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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ory of a friendship between a 12-year-old boy and an immigrant handyman, almost wrecked by the good intentions of the towns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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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介绍

The story of a friendship between a 12-year-old boy and an immigrant handyman, almost wrecked by the good intentions of the townspeople.

• 作者：heycinderella 发布时间：2010-02-23 19:50:32

  不太生动，可以当辞典查

• 作者：默雨 发布时间：2010-01-11 19:15:20

  一派天机。

• 作者：呦呦鹿鸣 发布时间：2019-10-21 15:53:02

  梁启超真的是有失偏颇。王安石有大才，也不至于要如此辩驳到完美无瑕，反而令人生疑。中华上下五千年，除杜甫，文章无出王安石之右者，人品无赛过荆公者。文中有一处提到说王安石在位甚至退位多年后，都没有一个流放岭南的，这真的是胡说八道了，且去读一下苏东坡颠沛流离的这一生吧。正史或许不可全信，但野史又可尽取吗？梁公，急于辩驳言过其实了吧？

• 作者：Ｙa 发布时间：2023-09-05 13:44:28

  安藤忠雄水御堂和岛根县足立美术馆的枯山水 一定要去看呀

• 作者：话说很帅 发布时间：2018-09-26 09:36:35

  崔老师集大成之作

• 作者：喜上眉梢邪王子 发布时间：2010-03-13 17:22:23

  看多了先锋话剧、荒诞派话剧，再回头看那些不那么先锋，不那么荒诞的，就有点像吃多了辣味，再让你吃豆腐

• 烟未敛，楚山杳

  作者：老竹 发布时间：2011-12-30 18:36:40

  午后闲来无事，默读《竹山词》。开篇还是那首《贺新郎•秋晓》——

  渺渺啼鸦了。

  亘鱼天，寒生峭屿，五湖秋晓。

  竹几一灯人做梦，嘶马谁行古道。

  起搔首、窥星多少。

  月有微黄篱无影，挂牵牛，数朵青花小。

  秋太淡，添红枣。

  愁痕倚赖西风扫。

  被西风、翻催鬓鬒，与秋俱老。

  旧院隔霜帘不卷，金粉屏边醉倒。

  计无此、中年怀抱。

  万里江南吹箫恨，恨参差、白雁横天杪。

  烟未敛，楚山杳。

  眼光随意扫过注解，忽看见一条：五湖……《后汉书•冯衍传》注引虞翻曰：太湖有五湖，故谓之五湖。即滆湖、洮湖、太湖、射湖、贵湖。我知道虞翻这个人，是《三国》中被诸葛孔明过江东舌战群儒中哂笑过的一个疑似丑角。可是，滆湖，滆湖，我刚刚从滆湖回来啊，杯中还是滆湖的竹叶呢！嘴里还是滆湖的味道呢！

  我突然感觉蒋捷和滆湖或许有些关联吧，把书前介绍蒋捷的序言再细细读来。哦，天哪！蒋捷隐居的地方居然就是滆湖，而且是周铁镇！

  小陆的工厂就在周铁镇的竺西工业园啊。前几天我们去的时候，找不到路，用手机定位“周铁镇镇政府”，还在车里调笑一番。却原来——

  蒋捷中进士不久，南宋灭亡。从此开始了长期的隐居、流浪生活。宜兴境内太湖之滨的竹山，在周铁镇沙塘港口，或称竺山、足山。南宋亡后，蒋捷隐居于此，并取以为号。

  看来这竺西工业园就位于竺山之西，也就是竹山之西了。一不小心，我离蒋捷这么近啊。抛却时间的坐标，在空间上我们无比的亲密。但是，景随时迁，竹山词的“黍离之悲”，总是无法深切地体会。

  很多的地名，读书的时候，一扫而过。等到去过了，方才留下印象。就像以前读金庸的《倚天屠龙记》，有慈溪，有余姚，不知道是在哪里。等去过了慈溪，去过了余姚，某日再翻看，这些中文字猛地跳进眼帘，才有了感觉，才会会心一笑。古人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真得如此啊。

  现在，穿越的小说、电视剧如此的火爆，或许是对读书时留下的遗憾的一种补偿吧？在空间上，我们可以原地凭吊，而在时间上，我们只能敬畏并且感叹此生只是过客。

  幸好有文字在，能让所有的时间和空间定格，能让你的眼睛在这个时间这个地点去触碰那个曾经的时间和地点上发生过的故事，能让你的心灵去感觉那个曾经的时间和地点上产生过的情愫。

  真想哪一天，再去滆湖，面对着烟波浩渺的天地，再叹一声：烟未敛，楚山杳……

• 生子当如司汤达

  作者：何大草 发布时间：2009-03-04 18:57:12

  我初次在《世界文学》杂志读到卡夫卡的《变形记》，十分吃惊：一个男人早晨醒来，怎么就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我在靠近开水房的一棵皂荚树下，和一个烂熟于外国文学的同学谈到《变形记》。他头发长长的，神情倦怠，对当时风行的伤痕文学嗤之以鼻。看到我的惊惧，他宽容地笑了笑，说，“是的，卡夫卡就是这样。”这是我听到的对卡夫卡最早的评论，印象深刻，却又一片茫然。那是1979年春天的事情，我们都不足17岁，是成都24中高二的学生。读小说，就像吃饭喝水，缺一天都难受。

  高考前的一个多星期，我还兴奋地（也有点心虚地），读完了大仲马的《基督山伯爵》。1979年秋，我进了四川大学历史系历史学专业念书。这是我的第一志愿，却与小说无关。我的理想是：做一个考古学家。然而，进去了才晓得，我选择的系是对的，而专业却错了，考古学家只出在考古学专业。

  我有点沮丧。老师很多是史坛宿儒，我一方面对他们充满敬意，一方面也常听课走神。于是就借来许多小说，边听、边读。川大图书馆藏书甚巨，但那是个全民读小说的年代，有好书大家抢着看，譬如《三个火枪手》，为了书畅其流，就只能在馆内读。于是，我上课偷啃巴尔扎克，下课就去图书馆排队看大仲马。大仲马和巴尔扎克都能写，一辈子写了一大堆，大仲马的影响，有点像稍晚风行的金庸，不仅好看，还可拿来吹牛。而巴尔扎克的书厚实如砖，说啃是合适的，有点让人牙痛、头痛。我不是中文系学生，对中国文坛正刮什么风不甚了了，但常感慨：

  “生子当如大仲马（或者巴尔扎）！”

  但，和另一部小说的相遇，改变了我的想法，那就是司汤达的《红与黑》。

  《红与黑》是极少数必须在馆内阅读的“严肃小说”之一，可见借阅率之高，也可以想见它让人读得多么心痒痒。我还记得，它是繁体字、竖排版的，罗玉君翻译，封面红色，绘有一个舞会的场面，线条是忧郁的黑颜色。那些天，我吃饭、睡觉、上课都在牵挂它。终于读完全书，才又发觉你从此就没法摆脱它。它那么有激情，又那么神秘和伤感，相比之下，大仲马仿佛聪明的说书人，而巴尔扎克则像于连那个做木匠的爹，有的是气力与狠劲，少的是细腻与优雅。1970年代末，《红与黑》对20岁不到的读者影响深广，包括了青春、爱情和性的觉醒（够晚、也够可怜的）。男生说，读了《红与黑》，看女人的眼光都变了。反过来说，女生也一样。有人把莫泊桑的《俊友》拿来跟《红与黑》相提并论，这是不对的，杜洛阿只把女人做工具，他也是他自己的工具；而于连对女人却是怀着复杂的爱意的，而且他入世还厌世。我修正了我的想法：

  司汤达一生只有两部完整长篇，但把大仲马和巴尔扎克所有小说加起来，也不及一部《红与黑》够意思。

  这时候，有如给《红与黑》热添了一把火，电视里要播电影《红与黑》。中文系把唯一的一台彩色电视机抱出来，放在文史楼侧门与大家共享。前一天侧门前就有同学用凳子、椅子、砖头抢占位子，放映的时候，蹲着、坐着、站着、趴着的都有，还有人在为一个立锥之地而互敬拳头！观众起码有两百，而电视机最多二十吋。望得眼睛发酸，屏幕上第一个露脸的却不是于连，而是赵忠祥，他微笑着，以后来解说《动物世界》的好听嗓音，向我们解读《红与黑》。稿子当然是专家写的，调子自然是“要批判地吸收”。片子因为长，就被锯成两半，放了两个晚上，简直吊足胃口。扮演于连的是法国第一小生钱拉•菲力普，把于连神经质的自卑、自尊演绎得十分传神，唯一遗憾是他年龄偏大了点。扮演德•瑞拉夫人的演员则似乎少了些什么，现在想想，是少了足以让于连眩晕的性感。那两个晚上，对小说迷、电影迷，不啻是过节。两晚之后，文史楼侧门外一片狼藉，仿佛打完了一场局部战争，——胜利和光荣自然属于司汤达。

  那以后，我更没有起过要在线装书室或博物馆消磨一生的念头。那时候发表的历史论著大多行文拘谨、枯燥，而且文中总要硬夹一些马恩列斯论历史科学的句子，让人生厌，就像今天的学者言必夹海德格尔或德里达一样。平心而论，川大历史系有不少既有才子气又治学严谨的优秀老师，譬如缪钺、柯建中、童恩正、刘琳、蒙默、林向等先生，我都十分敬佩，但在当时，他们并不能代表史学界的主流。主流是榨干趣味、高深到难以卒读。

  川大学生有一个著名的锦江文学社，还办有一份《锦江》杂志。《锦江》的质量和影响，我以为超过了北大当时的《未名湖》，有龚巧明的《思念你，桦林》和《长长的国境线》为证。不过，我本人没有参加过《锦江》的活动。我课后除了独泡图书馆，就是晚饭后和同学去望江楼公园散步。公园和川大之间有一扇小门，晚上不检票，我去了至少三百次。还有一个地方是常去的，就是九眼桥那边的星桥电影院。有时候忽然心血来潮，约一两个同学就去了。如果没票，就捏着钱在门口“钓票”。运气总还不错，一次也没有钓空过。电影大多是根据小说改编的，有时候是因为小说而去看电影，有时候则是看了电影才去读小说。也会有例外，看了电影《汤姆叔叔的小屋》后，我就不想再读小说原著了。看了梅里美的小说《塔曼戈》再看电影《塔曼戈》，感慨梅里美幸亏死得早，不然他会被再一次气死。还到稍远的望江川剧团的旧场子里看过电影《子夜》，灯光很暗，看得眼痛，同学们大呼：“亮点！”一个女检票员哼了一哼，轻蔑道：“亮点？亮了还是子夜吗！”黑暗中看不清她的脸，但在多年后的回忆中，我觉得她有点像演王熙凤的邓婕，漂亮、伶牙俐齿，也是川剧演员出身的。

  毕业论文，我写的是那时少有人知的李昪。写李昪，次要原因是李昪乃李煜的爷爷，我是爱孙及祖。主要原因是我耍了个小聪明，关于李昪的研究成果甚少，老师不容易挑剔我，好过关。当然，因为资料不好找，我也吃了苦头，裹着棉大衣在老图书馆后的线装书室泡了大半个春天。室内阴冷，我十指冰凉地翻阅着《十国春秋》、《五国故事》、马令《南唐书》和陆游《南唐书》……还安慰自己说，这是最后一次跟线装书打交道，多年之后回想起，一定会是温暖的。事实的确如此。李昪原本一乱世孤儿，行事诡秘，后来竟做了皇帝，他的故事，够格拿给大仲马做素材。这让我体会到，被遗忘的历史比已知的历史，更暧昧、更值得去重述。当我捧着一大堆卡片告别线装书室时，老槐树上正开满了白花，飘着1983年初夏微微闷人的芳香。

  几个月后，我走出川大，成了一名记者、编辑。后来成了一个小说家。因为写小说，多年后我在川师中文系谋到一份教职，教书为生。前些天，我在课堂上给学生放了《红与黑》的影碟，正是钱拉•菲力普主演的老版。放映前，我讲了我们当初为它看得挤破头的经历，学生们心痒痒，无不摩拳擦掌。但放映时，却没出现群情激动的场面，他们甚至有一点走神。当放映到于连犹豫不定是否要硬闯德•瑞拉夫人的卧室时，我们当初是屏住呼吸看的，而今天的学生却看笑了，笑他婆婆妈妈的！后来，我也暗笑了，时间，毕竟已经过去了快三十年。

  不过……也是前不久，我在书店里随手翻到一本学术书，作者是一位女教授，1978级进校的前辈。我读了第一页，那种刻板、乏味的行文方式和语气，让我产生了一阵荒诞感，恍若时间还停留在三十年前。

  　　　　　　　　　　　　　　　　　　　　　　　　文/何大草