到这里忽然心中一疼，一种熟悉的感觉又涌上心头。于是忽然就想起了《上海堡垒》。

    

    “林澜的脸忽然涨红了，她的嘴唇哆嗦着，哆嗦着，最后她猛地挣脱了我的双手推在我胸口上：‘你去死吧!’”

    　“我忽然想起陈凯歌的《致命诱惑》，那是他去好莱坞导演的一部并没什么名气的小片，我在周三的半价档坐在电影院里看的。女主角爱上了英俊勇敢的登山运动员要离开她的同居男友，她回到租住的房子，男友——我记得是个庸碌的胖子——正翘着双腿看球赛。女人下了决心说我要离开你，男人站起来瞪大了眼睛一付不敢相信的样子。

  　　当他终于明白一切都无法挽回的时候，他咆哮着发作了说你为什么要离开我你这个婊子你这个愚蠢的女人你欺骗了我，而所有的话在女人面前像是撞上了无形的墙壁。最后他喃喃的说，你为什么要离开我，I bought you the subway ticket every weekend……

  　　I bought you the subway ticket every weekend，我帮你买了每周的地铁票。

  　　是不是太小气了一些？The subway ticket ， just the one-dollar subway ticket…… ”

    想起来江南的作品里还真是充满了怯弱的男人，他们面对心爱的女人是毫无办法，眼睁睁的就看着她离他而去。作为男人，似乎不能窝囊至此，然而真正的男人应该怎样？

    是怒发冲冠，拿起把菜刀冲上去剁了那一对奸夫淫妇？

    还是从此以后奋发图强，干出一番前无古人的功业让那个抛弃你的女人被悔恨的情绪折磨下半辈子？

    

    好吧，让我们回到现实，这毕竟不是YY小说，拿菜刀砍人还是犯法的，干出无古人的功业也不是那么容易的。换句话说，就算你做出了无古人的功业鲜衣怒马的回到了曾经抛弃你的女人身边，又能怎样？物是人非，毕竟是已经不能回到过去了。

    忽然想起以前看过尼古拉斯凯奇的《天气预报员》，里边的尼一改往日的硬汉形象，扮演一个中年离异，经常被人扔汉堡的天气预报主持人。他一直想和自己的前妻复婚，结果他为此所做的一切努力似乎都在把事情弄得更糟。某天他收到了纽约一家大电视台的邀请，许诺给他更高的薪水。他躺在纽约宾馆的大床上，透过宾馆的落地玻璃窗看着外面的天空，幻想如果自己挣到更多的钱就可以挽回前妻的心。然而当他真的得到了那份工作并向自己的前妻提出复婚时，却被告知前妻要与别的男人结婚了。他站在那里无力的重申自己即将得到超过百万的年薪，然而他的前妻却问道：“And so what？”

    And so what？那又怎么样呢？

    即使你挣到了超过百万的年薪，你心爱的那个女人已经不再属于你了，你感到很委屈是不是？你明明已经很努力了，可是————

    大话西游里曾反复讨论，“爱一个人需要理由吗？”

    需要吗？

    不需要吗？

    需要吗？

    ————

    好吧，爱一个人不需要理由。那么不爱一个人呢？似乎就更不需要了，因为这爱本就是毫无理由的，结束一件毫无理由的事情不是很正常的吗？

    可是可是——————

    好了，你还是不是男人？说不爱就是不爱了，还死皮赖脸的缠在那里干什么，你到底是不是男人啊！

    对啊，我们是男人。女人被抛弃了可以找个信得过的肩膀靠一靠，没准一段新的恋情就此产生了。男人呢？也找个肩膀靠一靠？顺便发展一段断背山？

    

    这个世界上轰轰烈烈的爱情毕竟还是少数。你不能指望所有的少男都在年少轻狂时背起包袱出外打拼，干出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后再衣锦还乡来娶曾经深爱他的那个女孩。你能保证那个曾经深爱他的女孩还在那里他,而不是在此之前就已嫁作人妇？

    所以大多数的少男还是安安静静的守候在自己心爱女孩的身边，过着自己单纯美好的幸福小生活，尽管，这幸福的根基并不牢靠。

    所以最后的最后即使叶正舒官至殇阳关车骑都护，他的老婆还是死了；所以尼古拉斯凯奇一个人孤零零的躺在纽约公寓的大床上，腰缠万贯却又孑然一身；所以即使白毅强大的足以令诸侯震慑，却只能在不舍的目光中对小舟说：“希望公主明白事理。”——————

    

    一群无奈的男人呵。

    

• 对民粹主义信条录的逐段评述

  作者：incontri 发布时间：2021-10-13 08:43:08

  《祖国纪事》总第242卷[注：1879年第2期《时评》栏第125—152页。]刊载了一篇没有署名的文章：《人民园地上的新苗》。该文明显地表现了民粹主义比俄国自由主义进步的方面。　　

  作者从这样的话开始：“今天”，谁若反对“来自民间而晋身社会上层的人”，谁就要被看成“几乎是叛逆”。　　

  “不久以前，文坛的一头驴子踢了《祖国纪事》一脚，责备它在评论兹拉托弗拉茨基那本书的短文中对人民表示悲观，其实这篇短文除对高利贷行为和金钱的腐蚀作用表示悲观外，并没有什么悲观的东西；而后来，当格列·乌斯宾斯基为自己最近几篇特写作了解释（1878年《祖国纪事》第11期）时，自由派泥潭就完全象童话中说的那样激荡起来……突然出现了那么多人民卫士，真叫我们惊异，我国人民竟有这样多的朋友……我不能不同情……提出农村这个美人和文坛少年（或者确切些说，不是少年，而是贵族老爷及其奴仆中间的老色鬼和年轻的商人）对她的态度问题……对农村唱小夜曲，‘对她流连顾盼’，完全不等于爱她和尊敬她，正如指出她的缺陷，完全不等于敌视她。如果去问问乌斯宾斯基本人……他倾心于什么，他认为未来的寄托是什么，是农村，还是旧贵族阶层和新小市民阶层？那么毫无疑问他会回答：‘是农村’。”　　　　

  这段话非常典型。第一，它清楚地表明，民粹主义的实质就是从农民、从小生产者的角度来反对俄国的农奴制度（旧贵族阶层）和资产阶级性（新小市民阶层）；第二，它同时表明这种反对是充满幻想的，是回避事实的。　　

  难道“农村”存在于“旧贵族”制度或“新小市民”制度以外的什么地方吗？难道这二者的代表过去和现在按自己方式建设的不正是“农村”吗？农村正是由“旧贵族”“阶层”和“新小市民”“阶层”这两个部分组成的。无论你怎样反复观察农村，只要你不从可能出发，而只肯定现实（我们谈的就是这一点），你就决不会从农村中找出什么第三个“阶层”。如果说民粹派找到了，那仅仅是因为他们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只看到各个农民村社的土地占有形式，而看不到整个俄国社会经济的经济组织。这种经济组织把农民变为商品生产者，使他们成为小资产者，即为市场而生产的单独的小业主；因此，这种经济组织使人不可能到后面去找“未来的寄托”，而一定要到前面去找；就是说，不能到“农村”中去找，在那里，“旧贵族”阶层和“新小市民”阶层的结合使劳动状况极度恶化，使劳动无法对“新小市民”制度的主宰进行斗争，因为这些主宰的利益和劳动的利益的对立本身还没有充分发展；就是说，要到充分发展的、彻底的“新小市民”阶层中去找，因为这个阶层把“旧贵族”的美妙东西已从自己身上清除净尽，使劳动社会化，使农村中尚处于萌芽状态和受抑制的社会对立得到充分的发展而完全显露出来。　　

  现在应当指出导致民粹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两种学说之间、对俄国的现实和历史的两种理解之间所存在的理论上的区别。　　

  我们随着作者来分析吧。　　

  作者向那些“愤愤不平的先生们”担保说，对于人民的贫困和人民的道德的相互关系，乌斯宾斯基理解得　　

  “比许多农村崇拜者更为透彻，在这些崇拜者眼里……农村不过是……一切有见识讲实际的资产者在类似今天这种时代总要备有的一种自由主义身分证”。　　

  民粹派先生，请您想一想，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使一个愿意代表劳动利益的人感到伤心和委屈的事情呢？为什么被他看作“未来的寄托”的东西竟变成了“自由主义身分证”呢？这个未来是要排斥资产阶级的，而您想借以达到这个未来的东西，不仅没有遭到“讲实际有见识的资产者”的敌视，反而为他们欣然接受，被他们当作“身分证”。　　

  假如您指出，“未来的寄托”不是在以“讲实际有见识的资产者”为主宰的那一制度所特有的社会对立尚处于不发展的萌芽状态的地方，而是在这种对立已发展到顶点、发展到极限，因而已不能局限于敷衍了事的办法、已不能利用劳动者的愿望来满足私利的地方，即在问题已直截了当提出的地方，那您想一想，这种令人难堪的事情还会发生吗？　　

  您自己不是这样说过：　　

  “人民的消极朋友不愿了解一个简单的道理：社会上一切起作用的力量总是形成两种势均力敌、相互对立的力量，而表面上好象没有参加斗争的消极力量，只是为当时的优势力量服务的。”（第132页）　　

  难道这种分析不适用于农村吗？难道农村是一个没有这些“相互对立的力量”和斗争的什么特殊世界，可以笼统地谈论农村，而不怕做“优势力量”的帮手吗？既然已经谈到斗争，却又从这一斗争的内容被一大堆无关的情况（这些情况妨碍人们坚决彻底地把这些相互对立的力量分开，妨碍人们看清主要敌人）掩埋住的地方谈起，难道是有根据的吗？作者在文章末尾提出的纲领——提倡教育，扩大农民占有的土地，减轻赋税——动不了占优势的人们的一根毫毛，而纲领的最后一条——“组织人民工业”，又是以斗争不仅有过甚至已经胜利结束为前提的，这难道还不明显吗？对抗的存在是您自己所不能不承认的，而您的纲领却避而不谈这种对抗。因此，您的纲领对属于“新小市民阶层”的业主并不可怕。您的纲领是小资产阶级的幻想。正因为如此，它只能当“自由主义身分证”使用。　　

  “那些把农村当作抽象的概念、把农夫当作抽象的纳尔苏修斯[80]的人，甚至没有好好想一想，就说只须颂扬农村和肯定农村，就说农村在出色地抵抗一切破坏性的影响。既然农村竟每天要为一个戈比而拼命，既然它受到高利贷者的盘剥、富农的欺骗、地主的压榨，既然它时常在乡公所受到鞭挞，难道这一切对农村的道德方面不会发生影响吗？……既然卢布，这个资本主义的月亮，浮现在农村风景画的近景上，既然人们的目光、意向和心力都贯注在它上面，既然它成为生活的目的和衡量个人才能的尺度，难道可以掩盖这种事实而说农夫是根本不需要金钱的不重利的科斯马[81]吗？既然农村中显然存在着不和的趋向，既然富农如花盛开，而且力图奴役最弱的农民使他们变成雇农，力图破坏村社等等，试问，难道可以掩盖所有这些事实吗？！我们可以希望对这些事实作更详尽更周密的研究，我们可以用穷苦不堪的生活条件（人们因饥饿而盗窃，杀人，万不得已时甚至吃人）来解释这些事实，但要掩盖这些事实是根本不可能的。掩盖这些事实就等于维护现状，就等于维护臭名远扬的自由放任，而让可忧的现象发展到骇人听闻的地步。粉饰真相总是多余的。”　　

  又是这样：对农村的描写多么精采，而得出的结论多么浅薄！对事实的观察多么正确，而对它们的说明和理解多么肤浅！这里我们又看到在保护劳动的愿望和实现它们的方法之间横着一条鸿沟。农村中的资本主义在作者看来不过是“可忧的现象”。尽管他也看到同样的资本主义在城市中规模很大，看到资本主义不仅支配了国民劳动的各个部门，甚至支配了代表人民和为了人民贡献出资产阶级措施的“进步”著作界，但是，他不愿承认问题在于我国社会经济的特殊组织，而用幻想来安慰自己，说这不过是“穷苦不堪的生活条件”所引起的可忧的现象。据说，如果不奉行不干涉论，那就可以消除这些条件了。是的，那真是美哉妙哉！可是，俄罗斯还从未有过不干涉政策；向来实行的都是干涉……有利于资产阶级的干涉，只有“午睡般的宁静”的甜梦才能产生一种希望：不经过象司徒卢威先生所说的“在各个阶级间重新配置社会力量”而改变这种状况。　　

  “我们忘记了，我们的社会需要理想——政治理想、公民理想等等——主要是为了有了它们就可以不再去想别的东西；它寻求理想时不是象年轻人那样战战兢兢，而是怀着午睡般的宁静心情；它对理想失望时不感到精神痛苦，而是象幸福乡王子那样轻松。至少我们社会中的大多数人是这样的。他们本来不需要什么理想，因为他们脑满肠肥，对饱食终日十分满足。”　　

  这是对我国自由主义民粹派社会的出色描写。　　

  现在有两种人，一种是“民粹派”，他们继续照拂体贴这个“社会”，以描绘“未来的”资本主义或如该文作者所说的“逼近的灾祸”[注：它威逼谁呢？饱食终日的人吗？资本主义不仅不“威逼”他们，反而许以美味佳肴。]的种种惨象来款待它，号召它的代表离开“我们”已经误入的歧途等等，另一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十分“狭隘”，把自己同社会截然分开，认为只须依靠那些不“满足”于也不能满足于“饱食终日”的人，他们认为理想是需要的，是一个日常生活问题。试问，在这两种人中，今天究竟是谁更彻底呢？　　

  作者继续说，这是贵族女学生的态度，这　　

  “证明思想和感情已彻底堕落……从来还没有过这样举止端庄、金玉其外、这样纯真无邪而同时又是极端的堕落。这种堕落完全是我们现代历史的产物，是在乡绅习气、贵族的温情、无知和懒惰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小市民文化〈确切些说，就是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制度。——克·土·〉的产物。小市民把自己的科学、自己的道德准则和自己的诡辩带到生活中来了”。　　

  看来，作者对现实估计得如此正确，他一定明白唯一可能的出路是什么了。既然整个问题在于我国的资产阶级文化，那就是说，除这个资产阶级的“对立者”外，不可能有另外的“未来的寄托”了，因为只有它才和这种“小市民文化”彻底“分开”，才跟它势不两立，才不会作任何易于被人用来制造“自由主义身分证”的妥协。　　

  不然。还可以幻想一下。“文化”，这的确只是“小市民的”玩意儿，只是一种堕落。但要知道，这完全是旧乡绅习气（作者自己刚才也承认文化是现代历史创造的，是消灭了旧乡绅习气的历史创造的）和懒惰的产物，就是说，这种东西是偶然的，是没有牢固的根基的，如此等等。接着作者又说了一些话，这些话毫无意义，回避事实，只是一种故意漠视“相互对立的力量”的存在的感伤主义幻想。请听听：　　

  “他们（小市民）需要在讲台、文坛、法庭和其他生活场所把它们（科学、道德准则）确立起来。〈我们从前面看到，他们已经把它们在农村这样深邃的“生活场所”确立起来了。——克·土·〉他们首先是找不到进行这项工作的十分合适的人才，因而不得不求助于具有其他传统的人〈是俄国资产阶级“找不到人才”吗？！这是不值一驳的，而且作者在下面就会自己驳倒自己的。——克·土·〉。这些人都不是内行〈俄国资本家吗？！——克·土·〉，他们的步伐不老练、动作不敏捷〈他们十分“内行”，足能取得百分之几十到百分之几百的利润；他们十分“老练”，足能把实物工资制[82]推行于各地；他们十分机敏，足能获得保护关税。只有不直接感受到他们压迫的人，即只有小资产者，才能产生这样的幻想。——克·土·〉；他们竭力模仿西欧资产阶级，订购书籍，埋头学习〈请看作者自己已不得不承认他刚才虚构出来的幻想是多么虚无缥缈，说我国的“小市民文化”是在愚昧无知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是不对的。要知道，正是它给改革后的俄国带来了文明、“学识”。“粉饰真相”，把敌人形容得软弱无力，没有根基，“总是多余的”。——克·土·〉；他们时而惋惜过去，时而忧虑将来，因为他们不知从哪里听到一种喊声，说小市民不过是厚颜无耻的权贵，说他们的科学经不起批评，他们的道德准则毫无可取之处。”　　

  俄国资产阶级常犯“惋惜过去”、“忧虑将来”的毛病？！真是信口雌黄！有人就是喜欢自己欺骗自己，如此恣意诽谤可怜的俄国资产阶级，说它听到“小市民毫无可取之处”的喊声就惶惑不安！实际上岂不正好相反，因别人虚声恫吓而“惶惑不安”的岂不正是发出这些“喊声”的人吗？“忧虑将来”的岂不正是他们吗？……　　

  而这类先生听到人家称他们为浪漫主义者，还惊讶万状，装出不懂的样子！　　

  “然而，总得找条生路。小市民并不是请求人去做工，而是以饿死的威胁命令人去做工[注：读者请注意这一点。当民粹派说我们俄国是“小市民命令人去做工”时，那就是真理。而当马克思主义者说在我国占统治地位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时，那瓦·沃·先生就要高叫，说马克思主义者想“以资本主义制度代替民主〈原文如此！！〉制度了”。]。不去吗，就会没有饭吃，就会在街头呼叫‘布施布施我这个退伍的上尉吧！’，否则就会活活饿死。于是工作开始了，吱吱声、轧轧声、叮当声不绝于耳，一片混乱嘈杂。工作紧急，刻不容缓。机器终于开动了。各种吱吱声、尖叫声似已减少，各种零件似乎还凑合可用，只听见一个笨重东西在隆隆作响。然而这却令人更加胆寒，平板愈来愈弯，螺栓在松动，眼前一切，转瞬即将灰飞湮灭。”　　

  这一段话非常典型，因为它以鲜明、简练、美丽的形式表达了俄国民粹派的一套议论，这一套议论俄国民粹派喜欢给它披上科学的外衣。他们根据资本主义制度存在着矛盾、存在着压迫、死亡、失业等等这些不可辩驳和无庸置疑的事实，竭力证明资本主义是一种极其不好的东西，是一个“转瞬”即将灰飞湮灭的“笨重东西”。[参看瓦·沃·的著作、卡布鲁柯夫的著作（《农业工人问题》）和尼古拉·—逊先生的部分著作]　　

  我们从观察中而且是从多年的观察中看到，这个命令俄国人民去做工的力量在日益成长壮大，在向全欧夸耀它所创立的俄国的威力，只“听到”必须把希望寄托在“螺栓松动”上面的“喊声”，它当然表示很高兴。　　

  “胆小的人吓得屏息静气。不顾一切的人说：‘那就更好’。资产阶级也说：‘那就更好’，‘我们要快些向国外订购新机器，快些准备好用国产材料做的机座、平板和其他粗笨部件，快些聘请高明技师’。同时，社会道德在这一时期败坏不堪。有些人开始爱好新的活动，不量力而行，有些人则日益落伍，悲观失望。”　　

  可怜的俄国资产阶级！它是在“不量力地”极力攫取额外价值！它感到了自己的道德败坏！（请不要忘记上一页是把这全部道德概括为饱食终日和堕落的。）当然，这里毫无必要与它作斗争，更不用说什么阶级斗争了，只要好好地斥责一顿，它就不会再勉强自己了。　　

  “这个时候几乎没有一个人想到人民；可是，按资产阶级的惯例，又事事都是为了人民，替人民着想；同时，每一个社会活动家和每一种书刊都认为谈论如何造福人民是自己的天职……这种以自由主义取媚人民的倾向压倒了一切，取得了优势。在我们这个民主世纪，不仅苏沃林先生公开承认自己爱人民，说‘我生平所爱的并至死不渝地爱着的就是人民，我自己就是来自民间的’（这什么也不能证明）；甚至连《莫斯科新闻》不知怎的也另眼看待人民了……不知怎的也关心——自然是按自己的方式关心——人民的福利事业了。现在，象业已停刊的《信息报》那样公开对人民不友好的报刊，连一个也找不到了。其实抱公开不友好的态度倒好些，因为这时敌人的原形毕露：可以看出他在哪方面是个笨蛋，在哪方面是个骗子。现在人人都是朋友，同时人人都是敌人，一切都乱糟糟地混在一起了。正如乌斯宾斯基所说，人民完全堕入使初涉旅途的人迷失方向的大雾中。从前他们看到社会上根本没有天理国法。现在别人却告诉他们说，他们已象地主一样自由，他们在自己管理自己的事情，人们在抬举他们，扶持他们。其实，在这一切由一条结实的细线包缠起来的关怀之中，贯串着无尽的虚情假意。”　　

  对的总是对的！　　

  “当时，远不是所有的人都在建立奖励富农而使真正的贫苦农民得不到贷款的信贷社。”　　

  乍看起来，也许以为作者既然了解信贷的资产阶级性，一定会完全屏弃诸如此类的资产阶级措施了。然而，小资产者突出的和基本的特点，正是以资产阶级社会的手段反对资产阶级性。因此，作者也象一切民粹派那样去改正资产阶级的活动，要求扩大信贷范围，要求贷款给真正的贫苦农民！　　

  “……人们不谈必须实行为土地重分制和村社（？）所妨碍的集约经营；人们不说人头税重，绝口不谈间接税，不谈所得税在实行中通常变成依然是向贫苦农民征税的事实；不说必须发放农贷，以便使农民能按高得出奇的价格向地主购买土地，如此等等……社会上也是这样，那里也有多得令人吃惊的人民的朋友……大概当铺掌柜和酒店老板很快也要讲爱人民了。”　　

  对资产阶级性的抗议很出色，而得出的结论却很浅薄：资产阶级既在生活中也在社会上占着统治地位。看来应当毅然舍弃这个社会而去找资产阶级的对立者了。　　

  不，应当宣传给“真正的贫苦农民”发放贷款！　　

  “情况如此混乱，谁的过错更大呢，是著作界还是社会？——这个问题很难断定，即使断定了也毫无益处。据说，鱼从头部腐烂起，但我认为这种纯粹厨师式的观察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资产阶级社会在腐烂，——这就是作者的思想。值得着重指出的是：马克思主义者的出发点正是这样。　　

  “当我们向农村献媚，对她流连顾盼的时候，历史车轮却在滚滚前进，自发势力也在发生作用；说得简单明白些，各种各样的奸诈之徒在不断混进生活之中，并按自己的方式改造生活。只要著作界还在争论农村问题，争论农夫是否心地善良，争论农夫有无知识，只要政论家还在连篇累牍地谈论村社问题和土地占有形式问题，只要税务委员会还在继续讨论税制改革，农村是会永世沉沦的。”　　

  原来如此！“当我们谈论的时候，历史车轮却在滚滚前进，自发势力也在发生作用！”　　

  朋友，假如是我说了这样的话，你们会叫喊成什么样子呵！[83]　　

  当马克思主义者谈到“历史车轮和自发势力”并确切说明这些“自发势力”就是发展着的资产阶级的势力的时候，民粹派先生们宁肯绝口不谈这些“自发势力”日益增长的事实是否确凿无疑以及对这种事实的估计是否正确的问题，宁肯毫无根据地胡诌一通，说这是一些“神秘主义者和形而上学者”，这些人只会说“历史车轮”和“自发势力”。　　

  这位民粹主义者的上述自白和马克思主义者通常的论点的唯一区别——而且是极本质的区别——在于民粹主义者认为这些“自发势力”是“不断混进生活之中”的“奸诈之徒”；马克思主义者则认为，自发势力不是偶然地或从外面什么地方“不断混进生活之中”的东西，而是体现为资产阶级，这个阶级是代表着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社会“生活”的产物和表现。这位民粹主义者只是在各种各样的信贷、赋税、土地占有形式、土地重分制、技术改良等等表面现象上兜圈子，不能看到资产阶级的根已深深扎在俄国的生产关系中，因而用幼稚的幻想来安慰自己，说这不过是一些“奸诈之徒”。自然，抱着这样的观点，的确无从理解这跟阶级斗争有什么关系，因为问题的关键只在于清除“奸诈之徒”。马克思主义者曾多次着重指出这一斗争，民粹派先生们既看不见阶级而只看见“奸诈之徒”，自然只能瞠目结舌报以沉默了。　　

  能够同一个阶级进行斗争的只有另一个阶级，同时一定是一个与自己的敌人已完全“分开”、完全对立的阶级，而对付“奸诈之徒”显然只要警察就够了，顶多再惊动惊动“社会”和“国家”。　　

  不过我们很快就会看见，这些“奸诈之徒”被这位民粹主义者描写成什么样的人物，他们的根有多么深，他们的社会职能是怎样的无所不包。　　

  其次，在上面摘引的关于“人民的消极朋友”那段话之后，作者紧接着又说：　　

  “这比在政治上保持武装中立还要坏，其所以坏，是因为这总是给强者以积极的帮助。无论消极朋友在感情上多么真挚，无论他在生活舞台上怎样尽量保持不显眼的地位，他仍然会使朋友受到损害……”　　　 “……对于那些比较纯正和真心爱人民的人[注：“消极朋友”的特征是什么，规定得太不明确了！要知道他们也是“纯正的”人，他们无疑也是“真心”“爱人民”的。从前面的对比中显然可以得出结论：必须把参加“相互对立的”两种社会力量之间的斗争的人，拿来同消极者作对比。问题的关键就在这里。]，这种情况终究是讨厌得不能忍受的。他们听到这种絮絮不休令人厌烦的爱的表白，觉得可耻和厌恶。这种表白年年重复，天天重复，在衙门里，在上流人的沙龙里，在小饭馆喝香槟酒的时候一再重复，但永远也不见诸行动。正因为如此，他们终于对这一切杂拌采取一概否定的态度。”　　

  这段描写从前的俄国民粹派对自由派的态度的文字，用来说明马克思主义者对现在的民粹派的态度，几乎是完全适合的。马克思主义者对于信贷、买地、技术改良、劳动组合、共耕制[注：尤沙柯夫先生语，1894年《俄国财富》第7期。]等等帮助“人民”的办法也已听得“不能忍受”了。他们也要求不愿意站在……“人民”一边而愿意站在被资产阶级命令去做工的人一边的那些人，“一概否定”自由主义民粹派的这一切杂拌。他们认为空谈为俄国选择道路，空谈“逼近的”资本主义的灾难和“人民工业的需要”，是一种“不能忍受的”伪善态度，因为现时在这种人民工业的一切部门中，资本都占统治地位，各种利益间的不明显的斗争在进行着，对这一斗争不应抹杀而应揭露，不应幻想“最好没有斗争”[注：这是克里文柯先生回答司徒卢威先生所说的“各社会阶级间的严酷斗争”时的用语（1894年《俄国财富》第10期）。]，而应发展这一斗争，使其具有持久性、继承性、一贯性，尤其重要的是思想性。　　

  “正因为如此，终于出现了一定的公民信条，对正直性的一定的断然的要求，这些要求是严格的，有时甚至是狭隘的，因此，喜欢黑暗中的广阔天地而忘记黑暗的逻辑渊源的博爱的自由派，对它们就特别讨厌。”　 　　

  绝妙的愿望！无疑正是需要“严格的”和“狭隘的”要求。　　

  但不幸的是民粹派的一切绝妙的志向始终都是一些“天真的愿望”。虽然他们意识到这些要求的必要性，虽然他们有极充裕的时间来实现这些要求，但他们至今还没有拟出这些要求，他们经常通过一系列的渐变而与俄国自由主义社会融合起来，并且至今仍旧与它融合在一起[注：某些天真的民粹主义者头脑简单到不了解他们是在写文章反对自己，甚至以此夸耀于人：　　

  “我国知识界，特别是著作界，——瓦·沃·先生在反对司徒卢威先生时写道，——甚至最富有资产阶级性的流派的代表人物，都具有一种可以说是民粹主义的特色。”（1894年《星期周报》第47期第1506页）　　

  正如在生活中小生产者总是通过一系列不知不觉的转变而与资产阶级融合起来一样，在著作界中民粹主义的天真愿望也常常变成饱食终日和吸人血汗的人们[84]的“自由主义身分证”。]。　　

  因此，如果说现在马克思主义者和他们相反，提出真是很“严格”很“狭隘的”要求，要求专门只为一个阶级（即“与生活分开”的阶级）服务，为它的独立发展和独立思考服务，要求与“正直的”俄国资产者那种“公民的”“正直性”完全决裂，那就让他们埋怨自己吧。　　

  “不管这些信条在分别来看时实际上是多么狭隘，但对总的要求至少是无法反对的：‘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成为真正的朋友，或者变成公开的敌人！’　　

  目前我们经历着一个异常重要的历史过程，即第三等级形成的过程。在我们眼前，代表人物正被挑选出来，准备管理生活的新的社会力量正在组织起来。”　　

  还仅仅是“准备”吗？那么，现在是谁在“管理”呢？是哪一种别的“社会力量”呢？　　

  莫非是《信息报》[85]这一类机关报所代表的那种力量吗？不可能。我们不是在1894年，而是在1879年，在实行“感化专政”[86]的前夕，照该文作者的说法，是在“极端保守派到处被人鄙视”、“被人耻笑”的时代。　　

  莫非是“人民”，是劳动者吗？作者的全篇文章作了否定的答复。　　

  既然如此，怎么还说“准备管理”呢？！不对，这个力量老早就“准备好了”，老早就在“管理”了；正在“准备”的只有民粹派，他们“准备”为俄国选择更好的道路，的确是这样，大概他们还要继续准备下去，直到阶级矛盾的彻底发展把所有躲避矛盾的人都挤出和推出历史舞台为止。　　

  “这一过程在欧洲开始得远比我国为早，它在许多国家内已告结束[注：“已告结束”是什么意思呢？是说已经看见了过程的尽头，“新的力量”已在聚积汇合吗？那它在我国也正趋于结束。或者是说那里已不再产生第三等级了吗？这样说是不对的，因为那里还有小生产者，他们还在产生出极少数资产者和大批无产者。]；在另一些国家中，这一过程则因封建主义残余和工人阶级反抗而受到阻碍，然而就在这里，历史车轮也在年复一年地把这些残余碾碎而为新的制度铺平道路。”　　

  请看我国民粹派是何等不了解西欧的工人运动！原来工人运动在“阻碍”资本主义的发展，工人运动竟被当作“残余”而与封建主义相提并论！　　

  这清楚地证明，不仅就俄国说，而且就西欧说，我国民粹派都无法理解，同资本主义作斗争，怎么可以不“阻碍”它的发展，而是加速它的发展，不是拖它后退，而是推它前进，不是起反动作用，而是起进步作用。　　

  “这一过程大体上是这样的：在贵族和平民之间日益形成一个由两种元素组成的新社会阶层，一种元素从上面沉下来，一种元素从下面升上去，二者好象有——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同样比重似的；这两种元素紧密地在一起混合着、化合着，经受着深刻的内部变化，并开始改变上层和下层，使之适合自己的需要。这一过程本身极有意思，而对我们来说，它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对于我们，这里产生一连串的问题：第三等级的统治是否是每个民族文明化命定的必然要经历的阶段呢？……”　　

  这是什么话？！“命定的必然性”从何而来，这里跟它有什么关系？作者自己不是描述过并在后面还更详细地描述了70年代第三等级在我们神圣的俄罗斯的统治吗？　　

  作者所搬用的，显然是我国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用以掩盖自己的那些理论根据。　　

  把这种臆想当作真事看待，不了解这些“理论”推断所维护的利益，正是刚才给予正确评价的那一社会的利益，即资产阶级的利益，——这怎能不是带有幻想色彩的肤浅看法呢？　　

  只有浪漫主义者才会认为可以用三段论法和这种利益作斗争。　　

  “……不进行那些过分小心的庸人处处都觉得是冒险的活动，不听信那些把历史只是看作命定的顺序、因而认为第三等级的统治对一个国家就如生老病死对一个人一样的不可避免的宿命论者的话，国家就不能由一个阶段直接进到另一个阶段吗？……”　　

  请看民粹派对我国现实的了解是多么深刻呵！如果国家促进资本主义发展，那这决不是因为资产阶级掌握着一种物质力量，能“驱使”人民“做工”，使政治服从自己。决不是这样。问题完全在于维尔纳茨基辈、契切林辈、门得列耶夫辈教授们信奉错误的“命定”顺序论，而国家却“听信”他们的话。　　

  “……最后，难道不能减轻一下即将来到的制度的弊病，设法使它有所改变或缩短它的统治时间吗？难道国家真是一种呆板的、身不由己的、软弱无力的东西而不能影响和改变自己的命运吗？难道它真是一种天帝放出的陀螺，只按一定的路线转动，只转一定的时间，转一定的转数，或者是一种意志力非常有限的机体吗？难道操纵它的真是一个巨大的铁轮，任何敢于探寻使人类走向幸福的最简捷的途径的勇士都要被它压成齑粉吗？！”　　

  这一段话非常典型，它特别清楚地表明俄国民粹派过去和现在代表直接生产者的利益时所具有的反动性和小资产阶级性。小生产者虽然敌视资本主义，但他们是与资产阶级紧相结合的过渡阶级，因此，他们不能理解，他们所厌恶的大资本主义并不是一种偶然现象，而是在相互对立的社会力量的斗争中逐步形成的整个现代经济（以及社会、政治、法律）制度的直接产物。只有不懂这一点的人才能做出向“国家”求援这样荒谬绝伦的事情，好象政治制度不是根源于经济制度，不是它的表现，不是为它服务的。　　

  小生产者看到国家对待他的利益的确非常呆板，不禁失望地问道：难道国家是一个呆板的东西吗？　　

  我们可以回答他说：不，国家绝不是一个呆板的东西，它永远在活动，并且活动得很起劲，它永远积极，从不消极。作者自己在前一页中也描述过这种积极的活动、它的资产阶级性质和它的自然结果。糟糕的只是他不愿看见它的这种性质与俄国社会经济的资本主义组织之间的联系，所以他的看法也就十分肤浅。　　

  小资产者看到“车轮”的旋转与他的愿望背道而驰，便问道：难道国家是一个陀螺，是一个铁轮吗？　　

  我们可以回答他说：不，这不是陀螺，不是车轮，不是天命的规律，不是天帝的旨意；它是由“活的个人”，即属于优势社会力量方面的那些“活的个人”，“突破重重障碍”[注：这是尼·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话，见司徒卢威先生的书第8页：“具有自己的一切思想和感情的活的个人，冒着风险成为历史活动家。是他，而不是什么神秘力量，提出历史的目标，并且突破自然界和历史条件的自发力量所造成的重重障碍而推动事变向目标前进。”]（诸如直接生产者或旧贵族阶层代表的反抗）来推动的。因此，要使车轮朝另一方向转动，在反对“活的个人”（即不属于任何意识形态阶层而直接代表切身经济利益的社会分子）时必须依靠“活的个人”，在反对阶级时必须依靠阶级。要做到这一点，单有探寻“捷径”的善良天真的愿望是很不够的，要做到这一点，需要在“各个阶级间重新配置社会力量”，需要成为这样一个思想家，他不是代表置身于斗争之外的直接生产者，而是代表那些投身于火热的斗争并完全与资产阶级社会的“生活分开”的人们。这是唯一的因而也是最简捷的“使人类走向幸福的途径”，通过这一途径不仅能减轻现存社会的弊病，不仅能靠加速这个社会的发展来缩短其寿命，而且能最后消灭它，使“车轮”（已不是国家力量的“车轮”，而是社会力量的“车轮”）完全朝另一方向转动。　　

  “……我们注意的仅仅是第三等级的组成过程，甚至仅仅是来自民间而晋身第三等级的人。这些人很重要，他们执行着异常重要的社会职能，资产阶级制度的强度直接以他们为转移。任何一个国家只要确立了这种制度就离不了他们。如果一个国家没有这种人，或者这种人人数不足，那就必须设法从人民中造就他们，必须在人民生活中创造条件以促进他们的形成和分出，最后，必须保护他们，帮助他们成长，直到他们壮大为止。这里我们遇到最有毅力的、能利用一切情况和时机为自己谋利益的人对历史命运的直接干涉。这些情况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工业进步（以工场手工业生产代替手工业生产，以工厂生产代替工场手工业生产，以更合理的耕作制代替旧的耕作制）的必然性，有一定人口密度和一定国际交往的国家没有工业进步确实是不行的；一种是经济因素和思想发展所造成的政治上和道德上的分歧。机敏的人通常把国家生活中的这些绝对必需的变化，与自己、与一定的制度联系起来，但毫无疑义，这些人会被别人代替，而且随时都会被别人代替，只要别人比他们现在更聪明，更有毅力。”　　

  总之，作者不能不承认资产阶级执行着“重要的社会职能”，这些职能一般说来就是支配国民劳动，领导它并提高它的生产率。作者不能不看到经济“进步”确实是和这些分子“联系着”的，就是说，我国资产阶级确实带来了经济进步，确切些说，带来了技术进步。　　

  但是，这里也表现了小生产者的思想家和马克思主义者的根本区别。民粹主义者用“机敏的人”“能利用一切情况和时机为自己谋利益”来解释这一事实（资产阶级和进步之间的联系），换句话说，他认为这种现象是偶然的，因而以天真的胆量断言：“毫无疑义，这些人随时〈！〉都会被别人代替”，因为别人也会带来进步，不过不是资产阶级的进步罢了。　　

  马克思主义者则用人们在物质财富生产中的社会关系来解释这一事实，指出这种关系在商品经济中形成，它使劳动成为商品，使劳动从属于资本并提高劳动的生产率。他认为这不是偶然现象，而是我国社会经济的资本主义结构的必然产物。因此，他认为出路不在于胡说什么代替资产者的人们“无疑地能”做出什么来（要知道，首先需要的还是“代替”，但要做到这一点，只是空谈或向社会和国家呼吁是不够的），而在于发展该经济制度中的阶级矛盾。　　

  谁都明白，这两种解释是完全相反的，从中产生出来的两种行动方式是互相排斥的。民粹主义者认为资产阶级是偶然现象，看不见它和国家的联系，因而带着“老实农夫”的轻信态度，向那些正好是保护资产阶级利益的人求援。民粹主义者的活动是一种温和谨慎、官场自由主义的活动，一种与慈善事业毫无二致的活动，因为它没有真正触犯“利益”，对“利益”毫不可怕。马克思主义者则屏弃这种杂伴，认为除了“各经济阶级间的严酷斗争”外，不能有别的“未来的寄托”。　　

  同样很明显，既然这种行动方式上的不同，是直接地和必然地由于对我国资产阶级占统治地位这个事实解释的不同而产生的，所以，马克思主义者在进行理论争辩时，只限于证明这个资产阶级（在目前的社会经济组织之下）产生的必然性和不可避免性（司徒卢威先生那本书正是这样做的）；既然民粹主义者避而不谈这种解释方法的不同，而一味谈论黑格尔主义和“对个人的残忍”[注：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语，1894年《俄国财富》第10期。]，那么，这只是清楚地表明他软弱无能而已。　　

  “在西欧，第三等级的历史是异常悠久的……不管宿命论者的学说怎样，我们当然不会把这历史全部重演；我国第三等级的开明代表也当然不会全部套用以往用过的那些手段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而一定会因时因地从中选择最合适最适当的手段。他们为了剥夺农民土地和造成工厂无产阶级，当然不会采用粗暴的武力或同样粗暴的清洗领地的手段……”　　

  “不会采用……”？！！只有抱着自我陶醉的乐观主义的理论家才会故意忘却过去和现在业已表明“就是如此”的那些事实，才会想入非非，希望将来会“不是如此”。这当然是欺人之谈。　　

  “……而会去消灭村社土地占有制，去造成农场主这一人数不多的富裕农民阶级[注：即使不消灭村社，那也能顺利实现，因为根据地方自治局统计的证明，村社丝毫不消除农民的分裂。]，总之是会采用那些使经济上的弱者自行灭亡的手段。他们今天不会成立行会，但将建立信贷社、原料供应社、消费社和生产合作社，这些社说是要为全体谋幸福，实则只会使强者更强，弱者更弱。他们不会为组织财产继承法院而操心，但将为制定鼓励勤劳、戒酒、上学的法令而奔命，在这些方面活跃的只有年轻的资产阶级，因为群众仍将照旧酗酒，愚昧无知，并为他人劳动。”　　

  请看，这里对这些信贷社、原料供应社和其他各种的社，对这些促进勤劳、戒酒、上学的措施，对我国今天的自由主义民粹派书刊（包括《俄国财富》在内）所如此关心的这一切，作了多么出色的描写。马克思主义者只能把上面所说的话强调一番，只能完全同意：的确这一切不外是代表第三等级的东西，因而，关心这一切的人不外是小资产者。　　

  上面那段引文给了现代民粹派一个应有的回答，因为现代民粹派看到马克思主义者鄙视这类措施，于是得出结论说：马克思主义者想当“旁观者”，想袖手不管。是的，对于资产阶级的活动马克思主义者当然永远不会插手，永远会采取“旁观者”的态度。　　

  “这个阶级（即来自民间的小资产阶级）是资产阶级大军的前哨、散兵线和先锋队，可惜它的作用很少为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所注意。其实它的作用，我们再说一遍，是非常重要的。村社被破坏，农民被剥夺土地，造成这种情况的，决不只是贵族和骑士，而且还有自己的兄弟，即也是来自民间的人，他们有行动机灵和阿谀逢迎的本领，深蒙贵族惠爱，以浑水摸鱼或明火抢劫的方式掠得了若干资本，上层等级和立法机关都伸手援助他们。他们被称为人民中最勤劳、最能干、最清醒的分子……”　　

  这种观察从事实方面看是很正确的。的确，剥夺土地的主要是“自己的兄弟”，即小资产者。但民粹主义者对这一事实的理解是不能令人满意的。第一，他们不区别两个对抗的阶级，即封建主阶级和资产阶级、“旧贵族”制度和“新小市民”制度的代表，不区别两种不同的经济组织制度，看不见后一阶级同前一阶级相比具有进步作用。第二，他们认为资产阶级的发展是靠抢劫、机灵、阿谀等等，其实，商品生产基础上的小经济必然把最清醒、最勤劳的业主变为小资产者，因为他们有“储金”，这些“储金”借助周围的关系逐渐变成资本。请看看我国民粹派作家在描述手工业和农民经济时对这一点是怎样说的吧。　　

  “……这甚至不是散兵线和先锋队，而是资产阶级的主力军，是编成队伍的作战士兵，指挥他们的，是校官、尉官、各部队长官以及由政论家、演说家和学者[注：应该加上行政官、官僚。否则，“总参谋部”的成员就列举得不完全，而这种缺陷是不应有的，特别是从俄国情况来说是不应有的。]组成的总参谋部。没有这支军队，资产阶级就不能有所作为。难道为数不足三万的英国大地主，没有农场主的帮助而能管得住几千万的饥民吗？！农场主，从政治意义上说是名副其实的战士，从经济意义上说是实行剥夺的细胞……在工厂中，起农场主作用的是领班和帮工，他们得到很高的薪金，这不仅因为他们的技术较为高超，而且为的是要他们监督工人，要他们最后下工，要他们不让工人提出增加工资或减少工时的要求，要使厂主能指着他们说：‘看，我们对好好干活并给我们带来好处的人，付给多么优厚的报酬’；在工厂中起同样作用的，还有与厂主和厂方关系最密切的小店主、办事员、各种各样的监工以及诸如此类血管中还流着工人的血而灵魂已整个为资本所盘踞的小吸血虫。〈完全正确！——克·土·〉当然，我们在英国看到的，在法国、德国和其他国家中也可以看到。〈完全正确！在俄国也一样可以看到。——克·土·〉在某种场合下，在局部方面可能有所不同，但就是这些方面多半也是一样的。法国资产阶级在上个世纪末叶战胜了贵族，或者不如说是利用了人民的胜利，从人民中挑出小资产阶级，这个阶级帮助掠夺而且自己也掠夺人民，把人民交给冒险分子支配……当著作界向法国人民高唱颂歌的时候，当他们赞美人民伟大、宽宏和热爱自由的时候，当这些崇敬人民的袅袅香烟弥漫于法国全境的时候，资产阶级这只猫却在一旁吃小鸡，而且把它几乎吃完了，给人民只剩下些骨头。大受赞美的民有土地实际上少得微不足道，甚至往往不足以缴纳捐税……”　　

  我们来看看这一段话。　　

  第一，我们很想问问这位民粹主义者：在我国是谁“利用了对农奴制”、对“旧贵族阶层的胜利”呢？大概不是资产阶级。当我国“著作界高唱颂歌”（即作者刚才说的颂歌）赞美人民，赞美对人民的爱，赞美人民的宽宏，赞美村社的特点和好处，赞美村社内“各社会阶层的相互迁就和同心协力的活动”，赞美整个俄国是一个大劳动组合而村社是“农民的思想和行动所环绕的中心”等等，等等，等等（自由主义民粹派书刊至今还在——虽然是用悲调——歌颂这一切）的时候，我国“人民”中间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农民的土地果真没有被剥夺吗？资产阶级这只猫没有吃小鸡，没有把它几乎吃完吗？“大受赞美的民有土地”“实际上”不是“微不足道”，其所缴纳的税款没有超过收入吗？[注：不仅象法国那样是“往往”如此，而且已成通例，不仅超过百分之几十，甚至超过百分之几百。]没有，只有“神秘主义者和形而上学者”才会这样断定，认为这是事实，拿这一事实作为出发点来判断我国的事情，来开展自己的活动，而这种活动的目的并不是“为祖国”探寻“另外的道路”，而是在目前这条已经完全确定的资本主义道路上努力奋斗。　　

  第二，把作者的方法与马克思主义者的方法比较一下是有意思的。用具体的论断比用抽象的设想可以更为清楚地阐明二者的区别。为什么作者要说法国“资产阶级”在上个世纪末叶战胜了贵族呢？为什么把多半是而且几乎纯粹是知识分子的活动叫作资产阶级的活动呢？其次，当时出台活动的，即剥夺农民土地、横征暴敛的，难道不就是政府吗？最后，当时象俄国自由派与民粹派过去和现在那样谈论热爱人民、人人平等、大家幸福的，难道不就是这些活动家吗？既然如此，能不能把这一切都归到“资产阶级”身上呢？把政治运动和思想运动都归结为赚钱，这种看法是否太“狭隘”呢？请看，在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就我国农民改革（他们认为改革的差别只是在“局部方面”），就整个改革后的俄国发表了同样的意见时，人们向他们提出的一大堆问题也就是这些问题。再说一遍，我这里说的不是我们的观点实际正确不正确，而是这位民粹主义者在这里所用的方法。他是拿结果（“实际上”民有土地微不足道，猫“吃”小鸡，并且“吃完了”小鸡），而且纯粹是经济的结果作为衡量标准的。　　

  试问，为什么作者只把这种方法运用于法国，而不愿将它运用于俄国呢？须知方法在任何地方都应该是一样的。既然在法国您追寻政府和知识分子的活动所代表的利益，为什么在神圣的俄罗斯您不追寻它们呢？既然在那里您的标准是民有土地“实际上”如何如何，为什么在这里您的标准却是民有土地“可能”会如何如何呢？既然在那里，当有人明明看到“吃小鸡”的事实而还赞美人民及其宽宏大量的时候，您能公正地表示反感，为什么在这里，当有人明明看见连您也承认确属无疑的“吃小鸡”的事实，而还说“各社会阶层的相互迁就”、“人民的合群精神”、“人民工业的需要”等等的时候，您却不能象对资产阶级哲学家那样，对他们表示厌弃呢？　　

  答案只有一个：因为您是小资产阶级思想家，因为您的思想，也就是一般民粹主义的思想，而不是甲某、乙某、丙某的思想，是小生产者的利益和观点的反映的结果，而决不是“纯粹”[注：瓦·沃·先生语，见《我们的方针》以及1894年《星期周报》第47—49期。]思想的结果。　　

  “但在这方面对我们特别有教益的还是德国，它也和我国一样较晚实行资产阶级改革，因而它不是在肯定的意义上而当然是在否定的意义上运用了别国的经验。”作者转述瓦西里契柯夫的话说：德国农民成分复杂，农民按权利、财产和份地面积分成不同的类别。整个过程使得“农民贵族”即“非贵族出身的小地产所有者等级”形成起来，使群众由“业主变为小工”。“最后，1849年颁布的半贵族、半小市民的宪法，把选举权只给了贵族和有产的小市民，这样就大功告成，而且切断了改善工人生活的一切合法道路。”　　

  独特的见解。宪法“切断了”合法道路？！这还是俄国民粹派好心的旧理论的反映，按照这一理论“知识分子”应牺牲“自由”，因为这种自由只为知识分子服务而把人民交给“有产的小市民”去支配。我们不准备反驳这一荒谬反动的理论，因为现代民粹派，特别是直接反对我们的《俄国财富》的政论家先生们已经放弃了这一理论。但我们不能不指出，这些民粹主义者放弃这种思想，向前迈进一步，公开承认俄国目前所走的道路，不再空谈另外的道路的可能性，从而也就最终地肯定了自己的小资产阶级性，因为对阶级斗争一窍不通而坚持实行小市民式的微小改良，必然使他们投靠自由派，而反对那些站在“对立者”方面、认为对立者是这里所说的幸福的唯一创造者的人们。　　

  “德国当时有许多人都在为解放纵情狂欢，10年、20年、30年以至更长时间地纵情狂欢，他们认为对改革的任何怀疑和不满都有利于反动势力而予以诅咒。他们当中老实的人认为人民好象是脱缰之马，仍然可以关进马厩，重新负起邮政运输的任务（这决不是任何时候都能做到的）。但这里也有一些骗子，他们对人民阿谀奉承，而在暗地里进行相反的活动，他们对痴心热爱人民的呆子表示亲近，为的是这些人可以欺骗和利用。哎哟，这些痴心的呆子呵！一旦内争兴起，他们决不是每个人都有准备的，决不是每个人都能应付的。”　　

  这几句话讲得很妙，很好地概括了俄国旧民粹主义的优良传统，我们可以借用它们来说明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对待俄国现代民粹主义的态度。在这样借用的时候，并不需要作多大的修改，因为两国的资本主义发展过程都是一类的，反映这一过程的社会政治思想也是一类的。　　

  统治着和支配着我国“先进”著作界的一些人，也是大谈“我国农民改革与西欧的改革根本不同”、“人民〈原文如此！〉生产已被批准”、伟大的“分地”（这是赎买呀！！）等等，因此，等待着长官恩赐所谓“劳动社会化”的奇迹，“10年、20年、30年以至更长时间地”等待着，而我们刚才说过的那只猫却吃着小鸡，它同时带着腹饱心安的兽性的温存望着那些“痴心的呆子”，听他们谈论必须为祖国选择另外的道路，谈论“逼近的”资本主义的害处，谈论以信贷、劳动组合、共耕制和诸如此类天真的缀补办法来帮助人民。“哎哟，这些痴心的呆子呵！”　　

  “我们，主要是我国农民，现时也经历着这种第三等级的形成过程。俄国在这方面落后于整个欧洲，甚至落后于贵族女校的同学，确切些说，落后于女校毕业的实习生——德国。在欧洲各处，城市是繁殖第三等级的主要温床和酵母。在我国则相反”，城市居民少得不可比拟……“其所以不同，主要原因是我国人民土地占有制使居民固守在农村中。在欧洲，城市人口的增长是与剥夺人民的土地和工厂工业的发展紧密联系着的，因为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工业的发展需要廉价的劳动和充分的劳动供应。当欧洲农民被迫离乡背井到城市谋生的时候，我国农民只要还有力量就固守着土地。人民土地占有制是农民阵地上的主要战略据点和主要制高点，小市民的首领们深知它的重要意义，所以才使出全副本领和全部力量来对付它。因此，也就产生了对村社的种种攻击，也就出现了为数众多的使耕作者与土地脱离关系的方案，以便合理经营农业，繁荣工业，争取民族的进步和光荣！”　　

  这里已清楚地反映出民粹主义理论的肤浅：它因幻想“另外的道路”而对现实作了不正确的估计，把农民土地占有形式（不管是村社占有还是个体农户占有）这种不起根本作用的法律制度看作“主要的据点”，认为我国小农经济是一种特殊的东西，好象它按其政治经济组织类型来说，不是与西欧手工业者和农民的经济完全相同的一般的小生产者的经济，而是某种“人民的”（！？）土地占有制。按照我国自由主义民粹派书刊的习惯用语，所谓“人民的”就是说没有对劳动者的剥削，这样，作者在自己的评述中就抹杀了在我国农民经济中也象在“村社”之外一样存在着占有额外价值、为他人劳动这种确切无疑的事实，从而为温情的和甜蜜的欺人之谈大开方便之门。　　

  “我国现在的村社，土地少，赋税负担重，村社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保障。农民的土地本来不多，现在由于人口的增长和地力的衰减而显得更少了；赋税的负担不是减轻而是加重；手工业寥寥无几；在本地找外水的机会更少；农村中的生活如此困苦，以至整乡整乡的农民不得不抛下妻室儿女，远出谋生。这样，许多县份都荒凉起来……在这些艰难的生活条件的影响下，一方面，从农民中分出一个特殊的阶级，即年轻的资产阶级，他们力图从别人手中独力购买土地，力图从事其他的营生，如经商，放高利贷，组织由自己领导的工人劳动组合，接受各种包工合同和进行诸如此类的勾当。”　　

  这一段话值得很详细地加以研究。　　

  这里我们看到：第一，肯定了某些事实，这些事实简言之就是农民纷纷逃亡；第二，对这些事实作了评价（否定的）；第三，对这些事实作了解释，而直接由这种解释产生的整套纲领虽然这里没有陈述，但大家都非常清楚（增加土地，减轻赋税，“振兴”和“发展”手工业）。　　

  必须强调指出，从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看来，一二两点是完全正确和绝对正确的（不过，我们马上就会看到，这两点表达得极其不能令人满意）。第三点则毫无可取之处[注：正因为如此，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与民粹派论战时，总是注重解释、理解，注重客观方面。]。　　

  现在来解释一下。第一点是正确的。事实的确如此：我国的村社并不是一种保障，农民是在抛弃家乡，离开土地——这里应该说农民被剥夺，因为他们（根据私有权）原来握有一定的生产资料（包括土地，按一项专门的法律规定，由村社赎买的土地也交给农民各自经营），而现在却失去这些生产资料了。的确，手工业“日益衰落”，就是说，农民在这方面也被剥夺，失去生产资料和生产工具，抛弃家庭织布业去当修铁路的工人，当泥水匠，当小工等等。农民失去的生产资料落入一小撮人手中，成为剥削劳动力的泉源——资本。因此，作者说得对，这些生产资料的占有者成了“资产阶级”，即成了在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组织下支配“人民”劳动的阶级。作者对这一切事实都正确地肯定了，并对它们的剥削意义作了正确的估计。　　

  当然，从上面的叙述中读者已经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者对这些事实的解释是完全不同的。民粹主义者认为这些现象的产生，是由于“土地少”、赋税负担重、“外水”减少，就是说，是由于政策方面——土地政策、赋税政策、工业政策方面的特点，而不是由于必然产生这种政策的社会生产组织方面的特点。　　

  这位民粹主义者说：土地少，而且愈来愈少。（我甚至不必拿该文作者的话作根据，而拿民粹主义学说的一般原理作根据也可以。）这句话十分正确，但您为什么只说土地少，而不添上一句，说卖得少呢？我国农民向地主赎买自己的份地，这是您知道的。为什么您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在少上，而不放在卖上呢？　　

  单是这种出卖和赎买的事实，就已说明用钱来买生产资料的原则是占统治地位的，在这种原则下，劳动者反正要失去生产资料，不管生产资料是卖得多还是卖得少。您抹杀这一事实，就等于抹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因为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上才能产生这种出卖。您抹杀这一事实，您就是拥护这个资产阶级社会，您不过是变成一个议论土地卖得多还是卖得少的政客。您看不见：单是赎买这一事实就已证明，以自己的利益推动社会实现了“伟大的”改革并亲自进行了这种改革的人，他们的“灵魂已整个为资本所盘据”；自由主义民粹派的“社会”既然依靠着改革后建立起来的制度，主张以各种方法改善这种制度，也就只看见“资本主义的月亮”的光华了。正因为如此，这位民粹主义者才怀着这样的仇恨反对那些坚决站在完全不同立场上的人们。他大叫起来，说他们不关心人民，说他们想剥夺农民的土地！！　　

  他，这位民粹主义者，是关心人民的，他不想剥夺农民的土地，他希望农民有（卖给农民）更多的土地。他是一个诚实的小店主。固然，他没有提到土地不是白送而是出卖的，但难道在店铺中还用说买东西要付钱吗？这种道理是谁也知道的。　　

  很明显，他是仇恨马克思主义者的，因为马克思主义者说：只能依靠已与这个小店主社会“分开”的、已同这个社会“隔离”（如果可以使用米海洛夫斯基和尤沙柯夫先生之流的这些典型小资产阶级用语的话）的人们[注：民粹派先生们除对赎买的资本主义性质只字不提和毫不了解外，还小心地避开这一事实：一方面，农民“土地少”，另方面，最好的土地都在“旧贵族”阶层的代表手里。]。　　

  我们继续看下去吧。“手工业寥寥无几”，——这就是这位民粹主义者对手工业的看法。而这种手工业是怎样组织的，他又是只字不提。一切手工业，不论是“日益衰落”或“日益发展”的，都是按资本主义方式组织起来的，都是使劳动者完全受包买主、商人等等的资本奴役的，对这一切，这位民粹主义者泰然地置之不理，他只忙于提出进步办法、技术改良、劳动组合等等小市民要求，似乎这类措施多少能触动资本统治一切的事实。无论在农业或加工工业方面他都拥护现有的组织，不攻击这种组织本身，而只攻击它的种种缺陷。至于说到赋税，那么在这方面，这位民粹主义者已自己驳斥了自己，突出地表现了民粹主义的基本特点——善于妥协。在前面他自己断言，只要占有额外价值的制度存在，任何捐税（甚至所得税）都是由工人负担，但同时他又不拒绝和自由派社会谈论税额的高低，并本着“公民的正直精神”向税务司提出适当的建议。　　

  总而言之，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原因不在于政策，不在于国家，也不在于“社会”，而在于俄国目前的经济组织制度；问题不在于“机敏的人”或“奸诈之徒”浑水摸鱼，而在于“人民”是两个互相对立、互相排斥的阶级：“社会上一切起作用的力量形成两种势均力敌、相互对立的力量”。　　

  “那些从利益上关心确立资产阶级制度的人，看见自己的计划破产[注：这么说来，消灭村社计划的破产就等于战胜了“确立资产阶级制度”的人的利益！！　　

  这位民粹主义者用“村社”编出一套小市民的空想，陷进想入非非而忽视现实的境地，竟认为反对村社的计划就是要完全确立资产阶级制度，实际上这不过是在业已完全“确立”的资产阶级制度的基础上所施展的政客手腕而已。　　

  在他看来，反对马克思主义者最有力的论据，就是他以洋洋得意的神情提出的一个问题：不，您说说看，您想不想消灭村社？想还是不想？在他看来，这就是全部问题，全部“确立”。他根本不想了解，从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看来，“确立”是早已实现和无可挽回的事实，无论消灭村社或巩固村社都不能触动它，因为现在资本既统治着村社的农村，也同样统治着个体农户的农村。　　

  这位民粹主义者极力把更彻底的反对“确立”说成是为确立而辩护。快要淹死的人连一根稻草也想抓住。]并不干休：他们时时刻刻向农民唠叨说，一切要怪村社、连环保、土地重分制和纵容懒汉和酒鬼的村社制度；他们为富足的农民举办信贷社，为占有整片土地的人筹集小额农贷；他们在城市中开办技术学校、技工学校和其他各种学校，上这些学校的依然只是有钱人家的子弟，而大批儿童仍无处求学；他们用展览会、奖金和配种站出租的纯种公畜等等帮助富裕农民改良牲畜品种。这一切微小的努力聚积成一个可观的力量，对农村起着瓦解的影响，使农民日益分裂为两部分。”　　

  对“微小的努力”描写得很好。作者认为这一切微小努力（即《俄国财富》和我国全部自由主义民粹派刊物目前那么热心拥护的微小努力）意味着、反映着、实现着“新小市民”阶层、资本主义制度，这种看法是完全正确的。　　

  这个事实恰好就是马克思主义者对这种努力持否定态度的原因。而这些“努力”无疑是小生产者的切身愿望，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这一事实证明了他们的一个基本原理的正确性：不可把农民看作劳动思想的代表，因为他们在资本主义经济组织下是小资产者，所以他们拥护这个制度，在自己生活（和自己思想）的若干方面接近于资产阶级。　　

  我们也不妨用这段话来强调下面一点。马克思主义者对“微小的努力”的否定态度特别引起民粹派先生们的非难。我们只要向他们提起他们的前辈，就可表明曾经有过一个时候，民粹派对这一点是有另外看法的：那时，他们并不这样乐意地和热心地进行妥协[虽然正如该文所证明的，终于还是妥协了]；那时，我不说他们懂得，但他们至少已感觉到这一切努力的资产阶级性；那时，只有最幼稚的自由主义者才谴责对微小的努力的否定是“对人民表示悲观”。　　

  民粹派先生们与这些代表“社会”的自由主义者的愉快交往，看来已产生了良好的效果。　　

  不能满足于资产阶级进步的“微小的努力”，决不等于完全否定局部的改良。马克思主义者决不否定这些措施的某些（虽然是微不足道的）好处，这就是它们能使劳动者的生活得到某些（虽然是微不足道的）改善，会加速高利贷、盘剥等等特别落后的资本形式的死亡，使它们更快地转化为更现代化的和人道的欧洲资本主义形式。因此，如果有人问马克思主义者应不应该采纳这种措施，那他们当然会回答说应该，但同时也会说明自己对这种措施所要改善的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